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
| 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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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950年代的B.R.安貝德卡 | |||||||||||||||||||
| 首任[[印度法律和司法部部長部長]] | |||||||||||||||||||
| 任期 1947-08-15—1951-10-06 | |||||||||||||||||||
| 总理 |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 ||||||||||||||||||
| 前任 | 新設立職位 | ||||||||||||||||||
| 继任 | 查魯·錢德拉·比斯瓦斯 | ||||||||||||||||||
| 聯邦院議員 代表孟買邦 | |||||||||||||||||||
| 任期 1952-04-03—1956-12-06 | |||||||||||||||||||
| 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47-08-29—1950-01-24 | |||||||||||||||||||
| 印度制宪会议成員 | |||||||||||||||||||
| 任期 1946-12-09—1950-01-24 | |||||||||||||||||||
| 选区 | · 孟加拉管轄區 (1946–47年) · 孟買管轄區 (1947–50年) | ||||||||||||||||||
| 印度總督執行委員會印度勞工與就業部 | |||||||||||||||||||
| 任期 1942-07-22—1946-10-20 | |||||||||||||||||||
| 总督 | 林利思戈勳爵 阿奇博爾德·魏菲爾勳爵 | ||||||||||||||||||
| 前任 | 費羅茲·汗·努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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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巴瓦·拉姆吉·薩克帕爾（Bhiva Ramji Sakpal） 1891年4月14日 | ||||||||||||||||||
| 逝世 | 1956年12月6日（65歲） | ||||||||||||||||||
| 墓地 | 19°01′30″N 72°50′02″E / 19.02500°N 72.83389°E | ||||||||||||||||||
| 获奖 | 印度國寶勳章 (1990年追授) | ||||||||||||||||||
| 签名 |  | ||||||||||||||||||
比姆拉奧·拉姆吉·安貝德卡 （Bhimrao Ramji Ambedkar，1891年4月14日 - 1956年12月6日） 是一位印度法學家、經濟學家、社會改革家和政治領袖。他以起草委員會主席身份，根據印度制憲會議中的辯論以及B·N·勞提出的初稿而將印度憲法完稿。[1][2][3][4][5]安貝德卡曾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擔任總理所組的第一屆內閣中擔任法律和司法部部長。他後來宣佈自己放棄印度教，皈依佛教，並啟動大批達利特跟隨者改信佛教的佛教復興運動。[6]
B.R.安貝德卡從孟買大學的埃爾芬斯通學院畢業後，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經濟學，分別於1927年和1923年獲得博士學位，他是1920年代在其中任一學校獲得學位的少數印度學生之一。[7]他還在倫敦的格雷律師學院接受培訓。安貝德卡的早期職業生涯是經濟學家、教授和律師。而後期生活則以政治活動為主。他參與印巴分治的政治運動和談判、發行刊物、為達利特人爭取政治權利和社會自由，並為印度建國工作貢獻心力。他在1956年皈依佛教，並發起大規模的達利特人皈依行動。[8]
印度政府於1990年以最高平民獎印度國寶勳章追授給安貝德卡。追隨者使用的致敬語"Jai Bhim"（字面意思是"安貝德卡萬歲"）表達對他的敬意。他也被加上尊稱"Babasaheb"（發音為BAH-bə SAH-hayb），意為"尊敬的父親"。
早年生活與就學
[编辑]安貝德卡於1891年4月14日出生於一名為姆豪的軍事營區（現在正式名稱為安貝德卡博士城，"Dr Ambedkar Nagar"，位於中央邦）。[9]他是拉姆吉·薩克帕爾所育的第14個小孩，在孩子中排名老么。拉姆吉·薩克帕爾是一名軍官，軍銜為蘇貝達爾（相當於後來的"准尉"）。母親名為比瑪拜·薩克帕爾（Bhimabai Sakpal），是拉克希曼·穆巴德卡（Laxman Murbadkar）的女兒。[10]他的家庭屬於馬拉地人背景，來自現今馬哈拉什特拉邦勒德納吉里縣安巴達韋（Ambadawe）鎮。安貝德卡的祖先長期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工作，而他的父親則在姆豪營區的英屬印度軍隊中任職。[11]
安貝德卡出身於馬哈爾種姓（屬於達利特），達利特種姓被視為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s），並受到社會經濟方面的歧視。[12]安貝德卡和其他不可接觸者的孩子在學校中受到隔離，很少得到老師的關注或幫助。他們不准坐在教室內。因為他們不准觸摸水或裝水的容器，當他們需喝水時，必須由高種姓的人從高處將水倒入他們的手中或口中。這項任務通常由學校的工友為年幼的安貝德卡執行，如果工友不在，他就不得不忍受沒水喝的煎熬。他後來在著作中將這種情況描述為"No peon, No Water"（沒工友，就沒水喝）。[13]他被要求在上課時坐在一麻布袋上，且必須在放學後把這麻布袋帶回家。[14]
薩克帕爾於1894年退休，全家於兩年後搬到薩塔拉縣。安貝德卡的母親在搬家後不久便去世。孩子們由他們的姑姑照顧，生活很艱苦。安貝德卡家中子女存活下來的有三個兒子 - 巴拉拉姆（Balaram）、阿南德拉奧（Anandrao）和比姆拉奧（Bhimrao，即B.R.安貝德卡），以及兩個女兒 - 曼朱拉（Manjula）和圖拉薩（Tulasa）。B.R.安貝德卡是所有兄弟姐妹中唯一通過考試並升入高中的。
B.R.安貝德卡最初的姓氏是"薩克帕爾（Sakpal）"，但他的父親在學校將B.R.安貝德卡的名字註冊為"Ambadawekar"，意思是他來自他在勒特納吉里縣的故鄉安巴達韋鎮。[15][16][17][18]馬拉地婆羅門（種姓）老師，克里希納吉·凱沙夫·安貝德卡（Krishnaji Keshav Ambedkar）在學校記錄中則將他的姓氏從"Ambadawekar"改成他自己的姓氏"Ambedkar" 。[19][20][21][22][23]
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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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貝德卡的家人於1897年搬到孟買，安貝德卡成為埃爾芬斯通中學唯一入學的不可接觸者。他於大約15歲時（1906年），與一名九歲的女孩羅摩巴伊（Ramabai）結婚。這場婚事是由雙方父母所安排（包辦婚姻），符合當時的普遍習俗。[24]
