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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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于1968年夏天起在各地成立的进驻教育文化等单位的一个组织,其目的主要是控制这些单位的局面,维护基本秩序[1][2]。按照宣传队成员的组成,可分为“工宣队”、“军宣队”以及“农宣队”等[1][2][3]。此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迅速没落,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4][5][6][7]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辑]

释义[编辑]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是由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工宣队”这一简称也见诸正式报道,但更接近日常口语。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8][9]。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中学派驻工宣队,意图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也意味着毛泽东转而支持工人阶级领导文化大革命[4][5][6][7]。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类似,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历史[编辑]

毛泽东赠送工宣队芒果的行为以及“芒果崇拜”的出现,表明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10]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接管学校的领导权[5]。7月28日,毛泽东紧急召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北京各大高校的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11]。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表示支持,进而引发全国性的“芒果崇拜[10][12][13][14]。8月15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代表[13][14]。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予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而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15][16][17]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的上层建筑单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单位的五七干校。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中共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

影响[编辑]

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1968年毛主席思想宣传队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结束混乱局面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18]。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期已近乎名存实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仅有1.27万名工宣队员。

后续[编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首次公开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并提道[19][20]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出来。学校里这些问题不解决,扯皮就扯得没完没了。

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其它宣传队[编辑]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辑]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3]

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辑]

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农宣队”,是由人民公社农民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21]。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工宣队的角色则由“农宣队”充任。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唐少杰. “文革”时期的“工宣队”是个什么组织?. 澎湃新闻. 2015-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5) (中文). 
  2. ^ 2.0 2.1 2.2 陈昭. “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当代中国研究. 2006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1) (中文). 
  3. ^ 3.0 3.1 3.2 高尔泰. 入世 (第3页). 爱思想. 《寻找家园》.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4. ^ 4.0 4.1 工宣队整红卫兵:看《红楼梦》叹人生如梦是反动. 搜狐. 《南方都市报》. 2013-11-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27) (中文). 
  5. ^ 5.0 5.1 5.2 王友琴. 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芝加哥大学.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8) (中文). 
  6. ^ 6.0 6.1 对红卫兵组织失去信任 毛泽东决定下放知青始末. 人民网. 凤凰网. 2009-12-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5-27) (中文). 
  7. ^ 7.0 7.1 李逊.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 搜狐. 共识网. 1994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5) (中文). 
  8. ^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8年. 人民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23) (中文). 
  9. ^ 黄力民. 1967-1968年的省级权力机构嬗变. 爱思想. 2020-03-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27) (中文). 
  10. ^ 10.0 10.1 Christoph Ricking.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芒果崇拜. 德国之声. 2016-05-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0-11) (中文). 
  11. ^ 陈昭. “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当代中国研究. 2006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9) (中文). 
  12. ^ 霍炫吉. 毛泽东崇拜现象的透视 (PDF). 香港中文大学.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7-09) (中文). 
  13. ^ 13.0 13.1 唐少杰. 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 《华夏文摘》. 2015-03-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14. ^ 14.0 14.1 霞飞.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谈往事: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8). 搜狐. 《党史博采·纪实版》. 2008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15. ^ 姚文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Marxist Philosophy. 《红旗》.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16. ^ 李海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第2页). 爱思想. 《炎黄春秋》. 2011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17. ^ 叶永烈. 【读书】四支秃笔倒了三支. 上观新闻. 2015-06-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18. ^ 李逊.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摘自1994年《知识分子》). 搜狐. 共识网. 1994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5) (中文). 
  19. ^ 邓小平.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清华大学. 1977-09-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20. ^ 邓小平.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同志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 中国改革信息库. 1977-09-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4) (中文). 
  21. ^ 怀念您,我的好老乡. 人民网. 《广安日报》. 2016-02-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29) (中文). 

延伸阅读[编辑]

  • 德荣《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陶德坚回忆录·工宣队进学校》;
  •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重新认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人民日报》1984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