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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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經梵文लंकावतारसूत्र Lankāvatāra-sūtra),漢譯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入楞伽經》、《大乘入楞伽經》。是大乘佛法中综合了‘虚妄唯识系’及‘真常唯心系’之重要经典,亦即说明唯心如来藏阿赖耶识之教义。屬於如來藏學派,與《解深密經》同為論述唯識思想的重要經典。

經題解釋[编辑]

楞伽(梵文Lankā)的字面意思,一是指珍寶,二是指不可入、不可往的危險處。

最早出於《羅摩衍那》,是個地名,指錫蘭島。在島上有個國家,稱楞伽國,或楞伽城。《羅摩衍那》認為,在錫蘭島上有個楞伽山,山上居住了很多羅剎、夜叉,人皆不敢前往,故稱為危險處。

作珍寶解釋時,釋迦毘楞伽寶原為帝釋天所持有之寶石,又作紅寶石解釋。

第二個說法,楞伽是山名,或城名。釋迦牟尼曾至此處,向夜叉王說法,因此稱此經為楞伽經。

阿跋多羅者是指無上之義,全意是佛陀入此聖足山[1]所說之寶經。

五種汉文譯本[编辑]

初譯失傳[编辑]

《楞伽經》共有五种汉译本。第一種譯本是中天竺國曇無讖三藏法師於412年來華,在北涼姑臧譯出,在唐朝失传。

宋译楞伽[编辑]

楞伽經经文

目前存在最早的譯本是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天竺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罗的译本《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又称‘宋译’,以散文與詩句相互交叉應用,最能表現此經的原始形態,流行也最廣,传说由禅宗祖师达摩传授于二祖慧可[2][3],並云:“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以後慧可弟子有持此經以修持者,主張“專唯念慧,不在話言”,世稱楞伽師,其唯心論、禪法、頓、漸之法,成為禪宗開宗的基石,《傳燈錄》記載五祖曾在牆壁上畫有楞伽修定圖。

魏譯楞伽[编辑]

北魏菩提流支的譯本《入楞伽經》10卷,又稱十卷楞伽經、魏譯楞伽經,「入楞伽」意思是進入楞伽島,法藏大師曾於《入楞伽心玄義》中批評此譯而說:「其十卷雖文品少具,聖意難顯,加字混文者泥於意,或致有錯,遂於明明之正理,以滯於方言」;据吕澂考证,《大乘起信论》就是在中国根据楞伽经的这个译本而构造出来的。

唐譯楞伽[编辑]

唐代實叉難陀的譯本《大乘入楞伽經》7卷,又稱七卷楞伽經、唐譯楞伽經,與梵本比較接近。

明朝員珂法師將此三種譯本合譯為《楞伽會譯》,收在《大正藏》第十六冊。

梵文原典的发现及译本[编辑]

梵文原典由一位英国外交官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偶然发现,1923年,日本人南條文雄校刊梵文本行世。1932年,日本人鈴木大拙依南條文雄版出版英譯本。[4]2005年谈锡永上师根据南條文雄所刊的梵文本,参考现存的三种汉译本和二种藏译本而翻出《入楞伽经梵本新译》。[5]

二种藏文译本[编辑]

本经另有两种藏文译本。一种名为《圣入楞伽大乘经》,一种名为《圣入楞伽宝经名为诸佛所说心髓品》,两者皆由汉文本译出,前者与梵文本相同,后者对应于刘宋的译本。

中心內容[编辑]

《楞伽經》是印度中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之一,與《解深密經》同為論述唯識思想的重要經典,全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等為中心論點。其中五法佛陀在經中依不同層次施設兩種次第,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6]及相、名、妄想、如如、正智[7]。「三自性 謂依他起性、遍計執性、圓成實性。八識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8]二無我謂人無我、法無我[9]。其中三自性可含攝於五法中。佛陀在經中開示,名和相屬於妄想自性,也就是遍計執性。依於妄想自性,第八識就會出生七識心,而使八識心出現於三界中。八識心和其種種心所法的現行和運作則屬於緣起自性,亦即依他起性。而正智和如如則攝屬圓成實性[10]。同樣的,八識和二無我亦可匯歸於五法,所以,此五法可含攝三乘一切佛法,菩薩道中相續次第深入,乃至究竟佛地,悉入其中[11]。因此,世尊以五法含攝一切佛法,次第修學,是本經的重要內容之一。其他尚論及「緣起」、「涅槃」、「禪定」、「漸頓」等等重要內容。

《楞伽經》又強調指出一切眾生可分五種種性,不同種性的人,獲不同的修行果位。後卷中,將阿賴耶識認為與如來藏同一,經中提到如來的「三阿僧祈百千名號,諸凡夫不覺不知,…不善解名字句義」其中異名有:毗濕奴自在天因陀羅等,皆有不同的解釋[12]。這些名相印度教也使用,後人就以為是受到印度教影響。佛在最後「植因向果」一段經文中,詳說食肉與殺生之過咎,以十五種理由,詳說應素食的原因。以此來結束楞伽山中盛大圓滿的法會。

