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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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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2000年10月摄于韩国
第5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任期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98年3月17日—2003年3月16日
副总理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
秘书长王忠禹
前任李鹏
继任温家宝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任期
十四十五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92年10月19日—2002年11月15日
总书记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任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91年4月8日—1998年3月17日
总理李鹏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任期
1993年7月2日—1995年6月30日
总理李鹏
前任李贵鲜
继任戴相龙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书记
任期
1989年8月1日—1991年4月13日
副职自己(书记兼市长)
前任江泽民
继任吴邦国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任期
1988年4月25日—1991年4月29日
书记江泽民 → 自己 吴邦国
前任江泽民
继任黄菊
个人资料
性别
長庚
出生 (1928-10-23) 1928年10月23日97歲)
中華民國湖南省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
籍贯湖南长沙
民族汉族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党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958年1月開除、1978年至今)
配偶劳安1956年结婚)
儿女朱云来(子)、朱燕来(女)
父母父:朱寬樹[1]
母:張氏[2]
居住地北京市
母校國立清華大學
职业政治家
专业电机工程
签名

朱镕基(1928年10月23日—),長庚[3]湖南长沙人,原正国级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製造专业。曾任第十四、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等职务。

朱镕基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明太祖朱元璋十八子岷莊王朱楩後裔,自幼父母双亡[4],1947年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今长沙市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在清華大學就讀期間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8年12月参加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东北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先後担任副处长、领导秘书等职务。1958年因反右運動被劃為「右派」,並被开除党籍。此后,朱镕基担任国家计委业余干部学校教师、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隨後,被下放到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直至1975年回到北京,在石油工业部下属企业从事技术工作。

1978年恢复党籍后,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及新设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任职,逐步升任至国家经委副主任。1987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江泽民在1989年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朱镕基接任上海市委书记。1991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至1995年期間,他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並主導「分稅制改革」。1997年的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任內推進「國企改革」,實行「抓大放小」戰略,雖然引發大規模下崗潮,但扭轉國企虧損局面;此外,他推動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對貪腐採取嚴厲打擊態度,主導查處廈門遠華走私案等大案。

2002年11月,朱鎔基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後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3年3月卸任國務院總理后离休。退休后,朱鎔基生活低调,偶尔在国家重要会议和庆典场合以及高校露面。2009年起,陆续整理其担任地方及国家领导职务期间回答记者提问和讲话内容成书并出版《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自幼酷爱京剧,退休后也为之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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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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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23日,朱鎔基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棠坡。朱鎔基世系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的後裔。其出生前父親已病逝,為遺腹子;十二歲時母親亦因病過世,此後由其五伯朱寬濤撫養長大。早年,朱鎔基在朱氏家族興辦的時中學校接受教育。 [5][6]

抗日戰爭時期,朱鎔基曾先後就讀於國立八中永綏分校、長沙市楚怡中學。1947年,朱镕基自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在上海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修電機制造專業。[7]入學後隨即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先後被推選為班長及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7]1948年12月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8]。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月,朱鎔基加入中国共产党[7]

1951年自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本科毕业,畢業後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工作,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7][9]

1952年12月,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作为100余名“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之一,既懂经济又有工作经历的朱镕基随马洪安志文等人来到国家计委工作。[8]在国家计委,朱镕基起初担任燃料动力局的组长,负责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担任组长,负责综合处工作。随后任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后来,因张玺患癌症,朱镕基同时兼任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担任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9][10]

右派与劳动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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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隨後各機關開展「大鳴大放」。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的朱鎔基,因擔任計委黨組領導秘書,在同事勸說下帶頭提出意見。隨著同年10月整風運動轉向「反右派鬥爭」,朱鎔基的言論被重新審視。1958年1月,朱鎔基被正式劃為「右派分子」。 [8]但是,由於計委領導對其業務能力器重,對其處分相對溫和:撤銷其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職務、行政級別調降兩級、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並隨後下放至農場進行勞動改造。[8]

