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橫濱中華街歷史

编辑链接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橫濱中華街的牌樓「善鄰門」（善隣門）

橫濱中華街歷史始於1859年（安政6年）橫濱港開港。當時隨同歐美商人前來日本的，還有許多中國人。這些華人聚居在填海造陸形成的居留地，形成了橫濱中華街的雛形。早期定居者多來自廣東省。

隨着華人人口增加，關帝廟等社群核心設施相繼建立。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簽訂後，華人取得在日本的合法居留權，人口增長加速。然而，日清戰爭爆發導致中日外交關係中斷，華人人口銳減。戰後，華人社群一度恢復，卻又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遭受重創，震災期間甚至發生針對華人的屠殺事件，人口再度驟減。隨着震後重建，華人社群重新復甦。至昭和戰前時期，中華料理餐廳吸引大量遊客，中華街逐漸發展為觀光區。但隨着九一八事變與日中戰爭爆發，中日關係惡化，橫濱中華街進入「寒冬時代」，並在橫濱大空襲中化為焦土。

戰後，橫濱中華街一度成為黑市，後來又轉變為服務美軍的娛樂區，被貼上「暗黑街」的標籤。之後，在當地華人與橫濱市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華街轉型為以中華料理餐廳為主的觀光地。然而，海峽兩岸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對立也影響此地，導致華人社群分裂，陷入長期內部矛盾。隨着高度經濟成長與美食熱潮，橫濱中華街逐漸發展為代表橫濱的觀光勝地。分裂的華人社群也逐步走向和解。此後，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影響，新一代華僑來到橫濱中華街，街區出現更多元化的店鋪，帶來新的變化。

開國與華人的到來

[编辑]
1874年的橫濱海圖，右下角為外國人居留地，其中道路方向與他處不同的區域即後來的橫濱中華街。

1854年（安政元年），培理率領艦隊來到日本，在橫濱進行《日美和親條約》的談判。其後，根據1858年7月29日（安政5年6月19日）簽訂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除已開港的下田與箱館外，新潟、神奈川、兵庫（日语：大輪田泊）及長崎也將對外開放[1]。然而，幕府擔心在交通要道東海道沿線的神奈川開港會引發衝突，因此不顧美國、英國反對，決定開放神奈川對岸的橫濱村[1][2]。

幕府撥款十萬兩在橫濱興建碼頭，並整備外國人居留地[3]。外國人居留地是允許簽約外國人居住及從事貿易等經濟活動的特定區域。橫濱的居留地被河川與壕溝隔開，面積約一平方公里，即現今橫濱市中區的山下町一帶[2]。1859年7月1日（安政6年6月2日），橫濱正式開港[1]。橫濱沿岸水深，利於大型船隻停靠；腹地又有江戶時代以來開發的廣闊新田，為市區擴展提供充足空間。選擇橫濱而非神奈川開港，帶來巨大優勢，使其迅速發展[4]。開港後，橫濱港與箱館港發展尤為迅速。箱館以北海道海產出口為主，橫濱則以生絲、茶葉、棉製品出口為大宗[5]。

幾乎在橫濱開港的同時，華人開始到來。為貿易進入橫濱的歐美商人，多數曾在上海、香港、廣州等地從事對華貿易，並僱用華人擔任職員。這些華人職員精通中西語言及商業習慣，甚至催生「買辦」這一特殊職業，成為歐美在華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6]。由於日本與清朝在1871年前並無正式邦交，最初抵達橫濱的華人並非條約國民，而是隨同已與日本簽約的西方商人前來，擔任其買辦或經理[7]。進入日本的歐美商人也尋求華人職員協助，因漢字溝通相對便利。此外，歐美與東亞在度量衡制度及貨幣單位上存在差異，而熟悉日本主力產品生絲、茶葉的華人買辦，對歐美商人在日經濟活動至關重要。若無亞洲各地華人商業網絡及其經驗，對日貿易難以成功[8]。

除了隨歐美商人而來的買辦，中國自身也存在向外移民的動因。華中、華南地區自唐朝晚期以來人口持續增長，人口壓力導致移民常態化[9]。尤其隨着對外交流頻繁，沿海地區向海外發展的風氣愈盛[10]。鴉片戰爭後，南京條約使歐美各國得以在中國沿岸設立開港地，經濟滲透加劇，同時也促使華人商人積極向海外擴張[11]。鴉片戰爭後，中國國內又因太平天國之亂陷入混亂，尤以華中、華南地區為甚。許多人為尋求新天地遠赴海外。在此時代潮流下，不僅有隨歐美商人而來的華人，單獨前來橫濱者也日益增多[12]。

橫濱中華街的形成

[编辑]

籍牌制度的實施

[编辑]

開國之初，華人多作為歐美商人的傭工來到橫濱。當時，他們與受僱於歐美人的印度人、非洲人等，被視同其歐美僱主對待[13]。然而，許多華人在與歐美商人的合約解除後，仍選擇留在橫濱。此外，也有愈來愈多人為在海外謀求發展，透過已在橫濱生活的親友關係，在沒有僱傭關係的情況下前來。不久，開始有華人不甘於為人作嫁，獨立經商[14]。隨着橫濱華人人口增加，也出現了專門服務華人社群的生意[15]。

由於日本與清朝政府尚未簽訂通商條約，中國人本不被允許在日居住與從事經濟活動[16]。隨着下層華人增多，歐美人開始指出華人居留地的衛生問題及賭場等治安問題。更令人擔憂的是，因兩國無條約關係，日本沒有清朝領事，缺乏監管華人的本國機構[17]。同時，獨立經商的華人成為歐美商人的競爭對手，歐美人要求加以管制的聲音漸起[18]。於是，針對此前被默許居留的華人，當局開始研議實施取締與管理[17]。

歐美方面要求幕府，承認作為歐美商行傭工的華人居留，但將獨立經商者驅逐出境。幕府則主張，除非能有效取締，否則應將所有華人驅逐[19]。最終，1867年（慶應3年）11月，《橫濱外國人居留地規則》制定。此規則針對所有在橫濱居留的外國人，設立了管轄居留地事務的「居留地取締局」。對於搭乘歐美船隻來航的華人，則規定由神奈川奉行（日语：神奈川奉行）與歐美領事協商後進行管理[20]。同月，「籍牌制度」開始實施，要求在橫濱居留的華人必須在居留地取締局付費辦理戶籍登記[21]。籍牌制度為在橫濱的華人提供了合法的居留依據，成為華人人口急劇增加的一大主因[22]。

橫濱新田

[编辑]
1851年製作、1871年加筆的橫濱村及其周邊地圖。左下方可見橫濱新田。

橫濱中華街的所在地，原是1796年（寬政8年）填海造陸而成的「橫濱新田」[23]。開港前的橫濱村，位於從山手（日语：山手 (横浜市)）台地延伸而出的一條長約1.5公里、寬約300公尺的狹長沙洲上，沙洲內側則為內灣[24]。進入江戶時代後，內灣地區透過填海進行新田開發，橫濱新田即為其中之一，位於山手台地沙洲的根部附近[23]。橫濱新田主要作為水田使用，對於水源難求、以漁業和旱作農業為主的橫濱村而言，是珍貴的水田地[24][25]。現今中華街的道路格局，大體沿東西南北方向延伸，與周邊地區呈約45度角，正是反映了當年橫濱新田的地界劃分[註 1][27][28][29]。

開港後，橫濱發展迅速，最初整備的外國人居留地很快便不敷使用，擴建工程隨之展開[30]。神奈川奉行啟動橫濱新田的改造工程，至1861年（文久元年）2月，利用開挖元町後方山丘的土方，將原為水田的橫濱新田填平，改造成市區[31][32]。由於原為水田，這片新整備的外國人居留地最初被稱為「沼澤居留地」（Swamp Concession）。較晚來到橫濱的外國人多居住於此，初期主要是經營西服店、麵包店、洗衣店、木工、鐵匠等行業，以服務居留地外國人日常生活所需[33]。

沼澤居留地與華人社群

[编辑]

橫濱外國人居留地中的黃金地段，是沿海的「海岸通」一帶。該地原為山手台地延伸的沙洲所建，排水良好，且能遠眺橫濱港，景觀優美。相較之下，填海而成的沼澤居留地則排水不佳[34]。由於最初的居留地已不敷使用，自1862年起，附近的沼澤水田被改造成新的居住區，來到橫濱的華人便聚集在這些居住條件較差的區域，逐漸形成社群[35][7]。

沼澤居留地建成不久的文久2年（1862年或1863年），居留橫濱的華人在區內建立了一座祭祀關羽的小祠堂，此即後來的橫濱關帝廟。對華人而言，關帝廟不僅是信仰中心，更是華人社群的核心所在[36]。關帝廟之所以建於沼澤居留地，除了條件較好的居留地已無空地之外，據信也與風水有關。沼澤居留地的街道沿襲了橫濱新田的地界，呈東西南北走向，據說能讓南方山手高地流來的「氣」暢通無阻，被視為風水寶地[28]。

約在關帝祠堂建立的同時，一家名為「同濟醫院」的華人醫療機構開業。其後，在同濟醫院的原址上，幕末至明治初年又建起了一座名為「會芳樓」的劇場兼餐館[31][37]。如此，沼澤居留地內陸續建起了作為華人信仰與社群核心的關帝廟、醫療機構及娛樂場所，吸引華人集中居住，中華街於焉成形[36]。明治初年，華人聚居的沼澤居留地逐漸被稱為「唐人街」[38]。

居留地時代的華人社群

[编辑]
1880年左右的橫濱中華街

根據對華人公墓「中華義莊（日语：中華義荘）」墓碑的分析，早期來橫濱的華人，以廣東省籍者佔壓倒性多數，其後依次為江蘇、浙江、福建及臺灣[39]。廣東省籍中，又以中山縣（香山縣）出身者最多，約佔廣東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此外，高明縣、南海縣的出身者亦多，這也成為日後橫濱華僑支持香山人孫文及南海人康有為的一大原因[40]。戰後調查則顯示，籍貫順序為廣東、臺灣、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籍同樣佔絕大多數。有學者指出，戰後調查中的臺籍人士，部分可能是因經由臺灣赴日較為便利而來[41]。

自1860年代起，華人開始大量聚居於現今中華街所在的沼澤居留地。至1877年（明治10年），橫濱的華人已有六成以上居住於沼澤居留地及其周邊，但仍有超過三成的華人散居於歐美人為主的地區。相較於沼澤居留地的華人，居住在歐美區的華人多任職於歐美貿易行、銀行、海運公司等，經濟條件較佳，社會地位也較高[42]。1877年的資料已證實現今中華街地區有華人集中居住的事實，故可視為橫濱中華街於此時正式形成[43]。