教內評論[编辑]

《楞伽經》經文思想並不一貫,各品間缺少連繫,歐陽漸《楞伽疏決》說:「雅頌失所,琴瑟不調,增安繁蕪,安能純繹!讀雜亂書,倍阻機穎」。太虛大師說:「本經實有次第可循,如除經前百八句外,將經後四十一門判分為:境、行、果三類,果中又分共果與不共果。」[13]南懷瑾老師則評論:「楞伽經的奧義,本為融通性相之學,只是空有不異的事理,說明理論與修證的實際,必須通達因明,善於分別法相,同時要從真修實證入手,會之於心,方可探驥索珠,窺其堂奧!」

眾多注疏[编辑]

《楞伽經》主要註疏有菩提流支撰《入楞伽经疏》五卷,新罗元晓撰《楞伽经疏》七卷,唐法藏撰《入楞伽經心玄義一卷》,智儼《楞伽經註》殘本(卷二、卷五),宋善月述《楞伽經通義六卷》,寶臣《大乘入楞伽經註》10卷等,清淨挺《楞伽經心印》一卷。民國以來太虛大師作《楞伽經義疏》,歐陽漸著《楞伽疏決》,邱噓明著《楞伽疏證》。印海法師筆錄印順法師的講解為《楞伽經親聞記》。[14]

此外,西藏大藏经中收集有《圣入楞伽经注·如来心庄严》(梵A^ryalan%ka^vata^ravr!tti ),為印度论师智吉祥贤所撰。

現代考證[编辑]

鈴木大拙認為,四卷本《楞伽經》最古,其餘的七卷本與十卷本的則是慢慢增補而成。鈴木大拙主張《大乘起信論》為馬鳴的作品,而《大乘起信論》的主體思想非常接近《楞伽經》,因此鈴木大拙推斷《楞伽經》應早于馬鳴,約成立於西元1世紀。

在《楞伽經》中曾引用《勝鬘經》、《大雲經》、《央掘摩羅經》、《大涅槃經》等,因此它編成的時間應晚於這些經典。偈頌品中曾提到龍樹,但龍樹作品中不曾引用《楞伽經》,因此《楞伽經》應在龍樹之後才集成。呂澂認為,在龍樹、提婆作品中都不曾引用《楞伽經》,直到清辨時才開始引用,推斷《楞伽經》是在提婆之後才出現。

印順法師認為,《楞伽經》可能在笈多王朝時代編成,約在西元4世紀到5世紀時,因為無著世親著作中沒有引用《楞伽經》,但《楞伽經》中的思想多融攝了無著、世親論著中所說,其編成年代可能晚於無著、世親[15]宇井伯壽常盤大定等也認為《楞伽經》在世親之後才集成。舟橋尚哉則認為《楞伽經》成立的年代,在世親之前,但近於世親在世時。

現代學者如程恭讓陳玉萍等依據梵文本《楞伽經》對呂澂的考證進行了認真審視[16]程恭讓針對呂澂在魏譯《楞伽經》找到的“錯誤”翻譯,將其對應梵文與三種漢譯本之翻譯進行了比較,認為魏譯本與梵文本雖略有不同,但並非如呂澂所說「全盤錯了」[17]

相關注釋[编辑]