1958年至1962年期間,朱鎔基被安排在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擔任教員,負責教授數學、物理與化學等基礎科學課程。[8] 隨著1962年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並對部分右派進行「甄別平反」,朱鎔基雖未摘掉右派帽子,但獲准恢復工作。他被調回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業處擔任工程師,在此崗位上工作直至1969年為止。[8]国家计委党组始终没有将朱镕基下放[9][10]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央各部委機關受到嚴重衝擊。1970年,朱鎔基被派往位於湖北省襄樊市(現襄陽市)的國家計委「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8]在該集體農場的五年時間裡,朱鎔基深入中國底層農村社會,從事高強度的農業體力勞動,包括種植小麥、棉花與水稻,並擔任過牲畜飼養員、放牧員及炊事員等職務。這段基層勞動經驗,使其對中國農村的實際經濟狀況與農民生活有了深刻的實地體會。[9][10][11]

1975年,隨著中央政策調整,朱鎔基得以返回北京,其組織關係雖保留在國家計委,但實際被分配至位於河北省廊坊市的石油工業部管道局電力通訊工程公司工作。朱鎔基先後出任辦公室副主任及副主任工程師。在任期間,他親自帶領並培訓一支青年徒工隊伍,從基礎的攀爬電線桿技術開始,逐步提升團隊專業技能,直至成功主持安裝22萬伏特特高壓輸電線路及11萬伏特變電站工程。 [9][10]

平反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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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朱镕基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8]不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組織部纠正了错划朱镕基为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朱镕基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恢复了朱镕基的职务。[8]这 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與主任康世恩賞識其才幹,邀請朱鎔基重返國家經委工作。當時的國家經委係由國家計委拆分而來,正急需具備技術與經濟專長的官員。

1986年2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左二)率团参加欧洲管理论坛

1979年至1982年,朱镕基任国家经委燃料动力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8]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朱镕基开始担任国家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8]1983年,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年,担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進入正部級官員行列,直到1987年初赴上海任职。[8][9][10]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1984年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2]

主政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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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1日,朱镕基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2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8]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朱鎔基為上海市市長[8]1989年8月,隨著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朱鎔基接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並繼續兼任市長,直至1991年4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調往北京。[8]

朱鎔基上任初期,上海面臨嚴重的基礎設施老化、財政負擔沈重及市民居住擁擠等問題。對此,朱鎔基採取務實作風,強力推動解決「菜籃子」、副食品供應、城市交通與市民住房等三大民生工程, 他推動建設了黃浦江大橋、上海地鐵一號線等重大基礎設施。在官僚體制治理上,他主張「鐵腕治吏」,嚴厲打擊貪腐,被媒體譽為颳起「廉政風暴」;在面對投資審批繁瑣問題時,他強力推行「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的聯合辦公模式,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因其在風格果斷、常敲桌子催促,獲得了「朱一敲」的綽號;在經濟領域,他推動上海傳統工業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並提出「上海經濟同世界經濟接軌」的理念。[13]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期間,上海亦出現大規模抗議示威、學生絕食及工人罷工。根據《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朱鎔基在應對危機時採取了相對溫和與理性的態度。他於6月8日發表電視講話,強調「上海不能亂」,並明確表示上海不同於北京,反對調動軍隊進駐上海,而是依靠組織工人糾察隊來維持秩序、疏導交通,成功避免了流血衝突與矛盾激化。[14]

六四事件影响,中國改革開放面臨國際制裁與國內保守思潮的雙重壓力, 在此背景下,朱鎔基積極向鄧小平及中共中央爭取開發浦東的政策支持。1990年4月,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朱鎔基親自兼任浦東開發小組組長。與此同時,為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朱鎔基頂住政治風險,拍板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11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首家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成立,並於12月19日開始營業,標誌著中國資本市場的重新啟航。[15]

自1988年至1994年,已退休的鄧小平連續七年帶家人前往上海度過春節。在朱鎔基主政上海期間(1988年至1991年),他每年均負責接待鄧小平。1991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上午,鄧小平在朱鎔基陪同下,登上了新錦江大酒店41樓的旋轉餐廳。俯瞰上海市容時,鄧小平對朱鎔基及上海市領導班子發表談話,提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這被視為後來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前奏與預演。 [16]

受到鄧小平談話的鼓舞,朱鎔基隨後在多個場合將1991年定調為「改革年」,並借用曹操《短歌行》的名句表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這一激進改革姿態引發了黨內保守派的警惕與不滿,部分反對輿論甚至私下將其暗喻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在此背景下,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於1991年春節期間,連續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文章: [17]

  1. 2月15日(大年初一):《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2. 3月2日(元宵節):《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
  3. 3月22日:《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一些》
  4. 4月12日:《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