他於1907年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並在第二年進入埃爾芬斯通學院，此學院隸屬於孟買大學。據他所說，他是馬哈爾人種姓中第一個做到這點的人。當他通過英語四年級標準考試時，他所在社區的人們想為他慶祝，因為他們認為B.R.安貝德卡已經達到"極高成就"，但他認為這"與其他社區的教育狀況相比，幾乎算不上什麼"。社區為慶祝他的學業成就而舉行一場公開儀式，而作者兼家庭朋友達達·凱盧斯卡爾（Dada Keluskar）在這個場合，贈予他一本佛陀傳記.[25]
安貝德卡於1912年獲得孟買大學的經濟學和政治學學位，並準備接受巴羅達土邦政府提供的職位。他的妻子剛帶著年幼的兒子搬家，而他才安頓完畢，剛要開始工作時，卻必須匆忙返回孟買去看望他生病的父親。他的父親於1913年2月2日去世。[26]
22歲的安貝德卡於1913年獲得巴羅達土邦獎學金，一項由薩亞吉勞·蓋克瓦德三世（又稱巴羅達的蓋克瓦德）設立的一項資助計劃，目的為提供在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機會，為期三年，每月補助金11.50英鎊。安貝德卡抵達那裡後不久，他便與一位帕西人納瓦爾·巴泰納（Naval Bhathena）一同在利文斯頓堂安頓下來。巴泰納後來成為他終生的朋友。他於1915年6月通過文學碩士考試，主修經濟學，其他選修的科目有社會學、歷史、哲學和人類學。他提交一篇論文，名為"《Ancient Indian Commerce（古代印度商業）》"。安貝德卡深受約翰·杜威及其關於民主研究工作的影響。[27]
他於1916年完成第二篇碩士論文，名為"《National Dividend of India – A Historic and Analytical Study"（印度國民紅利：一項歷史與分析研究）》，並獲得第二個碩士學位.[28]他在同年5月9日在人類學家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戈登威澤主持的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印度的種姓：它們的機制、起源與發展》。安貝德卡於192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7]
他在1916年10月報讀格雷律師學院的律師課程，同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註冊，並開始撰寫博士論文。由於他在巴羅達土邦的獎學金終止，而於1917年6月返回印度。他託運的圖書收藏與他搭乘的船隻不同，而前述的那艘船被一艘德國潛水艇發射的魚雷擊沉。[26]他獲准在四年內返回倫敦以提交論文，他找到機會便立即返回，並於1921年完成一個碩士學位。他的碩士論文題為"《The problem of the rupee: Its origin and its solution"（印度盧比的問題：其起源與解決方案）》。[29]他於1923年取得倫敦大學授予的經濟學博士學位，也在同年獲得格雷律師學院的律師執業資格。[7]
反對印度的不可接觸者社會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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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安貝德卡接受巴羅達土邦的教育資助，有義務於學成後為其服務。他被任命為巴羅達的蓋克瓦德的軍事秘書（Military Secretary to the Gaikwad），但在短時間內就不得不辭職。他在其自傳《等待簽證中對這一事件做了描述（即安貝德卡在巴羅達任職時，因身為達利特而遭受歧視。他發現沒人願意出租住所給他，並因種姓而受到羞辱和排斥，最終在短時間內被迫辭職。）。[30]他此後試圖尋找方法來維持他家庭成員不斷增長的生活。他做過私人導師、會計師，並創立一家投資諮詢公司，但當他的客戶得知他是不可接觸者後，便停止往來，導致公司難以持續經營。[31]他於1918年成為孟買希德納姆商業與經濟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他受到學生歡迎，但其他教授拒絕與他交往，不讓他共用飲水壺。[32]
安貝德卡曾被邀請到薩斯伯里委員會前作證，此委員會正在起草《 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安貝德卡在這次聽證會上主張為不可接觸者和其他宗教社區設立獨立的選區和保留席位（參見印度保留政策。[33]他於1920年在科爾哈布爾的沙胡（沙胡四世，1874年 - 1922年）的資助下在孟買開始發行名為《沉默的領袖》的週刊。[34]
安貝德卡隨後從事法律專業工作。他於1926年成功地為三位非婆羅門領袖辯護，這些領袖曾指控婆羅門社區毀掉印度，隨後被控誹謗。印度知名傳記作家達納賈伊·基爾評論道："無論對委託人還是這位博士（安倍德卡）個人而言，都是一次在社會上和個人方面產生巨大反響的勝利" 。[35]
安貝德卡在孟買高等法院從事律師工作期間，均努力向不可接觸者推廣教育，以提升他們的地位。他第一次進行有組織的嘗試是建立一核心機構 - "被排斥者福利協會（Bahishkrit Hitakarini Sabha）"，以促進被排斥者（當時被稱為受壓迫階級）的教育、社會經濟改善和福利。[36]他為捍衛達利特人的權利，創辦許多期刊，例如《沉默的領袖》、《Bahishkrit Bharat（被排斥的印度）》和 《Equality Janta（平等人民）》。[37]
他於1925年被任命到孟買管轄地委員會（Bombay Presidency Committee），與英國派遣而來的的西蒙委員會合作。[38]由於西蒙委員會所有成員皆為歐洲人，沒任何印度代表，因此在印度各地引發大規模強烈抗議。雖然該委員會所提的報告被大多數印度人民抵制和忽視，但安貝德卡選擇獨立行動 - 他單獨撰寫一套建議，提出他對未來印度憲法的設想。[39]
到1927年，安貝德卡已決定發起積極運動以反對不可接觸制。他從公開運動和遊行開始，促使開放公共飲用水資源。他還開始為不可接觸者爭取進入印度教寺廟的權利而進行鬥爭。他領導於馬哈德的非暴力抵抗運動，以爭取不可接觸者社區從鎮上的主水槽取水的權利。[40]安貝德卡在1927年底的一次會議上公開譴責印度教經典《摩奴法論》，原因是它在意識形態上為種姓歧視和為"不可接觸制"辯護，他舉行儀式，將這部古老文本的副本放火焚燒。由於他在1927年12月25日帶領數千名追隨者公開焚燒《摩奴法論》的副本，[41][42]安貝德卡主義者和達利特人因此每年將此日訂為焚燒《摩奴法論》日。[43][44]
安貝德卡於1930年在經歷三個月的準備後，發起卡拉拉姆寺廟運動。大約有15,000名志願者聚集在卡拉拉姆寺廟，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而成為納西克當地最大規模的遊行之一。遊行隊伍由軍樂隊和一隊偵察員領頭，婦女和男人以紀律、秩序和決心行進，渴望第一次看到寺廟中供奉的神祇。當他們到達寺廟大門時，大門卻被主導的婆羅門當局關閉。[45]
