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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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爭是指東林黨閹黨以及其他政壇派别之間的争斗,“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1]東林黨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在東林黨之外,還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統稱為齊楚浙黨(後多加入閹黨),東林黨爭幾乎是東林黨與全國朋黨集团之爭。

東林黨簡介[编辑]

從萬曆時代的國本之爭妖書案明末三案京察之爭,就有東林黨爭的影子。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無錫顧憲成因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職,他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宋代楊中立主講的無錫東林書院,開始講學,「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書院中人談論朝政得失,他們漸漸形成了一個在野集團,被稱為「東林黨」。《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們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等意見,得到廣泛支持,同時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對。同時期的浙江寧波沈一貫糾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結成東林黨的反對派,被稱作“浙黨”。以湖北官應震吳亮嗣為主的“楚黨”,和山東亓诗教的“齊黨”皆依附於浙黨。其它以地緣關係結成的黨派還有‘宣黨’和‘崑黨’,這些合稱“齊楚浙黨”。齊楚浙黨與東林黨相互攻擊,是為“東林黨爭”。

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王學質疑》提要說:“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亦載:“黨禍始於萬曆間,浙人沈一貫為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

黨爭起源:京察之爭[编辑]

1593年4月(萬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後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袁了凡)。[2]

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東林黨人楊時喬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間爆發了“楚太子案”,形成沈一贯沈鲤兩大集團的鬥爭,沈鲤藉機貶謫浙黨官員给事中錢夢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則称病闭门家居,最後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說“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釁,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3]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這時期朝廷的黨爭形成南党和北党之爭,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4]。日後阁部大臣,长久缺员,萬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發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浙黨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東林黨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宮案中,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擁立太子朱由校繼位有功,趙南星高攀龍顧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啟用。1623年(天啟三年)東林黨人主京察,又逐齊楚浙黨,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為黨爭的工具。明末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鬥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5]

1623年(天啟三年)京察,趙南星掌吏部,力斥浙黨、齊黨、楚黨等三黨官員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先朝結黨亂政”,議當罷黜。

東林黨獄[编辑]

明熹宗時,政治極度腐敗,東廠提督太監魏忠賢自稱「九千九百歲」,獨攬大權,但是因魏忠賢受到東林黨人的排斥,只好結合了齊、楚、浙黨等失意的士大夫,組成閹黨,因為反對者甚夥,忠賢施行恐怖統治,他控制廠衛特務機構,爪牙遍及各地,實行血腥鎮壓。他又拆毀全國書院,許多東林人物被迫害,朝野忠良盡去,邊防將帥或貶或死,如熊廷弼被下狱问斩,不只是因為辽东失守,也是由於魏忠賢的陷害,最後以“坐贓行賄”罪遇害。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逼死了高攀龍、杀害了周宗建黃尊素李应升等東林七賢,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东林党在北京朝廷中显露了的势力幾被消灭殆盡,時東林“纍纍相接,駢首就誅”,但东林党根基深厚,势力仍在,并且东林党南方的力量幾乎未被触动,这也是日后崇祯登基后东林党反扑的力量来源。

明思宗繼位後,對東林黨的迫害才告停止,東林黨在崇禎初年暫時抬頭,但明思宗又說:“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在斬殺袁崇煥後,東林黨的聲勢又告衰落。[6]皇帝最後只能信任宦官,閹黨勢力復起。

東林諸君子大都知直不知曲,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于國家利益,爭意氣而不爭是非,君臣之間尤喜意氣用事,明神宗則因為立儲一事與大臣反復較量,號稱國本之爭,最終雖屈服於眾意,竟置宗廟社稷于不顧,深居後宮,不上朝理政達三十年之久。黃宗羲《明儒學案》說:“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之人。”“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凡不合東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視為小人,齊、楚、浙黨不一定心服閹黨,但一時走投無路,大多投靠魏忠賢門下。魏忠賢的助手魏廣微之父魏見泉生前和趙南星顧憲成是好友。魏廣微當了大學士後,以子侄輩的禮數三次登門拜訪,但趙南星卻因為魏廣微與魏忠賢有交情,絕不與通,更逢人便說“見泉無子”,以羞辱魏廣微。於是廣微深恨不已,慫恿忠賢鎮壓東林黨人。近人高陽批評趙南星“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游離分子都逼到閹黨那面”。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政治改革的士大夫团体。”

南明時期[编辑]

東林黨與閹黨之爭,一直延續到南明;閹黨的阮大鋮打擊東林黨人向來不遺餘力,本來阮大鋮和東林諸君子關係不錯,但受到趙南星的打壓,最後乾脆倒向閹黨。當時東林黨人因為與國本之爭時,與福王朱由崧的先人朱常洵有過節,力主擁立潞王朱常淓,所以史可法寫信給馬士英說明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馬士英卻搶先擁立福王。史可法在東林黨與閹黨之間兩難。傳奇桃花扇》記載阮大鋮刻意逢迎復社吳應箕沈昆銅沈眉生等人,結果反被責打一頓,後來阮成為南明重臣,立刻展開報復行動。

永曆朝又有所谓吳楚黨争,是瞿式耜與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間的鬥爭,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發。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則排斥農民軍。吳、楚黨爭使得南明與大順軍、大西軍的戰力始終無法整合,最後亡於清軍之手。

南北黨爭[编辑]

甚至是到了初都還有明末黨爭的陰影,如順治時期馮詮陳名夏的北黨與南黨之爭,馮詮原是依附魏忠賢的閹黨,而陳名夏是東林黨之後。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莊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開申斥龚鼎孳,並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時,黨爭與满族權貴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時期的朋黨主要有鼇拜黨、明珠黨、索額圖黨、皇子黨等。康熙帝深知黨爭之害,但鑑於滿之間的矛盾,卻也不加以整頓,他與滿人贵族談話總稱漢人官員為“蠻子”,甚至罵道:“蠻子那(哪)有一個好人!”[7]

注釋[编辑]

  1. ^ 《明史》卷一一七,《赵用贤传》
  2. ^ 蔣平階,東林始末》。
  3. ^ 《明史·叶向高传》
  4. ^ 《国榷》卷八十一
  5. ^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6. ^ 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
  7. ^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本朝時事”

參考書目[编辑]

  • 程君顒:《明末清初的畫派與黨爭》

參見條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