日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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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錄》是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1613年—1682年)的代表作品之一。《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在四庫全書中為子部雜家類。

《日知錄》始撰于崇禎十二年(1639年)顾炎武绝意仕途[1],並以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有改定”,一開始有三項設計,即经义(新义诠释古经)、治道(分析社会经济情况)、博闻(一般知识)。《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臨終前仍未完成,顧炎武生前,只有八卷本行世,稱為符山堂本,仅收录140条,顾氏對此表示“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2]。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其弟子潘耒從其家取出書稿,再三校勘,刪改了犯忌的字眼,把內容大體劃為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等八類,《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卷八至十二)、世风(卷十三)、礼制、科举(卷十六至十七)、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日知錄》屬劄記性質,字數不定,如《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最長,全條分八個段,有5000餘字,《召杀》只有“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9字。

潘耒在《日知錄》原序曰:「當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語學問者,必斂衽推顧先生」,並谓此书“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阎若璩《潜邱札记》有《日知录补正》,补正此书50余条,其他學者如李光地惠栋江永顾栋高戴震莊存与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方苞姚鼐等均曾為此書作注。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写道:“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採銅於山」,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現在「採銅於山」一詞正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清代道光年間有黄汝成,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为底本撰成《日知录集释》,其叙曰:“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日知錄》的思想也超越了當時大多數學者,其中尤以區分「保國」與「保天下」為最。所謂“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後世稱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日知录》也有明顯的失誤。例如《日知录》卷二十九稱回回教回纥摩尼教[3]

版本[编辑]

  • 康熙九年(1670年),江蘇淮安付刻,稱《符山堂本》。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潘耒刻於閩中,稱《日知錄閩中本》。
  • 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录之余》二卷。
  • 道光十四年(1834年)嘉定黃汝成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断、杨宁四家校本,刻有集釋本。
  • 廣州本
  • 湖本局本
  • 朝宗書室活字本
  • 席氏刻集

注釋[编辑]

  1. ^ 《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见《顾亭林诗文集》页 137)
  2. ^ 《颐亭林诗文集》页70
  3. ^ 《日知录》卷二十九说“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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