浦納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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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殖民政府於1932年頒佈《社群裁決》，宣佈為"受壓迫階級"設立單獨的選區。聖雄甘地堅決反對，聲稱他擔心這種安排會將印度教社區分裂。[46][47][48]甘地當時被囚禁於浦納的葉爾瓦達中央監獄中，以絕食進行抗議。印度國民大會黨政治家和活動家，如馬丹·莫罕·馬拉威亞和帕爾萬卡爾·巴盧於絕食發生後，在葉爾瓦達安排與安貝德卡及其支持者舉行會議。[49]安貝德卡（代表印度教中的受壓迫階級）與馬丹·莫罕·馬拉威亞（代表其他印度教徒）於1932年9月25日簽署一項協議，協議被稱為"浦納協議"。協議中為受壓迫階級在一般選區內的臨時立法機構中提供保留席位。受壓迫階級由於這項協議而在立法機構中獲得148個席位，而殖民政府在時任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領導，先前所頒佈的《社群裁決》中給予的則為71席位。協議文本中使用受壓迫階級來指代印度教中的不可接觸者，而在後來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和1950年的《印度憲法》中稱為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50]根據《浦納協議》，原則上是組成統一的選區，但不可接觸者在初級和次級選舉中是選擇自己推舉的候選人。[51]
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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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貝德卡於1935年被任命為孟買政府法學院的院長，為時兩年。安貝德卡在孟買定居後，建造一棟房屋，並為他的個人圖書館收藏超過50,000本書 .[52]同年，他的妻子羅摩巴伊在長期患病後去世。她長久以來的願望是去本特爾布爾朝聖，但安貝德卡拒絕讓她去，告訴她他會為她創造一個新的本特爾布爾，而不是印度教那個將他們視為不可接觸者的。他於10月13日在納西克舉行的耶奧拉皈依會議（Yeola Conversion Conference）上，宣佈他皈依另一種宗教的意圖，並告誡他的追隨者離開印度教。[52]隨後，他在印度各地的許多公開會議上重複發佈這一訊息。
有記錄顯示他在德里大學創辦人拉伊·凱德納特先生去世後（1942年），擔任這所大學拉姆賈斯學院管理委員會的主席。[53]
安貝德卡於1936年創立獨立工黨，該黨參加1937年於孟買中央立法議會13個保留席位和4個普通席位的選舉，並分別獲得11個和3個席位。[54]
安貝德卡於1936年5月15日將他的著作《破除種姓》印刷發行。[55]書中強烈批評印度教正統宗教領袖和整個種姓制度，[56][57]包括對甘地在這個問題上的"嚴厲斥責" 。[58]後來他在一次於1955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中，指控甘地在英文報紙上撰文反對種姓制度，卻在古吉拉特語報紙上撰文支持。[59]安貝德卡在書中還指控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清楚意識到自己是個婆羅門" 。[60]
安貝德卡在此期間也反對在康坎地區盛行的"霍特制度（khoti system）" ，霍特（khots），即政府稅收徵收者經常剝削農民和佃戶。 安貝德卡於1937年在孟買立法議會上提出一項法案，在政府和農民之間建立直接關係來廢除霍特制度。[61]
安貝德卡曾在英屬印度政府的國防諮詢委員會（Defence Advisory Committee）任職，[62]並在印度總督執行委員會中擔任勞工部長。[62]他在主要為由全印穆斯林聯盟發起的解放日活動之前，表示他有興趣參與，他說道："我讀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先生的聲明，對於讓他搶在我前頭，剝奪那份本該由我、而非真納先生更有資格使用的言辭與情感，我感到羞愧。"。他接著提出，他所服務的社區受到國大黨政策的壓迫程度，比印度穆斯林要多出二十倍。他澄清說，他是在批評國大黨，而非所有的印度教徒 。[63]真納和安貝德卡在孟買的賓迪市集聯合出席參與人數眾多的解放日活動，兩人都在會上對國大黨表達"激烈的"批評，據一位觀察家稱他們兩人的言論暗示伊斯蘭教與印度教之間存在根本性的難以調和。[63][64]
安貝德卡在全印穆斯林聯盟於1940年提出要建立巴基斯坦的拉合爾決議之後，寫了一篇長達400頁的論文，題為 《關於成立巴基斯坦的想法（Thoughts on Pakistan）》，從各個方面分析"巴基斯坦"的概念。安貝德卡主張印度教徒應該將巴基斯坦割給穆斯林。他建議重新劃定旁遮普省和孟加拉管轄區的省界，以分離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他認為穆斯林對重新劃定省界不應有異議。如果他們有異議，那麼他們就沒真正"理解他們自己要求的本質"。在美國教學的學者文卡特·杜利帕拉（Venkat Dhulipala）指出，《關於成立巴基斯坦的想法》"震動印度政壇長達十年之久"。它決定全印穆斯林聯盟和印度國民大會黨之間對話的進程，為印巴分治鋪平道路。[65][66]
安貝德卡在 《誰是首陀羅？》一書中，試圖解釋不可接觸者的形成。他認為在種姓制度的儀式等級中構成最低種姓的首陀羅和阿提首陀羅（Ati Shudras，義為首陀羅之外）皆與不可接觸者不同。安貝德卡監督他的政黨，將其轉變為表列種姓聯盟。該聯盟在1946年的省級選舉中表現不佳，但它在孟加拉管轄區成功地獲得國大黨立法者的支持，讓安貝德卡當選為印度制憲會議的成員。[67][68]
印度獨立運動人士與政治家賈格吉萬·拉姆的妻子因德拉尼·賈格吉萬·拉姆（Indrani Jagjivan Ram）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安貝德卡說服她的丈夫，請他去請求聖雄甘地將自己納入獨立後的尼赫魯內閣。賈格吉萬·拉姆在請求甘地向尼赫魯推薦安貝德卡入閣之前，先諮詢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並補充說安貝德卡已經"放棄他對國大黨和甘地先生的敵意"。尼赫魯接受甘地的推薦，讓安貝德卡納入第一屆內閣，擔任印度法律和司法部長。[69][70]
安貝德卡於1951年9月27日在《印度教法典法案》在議會中遭到否決後辭去尼赫魯內閣部長的職務。[71]
安貝德卡參加1952年印度首次大選中的孟買北部選區競選，但敗給他以前的助手和國大黨候選人納拉揚·薩多巴·卡吉羅爾卡。安貝德卡隨後成為聯邦院（即上議院）的一名成員，很可能是被任命的。他試圖在1954年班達拉的補選中再次進入人民院（即下議院），但他位居第三（由國大黨獲勝）。而安倍德卡在1957年第二次大選來臨時已經去世。
安貝德卡也對南亞的伊斯蘭教習俗提出批評。他在為印巴分治辯護的同時，也譴責穆斯林社會中的童婚和對婦女的虐待。
沒有任何言辭能充分表達一夫多妻制和納妾制度的巨大且諸多弊端，特別是作為穆斯林婦女痛苦的根源。以種姓制度為例。每個人都推斷伊斯蘭教必定沒有奴隸制和種姓制度。[...][雖然奴隸制已經存在]（義為奴隸制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並非由伊斯蘭教所創立，而是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就已經在世界各地存在），但其大部分支持力量是來自伊斯蘭教與伊斯蘭國家。雖然《古蘭經》中先知關於公正和人道對待奴隸的規定值得稱讚，但伊斯蘭教中完全沒有任何文字支持廢除這種禍害。但即使奴隸制已經消失，穆斯林中的種姓制度（例如根據祖先、職業或社會地位劃分的階層）仍然存在。[72]
印度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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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獨立後，新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邀請安貝德卡擔任印度自治領的法律和司法部長，他兩週後被任命為未來印度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
