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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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唐代士大夫
柳宗元肖像.jpg
柳宗元畫像,清代
姓名柳宗元
子厚
柳柳州、柳河东
封爵文惠昭靈侯
出生773年
長安
逝世819年
柳州
諡號文忠
柳河東集》書影

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子厚,唐代中期士大夫、文學家與思想家,河東人,亦稱柳河東柳柳州,生於唐代宗大曆八年(773年),卒於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享年四十六歲。柳宗元家勢顯赫,世代為官。年輕時仕途得意,平步青雲,曾參與王叔文永貞革新,不幸旋即失敗,獲罪貶謫永州,自此長期流放,身心寂寞痛苦,十年後改授柳州刺史,卒於官。

柳宗元以文學、思想、經學、宗教等領域的成就傳頌後世。文學方面,柳宗元在古文韓愈齊名,為唐代古文運動領袖,提倡「文以明道」,作品永州八記堪稱山水遊記典範之作,為中國遊記文體的先河,影響深遠;傳記與寓言亦各有佳作存世,其擅用曲筆寄託個人悲憤;柳詩以山水著稱,風格多變,常與陶淵明相提並論。思想方面,柳宗元關懷民間疾苦與百姓福祉,自視為儒家改革者,為中唐儒學復興運動的代表人物。他主張與自然跟人事無關,反駁迷信習俗,上承荀子王充的理性主義思想。他認為郡縣制優勝於封建制,封建非聖人本意,所著《封建論》對後人多所啟發。經學方面,柳宗元追隨啖助陸淳春秋學,主張經學不可淪於瑣碎,須闡述聖人義理,影響後世的春秋學。宗教方面,柳宗元認同佛教,並做為其仕途失敗的慰藉。他認為儒、釋兩者並無衝突,可以並存互補。後世編撰柳宗元作品《柳河東集》傳世。

家族[编辑]

柳宗元系出河東柳氏家族。五胡十六國時,柳宗元祖先柳恭率領族人南遷,其玄孙柳僧習於500年自南齊歸附至北魏,成為高官,柳僧习的兒子們亦在西魏擔任高官。初,柳家在政治上顯赫一時,接近關隴集團勢力中心,多次和皇室聯姻。柳宗元四世祖柳奭的外甥女為唐高宗的王皇后[1]:30-33,但在武則天當權後,王皇后被廢和處死,柳奭亦被迫辭去宰相之職,658年以謀逆之名處死,家人被發配為奴或流放,為官的柳氏族人多被貶抑,自此河東柳氏再也沒有重拾昔日政治上的顯赫地位,成為普通的「舊族」,社會聲望遠低於其他山東士族如博陵崔氏趙郡李氏,當代學者陳弱水評曰此時柳氏已成為「第一等級中的二等家族」[1]:34-35

柳氏堅持北方士族的傳統,恪遵儒家道德規範與禮儀,熟讀儒家經典,久居長安而不回鄉。安史之亂時,柳宗元父親柳鎮帶領家族逃走,先到河東的王屋山,再到南方的吳地。戰亂結束後,柳鎮重返長安為官,但此時河東柳氏已漸趨沒落,惟與關隴集團仍聯系密切[1]:36-38。柳宗元妻子來自弘農楊氏,岳父楊憑曾任長安府尹。河東柳氏也和山東士族通婚,如柳宗元母親來自范陽盧氏,叔公的妻子來自趙郡李氏。柳宗元生於經濟富足之家,其家族在長安西郊有數頃土地,俸祿豐厚。其家庭教育優良,藏書豐富,愛好書法與音樂[1]:39-40、42

生平[编辑]

長安時期[编辑]

