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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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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的昭陵四骏，另两骏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昭陵六骏，又称昭陵六马，是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陵园中的一组大型战马石刻，共六件，分别表现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勤骠、青骓和什伐赤。六匹马均与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后的征战经历有关，石刻原分置于昭陵北部玄武门内东、西两庑，今“飒露紫”和“拳毛騧”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其余四件原作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六件石刻均以整块青石雕成，单件宽约2米、高约1.7米，主体采用高浮雕，并以阴线刻处理马具、鬃毛和其他细部。[1][2]

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已有将曾在战阵中“济朕于难”的坐骑刻石置于昭陵的诏意，六匹战马的图像、名称和赞语也由此纳入昭陵营建。不过，唐宋文献所说的“六马画像”、“六马像赞”、“刻石文”和今日所见六件大型浮雕石屏之间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传统著录多把六骏原画归于阎立本，并把制作与其兄阎立德联系起来，现代研究则认为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完全还原绘图、刻石和安装的具体过程，现存大型浮雕究竟全部完成于太宗朝，还是在其后昭陵继续营造时最终形成，也有不同解释。[3][4]

六骏并非孤立陈列的六幅马像。考古资料和早期照片显示，它们位于北司马门上方最高层台地，东西各三件，所有马首均朝向陵山方向，同一礼仪空间内还配置有十四国君长像。[5][6]石刻所表现的也不只是马匹外貌。“什伐赤”、“青骓”和“拳毛騧”身上留有箭伤，“飒露紫”则刻出丘行恭为中箭坐骑拔箭的场面，其余作品以空鞍、马具和运动姿态提示骑者及其经历。因而六骏既是战马纪念物，也是昭陵中表现李世民早年征战经历的一组陵墓石刻。[7][8]

六骏在原址保存了一千余年。20世纪初的照片显示，其保护建筑已经严重残破，石刻本身也有不同程度断裂。民国初年六骏数次遭到拆卸和盗运，其中两骏经古董交易网络流入美国，其余四骏留在陕西。关于最初拆离原址的具体年月和参与者，博物馆档案、民国时期记述及20世纪80年代的地方口述调查存在差异。[9][10][11]2002年至2003年，北司马门遗址发掘发现六骏的座石、加工石屑和数件能够与现存石刻相接的残块，并据此进一步确认六骏的原始位置及基座结构。[12][6]

营造与原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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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匹战马与昭陵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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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骏所对应的战事主要发生于武德元年至五年（618—622年）。这一时期李世民先后参加对薛仁杲、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和刘黑闼等割据势力的战争，六匹后来进入昭陵的坐骑分别与这些军事行动相联系。传世资料不仅保存了马名，还记下若干坐骑的毛色、负伤部位和所涉战事，使六件石刻能够同具体的战争经历对应。[13][14]其中白蹄乌是武德元年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所乘，特勤骠与次年河东对刘武周、宋金刚的战争有关。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围攻洛阳王世充，并在武牢一带击败前来救援的窦建德，青骓、什伐赤和飒露紫均与这一阶段的战事有关。次年平定刘黑闼时所乘的拳毛騧所对应的战事则在六骏中年代最晚。[13][15]

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去世后，唐廷开始在九嵕山进一步营建昭陵。传世文献记载，李世民于这一年将所乘戎马“刊石为真形，置之左右”，这也是把六匹战马同昭陵正式联系起来的较早记录。[16]太宗还为六马各撰四言赞语，以战马的速度、伤痕和战功概括相关战事。六马图像和赞语此后长期作为一个整体流传，成为宋代重新制作六骏图像时的重要依据。[4]

营造年代与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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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今日六件石刻的制作时间，文献并不完全一致。传统叙述通常把六骏与贞观十年诏命直接联系，因而将石刻定在636年前后。昭陵文物图录以及20世纪以来许多艺术史著作均采用这一年代。[17][18]但唐宋文献同时出现“六马画像”、“六马像赞”、“御制刻石文”等不同名称，宋代游师雄亲见昭陵后留下的题记也表明，当时流传的六马图卷、六马赞和陵上石刻并非必然属于同一种载体。[4][19]因此，有研究把贞观十年的营造过程区分为几个层次，认为这一时期可以确定有太宗的昭陵刻石文字和六马赞，同时可能已经存在六马画像或线刻石，而今日大型高浮雕石屏是否同时完成，仍不能仅凭这条诏令确定。昭陵在太宗去世以后仍继续营建，十四国君长像等北部设施也形成于其后，现存六骏浮雕由此也有可能经历了从太宗朝绘图、题赞到后来最终凿成和安装的过程。[19]这一解释与传统的“636年完成说”并存，现有材料尚不足以把具体凿刻年份缩小到某一年。[3]