早期的橫濱中華街，多為工務店、油漆店等土木建築相關行業，家具、鋼琴製造等製造業，糕餅製作等食品業，以及西服店、理髮業、中華料理餐廳等，以工匠和民生相關的商業為主[44][45]。值得一提的是，不僅在橫濱，日本華僑的一大特點是幾乎沒有從事棉花、橡膠等種植園農業或礦業的勞工[46]。日後成為橫濱中華街代表性產業的中華料理餐廳，雖自1870年（明治3年）的紀錄中即可見，但數量不多，直到進入20世紀才開始增加[46]。例如，今日知名的萬珍樓便是在1892年（明治25年）創立的[47]。

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與領事的到任

[编辑]

1870年（明治3年）7月，日本與清朝展開條約締結談判。對於日方締約的要求，清廷起初態度消極。但負責實務的曾國藩、李鴻章最終接受了日方請求，雙方於1871年（明治4年）9月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清廷決定接受締約的原因之一，是判斷為保護在日華人，有必要簽訂條約[48]。

《中日修好條規》中，規定了兩國國民的相互往來、在對方國家的居住權及居住者的管轄權等。同時制定的《中日通商章程》，亦規定了兩國國民在對方國內持有、租賃不動產的條款[49]。隨着華人在日不動產持有、租賃規定的確立，橫濱原為關羽小祠的關帝廟得以擴建為正式廟宇；華人公墓用地租賃實現，中華義莊隨之開設；關帝廟旁更建起了統籌橫濱全體華僑的組織「中華會館」所使用的橫濱中華會館[50][51]。然而，條約簽訂後，清朝領事的派任卻遲遲未定，在領事館開設前的過渡期，籍牌制度仍繼續施行[52]。

1877年（明治10年）12月，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抵日。經何如璋通報，日本外務省批准了范錫朋為駐橫濱領事，1878年（明治11年）2月5日，中國駐橫濱領事館正式開設[53][54]。之所以在橫濱設立領事館，據稱是因當時在日華人約半數居住於橫濱，且橫濱在各開港地中貿易量最大，華人經濟活動最為活躍[54]。中國領事館設立後，在橫濱華人的管轄權移交給領事館[55]。此前由民間團體中華會館代行的對日交涉窗口，也改由領事館負責[56]。

地藏王廟

《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為在日華人提供了居留的法律依據；而負責保護華人的領事館的設立，更使橫濱的華僑社會在1880年代至1890年代初迎來了成長期[56]。憑藉貿易積累了雄厚財力的橫濱華僑，對中華會館、關帝廟進行了大規模整修，並於1892年（明治25年）在華人公墓中華義莊內興建了地藏王廟[57][58]。然而不久後，橫濱的華人社會便因日清戰爭而遭受重創[57]。

《中日修好條規》簽訂後，華人獲得了與歐美人同等的治外法權[59]。條約生效後，日本司法管轄權難以觸及的橫濱中華街，鴉片吸食問題日益普遍，賭博與賣春也在日本人參與下蔓延開來。日方對此狀況甚為關切，雖請求中國駐橫濱領事館協助取締，但橫濱中華街方面卻強烈反彈，認為日本官府干涉了合法的商業交易，導致官方與華人之間衝突頻發[60]。

日清戰爭的影響

[编辑]

隨着中日關係日益緊張，1894年（明治27年）6月5日，日本政府設置了大本營。在此緊張局勢下，中國駐橫濱領事館於7月1日下令，禁止居留橫濱的華人於晚間九時後離開居留地。另一方面，日方為防止華人遭受不測，亦派遣巡查至領事館、中華會館等地加強警備。許多居留橫濱的華人希望歸國，但不少人難以籌措旅費，駐橫濱領事館為此大傷腦筋[61]。7月25日的豐島海戰使中、日兩國正式進入戰爭狀態。翌日，日本政府下令加強各地開港場對華人的保護，橫濱的警備亦隨之強化。然而，歸國華人仍絡繹不絕，最終，領事館決定從中華會館的儲備金中撥款，為經調查認定資產最少的約8000名華人提供旅費[62]。

中日關係惡化之際，清朝駐日公使於7月9日向美國駐日公使提出請求，希望在宣戰後清朝外交官返國時，由美國代為保護在日華人。日方亦提出類似請求，最終決定在宣戰後，由美國公使館及領事館承擔除領事裁判權外的其他華人保護事務[63]。8月1日，日本與清廷相互宣戰，甲午战争爆發；雙方外交關係斷絕、外交官撤返本國，《中日修好條規》失效[63]。對日本而言，雖與中國交戰，但為促成與歐美各國的修正條約（日语：条約改正），有必要依據國際法與國際慣例對待華人，以彰顯其文明國家之形象[64]。8月4日，日本頒布《第147號勅令》，允許希望留日的華人，在向所在開港場的府縣知事申報住址、職業、姓名後，其身體與財產將受保護，並可繼續從事和平職業[63]。

儘管有勅令頒布，但由於美國公使館及領事館並無領事裁判權，坊間揣測，向府縣知事申報後將被視同日本人，可能面臨新增稅負及徵兵。此等謠言導致華人歸國潮未曾停歇[65]。在居留地，華人廣泛活躍於歐美商行，並承擔了居留地內大部分的食衣住行相關事務[66]。華人大量離去，對歐美人亦構成嚴重打擊。為此，美方出面向華人解釋，新出勅令並不會導致額外稅負或徵兵義務[66]。即便如此，華人歸國的趨勢仍未停止，至宣戰後約一個月的9月初，居留橫濱的華人已有約三分之二返國[67]。

甲午戰爭前，橫濱中華街（當時稱南京町）被日本人賦予「親近感」，但戰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識，大眾媒體與學術討論將世界劃分為「文明」與「野蠻」，並將日本人歸為前者，中國人歸為後者，一種對華人的新藐視態度油然而生[68]。自1894年（明治27年）11月起，開始有華人返回橫濱。日本在甲午戰爭推進優勢，1895年（明治28年）3月20日起，和談於下關展開。此時，華人返日之勢漸趨明顯。戰爭結束後，至1898年（明治31年），居留橫濱的華人人口已基本恢復至戰前水平[69]。

商權恢復運動

[编辑]

日本政府雖在中日關係惡化之初即採取保護華人的措施，但據稱仍有針對華人的暴力事件發生，橫濱市內亦流傳華人在井中投毒的謠言[70]。此外，橫濱的古物商拒絕向華人收購古物，受僱於華人洋裁公司的日本洋裁業者亦要求提高工資並發動罷工[71]。

受日清戰爭影響，針對華人的「商權恢復運動」正式展開[72]。商權恢復運動旨在使在由外國資本主導的貿易中處於不公地位的日本，能與歐美及亞洲各國進行自由公平的貿易[73]。針對華人的商權恢復運動，主要訴求為廢除日方慣例上需支付給歐美貿易商行下的買辦及華人職員的佣金，以及廢除不公平的度量衡制度[74]。

自幕末以來，日本商人逐漸掌握貿易技巧，實力日增。在此背景下，以日清戰爭為導火線，要求廢除貿易中慣例的各種華人佣金的商權恢復運動正式展開[75][76]。然而，華人方面的抵抗十分頑強。從事貿易的華人職員薪資微薄，主要依靠佣金維持生計，失去佣金收入事關生死[77]。對於日方廢除佣金的要求，華人貿易相關人士以拒絕交易等方式對抗，廢除佣金的進程並不順利[78]。隨着日本商人的成長，進入20世紀後，買辦逐漸式微[75]，至明治末年，佣金制度亦被完全廢除[79]。

條約改正的影響

[编辑]

幕末時期，日本與歐美各國曾與簽訂不平等條約。經過條約修正運動（日语：条約改正）努力，日本於1894年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其後亦與其他歐美各國簽訂了類似條約。條約簽訂五年後的1899年（明治32年）8月9日，領事裁判權與外國人居留地正式廢除[80]。外國人居留地廢除後，外國人可在日本國內自由居住並從事經濟活動，即所謂的「內地雜居」。然而，在日華人的待遇成為一大問題[81]。華人本就不適用治外法權，條約上並無妨礙其內地雜居的規定。關於華人在日居住，依據《第137號勅令》第1條，只要進行登記，即可在帝國境內向來允許居住的地區居住；因此，即便與歐美各國的條約改正，延續該條規定亦無不可[82]。但有意見認為，對鄰國國民的華人採取與歐美國民不同的待遇，有違外交信義，應當統一標準。另一方面，亦有意見擔憂華人可能帶來吸食鴉片、賭博等惡習，且廉價勞動力的湧入可能惡化日本勞工的就業狀況，主張應繼續限制[83][82]。

居住在橫濱等地的華人，強烈要求實現與歐美人同等的「內地雜居」。1899年（明治32年）6月，橫濱、神戶、長崎、函館的華僑代表齊聚橫濱中華會館，決議向日本政府及民間有力人士請願[84]。當時流亡日本的梁啟超亦在會上發言，他指出，排斥華人將使日本失去與遍布東亞的華商網絡合作的機會，錯失巨大的商業擴展良機；若能廣泛接納華人與華資，日本商業亦能獲益；排斥華人更會傷害中國國民情感；而若排斥華人導致中日關係惡化，正中持續侵略亞洲的歐美列強下懷[84][85]。對於吸食鴉片、賭博及廉價勞動力湧入的擔憂，梁啟超則主張，考慮到中日薪資差距，來日的華人中體力勞動者數量應不多，且多數為商人的華人均遵守日本法律[86]。其後，華僑代表們向大隈重信、犬養毅、西鄉從道、松方正義等政治家請願，並訴諸輿論，更發起了根除在日華人陋習的運動[86]。

1899年（明治32年）7月10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上，由內閣法制局草擬的針對在日華人的混居規定獲得批准，並於7月27日以《第352號勅令》（即所謂的「內地雜居令」）公布[87]。此勅令對華人混居設下限制，具體而言，華人在舊居留地外居住或營業，需經行政官廳許可[87]。而作為施行細則的內務省令第42號更規定，華人在舊居留地外未經許可所能從事的勞動，實際上僅限於家事或侍應等，從事農漁業、礦業、建築、製造、運輸等行業則被禁止[88]。理髮、餐飲、裁縫等被歸為「雜役」，需經內務大臣許可[88]。其中，理髮與餐飲業於1912年（大正元年）11月改為地方長官許可制，不再需要內務大臣許可[88]。勅令第352號對華人內地雜居的限制，有效抑制了非熟練勞動力的流入，使得日本的華僑社群相較於東南亞或北美的華僑社群規模較小，且成員多偏向於商業等服務業從業者或技術人員[89][88]，來日華人也多為中華料理廚師等具備技能的專業人士[90]。