柳宗元童年生活平靜舒適,三歲時就跟母親學讀詩,以神童聞名,十餘歲時跟隨父親柳鎮曾往長江中游地區,居住五年後回到長安。789年,十六歲時開始參加科舉進士科考試,考了四次終於高中。(進士科高中率只有2-3%。)793年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開始守喪,期間不能做官,跟隨叔父前往邠州寧州地區[1]:43-45,曾遊歷至邊區青州等地。796年叔父過世,同年柳宗元與楊氏成婚。為了踏入仕途,他用了兩年時間成功通過「博學宏詞」考試。798年,柳宗元初次獲任命,擔任中書省集賢院編纂,轉職藍田縣尉,803年擢升為監察御史里行,805年初升遷為禮部員外郎,仕途相當順利[1]:46-47。柳宗元在長安時,與當時文壇領袖權德輿、崔之翰、士人領袖韋執誼交遊,結交同輩好友韓愈蕭俛、李建、崔群崔郾等;尤其與韓泰李景儉劉禹錫呂溫、陳諫、韓曄凌准等過從甚密,他們關心政治改革,熱衷討論治國之術,王叔文、韋執誼、陸淳都是這個小圈子的領導人[1]:51-56。805年1月,唐順宗即位,王叔文迅即掌握大權,領導柳宗元等約12個中層官員推行永貞革新,改革人事與制度,被認為是僭越奪權,引起大部位權貴與官員的反對[1]:64-65、71-73。同年8月,順宗為宦官所迫而退位,柳宗元與王叔文、劉禹錫、韓泰等十人都受罰被流放,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於9月離開長安[1]:69、79、81

外放時期[编辑]

永貞革新的失敗,是柳宗元人生轉捩點,從此長期流放。805年柳宗元前往邵州途中時,被追加懲罰,改調到更偏遠的永州,降職為司馬。在母親和外甥盧遵陪同下,他於年底到達永州,第二年母親去世,柳宗元當時內疚得想過自盡[1]:194、81、171。他在永州待了十年,長期獨身(妻子於799年過世),只有女兒沒有子嗣,長期患病,身體衰弱,生活孤獨痛苦,枯燥乏味,感時傷懷,沮喪憤懣,身處於國家最落後的地方[1]:81-82、63。他感到舉世與他為敵,流放生活似乎永無盡頭。許多朋友疏遠他,甚至毀滅舊信。他在永州只有吳武陵一個志趣相投的好友,沒有任何行政職責,因司馬一職主要是安置流放朝官的閑職,他所能做的,就是為上級寫應酬信件[1]:173、82-83。在近乎無望的環境下,柳宗元把自己改造成文學家和學者。正如韓愈後來所說,假如沒有流放,柳宗元就不能創作出傳之後世的作品。他努力讀書和寫作,探索永州的荒山,流連忘返於山川小溪之間,從遊山玩水以找到慰藉,寫下後世著名的山水遊記散文[1]:63、83、186

柳宗元寫了不少信件給權貴,懇求他們幫助自己獲赦。815年初,柳宗元由朝廷召回,回到長安不到兩個月,授職柳州刺史。跟永州一樣,柳州在當時士人眼中是蠻夷之地,還常受到臨近土著的侵擾。柳宗元在柳州喜獲一子柳周六(柳告),專心政事,減少寫作[1]:173、81、84。他為百姓鑿井,教化當地土著[2]:37,解放奴婢讓其贖身[3]:51。819年,柳宗元卒於柳州,終年46歲,歸葬長安,他死後次子柳周七才出生[1]:81、193、29、84。柳州人在羅池建廟紀念柳宗元[2]:38。作品後世編為《柳河東集》45卷[4]:401

文學[编辑]

文論[编辑]

柳宗元的文學思想屬當時古文理論的主流,和韓愈相似,基本觀念是,文學既要發揚儒家之道,又要追求藝術成就,文章的風格和內容一樣重要[1]:134、133。其古文理論上承李華元結等古文前輩的思想[5]:385,也受到韓愈的激勵。年輕時柳宗元並不很著重文學,視文學創作為修辭技巧,不及政事重要,對古文並不熱心。後來他相信文學是用來闡明「道」的工具,「文以明道」[1]:135、61、130,文學對士人雖只是「末」,不過也不可忽略,文學可以幫助士人領悟並闡明儒家之道「本」,一部好作品比一部沒有藝術價值的作品,更能有效地闡述儒家之道。先秦西漢時的著作是文學典範。但他仍然認為文學推進儒學的能力是有限的,從政才可以實現儒家理想,文學雖能闡述儒家之道,但不能加以實現[1]:131、135。他厭惡過度重視文學,光是「學古道,為古辭」是不足的[5]:406

散文[编辑]

遊記[编辑]