安貝德卡於1949年11月25日在制憲會議的總結演講中說：[73]
給予我的榮譽實際上並不完全屬於我。這份榮譽中，少不了制憲會議顧問B·N·勞的奠基之功，他傾注心血，為起草委員會的審議完成初稿。[74]
印度憲法為個別公民提供保障，並為廣泛的公民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廢除不可接觸制以及取締所有形式的歧視予以保護。安貝德卡是主張為婦女爭取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權利的部長之一，並贏得制憲會議的支持，得以在該國公務部門、學校和大學中，針對表列種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後階層引入一項職位保留制度，這是一個類似於平權行動的制度。印度立法者希望通過這些措施根除印度受壓迫階級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和機會匱乏。[75]印度憲法於1949年11月26日由制憲會議通過。[76]
美國法律學者史蒂文·卡拉布雷西表示同意美國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對印度憲法的評估，即將其視為"安貝德卡的憲法"。原因在於印度最高法院已擺脫1950年由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在印度制憲會議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人所偏愛，並成功納入憲法的司法克制和法律實證主義，轉向法院如今裁決所採用的目的性解釋方法。印度法院依此方法成為憲法含義的最終仲裁者，其解釋對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具有約束力。安貝德卡在1947年至1949年憲法起草期間曾支持目的性解釋方法，但他的觀點當時屬於少數 。[77]
安貝德卡曾在制憲會議上公開表達他的擔憂，即該國未來可能會同時失去其憲法和民主自由。他認為缺乏強大的民主傳統、廣泛存在的"虔誠"（bhakti）或政治"英雄崇拜"，以及憲法的共和承諾與社會經濟不平等之間的巨大差距，使得這種可能性成為一種明顯且始終存在的風險。[78][79][80]
安貝德卡於1953年在一次議會會議上表達他對憲法的不滿，他說道："人們總是對我說，噢，你就是那位憲法的制定者。我的回答是，我只是一個受僱的文人。很多我所做的事都是違背我的意願而為的"。"我非常想說，我會是第一個要燒毀它的人。我不想要它，它不適合任何人"。[81][82]
經濟學
[编辑]安貝德卡是第一位在國外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印度人。[83]他主張工業化和促進農業增長以改善印度經濟。[84]他將農業視為印度的主要產業，強調對農業投資。安貝德卡倡導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強調在教育、公共衛生、社區健康、居住設施等進行建設。[84]他的博士論文，《印度盧比的問題：其起源與解決方案》（1923年），審視盧比價值下跌的原因。他在這篇學術論文中主張採用修正形式的金本位制，並反對凱因斯在其論文《印度貨幣與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09年）中所偏愛的金匯兌本位制，聲稱後者的穩定性較差。他主張停止所有進一步的盧比鑄幣，並鑄造金幣，他相信這將可固定貨幣匯率和價格。[85]
他在其博士論文《英屬印度省級財政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Provincial Finance in British India）》中，還對印度收入進行分析。他在論文中分析英國殖民政府用於管理印度財政的各種制度。[85][86]
他對財政的看法是政府應該確保其支出符合"忠實、智慧和節約"的特點。
- "忠實"（Faithfulness）表示政府應當盡可能按照最初的意圖來使用資金。
- "智慧"（Wisdom）表示資金應當盡可能被用於公共利益。
- "節約"（economy）表示資金的使用應當能從中獲致最大回報。[87]
安貝德卡反對對低收入群體徵收所得稅。他參與土地收入稅和消費稅的政策制定，目的是為穩定整體經濟。他在土地改革和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有重要作用。根據他的觀點，種姓制度具有勞動力劃分和等級森嚴的性質，而妨礙勞動力流動（高種姓不會從事低種姓的職業）和資本流動（假設投資者會首先投資於他們自己的種姓職業）。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包含三點：
- 國家擁有農業土地、
- 國家保有生產資源、
- 將這些資源公正地分配給民眾。
他強調自由經濟和穩定的印度盧比，印度最近已採用此觀點。他提倡實行生育控制手段來發展印度經濟，此已被印度政府作為國家生育控制政策。他強調婦女的平等權利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安貝德卡的一些思想反映出他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濃厚興趣。安貝德卡的思想與卡爾·門格爾、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和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的觀點相近。安貝德卡的自由銀行理論（theory of free banking）建立在門格爾的研究以及戈帕爾·克里什納·戈卡爾關於財政和貨幣的專著之上。安貝德卡關於區分貨幣差別品質的觀點，受到門格爾在其文章 《論貨幣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Money）》中提出的貨幣可售性思想的影響。安貝德卡關於自由銀行的建議被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和英屬印度政府所忽視。[88]
安貝德卡在他的著作《英屬印度省級財政的演變》中寫道："印度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具備其下轄不同省份所有各種情況的知識和經驗。因此，它在處理省級行政事務方面，必然不如省級政府。"[88]
安貝德卡對農業用地的看法是過多的土地閒置，或未被適當利用。他認為存在一個生產要素的"理想比例"，此比例能讓農業用地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為此他認為當時大部分人口依賴農業為生是一個主要問題。他因而提倡將經濟工業化，以引導農業勞工能在其他地方發揮更大的作用。安貝德卡認為有必要將剩餘勞動力從農業渠道轉移到非農業上。[89]
安貝德卡接受經濟學培訓，他在1921年成為政治領袖之前是一名專業經濟學家。他撰寫三本關於經濟學的作品：
- 《東印度公司的行政與財政（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 《英屬印度省級財政的演變》
- 《印度盧比的問題：其起源與解決方案》。[90][91]