內地雜居令並未威脅到居留橫濱華人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普遍歡迎。居留地廢除的1899年（明治32年）8月9日，居留橫濱的華人邀請了犬養毅、大倉喜八郎（日语：大倉喜八郎）等人，舉行了相當於華人商會的「橫濱華商會議所」的創立大會[91]。會上，橫濱華商會議所首任會長盧榮彬呼籲，應促進中日友好及與日本人的交流，並在日本這片土地上鑽研商業、掌握商情、凝聚人力，以使中國商界能與世界並駕齊驅[92]。

中華街的變化

[编辑]
20世紀初期的橫濱中華街

內地雜居實現後，華人與日本人的商業競爭日趨激烈。華人若不將顧客群拓展至舊居留地以外，便難以成功。在此背景下，木工、油漆等建築相關行業，以及馬車、家具、食品等製造業，華人的發展空間逐漸受限。印刷、洗衣等領域，隨着日本人掌握技術，華人的優勢也開始動搖[93]。最終，華人能持續保持技術優勢的，僅剩下被稱為「三把刀」的餐飲、理髮、洋裁等領域[註 2][95]。部分掌握了日語、熟悉了日本習慣的橫濱中華街華人，開始在中華街外拓展業務。橫濱與西日本的神戶，成為了華人進入日本的橋頭堡。對許多散居東日本各地的華人而言，橫濱如同他們的第二故鄉[96]。與此同時，亦有許多日本人遷入橫濱中華街經商，使中華街逐漸成為華人與日本人共同居住、營商的街區[97]。

橫濱媽祖廟的鐘樓與鼓樓，其建材部分使用了明治時代橫濱中華街建築的磚塊。這些磚塊在關東大地震時崩塌埋沒，後於媽祖廟興建時出土再利用[98]。

至1899年，原被稱為「唐人街」的中華街已改稱「南京町」（南京町），其規模與現今的橫濱中華街大致相當[99]。關東大地震前，橫濱中華街的華人多居住在與故鄉中國相似的磚牆環繞的磚造連棟房屋中[100]。這些中式建築雖也使用原色系，但色調偏暗，並不張揚，整個街區氛圍寧靜而沉穩[101]。當時中華街的後巷有數家棺材店，逝世的華人會被置入裝有石灰的厚木棺材中，先安放於中華義莊內的地藏王廟，之後多數遺體會由定期從中國駛來的船隻運回故鄉安葬[100][102]。

當時以技術工種為主的華人，薪資高於日本人的平均水平。然而，中華街的衛生狀況不佳，有人認為是因華人衛生觀念不足，亦有人評論其商業型態與日本橋的魚市場相近，街上瀰漫著魚腥味[103]。至1899年，遠芳樓、聘珍樓、成昌樓三家餐廳已是知名的中華料理名店，日本人中亦不乏中華料理愛好者，對中華料理的興趣已然萌生[104]。1900年後，中華街的中華料理餐廳數量持續增加，並逐漸將業務擴展至日本顧客[46]。值得注意的是，在橫濱中華街開業的中華料理店主，幾乎全為廣東出身[46]。

辛亥革命與橫濱中華街

[编辑]
1910年左右的關帝廟

在中國推動變法自強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梁啟超，因戊戌政變而流亡日本東京。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主張在清朝統治下建立立憲制度，推動仿效歐美的近代化。梁啟超在橫濱積極展開保皇派活動[105]。他首先創辦了機關報《清議報》，批判以慈禧太后為中心的清朝政體，倡導仿效歐美的產業振興與立憲政治[106]。梁啟超亦深度參與了前述橫濱華商會議所的創立。此乃因保皇派的方針，是透過振興產業以充實國內資本，對抗外國資本，保護本國利益，而組織城市商人成立商會，被視為重要一環[107]。

另一方面，主張必須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以孫文（孫中山）為中心的革命派，亦在橫濱相當活躍[108]。孫文曾以橫濱為活動據點近十年，此地亦是他在中國境外活動時間最長的地方[109][108]。保皇派與革命派雖立場對立，但對中國近代化的熱情則相同，兩派均重視以近代課程為內容的學校教育[110][111]。據革命派記錄，1897年（明治30年），孫文來日，橫濱革命黨人陳少白與其商議創辦學校，遂設立了「中西學校」，翌年（1898年）改名為「大同學校」[註 3][113][111]。不久，大同學校的主導權落入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手中，1899年（明治32年）3月18日，學校以犬養毅為名譽校長，舉行了正式的開學典禮[113][112]。兩派的對立甚至引發了「孫文到，不招待」的事件[114]。另一方面，支持孫文的革命派則於1908年（明治41年）創立了「橫濱華僑學校」[註 4][116][117]。此外，亦有為浙江、江蘇籍子弟提供初等教育的「啟蒙學校」成立，並於1913年12月改名為「中華學校」[118]。橫濱之所以能陸續設立華人子弟的教育機構，除了前述孫文、康有為等人的影響，使居留橫濱的華人認識到教育對中國近代化的重要性外，還因華人已積累了足以籌措辦學資金的財力，且在橫濱有機會接觸到近代教育[119]。

孫文與橫濱中華街

[编辑]

1895年（明治28年）11月，孫文在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棲身橫濱。其後雖一度前往英國等地，但於1897年（明治30年）重返橫濱，寄居於中華街的陳少白家中。之後雖短暫移居東京，但1898年（明治31年）又回到橫濱中華街，此次則寄居於溫炳臣家中，並在此度過了約五年時光[120]。溫炳臣與其弟溫惠臣，全面支持孫文在橫濱的生活，並擔任其日語翻譯。除了陳少白、溫氏兄弟，尚有馮鏡如、馮自由父子等橫濱華僑，很早便開始支持孫文，協助其革命活動。然而，在辛亥革命前，支持孫文者仍屬少數[121]。值得一提的是，孫文於1897年（明治30年）返回橫濱時，興中會橫濱支部亦告成立[122]。

1911年（明治44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爆發推翻清朝的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於焉展開。橫濱中華街的華人得知中國國內反清浪潮高漲，亦燃起參與祖國革命的熱情，家家戶戶懸掛起革命旗幟，更組織了決死隊，投身義勇軍[123]。此外，他們還為革命軍募集捐款，共籌得六萬日圓送往中國[124]。翌年（1912年）2月15日，橫濱中華街為慶祝清宣統帝退位及中華民國政府成立，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124]。2月18日原為清朝曆法的舊正月，但中華民國自1912年1月1日起改用公曆，橫濱中華街亦隨之自1912年（明治45年）2月19日起採用公曆[125]。

1913年（大正2年）2月，孫文訪問日本，並於3月5日到訪橫濱中華街。此時孫文已是全國鐵路督辦，橫濱官民均給予盛大歡迎[126]。相較於從前他在橫濱僅有少數華人支持，辛亥革命後此次到訪，整個中華街都沉浸在歡迎的氛圍中[127]。孫文等人在橫濱的長期居留與辛亥革命、中華民國的建立，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在橫濱的活動，共同喚醒了橫濱中華街華人的民族認同感與愛國心[128]。

關東大地震的災害

[编辑]
關東大地震火災後，化為焦土的橫濱中華街

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發生的關東大地震，對橫濱中華街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中華街地狹人稠，巷弄狹窄，且建築多為木結構上加蓋沉重磚瓦的結構，地震中大部分建築倒塌。無數人被困於瓦礫之下，隨之而來的大火更將中華街幾乎全部燒毀，造成大量人員死亡[129]。

橫濱中華街的主要建築，如中華民國駐橫濱總領事館、大同學校、華僑學校、中華學校、中華會館、關帝廟、橫濱中華總商會等，均在地震中倒塌[129]。據推算，當時居住在橫濱的約5700名華人中，約有1700人死亡[130]。當時橫濱市的總人口死亡率約為6%，而華人的死亡率卻高達約30%，可見關東大地震對居留橫濱的華人造成的傷害之深[131]。

震災後，受災的華人首先避難至橫濱港內的船隻及新山下的填海地。然而，由於發生了下文將述及的針對華人的屠殺事件，許多華人選擇逃往神戶、大阪地區，乃至歸國[132]。不少華人藉此機會返回中國大陸，但亦有已在日本建立經濟基礎者，或因當時華工入境許可日趨困難，而選擇留在阪神地區[133]。至1923年（大正12年）10月25日，居留橫濱的華人銳減至僅剩135人[134]。

震災後的復興

[编辑]

震災後，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館在臨時辦公室恢復運作，並着手收殮與安葬罹難者遺體。9月24日，40餘名居留神戶的華人來到橫濱，歷時約一個月，收殮了982具遺體。這些遺體連同日方已收殮的約700具遺體，在臨時火葬場火化後，安葬於中華義莊[135]。由於關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員罹難，將眾多遺體運回中國安葬變得極為困難，遺體返國的傳統也因此一度中斷[136]。

11月起，隨着震災後的混亂逐漸平息，華人開始返回橫濱。代理總領事孫子傑向神奈川縣知事及橫濱市長請求為華人興建臨時住宅[註 5]，最終在新山下的填海地上建成了可容納約200人的臨時住宅[137]。其後，橫濱中華街的建築逐漸重建，經濟活動也隨之恢復[138]。在大地震中被毀的大同學校、華僑學校及中華學校，經居留橫濱的華人領袖向外務省申請重建補助後，於1925年3月獲批兩萬五千日圓補助金。三校合併，改名為「中華公立學校」，並於1926年（大正15年）10月16日在橫濱中華街內新建的校舍舉行了落成典禮[139]。

然而，關東大地震對橫濱中華街留下了深遠的影響。開港以來從事海產、藥材、砂糖等出口貿易的華人大商行，因震災後的金融困境及倉庫、貨物被毀等商業環境問題，多選擇留在避難地神戶，未再返回橫濱[139][140][141]。相對地，餐飲店、理髮店等資本較小、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因震災後業績有望迅速恢復，多數選擇返回橫濱。因此，關東大地震成為橫濱中華街以餐飲、理髮等行業為主的轉捩點之一[139][140][141]。此外，震災後重建的建築多非傳統的中式磚造結構，使得重建後的橫濱中華街，其中國風情有所減退[142]。

華人屠殺問題

[编辑]
参见：關東大地震中國人屠殺事件（日语：関東大震災中国人虐殺事件）

有證言指出，關東大地震後，華人在領取物資時受到歧視性對待，亦有記錄顯示，有船隻拒絕讓華人登船避難。更有證言稱，大同學校的學生在領取食物時遭射殺[143]。事實上，關東大地震期間，東京及橫濱確實發生了屠殺華人的事件[144]。

在神奈川縣內，已查明的遇害者達97人，另有24人受傷，2人失蹤，共計113名受害者[145]。橫濱市內的案件多集中發生於震災後的9月2日與3日，地點多在子安町、神明町、高島町一带[145]。橫濱中華街附近亦有自警團屠殺華人、將人投入海中溺斃及毆打致死的案例。為平息事態，陸軍部隊曾被派往新山下保護華人[146]。雖未經證實，但有記錄稱山下橋附近有大量華人遇害。從陸軍部隊被派往平亂一事推斷，橫濱中華街周邊的華人屠殺受害者人數可能相當可觀[147]。