柳宗元文風安靜,不如韓愈般咄咄迫人,最為人所知的是山水遊記寓言,尤其是遊記「永州八記」,文章融敘事、描寫、議論於一體[6]:389。他在永州遊山玩水,想借山水擺脫內心的痛苦,山水遊記故意寫得冷靜超逸[2]:34,一方面客觀刻劃山水形貌,一面以冷峭的反語故作歡娛,來抑壓內心的悲慨[7]:173。永州山水為世人所輕蔑,正與柳宗元際遇相同,因此他特別為永州山水作記,寄託自己的悲憤。永州八記不僅是對自然的贊美,更是充滿對自己不幸境遇的憤慨[2]:45、50。《遊黃溪記》強調永州山水之美,但因與首都遠隔萬里而被遺棄,儘管並不劣於北方的名勝,卻不獲好評,甚至被認為一無足觀;柳宗元自己也是被遺棄之人,藉文章抗議不公[3]:47-48。《始得西山宴遊記》把山的無與倫比,含蓄比喻作者自己的優秀[8]:109,並記下與自然融合的神秘體驗[1]:187,感受到與萬物冥合,「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的心靈自由[9]:307。《鈷鉧潭記》反映即使享受到自然為伍的樂趣時,塵世的痛苦煩惱仍然在心底深處[1]:188。《小石城山記》感慨人才在偏僻而陌生的地方白白耗費[8]:32。《愚溪詩序》記下他在冉溪買下土地建成莊園,把冉溪改名愚溪,把小丘名為愚丘,還有愚泉、愚溝、愚池、愚島、自己的房子則叫愚堂,還建了一座愚亭。文章諷刺自己昔日的愚昩而非錯誤,抒發的是抗議與藐視而非後悔[1]:189-190

寫景方面,柳宗元特別擅長描寫山石,如「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9]:313。也有學者認為永州八記不是遊記。黃耀堃認為《始得西山宴遊記》所述遊歷甚至西山都是虛構的,文章只是寓言,文中「心凝形釋」之說來自道家列子》一書[10]:135-136,全文以虛擬手法表達《列子》思想,遊山只是一種冥想[10]:137、140。倪豪士則認為永州八記詞句有受傳奇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影響之處[11]:88

遊記以外[编辑]

柳宗元一直是著名作家,在長安時所寫的贈序等應酬與紀念文章,已很受歡迎。他許多作品都描繪人民遭受暴政之苦,最著名最有力的是《捕蛇者說》,講述永州的荒野中,有人寧願冒著被毒蛇咬死的危險,也要捕蛇以代替完稅[1]:60、154。柳宗元現存約有12篇作品,都有「傳奇」體裁的風格;區別在於柳宗元總是直截了當寫出故事含義,使文章更像議論文,而故事只是文中論據[1]:134-135。《種樹郭橐駝傳》指出種樹人郭橐駝的成功,在於遵循樹木天性,比喻妥善治理國家之方;《李赤傳》講述瘋子愛上茅廁女神,不顧朋友阻止,最終溺死於茅廁,故事的教訓是,世人的是非取捨,其實和李赤相同[6]:380。柳宗元寓言現存約有十篇,攻擊迫害他的人與當權者,比喻作蠹蟲、猿猴、鷹、蛇等;寓言也諷刺自己在永貞革新中的天真和耿直[1]:171,核心問題是人是否天性愚蠢,以及人在不幸中的掙扎。《蝜蝂傳》以昆蟲蝜蝂為例指出,貪得無厭的人會死於非命[8]:36-37。《愚溪對》採用寓言形式,記夢見愚溪神見責。愚溪既清又美,又有益於世,然而不被世人承認,得名為「愚」,理由是此溪居於偏遠之地,不為有力者所知[3]:47。柳宗元以罪人之身,為文往往使用曲筆,表面上以第三者身份書寫,實際上是自我敘述和表現。《祭呂衡州溫文》就是發洩自己的不滿,說呂溫等於自我告白和自我表揚[3]:39-40,藉著悼念被貶的呂溫,感慨有政治理想,為國為民的人遭遇不幸,被貶謫而早死;貪贜枉法的反而高官厚祿,險詐狠毒的卻活得長壽[2]:35-36

詩歌[编辑]