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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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貝德卡的第一任妻子羅摩巴伊歷經長期患病後，於1935年去世。他在1940年代末完成印度憲法的起草工作後，罹患失眠、腿部神經性疼痛，並在服用胰島素和順勢療法藥物中。醫生建議他找一位既會做飯，又是醫生的伴侶來照顧他。他在前往孟買接受治療時，遇到擁有醫學士學位的莎拉達·卡比爾，並於1948年4月15日在德里與她結婚。莎拉達·卡比爾於婚後改名為薩維塔·安貝德卡，一直照顧安貝德卡到其離世。[92]薩維塔·安貝德卡也被稱為"Mai"，於2003年5月29日在孟買去世，享年93歲。[93]
皈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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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貝德卡曾考慮皈依錫克教，此宗教鼓勵反對壓迫，因而對表列種姓的領袖有吸引力。但在他與錫克教領袖會面後，結論是他可能只會得到"二等"錫克教徒的地位。[94]
他反過來在約1950年開始將注意力轉向佛教，並前往錫蘭（現稱斯里蘭卡）參加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會議。[95]安貝德卡為一座在浦納附近的新精舍舉行奉獻儀式時，宣佈他正在撰寫一本關於佛教的書，並表示他等該書完成後將正式皈依佛教。[96]他於1954年前往緬甸兩次，第二次是參加在仰光舉行的第三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會議。[97]安貝德卡於1955年創立印度佛教協會（Bharatiya Bauddha Mahasabha, 或稱Buddhist Society of India）。[98]他於1956年完成其最後一部著作 《佛陀和他的佛法（The Buddha and His Dhamma）》，這本書在他逝世後出版。[98]
安貝德卡在與斯里蘭卡佛教僧侶漢馬拉瓦·薩達蒂薩會面後，[99]於1956年10月14日在那格浦爾為自己和支持者組織一場公開的皈依儀式。他以傳統方式從一位佛教僧侶接受三皈依（或稱三寶）和五戒，完成自己和妻子的皈依。他隨後為聚集在身邊的大約500,000名支持者舉行皈依儀式。[96][100]他在皈依者接受三寶和五戒之後，為他們制定二十二誓願。隨後他前往尼泊爾加德滿都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會議。[97]他預定撰述的兩本著作 - "《佛陀還是卡爾·馬克思（The Buddha or Karl Marx）》"以及 "《古代印度的革命與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ancient India）》"並未完成。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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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貝德卡從1948年即開始出現糖尿病的症狀。他於1954年6月到10月間由於用藥副作用和視力不佳而一直臥病在床。[96]他的健康狀況在1955年期間惡化。他在完成他的最後手稿《佛陀和他的佛法》三天後在德里的家中，於睡夢中去世（1956年12月6日）。[101]
國人於12月7日在達達爾喬帕蒂海灘為他舉行一場佛教火葬儀式 ，[102]有50萬哀悼者參加。[103]在同年12月16日有一場皈依活動。[104]以便參加火葬儀式的人們也能在同一地點皈依佛教。[104]
安貝德卡身後留下他的妻子薩維塔·安貝德卡（於2003年過世）[105]以及他的兒子亞什萬特·安貝德卡（安貝德卡第一任妻子於1912年所生），亞什萬特於1977年過世。[106]薩維塔和亞什萬特延續B.R.安貝德卡發起的社會宗教運動。亞什萬特曾擔任印度佛教協會的第二任會長（1957年至1977年）和馬哈拉施什拉邦立法委員會的議員（1960年至1966年）。[107][108]安貝德卡的長孫普拉卡什·亞什萬特·安貝德卡是印度佛教協會的首席顧問，[109]並領導名為"被剝奪者多數陣線"的政黨，[110][111]並曾任印度議會兩院的議員。[111]安貝德卡的幼孫阿南德拉傑·安貝德卡則領導著稱為共和軍（Republican Sena）的組織（通常被視為繼承B.R.安貝德卡的社會和政治思想，特別是為達利特和其他受壓迫階級爭取權利和代表權）。[112]
在安貝德卡遺留的筆記和文件中發現一些未完成的打字稿和手寫草稿（已逐步公諸大眾）。其中包括《等待簽證》，這部作品可能寫於1935年至1936年間，是一部自傳體作品，以及 《不可接觸者，或印度貧民窟的孩子們（The Untouchables, or the Children of India's Ghetto）》，這部作品談及印度於1951年進行的人口普查所得資料。[96]
他於德里阿利普爾路26號的家中被設為一座安貝德卡紀念館。他的生日被稱為安貝德卡誕辰紀念日（也稱Bhim Jayanti），在許多印度省份被定為公共假日。他於1990年被追授印度最高平民榮譽 - 印度國寶勳章。[113]
在他的誕辰和忌日，以及在那格浦爾的《佛法輪轉動日》（10月14日），至少有50萬人聚集在他的孟買紀念館，向他致敬。[114]在紀念安貝德卡的重要場所和紀念日，有眾多的書攤設立，出售他的著作。他給追隨者的訊息是"educate, agitate, organise!（教育、鼓動、組織起來！）"。[115]
身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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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貝德卡是位社會政治改革家，他的工作和作品對現代印度產生深遠影響。[116][117]他的思想在獨立後的印度受到各個政治派系的尊重。他的各項倡議影響各個生活領域，並改變當今印度看待社會經濟政策、教育以及通過社會經濟和法律激勵措施實施的平權行動的方式。他的聲譽促使他被任命為自由印度第一任法律和司法部長，以及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他熱烈地信仰個人自由，並對種姓社會提出批評。他指責印度教是種姓制度的基礎，而讓他在印度教徒中引起爭議且不受歡迎。[118]他皈依佛教的舉動，在印度和國外激發對佛教哲學重燃興趣。[119]
許多公共機構以他的名字命名，例如在那格浦爾的安貝德卡博士國際機場，此機場的舊稱為索內加翁機場（Sonegaon Airport）。位於賈朗達爾的安貝德卡博士國家理工學院和位於德里的德里安貝德卡大學。[120]
馬哈拉什特拉邦政府已收購安貝德卡在1920年代求學期間在倫敦居住的房產，預計會將其改建成安貝德卡博物館兼紀念館。[121]