屠殺的背景，是震災發生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蕭條，天災人禍交加。當時華工來日人數增加，日方當局、日本勞工與華人之間的摩擦日益加劇[148][149]。震災後對華人的歧視與屠殺，經由逃返難民的證言傳回中國，演變為嚴重的中日外交問題[150]。屠殺事實曝光後，中華民國駐日公使館向日方提出嚴正抗議，駐橫濱代理總領事孫子傑亦向本國詳述屠殺慘狀，並報告稱日本方面絕難逃脫責任，請求政府嚴正交涉[151]。中國政府於10月3日由外交總長顧維鈞向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提出嚴正抗議，並派遣屠殺問題調查團赴日[150]。

震災後，中國輿論原對日本抱持支持態度，但隨着屠殺問題公開而轉趨強硬[152]。11月21日，顧維鈞向芳澤公使要求對受害者家屬進行賠償。12月6日，他更說明國內輿論態度強硬，要求嚴懲加害者並賠償[153]。其後，中方持續要求懲兇與賠償，但日方於1924年（大正13年）5月由清浦內閣決定，僅向受害者家屬支付總額20萬日圓的慰問金[154][155]；此方案雖將慰問金的分配交由中方處理，但對懲處加害者一事則表示無法辦到[156]。中方認為，支付慰問金後，此問題在外交上仍未解決，雖持續要求日方談判，但最終此事被擱置，不了了之[156][155]。

昭和戰前時期的橫濱中華街

[编辑]
1930年左右的橫濱中華街

在橫濱中華街自震災中復興與發展的過程中，創立於1919年（大正8年）8月的「中日協會」扮演了重要角色[157]。中日協會以中華民國駐橫濱總領事、神奈川縣知事、橫濱市長為名譽會員，旨在促進中日兩國的親善與經濟聯繫[157]。1930年（昭和5年），中日協會提出橫濱中華街振興方案，建議將中華街大馬路兩側的建築統一整修為中式風格，以打造橫濱的觀光亮點[158]。此種以觀光為導向的重建方針，推測是因震災後華人貿易商未返回橫濱，中華街轉為以餐飲及零售業為主，中日協會遂選擇以觀光來活化街區[159]。

1935年左右的橫濱中華街

汲取震災教訓，橫濱中華街的許多中華料理餐廳在重建時，採用了中式風格的鋼筋混凝土結構[160]。1930年，中華街的老字號餐廳聘珍樓重新開業。其後數年，萬新樓、平安樓等大型中華料理餐廳亦相繼開業[161][158]。其中，萬新樓特地從廣東聘請廚師，深受政商界人士青睞；聘珍樓則設有可容納二三百人同時用餐的大宴會廳，吸引了大量顧客[162]。在中日協會的推動下，橫濱中華街逐漸成為知名的橫濱景點[161]。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的橫濱中華街，是華人與日本人共同生活的街區。吸引遊客的聘珍樓、萬新樓、平安樓等大型餐廳，與魚店、牛奶店、蔬果店等沿街並立。其中，需與橫濱本地市場密切交易的生鮮食品店，以及需許可經營的菸、酒、米等商品，多由日本人經營[163]。

戰爭的影響

[编辑]
橫濱大空襲後，成為一片焦土的橫濱中華街遠景

昭和戰前期，戰爭的陰影籠罩着橫濱中華街。首先，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導致超過1500名、約四成的華人離開橫濱。其後，橫濱的華人人口雖一度回升，但1937年（昭和12年）7月爆發的中日戰爭，使其再度大幅減少[164]。中日戰爭爆發約一個月後，戰火蔓延至上海，居留橫濱的華人紛紛向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館詢問歸國事宜[165]。1937年（昭和12年）8月，國民政府決定將希望歸國的在日華人集中於橫濱、神戶、長崎三地，並派遣六艘商船接他們回國[165]。此消息一出，居住在北海道、東北、關東、北陸等地的華人，凡被指定從橫濱港歸國者，皆蜂擁至橫濱中華街[166]。

日中戰爭初期，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館與中國國民黨橫濱支部高舉民族意識，支持中方立場，展開批判日本的活動[167]。國民黨橫濱支部的活動受到神奈川縣警方的監視與打壓，活動逐漸趨於低調[168]。1937年12月，曾支援孫文革命活動的溫炳臣、溫惠臣兄弟等橫濱中華街的國民黨人，因涉嫌與中國領導人蔣中正通信等罪名被捕拘留[169]。經審訊，20名國民黨員被遣送回中國，12月31日，國民黨橫濱支部宣告解散[168]。

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館的活動亦受神奈川縣警方監視，並以保護領館人員為名，限制其與外界接觸[122]。1937年（昭和12年）12月，南京保衛戰後，中國首都南京淪陷。同月，在日本軍方主導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北平成立，橫濱中華街的華人中，支持臨時政府的聲音漸起[170]。駐橫濱總領事館試圖壓制此趨勢，但無力回天，橫濱中華街的華人分裂為國民政府支持派與臨時政府支持派，爆發激烈對立[171]。最終，因1938年（昭和13年）1月16日「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聲明，中日事實上斷交，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館於2月6日關閉，領館人員返國[122]。

近衛聲明後，橫濱中華街的絕大多數華人轉而支持臨時政府，中華會館亦改懸臨時政府的五色旗，而非青天白日滿地紅旗[172]。4月7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駐日辦事處成立，1939年（昭和14年）4月5日，臨時政府駐橫濱辦事處開設。汪兆銘政權成立後，於1940年（昭和15年）9月1日開設駐橫濱領事館[173]。

1937年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館關閉後，橫濱中華街的華人開始倡導「日支（中日）親善融和」，並積極參與親日活動[174]。汪兆銘政權成立後，被視為日本的友好國，支持該政權的橫濱中華街華人生活相對平穩[175]。然而，隨着戰時體制的加強，留在中華街的華人受到嚴格的行動限制，即使是短距離外出也需申請證明；在日本出生的華人二代亦被視為留學生，處於嚴密監視之下[161]。中華公立學校亦被視為敵國相關設施，受到當局嚴密監控[176]。至1939年（昭和14年），神奈川縣內華人經營的雜貨、金融業者減少了九成，餐飲、理髮、洋裁等行業亦減少了一半[177]。戰時體制的強化，對居留橫濱華人的經濟活動造成巨大打擊。對外貿易萎縮，華人人口減少亦重創了餐飲、理髮、洋裁等行業[178]。

居留橫濱的華人被集中至中華街，導致人口急增。人口密集的橫濱中華街衛生環境惡劣，尤其水質不佳，許多華人因此健康受損[179]。日中戰爭爆發後，運送遺體回中國的船隻停航，加上墓地中華義莊漸滿，橫濱中華街華人的安葬方式也從傳統的土葬改為火葬[102]。

1945年5月29日的橫濱大空襲，摧毀了當時橫濱市區約42%的面積[180]。橫濱中華街在此次空襲中遭受毀滅性破壞，化為一片焦土[181][182]。

從黑市到復興

[编辑]

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將居住在日本的臺灣、朝鮮等前殖民地出身者視為外國人對待[183]。戰後，橫濱大片地區被盟軍徵用為駐留設施。然而，由於中華街居住着大量被視為戰勝國國民的中華民國籍居民，因而倖免於徵用[183]。被視為戰勝國國民的橫濱中華街華人，獲得了食品、衣物、藥品等生活物資的優先配給[184]。橫濱市政府亦對被視為戰勝國國民的華人採取較為寬鬆的管制[185]。此外，在橫濱周邊美軍基地工作的華人，也能從基地內獲得物資[186]。戰後物資匱乏，但橫濱中華街物資充裕，因而形成了黑市，吸引了大量日本人前來，一度十分繁榮[185]。當時的中華街除了有中國人經營的中華料理店，也有日本人所經營的蔬菜攤、魚攤等，是一個多元文化自然共生的街區[187]。

此景引起了進駐軍與日方當局的注意。1946年，他們對橫濱中華街的走私美軍物資與管制物品進行取締，並沒收了違規物資[185][186]。黑市雖逐漸式微，但1947年9月，橫濱的日本商人為積極拓展對中國及東南亞的貿易，向中華街的華商發出合作呼籲[188]。1949年8月，華僑總會成立了自治會[188]。

黑市衰退後，橫濱中華街的繁榮一度沉寂。但1950年爆發的韓戰，使橫濱港成為往來戰場的士兵們的重要中轉站，船隻來往也日益頻繁，船員往來絡繹不絕。橫濱中華街的華人爭相開設以美兵及船員為對象的歌舞廳與酒吧，入夜後霓虹閃爍，比白天更為熱鬧[189][190]。1952年，大棧橋解除徵用，外國船隻來航更為頻繁，更多船員在橫濱中華街以外國人為對象的歌舞廳與酒吧消遣[191]。繁榮的背後，橫濱中華街走私、賣春橫行，黑幫亦暗中活動，治安日益惡化[192]。中華街治安不佳的娛樂區形象廣為流傳，甚至被日本人稱為「血腥之城」（血の町）[193]，而以中華街為背景的動作電影接連上映，更強化了此種「黑暗、骯髒、危險」的印象，直至1960年代，「港邊治安敗壞的娛樂區」仍是其主流形象[194][195]。

兩個中國與橫濱中華街

[编辑]

在日華人的歸國問題

[编辑]

第二次國共內戰局勢底定後，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為建設戰後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急需專業人才，建國之初便積極呼籲海外華人「歸國」，返回中國大陸[196]。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方面亦重視爭取海外華人人才，早在國共內戰期間，雙方對海外人才的爭奪便已展開[197]。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歸國號召，中華民國方面深感危機，亦積極呼籲在日華人返回臺灣[198]。

起初，在日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歸國號召反應良好[199]。但1950年韓戰爆發後，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支持下的赤色清洗展開，親共的在日華人組織及個人成為調查對象，甚至有人被捕。韓戰後，在日華人很難返回中國大陸[200]。最終，因日本方面亦有滯陸日本人問題待解，雙方不顧中華民國反對，於1953年就雙方人員歸國問題達成協議，允許希望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者直接返陸[201]。橫濱中華街亦有華人響應號召返回中國大陸，據確認，僅橫濱中華學校相關人員中，便有超過150人返陸[202]。