柳宗元詩歌傳世有140多首,約三成是山水詩,有的詩風幽峭峻潔,有的平淡簡古[7]:179。名作《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棲鳥不飛,行人絕跡,極寫大雪中的幽寂,然後以孤舟獨釣來點綴雪景,反映作者的孤獨寂寞,又不甘屈服的精神[12]:303。其山水詩頗受南朝謝靈運影響,俱以遊山玩水寄託寂寞心情,客觀刻劃山水,駢偶句法凝練工麗。《構法華寺西亭》前半篇以寫景為主,敘事有層次,多用駢偶句法刻劃景物,如「遠岫攢眾頂,澄江抱清灣」,與謝靈運詩相似;後半直接抒懷,所謂「神舒志適」,只是故作歡娛解脫的反語,自我安慰[7]:177-178。其他山水詩佳作如《溪居》,寫貶居永州時的生活,「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早晨時和農夫一起去耕田,夜裏坐船遊玩,表面上寫遊山玩水的逍遙自在,但「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反面寫寂寞的哀傷[2]:42、45。《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敘寫水上夜遊,雨後傍晚以輕舟出遊瀟湘,在舟上開懷暢飲,以蟹螯供朵頤之快,忽而在江空月高之時,隨流漂逸而去,任其止泊,「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翱」,以「恣」「漫」二字,彰顯在水流和野風中的自由[9]:308。感人之作如《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山尖似劍,割破愁腸,秋來遲暮,如果自己能有千萬個化身,每一個都會於山峰站立望鄉;寫來悲哀沉痛,直白有力[2]:49-51

辭賦[编辑]

柳宗元曾模倣《離騷》作數十篇,其中《囚山賦》描寫環繞四周的楚山如同囚牢,自己如豬牛一般被囚禁在深牢之底,但見井口微光,荊棘叢中野獸咆哮,似看管他的惡犬;寫出陰暗的地獄山水[9]:305-306。《招海賈文》則是模倣《招魂》和《大招》的題目與結構而變化其內涵,敘述四方上下有鬼怪食人魂魄,以此勸誡海商不要貪圖一時之利,冒險出海,不如留在故鄉平安度日,隱喻諷刺僥幸鋋而走險的士人,出人意表又别有新意[13]:56。柳宗元有時會自比作屈原,為自己所遇到的不公辯護時,會用騷體賦寫作,如《悼屈原文》。他以騷賦體寫成《天對》,回應屈原的《天問》,文中指責許多古代傳說荒謬可笑,如大禹從母親背上裂縫生出來的故事[1]:171、103,指出宇宙初開,渾沌不分,沒有什麼可說,後來分別明暗,有所變化,都是元氣的作用[14]:704-705。《懲咎賦》先敘述其對古代治世的嚮往,和對當世的失望,自敘內心潔誠信宜,與「仁友」交往,每日盼望有所建樹,致君堯舜;對於改革失敗,歸咎於顧慮不周,讒妒交構,以致獲罪貶謫,獲罪只因不肯苟同於世,過於堅信理想[7]:182-183。《逐畢方文》批評永州老百姓對怪鳥畢方的迷信,以為畢方釀成火災[11]:190

思想[编辑]

儒家[编辑]

柳宗元自視為儒家改革者,以孔子之道,安民濟世為使命。他指出儒家之道往往為世人忽視,受蒙蔽於禮教,渴望能重振儒學,指導現世生活。他追求的是「言道、講古、窮文辭」。在韓愈等人影響下,他鼓勵年輕學者「學古道,為古辭」。「道」就是儒家二帝三王之道,人倫五常之道[1]:61-62、84、87;「古」是指古聖先賢的言行事跡[15]:252,古道即是儒家理想。堯舜孔子等儒家聖人是最值得欽佩和學習的古人,他寫道「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改寫自韓愈《原道》一文。(但韓愈啟發自禪宗的儒家「傳道」觀,柳宗元卻沒有採納。)[1]:85、89-90聖人之道可通於萬物,極具意義,不能怠慢視之[5]:402。道是「大公之道」,福澤天下百姓,堯禪位予舜,就是大公之道的體現。孟子認為應只講仁義而不講求「利」,柳宗元則表示反對,認為其說無視社會現實。他接受人類活動中有利己的一面[1]:90-92

柳宗元的終極關懷,是人民的福祉。儒家之道要為百姓帶來福祉,儒家信念的基礎,是對百姓疾苦的同情,聖人同情和力圖解救人民痛苦[1]:153、152、92。孔子最高貴的品質,就是有不忍生民疾苦之心。一般士人也許難以避免逐求私利,但必須時時以天下蒼生為念[15]:255-256。從政是實行儒道的最有效途徑。儒家之道即為政之道[15]:260、258,也是治世之道,士人入仕做官,比做一個儒家學者更有價值,治世與道的關係也比文學與道的更緊密[1]:92-93。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贊許伊尹五次求仕於德行崇高,以生民福祉為心[15]:258。柳宗元相信在儒家的世俗生活以外,還存在其他如道家佛教的合理生活方式,他在精神領域讓步於佛教和道家,沒有像韓愈那樣挑戰「佛內儒外」的前提,思想是比較保守的[1]:125、128