這些文章大力宣傳鄧小平的最新改革思想,呼籲打破思想僵化、推進市場化改革。該系列文章由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周瑞金、評論部主編凌河等人撰寫,而背後的強力政治支持者和審閱者正是朱鎔基。此舉隨後引發了北京《求是》、《光明日報》、《當代思潮》等保守派媒體的激烈反撲,展開一場長達數月的思想理論界大論戰,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告結束。[16]

國務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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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8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18]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正式進入中央領導層,成为副国级领导人。當時,中國經濟正處於治理整頓的關鍵時期,工業生產效率低下,企業效益滑坡。朱鎔基上任後,迅速展現其雷厲風行的工作風格。[18]

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明確了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打破了黨內關於「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中共改革派隨之佔據主導地位。同年6月,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宏觀經濟的協調,中央將國務院生產辦公室擴充為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朱鎔基出任主任、黨組書記,主管全國工業和貿易經濟。 [18][10]

1992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時年64歲的朱鎔基實現了中共政壇上罕見的「政治跳躍」:他從原來的中央候補委員,跳過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直接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正式成為正國級領導人。這一破例提拔被外界視為鄧小平及中央高層對朱鎔基經濟治理能力的極大肯定,也確立了他在中央負責經濟工作核心幕僚的地位。[18][10]

1993年3月29日,在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上,朱被任命為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任黨組副書記,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此時,總理李鵬因身體原因(心臟病發作)一度請假休養,朱鎔基實際頂上負責國務院的全面工作,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領導中國經濟決策。 [10]同年6月,面對中國經濟過熱、通膨率逼近20%、金融秩序混亂的嚴峻局面,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上任後立即頒布「十六條」宏觀調控措施,強力整頓金融秩序,嚴厲打擊違規拆借資金,成功控制了過熱的貨幣投放,該兼任職務一直持續至1995年6月。

清理三角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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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剛就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面臨的首要難題,便是全國國有企業之間嚴重的「三角債」危機(即企業之間連環拖欠貨款,導致資金周轉完全停滯)。當時全國三角債總額已高達幾千億元人民幣,嚴重威脅經濟運行。[19]

為此,朱鎔基親自趕赴全國債務最集中的東北三省,坐鎮一線進行現場清欠。他精準指出「三角債」根源在於固定資產投資缺口過大和產品結構不合理,並隨之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腕措施。國務院先後注入專項清欠資金,強制要求各級銀行和企業限期清償。在強力推動下,僅用了26天,東北地區的連環債務鏈便被打破,隨後推廣至全國。[20]

海南房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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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至1993年間,受鄧小平南巡講話激勵,海南省珠三角地區出現了空前的「房地產熱」。無數投機資金與國有銀行信貸湧入海南房地產市場,導致海口、三亞等地房價在短期內暴漲數倍,泡沫經濟跡象極為明顯。1993年6月23日,朱鎔基發表針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講話,果斷祭出鐵腕手段,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和信貸盲目進入房地產業。次日(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時稱「十六條」),實施極為嚴厲的緊縮銀根政策。

隨著中央宏觀調控令下,盲目流向海南的投機資金一夜之間撤離,海南房地產泡沫隨即破裂。此舉雖然導致海南等地留下大量「爛尾樓」和銀行壞帳,但成功遏制了全國範圍內更具破壞性的惡性資產泡沫,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 [21]

分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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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朱鎔基的主導下,中國國務院一口氣推出了財稅制度、金融體制、投資體制、企業制度、住房制度、物價體制等六個方面全方位體制改革,試圖徹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體制框架。在財稅制度改革方面,朱鎔基強力推行「分稅制改革」。此前,中國實行的是地方財政大包乾制,導致「中央財政日漸入不敷出,地方財政過於膨脹」的「弱中央」局面。分稅制將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如增值稅按75:25分成),並設立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兩套系統。 [22]

這一改革成功扭轉了中央財政的被動局面,使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不到30%大幅提升至50%以上,增強中央進行宏觀調控和區域協調的財力。然而,分稅制也帶來了深遠的副作用:由於財權上收而事權留給地方,導致基層地方政府財政吃緊。為填補財政缺口,地方政府後期逐步轉向依賴經營城市和出讓土地,在客觀上催生了後續數十年的「土地財政」與高房價現象。 [22]