學校事件

[编辑]
「學校事件」的發生地橫濱中華學院（橫濱中華學校）

中國國民黨在國共內戰戰敗後，領導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並自1950年7月起進行黨組織改造；其中，對海外華人的政策亦進行了檢討與強化。1950年8月，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下設第三組，負責指導海外黨組織與黨員[203]。1951年7月，在日國民黨工作人員向蔣介石總統提交了關於橫濱與神戶中國共產黨活動情況的報告，並轉交中央改造委員會[204]。報告指出，在日華人中，中共勢力滲透顯著，並呼籲國民黨駐日機構加強宣傳。據此推測，至1951年7月，在日華人中，支持中共的聲勢已超過支持國民黨[204]。

終戰時，許多留在日本的臺灣、滿洲國（中國東北）出身的留學生，成為日本各地中華學校教授北京語的教師。這些教師多數思想左傾，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205]。橫濱中華學校亦逐漸由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師掌握校務，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派遣的校長，竟連續兩任遭驅逐[註 6][206]。1952年3月，前日本留學生烏勒吉就任校長，學校開始採用中國大陸教科書，並教唱頌揚毛澤東的歌曲，教學方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步調趨於一致[207][206]。

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副團長汪公紀在離任前，推薦王慶仁為橫濱中華學校新校長。1952年7月25日，王慶仁獲任命為校長，原來的留學生教師遭解僱[206]。8月1日，王慶仁等人試圖接收橫濱中華學校，與被解僱的教師們爆發衝突，驚動日本警方介入[206]。暑假結束後的9月1日，部分學生試圖從王慶仁手中奪回學校，行動激烈，再次引來警方介入，反對王慶仁的學生中亦有人被捕[206]。這場圍繞橫濱中華學校的「親中華人民共和國派」與「親中華民國派」的衝突，被稱為「學校事件」[208]。根據時任校長王慶仁的回憶，他到任首日即與六位老師一同受傷掛彩，前後共進了十三次醫院，衝突的激烈程度可見一斑[114]。

橫濱中華學校於1955年改名為「橫濱中華中學」，1969年後再改為橫濱中華學院[206]。該校使用臺灣南一書局出版的教科書，並以注音符號教授繁體中文[209]。另一方面，被解僱的烏勒吉等教師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家長們，則在各個家庭及餐廳分散上課。其後，他們於1953年在山手町設立了橫濱中華學校臨時校舍，並於1957年改名為橫濱山手中華學校[206]。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以前，橫濱山手中華學校是唯一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中華學校[206]。自此，中華學校分裂為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親中華民國兩派[210]。

中華學校的分裂，更引發了連鎖反應。1953年，「橫濱華僑婦女會」成立；1955年，「橫濱自由華僑婦女協會」成立；華僑總會亦分裂為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親中華民國兩派[205][210]。兩校學生同住一條街，在路上相遇卻互不理睬的軼事廣為流傳[211]。「學校事件」所引發的華人社群分裂，對橫濱中華街產生了長遠而深刻的影響[212]。這段歷史亦成為第四代華裔導演拍攝紀錄片的題材，該片記錄了中華街的「冷戰歲月」以及分裂為數代人帶來的傷痕[213]。

觀光化的開端

[编辑]
橫濱華銀

韓戰帶來的「特需景氣」下，自1952年左右起，橫濱中華街的中華料理餐廳開始增多[214]。同年，橫濱華銀（日语：信用組合横浜華銀）開業。當時的日本銀行對華人經營者貸款態度消極，而橫濱華銀則積極提供融資[註 7][註 8][90][214]。

1953年，橫濱市長平沼亮三與橫濱商工會議所會頭半井清（日语：半井清）赴美參加日美太平洋市長會議。訪美期間，他們見到美國各城市的中華街皆以其獨特魅力成為主要觀光地，遂興起活化橫濱中華街的念頭[215]。返國後，半井為帶動橫濱商店街的復興，提倡「復興唐人街」與「復興元町」[216]。他構想將橫濱中華街、元町、山下公園一體化開發，以吸引國內外遊客[217]。為此，他認為必須推動以下六項措施[217]：

  • 擴建中華街、元町、山下公園整個區域的道路。
  • 敦促戰前開業的老字號中華料理餐廳積極宣傳，並重新審視菜色內容。
  • 將戰前曾擁有日本頂尖技術的洋裁業，重新培養成一流水平。
  • 修繕並宣傳現存的關帝廟等具中國風情的建築。
  • 集中興建具有特殊氛圍的小劇場。
  • 整備以大眾為對象、提供平價中華料理的餐廳。

1953年11月底，在橫濱市、神奈川縣、橫濱商工會議所的支持下，「中華街・元町振興會」成立。振興會成員包括橫濱中華街的有力中華料理店主、元町商店街的商業協同組合幹部、中日協會的相關人士等[218][215][219]。

振興會決定興建牌坊作為中華街的象徵。為此成立了「中華街牌樓建設委員會」，於1954年9月動工，翌年2月完工[220][221][222]。委員會首先建造了「善鄰門」，其背後寓意「此非中國，吾輩居於日本，故須與鄰為善」，展現了當時華人融入日本社會的決心[223]。牌樓上裝飾着「中華街」三字，自此，原被稱為「支那町」、「南京町」的此地逐漸定名為「中華街」[221][224]。1956年，在中華街經商的經營者們組成任意團體「橫濱中華街發展會」，成員多為餐廳店主；他們致力於設置路燈、進行宣傳活動，以洗刷前述治安不佳的娛樂區形象[225][226]。

觀光的發展與分裂的影響

[编辑]
橫濱中華街的牌樓之一「玄武門」

戰後，隨着日本業者進入理髮、洋裁業，橫濱中華街的華人店鋪逐漸減少[227]。另一方面，至1960年左右，中華街的中華料理餐廳已增至約40家。進入1960年代，日本經濟迎來高度經濟成長期，受惠於景氣，餐廳數量增長加速，1962年已達64家[228]。

1964年，根岸線開通至磯子站，距離中華街步行僅五、六分鐘的石川町站開業，極大改善了中華街的交通便利性[229][230]。同年，東京奧運舉行，橫濱的橫濱文化體育館舉辦了排球比賽，三澤競技場（日语：三ツ沢公園陸上競技場）舉辦了足球比賽，為橫濱中華街帶來了大量遊客[229]。

自1970年左右起，經濟日漸寬裕的日本人開始頻繁地與家人外出用餐，國內旅遊的機會也隨之增加。受此風潮影響，橫濱中華街的中華料理餐廳數量急劇增長[231]。1971年，一直致力於提升中華街形象的任意團體「中華街發展會」改組為法人組織「橫濱中華街發展會協同組合（日语：横浜中華街発展会協同組合）」[232][233]；該組合由在中華街經商的華人與日本人共同組成，致力於在中華街的東西南北入口興建牌樓、整備人行道，並透過電視進行宣傳[233][234]，在政治上則堅持中立[234]。1972年，為應對汽車時代的來臨，經營大型停車場的「橫濱中華街停車共同組合」成立[235]。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後，日本掀起中國熱。橫濱中華街作為最能親身感受中國的地方，頻繁出現在電視、廣播、報章雜誌等大眾媒體上[236][237]；尤其在中國大陸贈予日本兩隻大熊貓後掀起「熊貓熱」，更帶動了中華街的文化熱潮[193][223]。中國熱潮中，人們對中國飲食文化的興趣也日益濃厚，為橫濱中華街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238]。橫濱中華街成為吸引大量遊客的全國性觀光地。隨着與中國大陸的邦交正常化，進口變得容易，除了中華料理餐廳，以遊客為對象的中國糕點、民藝品、物產等店鋪也隨之增加[239][240]。

中華街的振興策略，是與元町商店街合作推動的。開港後，元町商店街以居留地的歐美人為主要顧客，戰後則轉向招待進駐的美軍，一直維持着以歐美顧客為主的經營模式。但1953年韓戰結束，翌年美軍開始大規模返國，元町面臨失去客源的危機[241]。為此，元町決定從服務歐美人轉向服務日本人，除了整備人行道等街區景觀，更利用長期服務歐美顧客的經驗與進口知識，引進海外時尚品牌的服飾，充實服飾類店鋪。在高度經濟成長的背景下，此策略大獲成功，元町作為「時尚之街」聞名全國[242]。隨着時尚之街形象的確立，元町也孕育出自己的原創品牌[243]。如此，橫濱中華街的「食」與元町的「衣」相輔相成，共同發展[243]。

反覆的對立

[编辑]
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橫濱山手中華學校
外部圖片链接
圖片 庆祝中国大陆国庆节和庆祝台湾双十节的海报在横滨中华街并排张贴展示

自1952年的學校事件以來，橫濱中華街雖在發展的道路上邁進，但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親中華民國兩派的內部對立卻從未停歇[244][245]。前述的中華學校與華僑總會等組織的分裂[205][210]，也蔓延至整個中華街的華人社群[246]。例如，戰後為促進居留橫濱華人的文化、體育交流而成立的「中華青年會」，就深受分裂影響[247]：青年會試圖在兩派對立中保持中立，但在激烈的鬥爭中，中立立場難以維持，華人實際上被迫表明支持哪一方；加上當時歸化日本的門檻甚高，華人社群劃分為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親中華民國兩大陣營[248]，中華青年會最終停止活動，中華街舞獅傳統也由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橫濱中華學校校友會與親中華民國的橫濱中華學院校友會分別繼承，雙方各自表演[249]。華人社群分裂象徵，莫過於中國的國慶日：10月1日，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人慶祝「國慶節」，懸掛五星紅旗；親中華民國的華人則在10月10日慶祝「雙十節」，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250][251]。親中華民國的橫濱華僑總會每年舉辦雙十國慶遊行，歷史悠久，是橫濱地區的年度盛事；遊行隊伍行經中華街，不僅吸引僑胞，亦有眾多日本民眾與外國遊客熱情參與，展現了僑社對中華民國的強烈支持與認同[252]。

在橫濱中華街，戰前的老字號餐廳老闆多為親中華民國派，而小店鋪經營者等較貧困的華人則多為親中華人民共和國派[253]。在兩派的激烈對立中，砸毀對立派店鋪窗戶、潑灑油漆或煤焦油、塗鴉「特務」（間諜）等騷擾事件時有發生[254][255]。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隔天，即1972年9月30日，約30名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輕華人闖入親中華民國的橫濱中華學院，引發小規模衝突[256]。此時，曾任橫濱中華學校校長、卸任後擔任親中華民國的橫濱華僑協會副會長的王慶仁正好到場[257]。王慶仁被親中華人民共和國派視為1952年學校事件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中華街華人社群分裂的關鍵人物，因而成為對立的焦點[258]。年輕人們包圍並毆打王慶仁，一陣施暴後離去。王慶仁下排牙齒全部脫落，右下顎等處骨折，住院約一個月[註 9][256][259]。