由History TV18和CNN新聞18頻道進行的民意調查中，安貝德卡在接近2,000萬投票數中被選為印度獨立以來"最偉大的印度人"，領先於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和尼赫魯。[122]由於他在經濟學領域的成就，著名印度經濟學家納倫德拉·賈達夫[123]曾表示，安貝德卡是"有史以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印度經濟學家",。[124]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說，安貝德卡是"我的經濟學之父",，且"他在自己的國家是一極具爭議的人物，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在經濟學領域的貢獻驚人，將永遠受到銘記。",[125][126]
有座3.66公尺（12英尺）高的安貝德卡青銅雕像於1967年4月2日被安放在印度議會建築中。這座雕像由B.V. 瓦格（B.V. Wagh）雕塑，由時任印度總統薩瓦帕利·拉達克里希南揭幕 。[127][128][129]安貝德卡的一幅肖像於1990年4月12日被放置在印度議會的中央大廳。[130][131][132]這幅由澤巴·阿姆羅哈維（Zeba Amrohawi）繪製的肖像，由時任印度總理V.P.辛格揭幕 。[130]另一幅安貝德卡的肖像被存放在印度議會的博物館和檔案館中。[133][134]
安貝德卡的身後影響並非沒人批評。他因在種姓問題上立場片面，犧牲與更廣泛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合作而受到批評。[135]安貝德卡也因忽視組織建設（沒花足夠的精力或資源去建立一個能夠在他去世後依然強大、統一和有效的政治或社會組織）而受到一些傳記作者的批評。[136]
安貝德卡的政治哲學催生出好些政黨、出版物和工會，這些組織在印度各地，尤其至今仍在馬哈拉什特拉邦活躍。他對佛教的推廣，重振印度部分民眾中對佛教哲學的興趣。直到現代還有人權活動家效仿安貝德卡1956年的那格浦爾儀式，組織大規模的皈依儀式。[137]一些印度佛教徒將他視為一位菩薩，但他自己從未作此宣稱 。[138]在1990年代，一些匈牙利羅姆人受到安貝德卡的啟發，將自身的處境與印度受壓迫人民的處境進行類比，而開始皈依佛教。[139]
觀點
[编辑]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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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貝德卡於1935年表示他出生時是印度教徒，但死時不會是。他將印度教視為一種"壓迫性宗教"，並開始考慮皈依其他宗教。[140]安貝德卡在《破除種姓》一書中聲稱實現一個真正的無種姓社會，唯一持久方法是摧毀對《經書》神聖性的信仰，並否認其權威。[141]安貝德卡對印度教的宗教文本和史詩持批判態度，並在1954年至1955年間撰寫一部題為《印度教中的謎團》的作品。這部作品在他逝世後經由結合個別章節的手稿而出版，並引發大規模的示威和反示威活動。[142][143][144]
安貝德卡認為基督教無法對抗不公正。他寫道："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基督教不足以結束美國黑人的奴隸制。一場內戰有其必要，而將基督徒所剝奪的自由歸返黑人。"[145]
安貝德卡對伊斯蘭教社會中存在的階級差異提出批評，並將該宗教描述為："一個封閉的團體，且它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所做的劃分是一種非常真實、非常明確且非常疏離的區分。"[146]
他反對受壓迫階級皈依伊斯蘭教或基督教，並補充說，"如果他們皈依伊斯蘭教，那麼穆斯林統治的危險也會成為現實"，而如果他們皈依基督教，那麼它"將有助於鞏固英國對這個國家的控制 "。[147]
安貝德卡最初計劃皈依錫克教，但在他發現英國政府不會保證給予不可接觸者在議會保留席位的特權後，他放棄此想法。[148]
他在去世前幾週的1956年10月16日皈依佛教。[149]
雅利安人入侵理論
[编辑]安貝德卡將首陀羅視為雅利安人，並堅決拒絕雅利安人入侵理論。他在1946年的著作 《誰是首陀羅？》中，將入侵理論描述為"荒謬到早該消亡的程度"。[150]安貝德卡認為首陀羅最初是"印度-雅利安社會中剎帝利種姓的一部分"，但在他們對婆羅門施加許多暴行之後，而社會地位為之降低。[151]
安貝德卡質疑雅利安人故鄉在印度境外的各種假設，並斷定雅利安人的故鄉就在印度。根據安貝德卡的說法，《梨俱吠陀》記載，雅利安人、達薩（或寫為達斯尤（Dasyus））是相互競爭的宗教團體，而非不同民族。[152]
共產主義
[编辑]安貝德卡在他1956年撰寫的兩篇著作中對共產主義表達看法：《佛陀還是卡爾·馬克思》和《佛教與共產主義（Buddhism and Communism）》。[153]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即少數特權階級對大眾的剝削會讓貧困及其問題長期存在。然而他並不認為這種剝削純粹是經濟上的，他認為剝削的文化層面與經濟剝削同樣糟糕或更糟。此外，他不認為經濟關係是人類生活中唯一重要的面向。
他還認為共產黨人願訴諸任何手段，包括暴力，來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他自己則認為民主與和平措施是變革的最佳選擇。安貝德卡也反對馬克思主義控制所有生產資料和終止私有財產權的想法：他認為後者無法解決社會問題。安貝德卡也相信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但他相信國家會與社會一樣長期存在，並且應該積極參與發展，而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提倡最終是國家消亡。[85]不過他在1950年代接受BBC採訪時承認，目前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會崩潰，而他認為替代方案是"某種形式的共產主義"。[154]
著作
[编辑]馬哈拉什特拉邦政府（孟買）教育部門以不同卷冊出版安貝德卡的著作和演講集。[155]安貝德卡的著作列表如下：
- 《印度的種姓：它們的機制、起源與發展，及其他11篇論文》
- 《破除種姓》，（1936年）
- 《安貝德卡在孟買立法機關、西蒙委員會和圓桌會議上（Ambedkar in the Bombay Legislature, with the Simon Commission and at the Round Table Conferences）》，（1927年至1939年）
- 《印度教哲學；印度與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革命與反革命、佛陀還是卡爾·馬克思（Philosophy of Hinduism; India and the Pre-requisites of Communism;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Buddha or Karl Marx）》
- 《印度教中的謎團》[156]
- 《關於不可接觸者與不可接觸性的論文集（Essays on Untouchables and Untouchability）》
- 《英屬印度省級財政的演變》
- 《不可接觸者：他們是誰，以及他們為何變成不可接觸者？
- 《誰是首陀羅？》（1946年）
- 《巴基斯坦或印巴分治（Pakistan or The Partition of India）》（1945年），[157]最初以《關於巴基斯坦的思考（Thoughts on Pakistan）》（1941年）的名義出版[158]
- 《國大黨和甘地對不可接觸者做了什麼，甘地先生與不可接觸者的解放（What Congress and Gandhi have done to the Untouchables; Mr. Gandhi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Untouchables）》