金融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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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體制改革領域,朱鎔基著力打破過去國有銀行作為「地方官員和官商提款機」的舊格局。他推動將中國人民銀行真正轉變為獨立行使職能的中央銀行,負責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同時,將原有的國有專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並陸續成立了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將政策性貸款任務與商業化營運剝離,初步構建了現代金融體系。

在涉外經濟上,朱鎔基於1994年1月1日果斷取消了人民幣匯率官方與市場的「雙軌制」,實現匯率併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此舉大幅促進中國的出口貿易。與此同時,國內物價雙軌制的取消與市場接軌,也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此前官員利用調撥物價差價進行特權尋租與「倒買倒賣」的空間。

朱鎔基在主管經濟工作及擔任副總理期間,面對極其錯綜複雜的利益阻力,以雷厲風行、絕不妥協的強硬作風著稱。他所推動的系列改革雖然伴隨著國企下崗潮、地方財政壓力等巨大的社會陣痛,但也成功為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騰飛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因其在經濟領域的鐵腕手段,他被西方媒體及國內外學界廣泛冠以「經濟沙皇」(Economic Czar)的名號。 [23]

总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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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8日,朱镕基访美期间在白宫出席新闻发布会

1997年9月19日,69岁的朱镕基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順利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由第五上升为第三,仅次于江泽民李鹏。1998年,朱镕基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接替十年任期届满的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任至2003年3月,是江泽民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时的第二位政府首脑[24][25][18]形成「江朱體制」,成為中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中主管經濟與行政體制改革的最高首腦。1998年兼任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確立了「科教興國」的國家戰略軸心。1998年4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1998年5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10] 1998年5月兼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同年夏天中國爆發歷史罕見的九八特大洪災,朱鎔基多次親臨抗洪一線,並嚴厲斥責部分工程為「豆腐渣工程」,隨後全面收緊並強化三峽工程及全國基礎設施的質量審查制度。

朱鎔基在副總理及總理任內,高度重視專業化、國際化的文官體制建設,大力提拔並重用一批具備現代金融、經濟管理才幹的技術官僚,其中,王岐山被視為受朱鎔基提拔的標誌性人物。朱鎔基敏銳察覺到王岐山在處理危機與金融實務上的卓越能力,先後任命其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廣東面臨巨大的外債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危機(如粵海集團廣信事件),朱鎔基於1997年底特批王岐山「空降」廣東出任省委常委、副省長,成功化解了可能引發連帶金融海嘯的債務危機。隨後,王岐山進京出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其仕途軌跡深受朱鎔基的賞識與重托,被廣泛視為朱鎔基在財經領域的得意門生與恩師關係。[26]

王岐山外,朱鎔基財經班底中的多位核心成員亦在其麾下嶄露頭角並獲得重用:

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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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其波及广东损失为中国大陆最高,广东省多家地方金融机构包括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华侨信托投资公司汕头商业银行[27],先后出现严重的财务问题,使香港多家银行對有关贷款作出庞大的呆坏账拨备,影響盈利表現。时广东的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达50%[28],大多数香港及外资银行均暂停对中资企业的新贷款[29]。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广东分行行长肖钢被派至广东,而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王岐山亦被任常务副省长分管金融工作,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资不抵债的广信粤海国有企业[28][30]。粵海重組經高盛主持,實現債務重組,新粵海總資產483億港元,總負債339億港元,資產負債比例為67%,財務狀況得到明顯改善[31]。广东省又以地方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做担保,向人民银行借款380亿元,以支付受倒闭金融机构影响的一般民众存款,利息只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后人民银行又向广州分行增拨70亿元再贷款额度,专项用于解决人民银行自办地方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到2000年10月,廣東省政府重組和關閉省內合共147家城信社1,063个分支机构,16家国投及14家办事处,国投下属48家证券营业部,以及843家农金会[30][32]

九八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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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堤岸的一块指示牌,记载了此处1998年洪水的最高水位。

1998年夏季,中国长江流域泛滥,为中国带来严重的损失。连日来持续的大雨令洪灾更为严重,造成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都遭受了这场灾难,受灾人数上亿,4150人死亡,近500万所房屋倒塌,2000多万公顷的中国土地被淹,经济损失达1,600多亿人民币[33][34]。此次洪水暴露出许多水利工程质量低劣的“豆腐渣工程”,当时朱镕基巡视发生水灾的江西省九江市时,因九江新筑的防洪大堤不堪一击,被朱镕基斥责并创造“豆腐渣工程”一词,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围湖造田”等环境保护问题的讨论。