進一步發展與分裂的緩和

[编辑]
位於橫濱中華街內的「Chaihane」總店

在日益繁榮的橫濱中華街，1978年開業的「Chaihane」（チャイハネ）帶來了新氣象。這家從世界各國進口民藝品、服飾的民族風商店，認為連接歐美風情的元町與中國風情的中華街的南門通，正是如同連結東西文化的絲路般的絕佳地點，因而希望在此開店[260][261]。在中華街以外的地方，開設此類新概念店鋪困難重重，但在文化上互不干涉的橫濱中華街，當地人士相當支持，使開店得以實現[262]。進入1980年代，在美食熱潮的推動下，橫濱中華街更上一層樓。電視上頻繁播出中華街的美食資訊，中華料理餐廳的數量從1979年的95家，躍升至1986年的132家，再到1992年的158家，增長驚人[263][264][265]。在電視節目中，對中國熱潮影響巨大的是NHK的《絲綢之路》。這部由中日共同製作、拍攝中國境內絲路的紀錄片，於1980年至1981年播出，平均收視率高達約20%，為中國熱潮的興盛增添了助力[266]。「Chaihane」的經營擴展，也得益於《絲綢之路》的播出[267]。

在此背景下，1986年1月1日，關帝廟遭火災焚毀[268]。橫濱大空襲後重建於橫濱中華學校校園內的關帝廟，在華人社群分裂兩派後，因其位於親中華民國的橫濱中華學校內，而陷入所有權糾紛，甚至成為訴訟對象[269][270]。火災後，親中華民國的橫濱華僑總會立即着手重建，但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橫濱華僑總會則主張，關帝廟應由全體中華街華人共同決定重建，並強烈反對親中華民國派的重建活動。結果，關帝廟的重建工作在火災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實質上陷入停滯[269]。

橫濱關帝廟安座150周年慶典時的景象

在橫濱中華街華人社群分裂之際，為關帝廟重建發揮領導作用的，正是王慶仁[271]。王慶仁曾言：「我要親手彌合由我分裂的華僑社會，為此，關帝廟的重建必須成功。」他為促進兩派和解，與雙方有力人士反覆溝通，致力於修補裂痕[272][273]。關帝廟燒毀的1986年，為活化街區而舉辦的春節祭，由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親中華民國派共同主辦，為兩派和解帶來了契機[274]。此外，前述的橫濱中華街發展會協同組合一直採取政治中立的立場[234]。關帝廟重建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兩派的代表，亦有中立的橫濱中華街發展會協同組合幹部參與[272]。

委員會的討論進展相對順利。但此時，中華民國對日外交窗口亞東關係協會（今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卻表示，絕對反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合作重建關帝廟[275]。王慶仁及親中華民國的華僑總會會長吳笑安等人，為此奔走說服相關人士。吳笑安更強硬地回絕了亞東關係協會的干涉，稱關帝廟重建是橫濱華僑自己的事，不是國家的事，應由華僑們自己出錢重建。最終，協會方面不得不讓步[275][276]。1988年3月16日，兩派達成協議，圍繞關帝廟的訴訟亦告撤銷[277]。4月，關帝廟重建工程動工，來自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工匠亦前來參與。1990年8月，關帝廟竣工並舉行了盛大的落成慶典[278][279]。關帝廟重建後，在中華街的活動中，兩派人士同席已成常態，各店鋪亦可見同時慶祝海峽兩岸國慶的景象[280]。

橫濱中華街與日本其他地區的華人社群之間也存在深厚的情誼。1995年，就在橫濱中華街準備舉辦農曆新年慶祝活動前，阪神大地震重創了神戶市，尤其是當地的中華街。橫濱僑領念及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神戶僑社曾大力援助橫濱重建，遂決定將當年的新年慶祝活動轉為神戶慈善募款，並將籌得的款項與物資送往神戶，體現了華人社群間守望相助的精神[281][282]。

持續繁榮的橫濱中華街與新動向

[编辑]

1980年代後半期，日本陷入泡沫經濟，以往對華人經營者貸款消極的日本銀行，也開始積極提供融資。結果，橫濱中華街的許多店鋪進行了改建，規模擴大，樓層增高[283]。1989年9月，首都高速灣岸線的橫濱海灣大橋開通，使從首都圈駕車前往中華街更為便利，為中華街帶來了更多的人潮與車流，此現象被稱為「海灣大橋效應」[284]。

橫濱媽祖廟

1993年1月，由橫濱中華街相關的24個團體共同組成了「橫濱中華街街區營造團體聯合協議會」（横浜中華街街づくり団体連合協議会）[285][233][286]。協議會致力於牌樓的改建與新建、中華街內公園的再整備、大馬路的整修等工作[233][287]。2003年，中華街內出現了興建高層公寓的計畫。由於擔心高層公寓會破壞中華街一直以來維持的中國傳統景觀，協議會與開發商協商後，決定購下該土地。購得的土地原為清朝領事館舊址，在此之上興建了深受華僑信奉的媽祖廟，即橫濱媽祖廟，並於2006年完工[288][289][290][291]。廟中供奉的四尊媽祖中，一尊「金面媽祖」是從臺灣臺南祀典大天后宮迎來，開廟安座時，臺南大天后宮亦派員指導，並致贈雍正帝御賜「神昭海表」匾額的複製品[209]。

2004年2月，橫濱高速鐵道港未來線開業，應中華街相關人士的期望，中華街最近的車站被命名為元町·中華街站。此線路的開通與橫濱市自1980年代起推動的「港未來21」大型都市再開發計畫緊密相連[219]。港未來線的開通，使從澀谷方向前來更為便利，吸引了更多年輕人造訪中華街，也促成了平價吃到飽及邊走邊吃小吃店的增加[292][293]。

自1970年代中期橫濱中華街開始蓬勃發展以來，街內的廚師已供不應求，開始從香港等地招聘廚師[294]。泡沫經濟時期，隨着餐廳規模擴大，更開始從香港、臺灣招聘廚師，在改革開放政策全面推行後也擴及中國大陸[294]。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放公民因私出國，來日的中國人隨之增加。中國大陸留學生、就學生在中華街打工的情形日益普遍，其中亦有人在打工過程中萌生獨立開店的念頭[295]。在此趨勢下，以往「店鋪兼住宅」的模式逐漸改變，許多店家將住所遷至中華街外，改為通勤上班，形成了「職住分離」的現象[294]。

進入19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後，造訪橫濱中華街的遊客雖未大幅減少，但人均消費卻明顯下降。在此情況下，不少老字號被迫關門，而近年從中國大陸來日的「新華僑」接手店鋪或新開店的情形日益增多[296]。新華僑的店鋪為橫濱中華街注入了新的活力[297]，有意見指出，他們為中華街帶來了新的生機[298]。但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不加入橫濱中華街發展會協同組合、不遵守街區規則等問題[299]。

橫濱中華街內的占卜店

自幕末以來，來到橫濱的華人，將逝者遺體送返故鄉安葬，象徵着他們終將歸鄉的信念，即所謂的「落葉歸根」。然而，隨着時間推移，他們逐漸選擇了「落地生根」，即在橫濱定居[300]。隨着在日本定居，他們的生活也日益日本化[301]。有意見指出，居住在橫濱中華街的華裔居民中，雖有一部分人逐漸淡化華人認同感並離開中華街，但另一方面，在中華街長大的二代、三代，則將中華街視為故鄉，並將其作為連結中華文化根源與日本的橋樑，繼承並發展傳承下來的中華文化，形成了一個抱持華人認同感、同時在日本定居的獨特社群[302]。

此外，泡沫經濟崩潰後，橫濱中華街的空置店鋪多被占卜店進駐，自2000年代起，占卜店數量持續增加[303]。據分析，占卜店之所以在中華街增多，是因其開店初期成本較餐飲店低，撤出也較容易。此外，中華街內有關帝廟、媽祖廟等被視為「能量景點」的場所，以及「受風水保護之地」的形象，可能也是原因之一[304][290]。為了吸引更多遊客，一些節慶活動也融入了現代流行文化元素，例如在關帝誕辰慶典中加入韓國流行音樂表演，以吸引年輕族群[305]。此外，非華裔的店鋪進駐中華街的現象也日益顯著[306]。

備註

[编辑]
  1. ^ 將橫濱新田整備為居留地時，之所以沿襲新田的地界劃分，據推測是因橫濱新田乃橫濱村村民共同開發的「村請新田」，產權分屬多位村民。若破壞原有田界，將使權利關係變得複雜，難以計算搬遷補償費用[26]。
  2. ^ 「三把刀」意指三種刀具，即菜刀（餐飲）、剪刀（洋裁）與剃刀（理髮）[94]。
  3. ^ 據保皇派的記錄，孫文與陳少白並未參與大同學校的創立，而是由居留橫濱的華人決定設校，並委託康有為推薦教員[112]。
  4. ^ 除了政治立場的差異，大同學校多為家境富裕的子弟就讀，而平民階層則多選擇華僑學校，兩校間存在一定的對立關係[115]。
  5. ^ 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長福在關東大地震中罹難，故由副領事孫子傑擔任代理總領事[134]。
  6. ^ 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在《中日和平條約》簽訂前，扮演着類似大使館的角色。條約簽訂後，代表團改組為駐日大使館[206]。
  7. ^ 日本金融機構對華人經營者貸款消極，是因對華人的身元及信用調查困難[90]。
  8. ^ 當時橫濱中華街華人普遍的籌資方式是「無盡（日语：無尽）」。「無盡」是一種源自日本傳統的互助金融形式，簡單來說可以理解為「民間合資輪流借貸」。在華人社會中，它的運作模式與「互助會」類似[90]。
  9. ^ 據王慶仁本人所述，當時實際上是被人用刀砍傷，他也知道是誰所為，但考慮到對方是年輕人，有大好前程，便沒有說出實情[256]。