六骏原稿长期被归于阎立本。《昭陵六骏碑》所载游师雄题记称北宋时已有传为阎立本之笔的唐太宗六马画像，但题记本身没有证明这幅图就是阎立本亲笔，唐代有关阎立本作品的著录也没有直接记载这一六马图卷。[4]阎立德曾参与昭陵工程，因此后来的文博著作进一步形成“阎立本绘图、阎立德主持刻石”的说法，不过从现存史料只能确认这一说法属于后世形成的传统归属，尚不能复原各人在具体雕刻工序中的职责。[20][3]此外石刻文字的情况同样复杂。后世通常将太宗六马赞与欧阳询书法联系起来，也有金石文献把相关书迹归于殷仲容。原石上的马名和赞语后来全部磨灭，宋代资料所见文字的位置与后世所述也不完全一致，因此，书写者、刻字者的身份，以及题赞究竟位于石屏本身还是相关座石、碑石上，仍存在不同解释。[4][21]

北司马门的原始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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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骏原置昭陵北部玄武门以内。北司马门遗址位于九嵕山北坡，建筑依山势逐级升高，六骏所在区域属于门址上方的高层台地。考古发掘发现东西两侧廊庑、柱础及六骏座石，证明六件石刻并不是在同一平面上一字排开，而是随坡势分别安置于相应的廊庑建筑内。[12][6]

六骏分为东西两列。西庑自南向北依次为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东庑自南向北依次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换言之，从北向南观察东庑时，次序则为什伐赤、青骓、特勤骠。六件作品的马首均朝南，指向昭陵陵山。20世纪初原址照片、北宋《昭陵六骏碑》和2002年至2003年的考古遗迹能够相互参照，由此恢复这套排列关系。[22][23][24]六骏所在台地还安置十四国君长像。现存残座和早期调查表明，两组纪念性石刻同处北司马门上方礼仪建筑群，君长像分列东西两侧，其位置与六骏相互衔接。[5]因而六骏的原始观看环境并非今天博物馆中六件动物雕塑的并列陈设，而是包含门址、廊庑、台阶、基座和其他人物石像的整体陵园空间。[5][6]

六骏形象与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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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骏均刻于大型长方形青石上，现存作品一般宽约2.04至2.07米，高约1.65至1.72米。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飒露紫约高1.69米、宽2.06米、厚0.40米，另有高度1.73米的记录，拳毛騧约高1.65米、宽2.07米、厚0.44米。[8]图录所载西安四骏的尺寸相近，特勤骠长205厘米、高171厘米，其余三件所录长度均约204厘米、高172厘米。[13]

马匹均以侧面为主体，但姿势各不相同。特勤骠和拳毛騧偏重行进中的姿态，白蹄乌、青骓和什伐赤以伸展的四肢表现疾驰，飒露紫则停步接受拔箭。雕刻以大块起伏塑造马首、颈部、胸腹和四肢，鞍、镫、辔头、缰绳、鬃毛以及箭杆等细部更多依靠较浅的浮雕和线刻表现。[13][18]六件石刻所保存的箭伤位置也并非出于装饰，而与传世六马资料中的战斗记录相对应。[25]

飒露紫与丘行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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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马具的飒露紫，其左为丘行恭，摄于1920年，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飒露紫是六骏中唯一同时表现人物的作品。其题材取自李世民与王世充交战中的一次遇险。史籍记载，李世民为探察敌军虚实，曾率数十骑冲入王世充阵后，随后与大部分随骑失散，只有丘行恭继续跟随。追兵迫近时李世民坐骑中箭，丘行恭回身射击追兵，随后下马为御马拔箭，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再持长刀步行护卫突围。贞观年间又有将这一场面刻石立于昭陵的记载。[8]然而石刻没有选择冲锋或杀敌场面，而把画面停留在拔箭一刻。飒露紫低首站立，丘行恭位于马头之前，两者轮廓互相重叠，箭伤成为人物和战马之间的视觉中心。[26][8]其余五骏均未刻骑者，但马背仍有鞍具，青骓、什伐赤和拳毛騧又刻有战斗中所受箭伤，因此六件作品都以不同方式把没有出现的李世民与特定战役联系起来。[7]