广信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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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开始,广东国际信托逐渐进入还债的高峰期。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决定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35]

打击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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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幅度的机构精简,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举债促进经济的成长、增加公务员薪金等方法,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软着陆后再度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任内大力打击贪污腐败走私活动,并亲自督办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遠華案(嫌疑主犯賴昌星)。[36][37]

政府機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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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機構改革,1998年,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要求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副总理从6人减到4人,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国务院总人数要裁减一半。到1998年年底,国务院机关总人数由3.3万人减至1.6万多人。2000年又把10个国家局撤销了9个[38]。 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包括: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邮电部劳动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将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以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统归新组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管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为了加强国务院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主任,有关部长任成员,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39]

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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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声称当时国有企业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债台高筑、大量亏损[40],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会被拖垮。对此,朱镕基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务院体制改革。朱镕基国企改革之后,开始大力支持更具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培养世界级的企业,如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等。

“抓大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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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指出要对国企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抓大方面,集中抓重点企业,将最大型、有竞争力的企业改组成企业集团,并将之置于国家控制下;中小企业则直接推向市场,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关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向民间出售,或予以破产。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国有企业则给予重点扶持,指定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六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各省市也遵循中央的模式,各省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世界五百强”成为国企彼此竞争的标竿。[41]

“国退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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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亚洲金融风暴日本、韩国奉行混合经营模式的企业相继陷入困境,朱镕基的改革开始转为国有资本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战略性部门形成主导和垄断。[42]

“三年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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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就任总理后,他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方针。一个确保,就是确保中国年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控制在3%之内,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金融系统改革,大幅削减政府规模,把四十个部委减为二十九个,人员减少一半。五项改革包括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投资融资方面要减少政府审批,住房制度变福利分房为市场化的住房供应,财税制度中要改革税之外的额外费用。最后要把机构精简和冗余项目省下来的钱投资科研,实行科教兴国。[43]2002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已经基本实现。[44]

“下岗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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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中國的貪污和國營企業低效率的同時,也出現一些對朱鎔基擔任總理期間的部分政策有異議的反思聲音。質疑主要在于幾個方面:其國企改革辞退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他们下岗失業,致使下崗工人有“朱嘴一張,工人下崗”的說法。高等教育產業化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过剩就业困难[45]杨继绳认为朱镕基基本是计划经济思想,国家经济的思想比较严重。[46]但无论如何,朱镕基任总理期间,中国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趋于充足,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未得到解决的饥荒和物资匮乏得到解决,同时,这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通货膨胀消失,甚至曾出连续两年物价下降的情况,这在中国是罕见的。[47]有一些人认为,在朱镕基卸任后,朱镕基时代三大改革所积累下的财富却在温家宝任职总理期间被耗尽[48]

中国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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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5日,经过了六天六夜的艰苦谈判,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36][49]2001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第143个成员。[36]

台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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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朱镕基出访美国,在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记者会中被問到美軍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兩岸統一要不要有時間表,願不願意訪問台灣?朱回答「關於中國對台灣統一的政策,我們國家主席有作非常明確的聲明,這一點我想不用我再來說了。我們從香港回歸祖國就可以看到中國嚴格的在那個地方實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認這一點。而我們對台灣的政策,比這個寬鬆得多,也就是說,我們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而且我們也準備讓台灣的首腦到中國的中央政府來當副首腦,能不能當正首腦呢?我就不清楚了,因為我想大概沒有人會投他的票。」[50]

2000年3月15日,即台灣新一屆總統選舉三天前,朱鎔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以罕见的严厉措辞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瑞鹏的提问,并以此警告民進黨候选人陈水扁等人:[51]