- 《安貝德卡擔任總督執行委員會成員時期，1942–46年（Ambedkar as member of the Governor General's Executive Council, 1942–46）》
- 《佛陀和他的佛法》
- 《未出版的手稿、古代印度商業、法律筆記、等待簽證、雜項筆記等》
- 《印度憲法的主要設計者 - 安貝德卡（Ambedkar as the principal architec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 《安貝德卡博士與印度教法典草案（分為2部分）（Dr. Ambedkar and The Hindu Code Bill (2 parts)）》
- 《安貝德卡作為自由印度的第一任法律和司法部長和印度議會的反對派議員時期 (1947–1956年)（Ambedkar as Free India's First Law Minister and Member of Opposition in Indian Parliament (1947–1956)）》
- 《巴利語詞典和巴利語語法（The Pali Dictionary and The Pali Grammar）》[159]
- 《安貝德卡及其平等主義革命 - 爭取人權的鬥爭（Ambedkar and his Egalitarian Revolution –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始於1927年3月至1956年11月17日
- 《安貝德卡及其平等主義革命 - 社會政治和宗教活動（Ambedkar and his Egalitarian Revolution – Socio-political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始於1929年11月至1956年5月8日
- 《安貝德卡及其平等主義革命 - 演講集（Ambedkar and his Egalitarian Revolution – Speeches）》。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始於1956年1月1日至11月20日。
參見
[编辑]- B.R. 安貝德卡家族
- 恰雅菩米，官方名稱：安貝德卡博士恰雅菩米紀念館（Dr. Babasaheb Ambedkar Chaityabhoomi Memorial），是一座佛塔，也是印度憲法設計者和印度復興佛教的推動者B. R.安貝德卡的火化地點。
- 迪克沙布米，位於印度馬哈拉什特拉邦那格浦爾市的一座新乘佛教紀念碑。B.R.安貝德卡與他大約 $400,000$ 名追隨者於1956年皈依佛教的地方
- 平等雕像，又稱為安貝德卡博士紀念館，是一座紀念碑，專門獻給20世紀的印度知識分子B.R.安貝德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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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nstitutional Advisor to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B.N. Rau was the principal author of the first draft of India’s Constitution based o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at Assembly and its various subcommittees. In all subsequent deliberations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this draft constituted the basic document and its working paper”. B.N. Rau’s work as principal drafter placed him in a good position to address his concerns about the need for “special protection” for women. Thus, it is in the Text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dated October 1947 that the phrase about "special provision for women and children" makes its first appearance.
- ^ Elangovan, Arvind. Norms and Politics: Sir Benegal Narsing Rau in the Making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1935–1950.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2–23. ISBN 978-0-19-949144-5.
In his role as Constitutional Adviser, Rau’s contributions consisted of not only advising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but also members of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All-India Muslim League. I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tself, Rau’s influence was substantive. Significantly, Rau produced the draft constitution, which the drafting committee chaired by B. R. Ambedkar went on to deliberate. Subsequently, Rau was involved in evaluating the comments received 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and incorporating them before it was submitted to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late 1948.
- ^ Ewing, Cindy. Codifying Minority Rights: Postcolonial Constitutionalism in Burma, Ceylon, and India. Moses, A. Dirk; Duranti, Marco; Burke, Roland (编). Decolonizati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rise of Global Human Rights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79–206. ISBN 978-1-108-47935-6.