昭陵六骏的原始位置、战事与赞语
名称 照片 原始位置 战事、毛色及图像 唐太宗赞语 现藏地
飒露紫 西庑南端 深赤或紫燕骝。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与王世充军在洛阳附近交战时所乘，前胸中一箭。石刻表现马停立，丘行恭在马首前拔箭。[26][8] “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27]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拳毛騧 西庑中央 黄马，口部黑。武德五年（622年）平刘黑闼时所乘，前部中六箭、后部中三箭，共九箭，石刻作缓行状。[28][27] “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27]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白蹄乌 西庑北端 通体黑而四蹄白。武德元年（618年）对薛仁杲作战时所乘，石刻昂首疾驰，四蹄呈腾空状。[29] “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27] 西安碑林博物馆
特勤骠 东庑南端 黄白杂色，口部微黑。武德二年（619年）冬李世民对刘武周、宋金刚作战时所乘，石刻表现缓步行进。[30] “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27] 西安碑林博物馆
青骓 东庑中央 苍白杂色。武德四年（621年）夏与窦建德在武牢一带作战时所乘，身中五箭，石刻作高速冲阵状。[31] “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27] 西安碑林博物馆
什伐赤 东庑北端 赤色。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所乘，前部中四箭、背部中一箭，石刻仍作奔驰状。[32][27] “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27] 西安碑林博物馆

名称与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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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骏的名称在宋代以后出现过若干异写，其中“特勤骠”又常见作“特勒骠”，其他名称在不同碑本和著录中也有字形差异。[15]现代对六骏名称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依据宋代《昭陵六骏碑》、早期地方志和20世纪初原址照片，确定每件石刻与马名的对应关系；二是结合突厥和中亚语言背景，考释部分马名的来源。[22][33]其中“特勤”一名可以同古突厥语官号tegin相联系，其他若干马名也被解释为北方或中亚语言的音译、音转或以官号命名的马名。[33]语源考释与“哪块石刻究竟对应哪个名称”的定名问题并不相同。近现代关于后者的争议尤以青骓和什伐赤的名实对应最为突出，两件石刻曾长期存在名实互换的现象。[22][15]

2000年筹备翌年发行的《昭陵六骏》特种邮票时，西安碑林博物馆重新核对馆藏陈列。馆方把馆内旧陈列同游师雄《昭陵六骏碑》、20世纪初照片及其他图像资料比较后，发现当时青骓和什伐赤的名称与原始位置对应相反，随后重新确定两件石刻的名实。[22]这一问题的形成时间没有直接文献记录，有研究依据宋碑和后世图像推测，两骏可能在原址建筑倒塌、石刻重新安置过程中发生位置互换。[15]

文献传承与历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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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駿原本的陪葬位置

《昭陵六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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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任职陕西的游师雄到昭陵实地察看六骏，并主持制作后来通称的《昭陵六骏碑》，又称“宋游师雄题六骏图碑”或“宋刻昭陵六马图赞”。碑高277厘米、宽106厘米、厚28厘米，上部为游师雄题记，下部以线刻表现六匹战马，并附马名和太宗赞语。该碑原存醴泉县唐太宗庙遗址，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收藏。[34]游师雄制作此碑时，昭陵六骏已经存在四百余年。其题记不仅记录六骏在宋代的保存情况，还把六匹马的名称、图像和赞语一一对应，因此在六骏原石文字磨灭、近代又发生断裂和迁移后，成为校订马名和恢复原始顺序的关键材料。[4][22]碑中线刻与20世纪初尚在昭陵原址的六骏照片基本可以互相参照，现代对青骓和什伐赤的重新定名也主要依赖这一证据链。[22]

北宋时还存在六马图卷。游师雄称其所见图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但没有给出作者署名或更早的传承记录。[4]因此《昭陵六骏碑》既保存了北宋人所见六骏的图像信息，也保存了关于“阎立本绘六马”这一说法在宋代已经流传的证据，而不能单独作为阎立本亲笔绘制六马原稿的直接证明。[4]

原址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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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骏在漫长的露天和半露天保存过程中不断受损。现存石刻均有裂隙和缺失，早期金石著录也显示马名、赞语等文字较早便逐渐漫漶。[21][4]有研究把部分严重断裂同明代关中地震联系，并推测建筑倒塌后六骏可能经历重新拼装或改置，但目前尚没有能够逐件记录这一过程的同时代材料。[35]