台灣的選舉,是地方性選舉,是台灣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干預。但是我們必須講清楚,不管誰上台,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都不能允許!這就是我們的底線,也是代表十二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心聲。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是,我們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誰贊成「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就支持誰,我們就跟他談,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讓步,讓步給中國人嘛!誰要是搞「台灣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因為你不得人心,你違背了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人心,你也違背了全世界華裔、華僑的人心。我們中國人都記得,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来,中國的一部近代史就是受外來侵略勢力欺負凌辱的歷史,台灣也是多年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統治和佔領底下。回想當年,中國是何等的貧窮積弱,但是,我們還是喊出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並且為此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當時的救亡的歌曲,我當時只有九歲,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每逢唱這些救亡歌曲的時候,我的眼淚就要流出來,我就充滿了要為祖國慷慨赴死的豪情。那麼,今天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能允許自古就屬於祖國的領土的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嗎?絕對不能! 現在有些人在計算,中國有多少飛機,多少軍艦,幾個導彈,結論是中國人不敢打,也不會打。按照你這種計算,希特勒早已統治全世界了!你不懂中國的歷史,你不知道中國人民一定會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尊嚴。這幾天,台灣的選情,波譎雲詭,急轉直下,用盡了權謀手段。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不就是有人要讓台獨勢力上台嗎?前天,台灣股市重挫617點,它集中地反映了台灣人民對「台獨」勢力囂張的憂慮,他們擔心「台獨」勢力的上台會挑動兩岸的戰爭,破壞兩岸的和平!我們認為這種擔心和憂慮是邏輯的必然,是關係到每一個台灣人的切身命運的。現在,台灣人民面临著緊急的歷史時刻。何去何從,切莫一時衝動,以免後悔莫及。但是,我們相信台灣人民的政治智慧,我們相信台灣同胞會作出明智的歷史決策。但是還有三天呢,世事難測。台灣同胞,你們要警惕啊!Thank you.

香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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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中,朱镕基在全國人大閉幕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上談及香港

「沒有任何一個大城市,在近期以內能夠超過香港,這一種不可替代的優勢地位,我相信一定能夠克服當前所面臨的暫時的經濟困難,對此我們是有信心的。[...]但香港的優勢還未完全發揮。[...]今後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我想香港的地位應該作一些調整,但是我始終堅信,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的發揮,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

朱鎔基並說中央有關官員已經與香港方面進行磋商怎樣幫助香港,隨著中國加入了世貿,機遇將更多,他相信香港仍然能夠保持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52]2002年11月19日,朱镕基首度以国务院总理身份訪問香港。當時董建華政府對產業轉型苦無良策,而SARS疫情在11月16日剛從廣東爆發,朱镕基特地脫稿演講,被視作為香港回歸打氣,他的發言在後來屢被重提。朱鎔基指出:

「你到中国去发五十年长期香港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我相信中国人民、内地人民会跟着我一起买,因为他们对香港有信心,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哪一个水平都比内地的城市高,是最有希望的最有前途的,有什么可怕。[...]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53][54]

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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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5日,74岁的朱镕基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卸任国务院总理,正式退休。退休后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以不谈工作为原则。也终于有时间和精力研习自己的毕生兴趣——京剧和二胡演奏。[55]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唱戏和拉京胡上,特别是唱老生非常专业。[56]

2009年9月,《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正式出版发行。10月1日,朱镕基以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黑墨镜的装束出席了建国60周年大庆阅兵式[57]

2011年4月11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的英文版在伦敦举行首发式。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此书作序。首发式上播放了朱镕基的英文讲话。他说自己一生坚持讲真话,并回顾了他治理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改革的经济成就。不过并未提到其他的改革内容。[58]4月22日,朱镕基返回母校清华大学,并于其曾任院长的经管学院出席活动。其间一反9年来不评论时政的态度:不仅调侃了现行的审查制度和宣传制度,号召讲真话,讲实话,还高调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谴责大学假论文、基础教育不足等问题;反驳了税收政策制约地方财政的说法;并针对亿元汽车事件表态,称不主张花那么多钱补贴汽车产业。期间还向同学们赠送《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的样书和《中国农民调查》,称希望同学们用事实去对照书中讲法,看后者讲得究竟对不对。[59]朱镕基说,希望大家看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60]。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中国大陆统一上市,该书收入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从各个方面翔实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中国经济的历程,内容涉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不仅是读者深入了解朱镕基经济社会管理思想、领导风格、个人魅力和心路历程最全面的读本,也是读者回顾和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基本规律的一部丰富史料。[61][62]据悉,该书收录的收录文稿、内部讲话多数首次公开。[63]香港镜报披露朱镕基的私下谈话,显示朱镕基这次现身,是深思熟虑,意在迎击中共内部“告别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朱镕基表示,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阻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反对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朱镕基说:“面对这个危险,我没有理由沉默下去。”[64]