自然論[编辑]

柳宗元批評漢儒的天人感應論,不相信天災是上天對人類的警告或懲罰。他抨擊漢代儒家董仲舒採用陰陽家天人相應的宇宙論,主張和荀子相似。柳宗元對天有一自然主義的概念,視天為自然的事物,由構成,有自己的法則與盛衰,與人類行為毫無關係[1]:62、108、113。所謂天,是物質之天,自然之天,與大地萬物一樣,都是物質的東西,自然的變化是無意識的,人的活動才有意識。天不能賞功不能罰禍,人間禍福都和天無關;含冤怨天,或是以為天道仁慈會拯救世人,都是錯誤的[14]:702、710。柳宗元著有《天說》一文,說明天人並不相干,上承荀子與王充之說,批評俗儒以為天能為人主宰,賞善罰惡,而不知天時人事,各有其領域。天與其他山川草本都同屬自然界的現象,雖有變異亦與人無干[4]:403。文章並批評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彪等人的天命論「誑亂後代」,漢儒尊崇《呂氏春秋》,按五行、十二月、七十二候來施政,實違背聖人之道[4]:404。柳宗元又著有《時令論》,批判《禮記月令》的天人感應是迷信的,君主的慶賞、刑罰、措施和政令,完全沒有必要與天時配合,其《非國語》則指出,地震、山崩、河涸,都是陰陽之氣流動衝激的作用,人的認識不能完全了解這些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作用都不是替人打算,或為人作什麼準備[14]:708、711

人倫道德也和天無關,道是人世間的道,是道德準則,不存在其他宇宙論或形而上的真理。他尤其憎恨傳統儒家視「」為價值來源的想法,極端抗拒「天道」[1]:112、96-97。道德準則是世俗的,沒有超自然、超驗、形而上的來源或根據,現世沒有聯繫於另一世界。未能遵守儒家之道,也不一定帶來災禍。柳宗元理解的道局限於人類社會、世俗層面,沒有先驗、宇宙論的基礎,相對於韓愈,柳宗元的觀點是較保守的[1]:100、119

政治與社會[编辑]

柳宗元一直關注受苦的百姓,尤其是深受暴政之苦的人民。他提倡要忠於朝廷,政府應減少干預人民,反映他反對當時藩鎮割據,亦反對政府聚斂以應付軍費。在《捕蛇者說》,他批評中唐時的賦稅制度,反映農村的蕭條破敗[4]:153、96、155。他摒棄了天命的觀念,主張人民的支持,是王朝合法性的唯一來源,鞏固君王統治權的正是百姓的支持,「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他是中國傳統主要思想家中唯一一個直率抨擊天命論的學者[1]:159。政權的建立,是由於聰明有力者掌握強權,以實行公理;君主的設立,既非出於人民的自然擁戴,更非上天授命[4]:402。他贊揚零陵縣令薛存義能廢除苛刻不公的賦稅,認為老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人,官員只是他們的公僕,「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被自己僱來為自己服務的人殘暴地對待,是最嚴重的不公。這可能是中國思想傳統中最接近民主觀念的思想,即使開明如清代黃宗羲,也沒有像柳宗元那樣,從官員是百姓出錢僱用的公僕出發來論證官員的責任[1]:157、159。柳宗元論及政治起源及政權基礎的觀點,可說近乎儒家「異端」[4]:406

古人大多認為封建天下,乃天子分封的結果,柳宗元《封建論》則一反舊說,認為封建天下,乃政治組織發展由小至大的最後結果[4]:402。他辯稱古代封建制度並非聖人的設計,亦非出於人力,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97商湯周武王都是依靠諸侯才能成功,成功以後當然不能廢除封建制,他們保存封建制,是當時形勢所決定的。封建並不是聖人的意思。歷史事實證明郡縣制優於封建制[14]:719、721、715。他討論封建制度與郡縣制度的利弊,所關心的可能是中唐時藩鎮割據問題,否定任何分裂的政治制度[1]:98。學者考證《封建論》一文參考了杜佑通典》中的觀點,是杜佑之論的深化發展[16]:73、78。柳宗元指出郡縣制打破了貴族世襲的制度[14]:722,他有意打破貴族與其他社會階層的界線,其《永州鐵爐步志》諷刺貴族世家的階級優越感,以及其所受到社會的吹捧。他支持貴族的沒落,相信人從本質上都是平等的,都是秉氣所生。人的社會政治地位,應由他的品質優劣來決定,而不是他的出身門第[1]:159-162