  1. ^ 玄奘大唐西域記·僧伽羅國》:「國東南隅有[馬*夌](勒隥反)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馬*夌]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
  2. ^ 續高僧傳》為「法沖」作傳時,說《楞伽經》是「專唯念慧,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後行中原,慧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啟悟。」
  3. ^ 景德傳燈錄》:「師〈達摩〉又曰:吾有楞伽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法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吾到此地,凡五度中毒,常自出入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納,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4. ^ 鈴木大拙. The Laṅkāvatāra Sūtra. (英文)
  5. ^ 談錫永. 《入楞伽經》梵本新譯. 全佛文化. 2005年. ISBN 978-957-2031-88-9. 
  6.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識、二無我分別趣相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CBETA, T16, no. 670, p. 510,c26)
  7.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復次,大慧!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CBETA, T16, no. 670, p. 511b12)
  8.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CBETA, T16, no. 670, p. 512a29)
  9.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1〈一切佛語心品〉:「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種無我相。云何二種無我相?謂人無我,及法無我。」(CBETA, T16, no. 670, p. 487c20)
  10.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佛告大慧:三種自性及八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時生,如日光俱。種種相各別分別持,是名緣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名成自性。」(CBETA, T16, no. 670, p. 511, b2-7)
  11.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CBETA, T16, no. 670, p. 511, b10-12)
  12. ^ 《入楞伽經》卷6〈7 法身品〉:「諸凡夫不覺不知,以墮二邊相續法中,然悉恭敬供養於我,而不善解名字句義,取差別相不能自知,執著名字故虛妄分別,不生不滅名為無法,而不知是如來名號差別之相,如因陀羅.帝釋.王.不蘭陀羅等,以不能決定名與真實,隨順名字音聲取法亦復如是。大慧!於未來世愚癡凡夫說如是言,如名義亦如是,而不能知異名有義。」(CBETA, T16, no. 671, p. 551, b5-13)
  13. ^ 《楞伽經義記》
  14. ^ 釋印順; 印海.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親聞記.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6. 
  15. ^ 印順《佛教史地考論》〈楞伽經編集時地考〉:笈多王朝,創立於西元三二0年;到四五五年,鳩摩羅笈多Kuma^ragupta 以後,即因外有敵人,內部分立而逐漸衰落。本經的編集,即在這一時期中。本經曾談到:「由種種心分別諸法,非諸法有自性,此但妄計耳」。這與世親的唯識三十頌:「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彼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文義次第,非常一致。所以本經實為唯識興盛以後的作品,可能還在世親以後。唯識學者平常說六經十論,但這是依『成唯識論』的引經而說。在無著、世親的引 證中,有『十地經』、『解深密經』、『阿毘達磨大乘經』,而從沒有說到『楞伽』與『密嚴』(密嚴更遲)。這是最可注意的。在中觀家,也是比世親略遲, 與安慧同時的清辨,才引用『楞伽經』(傳為提婆作的論典,上有楞伽二字,這是菩提流支所加的)。清辨即與安慧同時,多少年輕一點(所以又與護法同時)。世親考為西元三六0到四四0時人,所以本論的集出,約為西元五世紀中期。
  16. ^ 姚彬彬<現代佛學思想系譜之分野──以《大乘起信論》真偽之爭為契機>:「他認為,只要證明《起信論》思想來源於魏譯《楞伽經》之誤,便可判定其為偽經,故他結合《楞伽經》的梵文本與宋譯本,跟魏譯本進行了細緻對勘,……認為作為《起信論》主導思想的「一心二門」與「心性本覺」諸說,皆是從誤譯而妄加引申的。這樣,呂澂通過縝密的文本考證,使《起信論》之為中國人偽託之作的說法,得到了似乎是非常扎實的鐵證。使得至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就文本本身而言,類乎《起信論》不偽的觀點,似乎絕少再有人再提出了。不過呂澂的研究也並非完全無懈可擊,比如在1970年代,台灣新儒家學者牟宗三先生在其《佛性與般若》中便對呂澂的文本分析提出了批評,他在書中又認真比對了《楞伽經》的宋譯本和魏譯本,認為呂澂所說的「誤譯」,多屬成見在先的牽強之解,甚至存在有意讀破句子的地方,故牟先生認為《楞伽經》的兩譯本並無二致。……2004年,大陸學者程恭讓重新結合梵文本對勘了《楞伽經》兩個譯本的〈刹那品〉,認為呂澂的解讀的確頗有牽強和過度詮釋之處。由此看來,這個問題尚頗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于德隆<對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的再審視>:「程恭讓〈《楞伽經》如來藏段梵本新譯及對呂澂關於魏譯相關經文批評的再批評〉一文中,引用呂澂據以論證魏譯《楞伽經》錯誤的梵文經文,與三種漢譯本之相應部分比較,認為魏譯本與梵文本雖略有不同,但並非如呂澂所說「全盤錯了」。陳玉萍《<楞伽經>與<大乘起信論>關係之研究--以呂澂的觀點為線索》中,將魏譯《楞伽經》相關部分與梵文經文進行了詳細比較,認為大部分情況下呂澂誤解了原意。」
  17. ^ 程恭讓〈《楞伽經》如來藏段梵本新譯及對呂澂關於魏譯相關經文批評的再批評〉:「總之,《楞伽經》梵本第六剎那品中如來藏段的魏譯,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這是不應諱言,也不必諱言的。吕澂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學術史上最為精專的學者,他發現了這些問題,為中國佛教文獻學,特別是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新的問題,這是吕先生的歷史功績,是我們今天應當予以高度評價的。
    不過,吕澂先生對《楞伽經》如來藏學說思想意義的理解有所偏差,他有關的學術工作深受《大乘起信論》真偽問題思想論戰的促發,遂使得他在高抬《楞伽經》如來藏學說思想價值的同時,對魏譯中的某些“錯誤”,不知不覺中會有所“放大”,乃至失真。
    學術史和思想史之間是應當謹守必要的界限,或維持必要的分疏的,這是我們在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史時應當充分關注的一個問題,我們從吕澂先生對《楞伽經》梵本第六品中如來藏段魏譯的批評,就看到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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