2012年春节,朱镕基出席了上海春节京剧晚会,并当众讲话。

2013年捐赠2000万元人民币版税,设立湘西自治州义务教育学校特困学生救助基金。[65]据2014年10月发布的胡润慈善榜介绍,朱镕基过去一年将其著书《朱镕基讲话实录》和《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所得版税悉数捐赠于实事助学基金会,资助2,398万元。[66]

2015年9月,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抗日战争70周年阅兵

2017年10月,与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67]

2018年10月,朱镕基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68]

2019年9月28日,朱镕基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的身份致信该院2019级MBA新生[69]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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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是中国高层内部较为熟悉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其在经济领域工作逾半个世纪,经验丰富,加上其思维敏锐、雷厉风行、敢言敢为和要求严格的特质与个性,使其主导的经济工作多被高效推进并卓有成效,如80年代末期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体制改革等。出任总理后,他推行国家行政部门精简、国有企业改革、打击走私等工作,并推动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位期间政府运转高效,也因个别政策的施行造成巨量国有企业工人下岗近千万计的人口生活艰辛;住房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导致的住房难看病贵孩子上学贵;农民负担在他当政期间普遍超重,甚至多地激起农民运动暴力抗争,对社会形成一定负面影响,也使朱镕基所领导的行政团队受到指责[70]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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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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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4月25日)
  • 《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1998年3月19日)
  • 《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时的谈话》(1999年11月13日、15日)
  •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2001年3月6日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发展自己》(2002年2月24日)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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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年9月5日,《朱镕基答记者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按时间排序。第一部分,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的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第二部分,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第三部分,在境外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是演讲和答问的全文。第四部分,在出访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的部分内容。[36][71]
  • 2011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共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36][72]
    • 第一卷为1991年5月至1994年7月,(任副总理,1992年10月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 第二卷为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
    • 第三卷为1998年3月至2000年6月,(任国务院总理)
    • 第四卷为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
  • 2013年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收录了朱镕基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36][73]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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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与劳安合照(摄于1956年)

朱镕基祖籍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後人,世居长沙安沙乡棠坡。[74] 朱鎔基名字字首"鎔"字;與其祖父名字"訪"字;父親名字"寬"字均與明太祖於皇明祖訓訂明之岷王(即朱楩)後代字輩脗合。明太祖當初取的字輩為"徽音膺彥譽 定幹企禋雍 崇理原諮訪 寬鎔喜賁從";意指朱楩的兒子要取名"徽"字首,孫子要取名"音"字首,如此類推。因此可推斷朱镕基為朱楩第17代後人,即明太祖十九世孫。

  • 祖父:朱访绪,号荷生。
  • 父亲:朱宽澍,字希圣。朱镕基是个遺腹子,父亲在其出生前便已去世。
  • 母亲:张氏,在朱镕基12岁时也病逝,后由五伯朱寬濤负责抚养[75]
  • 妻子:劳安(1929年8月16日—)。
    • 女儿:朱燕来(1954年6月—)[76]
    • 儿子:朱云来(Levin Zhu,1958年7月29日—)。
  • 妻子劳安的哥哥:劳特夫。

影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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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许多人认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实际上原型是朱镕基改革,是对他推行改革的颂扬,雍正帝实际上是影射的朱镕基本人的形象。[77][78][79][8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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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目

[编辑]
  • 王习加 (编). 伟人故里,雷锋家乡——近代历史名人撷英:魅力朱镕基. 《长沙史话》. 北京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097-6662-0.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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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职务
前任:
李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繼任:
温家宝
前任:
姚依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排名第一)

1993年3月—1998年3月
繼任:
李岚清
前任:
李贵鲜
国务委员兼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任)
1993年7月—1995年6月
繼任:
戴相龙
前任:
江泽民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1988年4月-1991年4月
繼任:
黄菊
中国共产党职务
前任:
江泽民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书记
1989年8月—1991年4月
繼任:
吴邦国
教育職務
新頭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1984年—2001年
繼任:
赵纯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順序
前任:
李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位列第二)
第1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位列第三)
繼任:
李瑞环
全国政协主席
(位列第四)
前任:
李瑞环
全国政协主席
(位列第四)
第14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位列第五)
繼任:
刘华清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位列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