處世[编辑]

柳宗元主張做人要明哲保身以求存,容忍種種不如意,和別人和諧相處,以免受傷害。世上「善人少,不善人多」,做人應像馬車那樣「內方外圓」,心中牢記自己的原則,而圓滑地應對這個不完美的世界[1]:173-174。他引用儒家格言如「允恭克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證其說,也引用《道德經》如「守其雌」,以說明要謙讓順從。儒家思想和老子思想本質上沒有不同,都教人要謙卑自全[1]:175-176

經學[编辑]

柳宗元追隨啖助陸淳的春秋學,主張經學不可淪於瑣碎的章句之學,而是要做到「聖人有心,由我而得」[15]:267。他是經學家陸淳名義上的弟子,802年前後,又與劉禹錫韓泰一起受學於國子監老師施士丐,學習《詩經》。在永州時,他深入研究經學,認為馬融鄭玄都只是「章句師」,解釋經中隻言片語,而忽視其整體含義[1]:56-57、137。他挑戰傳統經學以評注為主的方法,主張經學的目的在於領悟聖人之心和「道之原」。不過,客觀地理解經典是進一步求道的基礎,前人評注仍有重要性。柳宗元並未對五經下注解,主要興趣在《春秋》經,《晉文公問守原議》一文批評《左傳》中晉文公讓宦官議政[1]:138-140。《國語》在唐代被視為「《春秋》外傳」,左丘明所作,柳宗元撰有《非國語》,指出《國語》「謂之近經」,卻包含很多荒謬觀點。與道相扺觸。《非國語》可視為對《左傳》的間接批評,受他批評的《國語》內容又見於《左傳》[1]:141、143-144

宗教[编辑]

佛道二教[编辑]

柳宗元不算虔誠佛教徒,但一生都贊同佛教。他自小就喜歡佛教,在長安時曾與靈澈等南方僧人交遊[1]:102、57-58。初到永州時沒有居所,住在永州西郊龍興寺,因喜愛信佛,他也很喜歡這新住所,一個女兒出家為尼。柳宗元不坐禪、不持佛誦號,但誦讀佛經,與僧人思想交流。他認為佛教是智慧之源,開悟啟智,使人更深刻地洞察真理,不受日常生活所蒙蔽[1]:177-179、183,是他的心靈支柱。他和永州當地佛教徒關係密切,尤其是天台宗律宗,最親密的精神伙伴是龍興寺住持重巽,和南岳衡山的僧人也有接觸。他自覺深刻了解佛教教義,非常欣賞「中觀」和「中諦」思想,認為天台宗的中諦是佛教教義根本[1]:83、178、180-181。柳宗元的佛教情懷主要是對自己仕途失敗的反應。佛教思想可能賦予他一種超然的態度看待自己塵世中的失敗,不用耿耿於懷。他懷有「佛內儒外」思想。認為佛教與儒家教義上沒有衝突,可以共存[1]:191、181、184-185。佛教所講的佛性,就是儒家的性本善,佛教儒家並無矛盾,中心思想基本一致,孔子以後儒家衰敗,幸而有佛教傳來恢復儒家之道,佛教可說不是儒家的敵人而是功臣[14]:729、726。他幾次為了維護佛教而反駁韓愈, 認為韓愈所恨的只是佛教的外表,而遺棄其內部精神,就像遺棄了石頭而不知石中寶玉。柳宗元卻批評禪宗,相信並沒有禪宗所謂頓悟成佛的直接途徑,不遵從行為規則和戒律就不可能淨化自己。他也抨擊禪宗主張不讀佛經,有反智傾向[1]:102、181-183

柳宗元贊同老子哲理,對道教卻甚為鄙視,指出長生不死是不可能的,追求長生術是自私的,那種生活毫無意義[1]:87、104、115-116。如果不死就算長生,他質問:樹木石頭烏龜都長存,難道也算得道嗎[14]:727