进入20世纪时六骏仍全部留在昭陵。1907年9月10日，法国汉学家沙畹在昭陵拍摄六骏，照片显示石刻上方原有用于遮护的房屋，但屋顶和墙体已经大面积坍塌，只剩部分坡顶，无法完全遮挡风雨。当时飒露紫保存相对完整，青骓次之，其余数骏已有较明显断裂。[10]1918年刊行的《苏盦杂志》也记载昭陵北部尚有三间石室，六骏分列其中，西侧一件已经倒伏，其余多有断损。[36]早期摄影因此不仅记录了六骏遭盗运以前的状态，也保存了原址庑屋、排列方向和石刻残损情况。此后六骏被拆散，中美两地现存原石及残片在研究原始顺序时需要重新同这些照片和宋代碑刻互证。[22][9]

近代流散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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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运经过及年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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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六骏先后被人从九嵕山拆卸。有关盗运时间，20世纪文博著作长期多以1914年前后概括，但博物馆档案和地方调查形成了不同时间线。[17][37]依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档案整理的材料，法国古董收藏圈在1912年已经尝试取得六骏，约在1913年5月，飒露紫和拳毛騧被偷偷运下昭陵时受到当地居民阻止，运输者在混乱中将石刻推下山崖，石块后来由陕西地方当局收存。[9][10]

另一组材料来自1985年至1986年的礼泉实地调查。调查者访问了二十二名当时五十至八十六岁的当地老人，据这些口述，六骏曾有两次盗运，时间分别约在1915年和1917年。受访者称未亲眼见到外国人或武装军人参与，石刻以大车运输，并提到天桥、凉窑、韩窑一线的下山路线。地方传说和后来的文字材料又把陆建章、袁克文、陈树藩及张云山等人与事件联系起来。[36]因此，1913年前后的档案记录、1914年的传统著录以及1915年、1917年的口述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六骏不同批次的拆卸、盗运和转手也需要分别考察。[9][38]

将飒露紫和拳毛騧倒卖到国外的卢芹斋

关于飒露紫和拳毛騧后来的流转，现有材料相对清楚。1915年前后，北京古玩商赵鹤舫借助与袁克文方面的关系，以筹建“袁家花园”等名义向陕西地方当局索取两件石刻，二骏随后被运往北京，并进入卢芹斋经营的国际古董交易网络。[9][36]不过，两件石刻离开北京以后如何经过数次交易最终抵达纽约，早期当事人的事后陈述和博物馆档案仍有不能完全衔接之处。[39][11]

宾大二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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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拜伦·戈登（英语：George Byron Gordon）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仓库见到飒露紫和拳毛騧。当时二骏已运抵美国，卖方开价很高，宾大博物馆随后开始筹集购藏资金。经过两年多交涉和筹款，该馆在1920年底以12.5万美元购得两件石刻。[39][36]两骏进入宾大以后长期作为该馆中国艺术收藏中的重要大型石刻展品陈列。由于拆卸、跌落、长途运输和重新拼合，两件作品均留有多处断裂。飒露紫整体保存优于拳毛騧，但其人物、马身和边框也可见裂缝及后期连接痕迹。[40][41]石刻左上方仍保留方形平整石面，传统解释常把这里同太宗赞语及书法题刻联系起来，但原有文字已完全不可辨识。[8]

2010年，中国文物保护人员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与美方人员共同修复二骏。工作重点包括检查主体支撑结构、处理裂隙和残缺，并对部分缺失位置实施补配。中方人员携带来自陕西富平县宫里镇的石材和石粉，用于配制与原石性质和外观相协调的修复材料。[42]此次工作以稳定现有石刻和改善整体观感为主要目标，没有试图将所有历史缺损补配、复原至完整状态。[42]

留陕四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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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四骏虽然也在民国初年被拆离昭陵，但没有流出陕西。近代资料称它们在盗运过程中曾被截获，之后转入省内机构保存。[37][43]抗日战争时期，石刻曾采取埋藏等方式躲避战火。1950年，四骏转入西安的历史文博机构，1963年石刻艺术室建成后，与根据照片制作的飒露紫、拳毛騧复制品共同陈列。[43]