(p. 190) In order to protect both individual and group rights, India’s constitutional adviser B. N. Rau prepared a key brief that changed how nights were expressed and enumer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His September 1946 note on fundamental rights expounded on justiciability and the need to identify which rights would be enforceable in court. Justiciability thus became a wa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ommittee members who wanted to write in as many rights as possible and those who wanted a more narrow set of rights. Rau laid out a scheme to divide fundamental rights into two categories: legally enforceable and not enforceable, pointing to the Irish constitution as a model for fram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broad classes of rights,” referring to “certain rights which require positive action by the State and which can be guaranteed only so far as such action is practicable, while others merely require that the State shall abstain from prejudicial actio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subcommittee debated Rau’s proposal in February 1947, with committee members K. M. Munshi and B. R. Ambedkar initially opposing splitting these rights. ... (p. 191) In March 1947, after the subcommittee concluded debate, the assembly agreed to the expansive bill of rights and divided fundamental rights into two sections based on Rau's original proposal. ... (pp. 192–193) In early April 1947, Rau complete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report.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convened for its third session later that month and each subcommittee presented its findings over a series of raucous debates. Patel presented the new draft bill of rights, which was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on August 28, 1947. Observing these sessions at Constitution House was Chan Htoon, the Burmese constitutional adviser. Aung San tasked Chan Htoon with studying the constitu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with members of the Indian legal academy. Having developed a friendship with Rau, Chan Htoon discussed the draft constitution with Rau in the setting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The cross-border consult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Burma led to the intertwining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ideas, best exemplified by their provisions 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state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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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Ewing reveals that the statements in Burma’s constitution about citizen rights were imported wholesale from other sources—either India or Ireland (2020, 193). The section on fundamental rights copies word for word from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Ind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This mimicry was not coincidental. Chan Htoon, the author of Burma’s constitution, “developed a friendship with [B. N.] Rau,” the author of India’s constitution, when visiting New Delhi “to observe [India’s] constitutional debates.” While there, “Rau reviewed Chan Htoon’s draft constitution and assisted in collecting materials for the Burmese constituent assembly. Rau ensured significant areas of commonality between the two constitutions” (Ewing 2020,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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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Benegal Narsing Rau (born February 26, 1887, Karkala or Mangalore, Mysore [now Karnataka], India—died November 30, 1953, Zürich, Switzerland) was one of the foremost Indian jurists of his time. He helped draft the constitutions of Burma (Myanmar) in 1947 and India in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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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imrao Ramji Ambedkar (born April 14, 1891, Mhow, India—died December 6, 1956, New Delhi) was a leader of the Dalits (Scheduled Castes; formerly called untouchables) and law minister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947–51). In 1947 Ambedkar became the law minister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He took a leading part in the framing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outlaw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untouchables, and skillfully helped to steer it through the assembly; the adop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n January 26, 1950, is today celebrated as Republic Day, a national holiday. He resigned in 1951, disappointed at his lack of influence in the government. In October 1956, in despair because of the perpetuation of untouchability in Hindu doctrine, he renounced Hinduism and became a Buddhist, together with about 200,000 fellow Dalits, at a ceremony in Nag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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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Ambedkar obtained his London DSc degree in 1923 for his thesis 'Problem of the Rupe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26). However, he was not the first Indian to achieve this feat. Records of the London University clearly show that John Matthai and Pramathanath Bandyopadhyay (more popularly known as Pramathanath Banerjea) obtained their DSc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in 1916. ... (p. 3) Turning to US doctorates, while Ambedkar was one of the early Indians to work for a PhD in the USA, he was awarded his degree by Columbia University only in 1927. The first Indian PhD in Economics in the USA was probably Rajani Kanta Das, a labour economist, who worked with Professor John Commons and was awarded the PhD degree by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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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ing was taken on 18 July and the votes were counted on the following day. Ambedkar was found to be elected by the greatest majority.[157] This is dealt with as a mere episode as well as a matter of course in Ambedkar's biographies. Yet it had not come to pass without the dedicated canvassing of the educated youths of the Bengali Scheduled Castes. (p. 273) Those who actually voted for Ambedkar were the following six MLAs: (l) Jogen Mandal (Barisal), (2) Dwarikanath Baruri (Faridpur), (3) Gayanath Biswas (Tangail), (4) Nagendranarayan Ray (Rangpur), (5) Kshetranath Sinha (Rangpur), and (6) Mukunda Behari Mullick (Khul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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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edkar] came to Calcutta in late June—early July and made a fervent appeal to the Congress [Scheduled Caste] legislators to gather enough courage to break the ranks and rectify the injustices inflicted by the Cabinet Mission and the Congress... While both [Radhanath Das] and [P. R. Thakur] were elected, [Jogendranath Mandal], through his initiative, ensured Ambedkar's victory, with five (four required) first preference v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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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280) The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moved very quickly from being an advocate of Indian independence into the position of governing the newly emerged democratic state. ... The Ind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 spent three years amending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935 before putting it into effect as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in 1950. (p 284) Professor Martha Nussbaum is thus quite right to say that India’s Constitution is Ambedkar’s Constitution because it has evolved in his direction and away from Nehru’s ideas over the last seven decades. (p. 297) "Framers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overwhelmingly expected and wanted the Indian courts to use the positivist, textual mode of interpretation then favored by British judges, and to defer to acts of Parliament. “The positivist model of judicial review was preferred by many leaders of the National Movement,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Nehru.” Dr. B. R. Ambedkar, a leader of the oppressed caste of untouchables, favored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over positivism, but his views on this point were in the minority... In its early years,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was a positivist and deferential institution ... By the 1980s,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had eschewed textual positivism of the kind Nehru had favored, and it adopted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kind Dr. Ambedkar had fav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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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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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are, M. L. Economic Philosophy of Dr. B.R. Ambedkar. New Delhi: B. I.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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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mar, Ravinder. "Gandhi, Ambedkar and the Poona pact, 1932."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8.1–2 (1985): 87–101.
- Michael, S.M. Untouchable, Dalits in Modern Indi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ISBN 978-1-55587-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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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vedt, Gail. Ambedkar: Towards an Enlightened India. Penguin. 2004. ISBN 0-670-04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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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ources
- Ambedkar, Bhimrao Ramji. Annihilation of Caste: The Annotated Critical Edition. Verso Books. 2014. ISBN 9781781688328.
外部連結
[编辑]
- Ambedkar: The man behind India's constitution, BBC News
- Dr. B. R. Ambedkar: Timeline Index and more work by him at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 Exhibition: "Educate. Agitate. Organise." Ambedkar and LSE, exhibition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includes Ambedkar's "student file."
-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Dr. B.R. Ambedkar in various languages at the Dr. Ambedkar Foundation, Government of India
- Dr. Babasaheb Ambedkar's related articles
- 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的作品 - 古騰堡計劃
- 'Babasaheb' Dr. B.R. Ambedkar: Maker and conscience-keeper of modern India at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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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者： N/A |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Rajya Sabha Bombay State (now Maharashtra) 1952–1956 |
繼任者： 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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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者： Position established |
Minister of Law and Justice 1947–1951 |
繼任者： Charu Chandra Bisw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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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of the Constitution Drafting Committee 1947–1950 |
繼任者： 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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