參考資料

[编辑]
  1. ^ 1.0 1.1 1.2 伊藤 2018，第27頁.
  2. ^ 2.0 2.1 西川 & 伊藤 2002，第62頁.
  3. ^ 西川 & 伊藤 2002，第62-64頁.
  4. ^ 西川 & 伊藤 2002，第48-49頁.
  5. ^ 斯波 1981，第410頁.
  6. ^ 伊藤 2018，第28-30頁.
  7. ^ 7.0 7.1 Eom 2013，第42頁.
  8. ^ 伊藤 2018，第32-33頁.
  9. ^ 斯波 1981，第408頁.
  10. ^ 斯波 1981，第408-409頁.
  11.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10-11頁.
  12.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11頁.
  13. ^ 伊藤 2018，第41頁.
  14. ^ 伊藤 2018，第41-42頁.
  15. ^ 伊藤 2018，第42-43頁.
  16. ^ 伊藤 2018，第44頁.
  17. ^ 17.0 17.1 伊藤 2018，第47頁.
  18. ^ 伊藤 2018，第55頁.
  19. ^ 伊藤 2018，第56頁.
  20. ^ 伊藤 2018，第57-58頁.
  21. ^ 伊藤 2018，第58-59頁.
  22. ^ 伊藤 2018，第59頁.
  23. ^ 23.0 23.1 大塚 2011，第3-4頁.
  24. ^ 24.0 24.1 大塚 2011，第3頁.
  25. ^ 山下 2021，第30-31頁.
  26. ^ 伊藤 2008，第72-73頁.
  27. ^ 大塚 2011，第4頁.
  28. ^ 28.0 28.1 伊藤 2018，第123-124頁.
  29. ^ 山下 2021，第31頁.
  30. ^ 伊藤 2018，第77-78頁.
  31. ^ 31.0 31.1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12頁.
  32. ^ 伊藤 2018，第78-79頁.
  33. ^ 伊藤 2018，第78-81頁.
  34. ^ 齋藤, 市川 & 山下 2011，第61頁.
  35. ^ 齋藤, 市川 & 山下 2011，第65頁.
  36. ^ 36.0 36.1 伊藤 2018，第123頁.
  37. ^ 伊藤 2018，第121-122頁.
  38. ^ 菅原 1988，第103頁.
  39. ^ 符 1999，第133頁.
  40. ^ 符 1999，第133-134頁.
  41. ^ 山室 & 河村 1963，第15-17頁.
  42. ^ 伊藤 2018，第118-119頁.
  43. ^ 伊藤 2018，第119頁.
  44.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19-24頁.
  45. ^ 伊藤 2018，第126頁.
  46. ^ 46.0 46.1 46.2 46.3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24頁.
  47. ^ 萬珍樓 & nodate，萬珍樓的開始.
  48. ^ 伊藤 2018，第134-135頁.
  49. ^ 伊藤 2018，第135-137頁.
  50.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41-45頁.
  51. ^ 伊藤 2018，第137-138頁.
  52. ^ 伊藤 2018，第138-140頁.
  53.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45-46頁.
  54. ^ 54.0 54.1 伊藤 2018，第141頁.
  55.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46頁.
  56. ^ 56.0 56.1 伊藤 2018，第142頁.
  57. ^ 57.0 57.1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13頁.
  58. ^ 伊藤 2018，第142-143頁.
  59. ^ 臼井 1963，第890-891頁.
  60. ^ 臼井 1963，第891-895頁.
  61. ^ 伊藤 2018，第144-145頁.
  62. ^ 伊藤 2018，第145-146頁.
  63. ^ 63.0 63.1 63.2 伊藤 2018，第146-147頁.
  64. ^ 伊藤 2018，第147頁.
  65. ^ 伊藤 2018，第147-149頁.
  66. ^ 66.0 66.1 伊藤 2018，第149頁.
  67. ^ 伊藤 2018，第150-152頁.
  68. ^ Eom 2013，第44頁.
  69. ^ 伊藤 2018，第156-158頁.
  70. ^ 伊藤 2018，第152-153頁.
  71. ^ 伊藤 2018，第153頁.
  72. ^ 伊藤 2018，第161頁.
  73. ^ 伊藤 2018，第158-161頁.
  74. ^ 伊藤 2018，第162-163頁.
  75. ^ 75.0 75.1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30頁.
  76. ^ 伊藤 2018，第166頁.
  77. ^ 伊藤 2018，第165-166頁.
  78. ^ 伊藤 2018，第163-165頁.
  79.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164頁.
  80. ^ 伊藤 2018，第166-167頁.
  81. ^ 伊藤 2018，第167-168頁.
  82. ^ 82.0 82.1 伊藤 2018，第168頁.
  83. ^ 西川 & 伊藤 2002，第205頁.
  84. ^ 84.0 84.1 西川 & 伊藤 2002，第205-206頁.
  85.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31-32頁.
  86. ^ 86.0 86.1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32頁.
  87. ^ 87.0 87.1 伊藤 2018，第169頁.
  88. ^ 88.0 88.1 88.2 88.3 伊藤 2018，第170頁.
  89. ^ 西川 & 伊藤 2002，第208-209頁.
  90. ^ 90.0 90.1 90.2 90.3 山下 1979，第42頁.
  91. ^ 西川 & 伊藤 2002，第209-210頁.
  92. ^ 西川 & 伊藤 2002，第210頁.
  93.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25頁.
  94. ^ 山下 2021，第81頁.
  95.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23-25頁.
  96. ^ 山下 2021，第53-54頁.
  97. ^ 山下 2021，第53頁.
  98. ^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09，第57頁.
  99. ^ 伊藤 2018，第172頁.
  100. ^ 100.0 100.1 山口 1982，第47頁.
  101. ^ 山口 1982，第48頁.
  102. ^ 102.0 102.1 山下 2021，第94-95頁.
  103. ^ 伊藤 2018，第174-175頁.
  104. ^ 伊藤 2018，第174頁.
  105. ^ 伊藤 2018，第185-186頁.
  106. ^ 伊藤 2018，第186頁.
  107. ^ 伊藤 2018，第186-187頁.
  108. ^ 108.0 108.1 伊藤 2018，第188-189頁.
  109. ^ 小笠原 2009，第18-19頁.
  110. ^ 伊藤 2018，第187-188頁.
  111. ^ 111.0 111.1 伊藤 2018，第386-387頁.
  112. ^ 112.0 112.1 伊藤 2018，第387頁.
  113. ^ 113.0 113.1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47頁.
  114. ^ 114.0 114.1 蔡 1991.
  115. ^ 伊藤 2018，第398頁.
  116.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49頁.
  117. ^ 伊藤 2018，第397頁.
  118. ^ 伊藤 2018，第398-399頁.
  119. ^ 伊藤 2018，第411頁.
  120. ^ 山下 2021，第58頁.
  121. ^ 伊藤 2018，第188-191頁.
  122. ^ 122.0 122.1 122.2 東海林 1996，第942頁.
  123. ^ 伊藤 2018，第191-192頁.
  124. ^ 124.0 124.1 伊藤 2018，第192頁.
  125. ^ 伊藤 2018，第192-193頁.
  126. ^ 伊藤 2018，第193-194頁.
  127. ^ 伊藤 2018，第194頁.
  128. ^ 伊藤 2018，第197頁.
  129. ^ 129.0 129.1 伊藤 2018，第215頁.
  130. ^ 伊藤 2018，第215-219頁.
  131. ^ 伊藤 2018，第218-219頁.
  132. ^ 伊藤 2018，第229-239頁.
  133. ^ 伊藤 2018，第232頁.
  134. ^ 134.0 134.1 伊藤 2018，第240頁.
  135. ^ 伊藤 2018，第240-241頁.
  136. ^ 山下 2021，第94頁.
  137. ^ 伊藤 2018，第241-242頁.
  138. ^ 伊藤 2018，第242-243頁.
  139. ^ 139.0 139.1 139.2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50頁.
  140. ^ 140.0 140.1 伊藤 2018，第242頁.
  141. ^ 141.0 141.1 伊藤 2018，第252頁.
  142. ^ 山下 2021，第63頁.
  143. ^ 伊藤 2018，第219-220頁.
  144. ^ 伊藤 2018，第219-222頁.
  145. ^ 145.0 145.1 伊藤 2018，第222頁.
  146. ^ 伊藤 2018，第222-223頁.
  147. ^ 伊藤 2018，第225頁.
  148. ^ 川島 2004，第525頁.
  149. ^ 伊藤 2018，第228頁.
  150. ^ 150.0 150.1 伊藤 2018，第220頁.
  151. ^ 川島 2004，第523頁.
  152. ^ 川島 2004，第533-534頁.
  153. ^ 川島 2004，第534頁.
  154. ^ 仁木 1991，第50頁.
  155. ^ 155.0 155.1 川島 2004，第535頁.
  156. ^ 156.0 156.1 仁木 1991，第51頁.
  157. ^ 157.0 157.1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09，第49頁.
  158. ^ 158.0 158.1 伊藤 2011，第1頁.
  159. ^ 伊藤 2011，第49-50頁.
  160. ^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09，第46-48頁.
  161. ^ 161.0 161.1 161.2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09，第46頁.
  162. ^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09，第47頁.
  163. ^ 伊藤 2011，第48頁.
  164. ^ 伊藤 2011，第30-31頁.
  165. ^ 165.0 165.1 東海林 1996，第938頁.
  166. ^ 東海林 1996，第940頁.
  167. ^ 東海林 1996，第940-943頁.
  168. ^ 168.0 168.1 東海林 1996，第943頁.
  169. ^ 小笠原 2009，第45頁.
  170. ^ 東海林 1996，第941-942頁.
  171. ^ 東海林 1996，第944-945頁.
  172. ^ 東海林 1996，第945-946頁.
  173. ^ 東海林 1996，第948-949頁.
  174. ^ 東海林 1996，第949-950頁.
  175. ^ 東海林 1996，第1005頁.
  176. ^ 山下 2021，第93頁.
  177. ^ 伊藤 2011，第31頁.
  178. ^ 東海林 1996，第951-955頁.
  179. ^ 中區制50周年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 1985，第340頁.
  180. ^ 山下 2021，第68頁.
  181. ^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09，第54頁.
  182. ^ 山下 2021，第67-68頁.
  183. ^ 183.0 183.1 山下 2021，第100頁.
  184. ^ 山下 2021，第101-102頁.
  185. ^ 185.0 185.1 185.2 中區制50周年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 1985，第344頁.
  186. ^ 186.0 186.1 山下 2021，第102頁.
  187. ^ 陳 2016.
  188. ^ 188.0 188.1 中區制50周年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 1985，第345頁.
  189. ^ 中區制50周年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 1985，第345-346頁.
  190. ^ 山下 2021，第105-107頁.
  191. ^ 中區制50周年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 1985，第346頁.
  192. ^ 山下 2021，第105頁.
  193. ^ 193.0 193.1 Eom 2013，第45頁.
  194. ^ 山下 2021，第112-116頁.
  195. ^ Chen 2010，第29頁.
  196. ^ 王 2010，第155-157頁.
  197. ^ 王 2010，第157頁.
  198. ^ 王 2010，第163頁.
  199. ^ 王 2010，第159-162頁.
  200. ^ 王 2010，第162頁.
  201. ^ 王 2010，第165-167頁.
  202. ^ 山下 2021，第125頁.
  203. ^ 岡野 2017，第28頁.
  204. ^ 204.0 204.1 岡野 2017，第29頁.
  205. ^ 205.0 205.1 205.2 岡野 2017，第25頁.
  206. ^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岡野 2017，第26頁.
  207. ^ 山下 2021，第127頁.
  208. ^ 山下 2021，第126頁.
  209. ^ 209.0 209.1 魏 2017.
  210. ^ 210.0 210.1 210.2 山下 2021，第128頁.
  211.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97頁.
  212. ^ 曾 1999，第142頁.
  213. ^ 林 2023.
  214. ^ 214.0 214.1 菅原 1996，第152頁.
  215. ^ 215.0 215.1 上山 2000，第290頁.
  216. ^ 菅原 1996，第157頁.
  217. ^ 217.0 217.1 菅原 1996，第158頁.
  218. ^ 菅原 1996，第158-159頁.
  219. ^ 219.0 219.1 Eom 2013，第46頁.
  220. ^ 菅原 1996，第159-161頁.
  221. ^ 221.0 221.1 張 2008，第34頁.
  222. ^ Chen 2010，第33頁.
  223. ^ 223.0 223.1 Suzuki 2022，第127頁.
  224. ^ 山下 2021，第110-112頁.
  225. ^ 陳 1997，第38頁.
  226. ^ 王 2003，第58頁.
  227. ^ 山下 2021，第82頁.
  228. ^ 菅原 1996，第153頁.
  229. ^ 229.0 229.1 菅原 1996，第154頁.
  230. ^ 山下 2021，第142頁.
  231. ^ 菅原 1996，第167-168頁.
  232. ^ 陳 1997，第39頁.
  233. ^ 233.0 233.1 233.2 233.3 張 2008，第35頁.
  234. ^ 234.0 234.1 234.2 山下 1979，第45頁.
  235. ^ 山下 2021，第184-185頁.
  236. ^ 張 2008，第58頁.
  237. ^ 山下 2021，第149頁.
  238. ^ 山下 2021，第146-147頁.
  239. ^ 張 2008，第58-59頁.
  240. ^ 山下 2021，第154頁.
  241. ^ 菅原 1996，第165頁.
  242. ^ 菅原 1996，第165-166頁.
  243. ^ 243.0 243.1 菅原 1996，第167頁.
  244. ^ 張 2008，第101-104頁.
  245. ^ 菅原 1996，第130頁.
  246. ^ 王 2003，第104頁.
  247. ^ 張 2008，第78-79頁.
  248. ^ 張 2008，第79-80頁.
  249. ^ 張 2008，第79-87頁.
  250. ^ 山下 2021，第134-136頁.
  251. ^ 王 2003，第147-150頁.
  252. ^ 戴 & 楊 2024.
  253. ^ 山下 2021，第147頁.
  254.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256-257頁.
  255.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263頁.
  256. ^ 256.0 256.1 256.2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261頁.
  257.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260-261頁.
  258.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158頁.
  259. ^ 山下 2021，第131頁.
  260. ^ 菅原 1996，第216-217頁.
  261. ^ 山下 2021，第207-208頁.
  262. ^ 菅原 1996，第217頁.
  263. ^ 菅原 1996，第155-156頁.
  264. ^ 菅原 1996，第168頁.
  265. ^ 山下 2021，第155-159頁.
  266. ^ 山下 2021，第149-150頁.
  267. ^ 山下 2021，第209頁.
  268. ^ Chen 2010，第34頁.
  269. ^ 269.0 269.1 張 2008，第107頁.
  270.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97-98頁.
  271.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105頁.
  272. ^ 272.0 272.1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105-106頁.
  273.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158-160頁.
  274. ^ 張 2008，第88頁.
  275. ^ 275.0 275.1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106-107頁.
  276. ^ Wong & Lim 2021，第200-201頁.
  277.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110-111頁.
  278.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112-115頁.
  279. ^ Chen 2010，第35頁.
  280. ^ 山下 2021，第178-180頁.
  281. ^ Chen 2010，第36頁.
  282. ^ Wong & Lim 2021，第17頁.
  283. ^ 山下 2021，第163-165頁.
  284. ^ 菅原 1996，第156頁.
  285. ^ 王 2003，第60頁.
  286. ^ 山下 2021，第186頁.
  287. ^ 山下 2021，第186-188頁.
  288.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2014，第345頁.
  289. ^ 山下 2021，第180-183頁.
  290. ^ 290.0 290.1 Ko 2023.
  291. ^ Suzuki 2022，第128頁.
  292. ^ 山下 2021，第205頁.
  293. ^ 山下 2021，第213-214頁.
  294. ^ 294.0 294.1 294.2 菅原 1996，第169頁.
  295. ^ 山下 2021，第191-193頁.
  296. ^ 山下 2021，第202-204頁.
  297. ^ 山下 2021，第194-198頁.
  298. ^ 山下 2021，第264頁.
  299. ^ 山下 2021，第206-207頁.
  300. ^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第16頁.
  301. ^ 山下 2021，第95頁.
  302. ^ 張 2008，第116-118頁.
  303. ^ 山下 2021，第209-211頁.
  304. ^ 山下 2021，第211-212頁.
  305. ^ Wong & Lim 2021，第241頁.
  306. ^ 山下 2021，第212-213頁.