反迷信[编辑]

柳宗元批判世人一切超自然、迷信的觀念,包括道家追求長生不死、神跡、占卜巫術相面星占風水、祖蔭、吉兆凶兆、崇拜鬼神、祭祀擇日等等。(其實他也曾算命,一次在考試前,一次在被貶謫後。)他在《非國語》攻擊《國語》一書記錄的種種超自然觀念[1]:104、101,批評春秋時期的各種討論迂誕愚昩,也嘲諷伏羲牛頭人身、女媧人頭蛇身等神話傳說,可說秉持經驗主義現實主義[1]:108、102-103,個人命運和自身功過是沒有關係的,不存在因果報應或善惡終有報。古代聖人有時神道設教,但柳宗元懷疑聖人自己是否真正相信鬼神存在,也許只是借此誘導愚夫愚婦。祭祀只是象徵性地表達人們關心的事情。政府若是切實施行仁政,朝廷儀式也沒有存在必要。這說法受到後世儒家學者的讉責[14]:114、116-118

影響[编辑]

柳宗元聲譽日隆,雖然身處南荒,也有不少青年士子遠來求教[15]:251。在他的發起下,天人關係成為中唐當時的重要議題,韓愈白居易元稹呂溫劉禹錫李翱牛僧孺都為文回應柳宗元對天看法,大體上都反對天人感應之論。宋代歐陽修並刪去《新唐書五行志》一章裏有關時與政治活動相關聯的部份[1]:119、121。柳宗元的春秋學是宋代春秋學的源流,產生過巨大影響。後人所著的封建論很多,都不能無視柳宗元《封建論》一文[16]:11、55,不管同意與否,宋人封建論都以柳宗元的論述為前提,受他啟發而發展,如葉適陳亮的立論都參考過《封建論》[16]:60、57永州八記描述生動,感慨深沉,對後世遊記有長久影響。永州八記發現美景而不願私有,欲公諸同好[17]:10,要把奇山異水藏在文章裏,以傳後人。這種想法從朱熹惲敬的遊記裏,屢加強調。《始得西山宴遊記》等文臥遊坐觀,以小喻大,以近喻遠,把山水擬人化,後來蘇軾范成大徐宏祖袁枚等人都這樣說,錢邦芑簡直就照抄了[17]:11蘇舜欽《滄浪亭記》明顯學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16]:10姚鼐描寫溪石「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亦學習自《鈷鉧潭西小丘記》「若牛馬之飲於溪」[17]:11。北宋時,穆修校訂出版了柳集,為古文復興奠定基石,影響了當時簡古和晦澀的文風,也影響了蘇軾的為文。柳宗元詩對宋人的審美觀和藝術觀都有影響,蘇軾、黃庭堅等人都學柳詩「簡古澹泊」的風格[16]:7、16-17,黃庭堅《遊愚溪》正學習《愚溪詩》。辭賦方面,梅堯臣《乞巧賦》學習柳宗元《乞巧文》[18]:102

地位與評價[编辑]

中國文學史上,柳宗元是與韓愈齊名的散文家[6]:376,甚或認為他作為散文家超過了韓愈[8]:31,二人都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性巨人,倡導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柳宗元通過其文學創作的出色成就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展示了古體散文既是交流思想的出色途徑,也能創作富於文學價值的作品[1]:129-131。自宋代起,柳宗元就因其優秀山水遊記山水詩,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一起,被視為描寫自然景色與隱居生活的四位唐代大師[1]:190。柳宗元是中國遊記的奠基人,永州八記前承元結的《右溪記》,後啟宋明以下的遊記,後人奉為遊記典範。到了永州八記,遊記散文才兼有感性與知性,把散文藝術中寫景、敘事、抒情、議論之功共冶一爐[17]:10-11、52。宋代文壇大體上崇韓抑柳。《舊唐書》對柳宗元評價甚高,宋初柳開王禹偁都並尊韓愈與柳宗元,把柳宗元視為韓愈的響應者[16]:1-3、9歐陽修卻把柳宗元視為「韓門之罪人」,宋祁亦認為柳文不如韓文。蘇軾則稱讚柳文妙絕古今[16]:6、11、18,學習柳文,啟發了宋人對柳宗元的關注與好評。柳文在南宋以後更受重視,受確立為古文典範,地位與韓愈等同[16]:19、21。南宋王十朋說柳文「普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詩歌方面,柳宗元和陶淵明常常相提並論[18]:103、102。柳宗元詩在唐代不受重視,到宋代卻受到歡迎,一般認為柳詩亦於勝於韓愈詩,蘇軾認為柳詩在陶淵明之下,韋應物之上[16]:18、17