这一博物馆陈列把原来东西相对、随坡势布置的六件石屏改为一字排开的观看方式，四件原作和两件复制品由此重新组成视觉上的“六骏”。[22][23]与此同时，原址基座、侧面以及六骏同北司马门建筑的关系不再能够从单件正面图像中直接看到，这也是后来考古复原重新讨论六骏空间形态的重要背景。[6][5]2013年，留在国内的四件昭陵六骏石刻被列为禁止出境展文物。[44]

考古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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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司马门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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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至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昭陵博物馆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发掘。发掘清理出门址、东西廊庑、柱础、踏道和与六骏有关的座石，并据建筑基址重新确定六骏在东西两侧的具体位置。[12][6]六件石屏并非直接置于地面，遗址保存有分层叠置的座石和安装槽，考古材料由此显示原作属于具有独立台座的厚重石屏，而不是后来博物馆陈列中容易被理解为嵌墙装饰的薄浮雕。[6]此外发掘还出土四件六骏雕刻残块。其中两件能够同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青骓和什伐赤的残缺位置相接，另一件可认作拳毛騧马鞍部分。[6][36]部分马腿残块长期埋藏地下，残块上的毛发刻线和雕刻棱角，远较长期暴露于地面的原作部位清晰，说明这些部分在较早阶段已经从石屏脱落并被埋入堆积。[6]

遗址的废弃堆积中还发现大量与六骏石材相同或相近的加工石屑。这些加工遗存与石刻残块、座石集中出现，为六骏可能在昭陵现场或附近完成主要凿刻工序提供了考古证据。[12][6]由此，六骏研究不再只依赖宋代碑刻、清代著录和20世纪初照片，也能够结合原址建筑、制作废料和石刻残片复原制作及安装过程。[6]

雕塑形式与观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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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骏长期被归入唐代陵墓“高浮雕”作品。20世纪以来的中国雕塑史著作多将昭陵六骏列为唐代陵墓雕刻中特别值得讨论的一组，并认为其马匹结构、运动感和较强的立体塑造有别于其他唐陵石像。[18]六骏以马身大体积占据石面中心，但并不铺陈战场背景，具体战争通过箭伤、鞍具、奔跑姿态以及飒露紫中的丘行恭来提示，因此较少的图像因素承担了明确的叙事内容。[13][7]六件作品的运动状态并不相同。白蹄乌、青骓和什伐赤强调奔驰，特勤骠和拳毛騧表现不同程度的行进，飒露紫则完全停步。[13]这种区别又与各马的箭伤和相关战争记载相互对应，使六件石刻没有采用一个固定“御马”范式简单复制，而是分别表现六匹马在相关记载中最具代表性的姿态和特征。[13][8]

原址考古进一步改变了现代人将六骏视作“墙面浮雕”的惯常认识。石刻厚约30至44厘米，并配有多层石座，飒露紫侧缘还保留线刻纹饰，说明至少部分侧面本来也是作品可见范围。[8][6]因此现代研究也使用“浮雕石屏”来描述六骏，强调它们既有高浮雕正面，又是能够独立置于廊庑中的石构件。[45]

纪念意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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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画家赵霖绘《昭陵六骏图》卷，每匹马旁有金代书法家赵秉文题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六骏最直接的历史背景是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征战。太宗诏文称这些戎马曾“济朕于难”，六马赞又分别把战马同平陇右、河东、洛阳、河北等战争联系，因此把六骏视为纪念战马及创业战争的作品有明确的文献基础。[46][47]

另一方面，六骏原来并不是单独建立的动物纪念碑，而是置于昭陵北部最高礼仪空间，并同十四国君长像组成一个更大的石刻群。[5]有研究由此把六骏的意义从“纪念六匹名马”进一步扩展至对李世民本人战争经历的表现。六件作品中骑者普遍缺席，但马鞍仍然存在，箭伤又分别与不同战事相对应，唯一出现人物的飒露紫也表现的是救护御马的瞬间。这些图像关系使战马能够在陵墓空间中代替不直接出现的皇帝身体，共同指涉其早年的征战经历。[7]这一解释也与六骏在北司马门的空间位置有关。六件石屏三三相对，马首共同朝南，进入这一地带的观看者所面对的并非六个彼此无关的马像，而是一组按固定次序排列的纪念性图像。[5][48]考古发掘确认廊庑、基座和其他石刻以后，六骏的研究重点也从单件造型、作者归属逐渐扩展到制作工序、建筑环境、观看路线、宋代再现以及近代博物馆陈列等问题。[6][49]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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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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