參考文獻

[编辑]

學術期刊

[编辑]
  • 伊藤泉美. 横浜中華会館・関帝廟・同善堂について. 橫濱開港資料館紀要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08, (26): 41–78. CRID 1522825130637820544 （日语）. 
  • 伊藤泉美. 1930年代後半の横浜中華街とその周辺. 橫濱開港資料館紀要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11, (2): 41–66 （日语）. 
  • 王雪萍. 中華人民共和国初期の留学生・華僑帰国促進政策 中国の対日・対米二国間交渉過程分析を通じて. 中國21 (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會). 2010, (33): 155–178. CRID 1010282257070271619 （日语）. 
  • 大塚昌利. 地図で読む居留地の変容. 地圖中心 (財團法人日本地圖中心). 2011, (471): 3–6. CRID 1523106605527373440 （日语）. 
  • 岡野翔太. 1950-60年代日本における親中華民国華僑組織の形成と変容. 華僑華人研究 (日本華僑華人學會). 2017, (14): 23–41. doi:10.60279/jssco.14.0_23. CRID 1390583159491256960 （日语）. 
  • 齋藤讓司; 市川康夫; 山下清海. 横浜における外国人居留地および中華街の変容. 地理空間 (地理空間學會). 2011, 4 (1): 56–69. doi:10.24586/jags.4.1_56. CRID 1390001206132487296 （日语）. 
  • 斯波義信. 明治期日本来住華僑について. 社會經濟史學 (社會經濟史學會). 1981, 47 (4): 407–422. doi:10.20624/sehs.47.4_407. CRID 1390001205101122304 （日语）. 
  • Suzuki, Yukiko. 横浜中華街の言語景観から考える文化の商品化と観光資源としての価値. 人文学研究所報 (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 2022, (67): 121–135. CRID 1050292395541791744 （日语）. 
  • Chen, Tien-shi. Reconstruc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Ethnic Culture: The case of Yokohama Chinatown as a tourist spot.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10, 76: 29–38. doi:10.15021/00002541. CRID 1390853649750601728. 
  • Eom, Sujin. The Specter of Modernity: Open Port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town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Environments). 2013, 24 (2): 39–50 [2026-02-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03）. 
  • 山下清海. 横浜中華街在留中国人の生活様式. 人文地理 (人文地理學會). 1979, 31 (4): 33–50. doi:10.4200/jjhg1948.31.321. CRID 1390001205141032192 （日语）. 
  • 山室周平; 河村十寸穗. 横浜在住華僑の特質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1. 橫濱國立大學人文紀要・第一類哲學・社會科學 (橫濱國立大學). 1963, (9): 1–40 （日语）. 

書籍

[编辑]
  • 伊藤泉美. 横浜華僑社会の形成と発展 幕末開港期から関東大震災復興期まで. 山川出版社. 2018. ISBN 978-4-634-52024-0 （日语）. 
  • 上山和雄. 戰後的經濟. 高村直助 (编). 横浜市史ⅱ 第二巻（下）. 橫濱市. 2000 （日语）. 
  • 臼井勝美. 橫濱居留地的中國人. 石井孝 (编). 横浜市史 第三巻（下）. 橫濱市. 1963 （日语）. 
  • 王維. 素顔の中華街. 洋泉社. 2003. ISBN 4-89691-728-6 （日语）. 
  • 關帝廟與橫濱華僑編輯委員會. 関帝聖君鎮座150周年記念 関帝廟と横浜華僑. 自在株式會社. 2014. ISBN 978-4-9908054-0-1 （日语）. 
  • 小笠原謙三. 孫文を支えた横浜華僑 温炳臣・恵臣兄弟. 八坂書房. 2009. ISBN 978-4-89694-927-8 （日语）. 
  • 川島真. 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 名古屋大學出版會. 2004. ISBN 4-8158-0476-1 （日语）. 
  • 菅原一孝. 横浜中華街の研究. 日本經濟新聞社. 1988. ISBN 4-532-08817-8 （日语）. 
  • 菅原一孝. 横浜中華街探検. 講談社. 1996. ISBN 4-06-207559-8 （日语）. 
  • 曾德深. 覺書・橫濱華僑・華人的戰後史研究. 飯島涉 (编). 華僑・華人史の現在. 汲古書院. 1999. ISBN 4-7629-5024-6 （日语）. 
  • 張玉玲. 華僑文化の創出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中華学校・関帝廟・歴史博物館. ユニテ. 2008. ISBN 978-4-8432-3071-8 （日语）. 
  • 陳水發. 横浜の華僑社会と伝統文化. 中日文化研究所. 1997 （日语）. 
  • 東海林靜男. 戰時下外國人的動向. 高村直助 (编). 横浜市史ⅱ 第一巻（下）. 橫濱市. 1996 （日语）. 
  • 中區制50周年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 横浜・中区史. 中區制50周年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 1985 （日语）. 
  • 仁木ふみ子. 関東大震災と中国人大虐殺. 岩波書店. 1991. ISBN 4-00-003157-0 （日语）. 
  • 西川武臣; 伊藤泉美. 開国日本と横浜中華街. 大修館書店. 2002. ISBN 4-469-23186-X （日语）. 
  • Wong, Yee Lam Elim; Lim, Tai Wei.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antonese Migrants in Yokohama Chinatown: A Case Study of Shatenki and the Xie Family.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ISBN 978-981-15-9980-4. 
  • 山口辰男. 横浜三街物語 モトマチ・いせざき・西口. 有鄰堂. 1982. ISBN 4-89660-050-9 （日语）. 
  • 符順和. 關於橫濱中華義莊的調查. 飯島涉 (编). 華僑・華人史の現在. 汲古書院. 1999. ISBN 4-7629-5024-6 （日语）. 
  • 山下清海. 横浜中華街 世界に誇るチャイナタウンの地理・歴史. 筑摩書房. 2021. ISBN 978-4-480-01742-0 （日语）. 
  • 橫濱開港資料館. 横浜中華街 開港から震災まで. 橫濱開港資料館. 1994 （日语）. 
  • 橫濱開港資料館. 横浜中華街 150年. 橫濱開港資料館. 2009 （日语）. 

網路資源

[编辑]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橫濱中華街歷史&oldid=94600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