思想史上,柳宗元是中唐儒學復興運動的領袖,屬於唐代士大夫中開始探究儒家之道的第一代人,預示著儒家思想傳統的復興。他把儒家之道界定為民本之道與治世之道,代表了中唐時儒家的主流思想[1]:128、99、121。柳宗元的政事和思想,雖受宋代道學家所批評,但宋代士大夫基本上肯定政治家柳宗元[16]:22、38。宋人一面批評柳宗元的政治主張,一面讚賞他是個有為的政治家。經學方面,《非國語》一書則受司馬光江惇禮蘇軾等批評[16]:46、51-52,不為宋人所接受。1104年朝廷下敕封柳宗元「文惠侯」, 1158年封為「文惠昭靈侯」[16]:54、20-21。現代中國學者視柳宗元為唯物主義思想家[8]:31

參見[编辑]

參考文献[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陳弱水. 《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 郭英劍等譯.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34391804 (中文(简体)).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葉嘉瑩. 《葉嘉瑩說中晚唐詩》.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ISBN 9787101058772 (中文(简体)). 
  3. ^ 3.0 3.1 3.2 3.3 清水茂日语清水茂 (中国文学者). 華山譯. 〈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 《文史哲》. 1957, 4: 39–49 (中文(简体)).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蕭公權. 《中國政治思想史》.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7. ISBN 9787100129183 (中文(简体)). 
  5. ^ 5.0 5.1 5.2 古勝隆一日语古勝隆一. 〈論韓愈、柳宗元的貫道思想〉. 楊儒賓、祝平次 (编). 《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 白適銘譯. 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 385–415. ISBN 9789860023817 (中文(繁體)). 
  6. ^ 6.0 6.1 6.2 孫康宜宇文所安 (编). 《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 劉倩等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13. ISBN 7108044684 (中文(简体)). 
  7. ^ 7.0 7.1 7.2 7.3 葉嘉瑩. 《迦陵論詩叢稿》.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ISBN 7543429462 (中文(简体)). 
  8. ^ 8.0 8.1 8.2 8.3 8.4 顧彬等. 《中國古典散文: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散文、游記、筆記和書信》. 梅琦雯等譯.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61761090 (中文(简体)). 
  9. ^ 9.0 9.1 9.2 9.3 蕭馳. 〈從「山水」到「水石」:元結、柳宗元與中唐山水美感話語的一種變化〉 (PDF). 《中正漢學研究》. 2014, 24: 293–332 [2021-09-10] (中文(繁體)). 
  10. ^ 10.0 10.1 黃耀堃. 〈〈始得西山宴遊記〉與「內景」初探〉. 《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 香港: 恒生管理學院. 2018: 135–143 (中文(繁體)). 
  11. ^ 11.0 11.1 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英语William H. Nienhauser, Jr). 《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 北京: 中華書局. 2007. ISBN 9787101054057 (中文(简体)). 
  12. ^ 葉嘉瑩. 《詩馨篇.上》.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1. ISBN 7500609833 (中文(简体)). 
  13. ^ 蘇瑞隆. 〈柳宗元騷體文命題特點研究〉.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 2: 56–61、149 (中文(简体)). 
  14. ^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ISBN 7010026661 (中文(简体)).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陳弱水. 《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3385492 (中文(简体)). 
  16. ^ 16.00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16.06 16.07 16.08 16.09 16.10 16.11 副島一郎. 《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 王宜瑗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ISBN 9787532569380 (中文(简体)). 
  17. ^ 17.0 17.1 17.2 17.3 余光中. 《從徐霞客到梵谷》. 台北: 九歌出版社. 1994. ISBN 9789574442928 (中文(繁體)). 
  18. ^ 18.0 18.1 副島一郎. 〈柳宗元與宋代古文運動〉.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3, 4: 99–104 (中文(简体)). 

延伸閱讀[编辑]

唐宋八大家
韩愈 · 柳宗元 · 欧阳修 · 苏洵 · 苏轼 · 苏辙 · 曾巩 · 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