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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六十四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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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在中俄争议地区的位置图
江東六十四屯在阿穆尔州的位置
江東六十四屯
江東六十四屯
坐标：50°06′N 127°41′E / 50.100°N 127.683°E / 50.100; 127.683
国家清朝
将军辖区/省黑龍江省
副都统辖区瑷珲副都统辖区

江東六十四屯，又称江左旗屯（江东旗屯）[註 1]，俄称满洲楔地[3]（俄語：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клин[4]）或外结雅地区[5]（俄語：Зазейский район[3]，又译后结雅地区[3]），位於黑龍江左岸、结雅河以南，北与海兰泡、西与新瑷珲相对。江东六十四屯本为旧瑷珲周边屯田旗地，1858年《瑷珲条约》与1860年《北京条约》允诺在地中国人照旧居住，然而1900年庚子俄难中俄国人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华民，将江东旗地占为己有，并拒绝被驱逐华民归还当地，此事遂为清末以来中俄边界一悬案。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达成东段边界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江东六十四屯的主张，不再与俄罗斯就此地有领土争议。

早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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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瑷珲和黑龍江將軍

江东十六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结雅河口下游，为旧瑷珲之所在，而在康熙年间修建旧瑷珲时当地就有邑落存在，不过关于该城起源尚不清晰。在瑷珲建城之前，俄国人米诺瓦诺夫在1682年的侦查报告中称当地人不知城市的起源，乾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也称“不知何国所筑”；然而，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则称旧瑷珲是奉明朝最初皇帝之命修建的城池，其来源大概是18世纪初耶稣会士为绘制《康熙皇輿全覽圖》在当地亲历的见闻；据此，旧瑷珲可能是明初永乐年间奴儿干都司为防范蒙古在当地修建的卫所遗迹。[6]据刘振河的考证，元代曾在13世纪于黑河附近设置失宝赤万户府，乃颜叛乱时元军曾经“兼行过黑龙江”、“追及两河”、“夷其城，抚其民而还”，很可能这个时候黑龙江左岸结雅河与黑龙江汇流处附近就建有万户府所辖城池，明朝则在瑷珲一带设置了爱和卫。[7]清末《朔方備乘》则称，瑷珲本为明代忽黑本寨，1616年为努尔哈赤征讨被纳为朝贡国，1674年开始修筑城池。[8]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瑷珲周边细节，图中瑷珲城位于黑龙江左岸，即后来的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瑷珲周边细节，图中瑷珲城位于黑龙江左岸，即后来的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

根据俄国人的记载，当时达斡尔人主要分布于结雅河两岸，而在结雅河中下游还有约1240名通古斯人与达斡尔人比邻而居、从事农业生产，结雅河口直到松花江口的黑龙江沿岸主要分布着久切尔人。[9]不过，根据1651年哈巴罗夫远征黑龙江时的报告，江东六十四屯附近归属图伦嘎（Tou-Roon-Ga）、托尔加（Tolga）、奥穆提（Omou-tao）3个达斡尔头人管理，而“旧瑷珲”（Djouo-aikho）则归属于图伦嘎，图伦嘎等头人不满哈巴罗夫勒索牙薩克，阻其向下游航行，于是哈巴罗夫派人烧毁了瑷珲。[10]杜切尔人大概与达斡尔人以小兴安岭为界，结雅河口至松花江口之间的区域由于记载模糊，民族成分相对复杂，已知部落首领中既有杜切尔人也有达斡尔人，以达斡尔人居多。[11]

和田清所引1899年屠寄《黑龙江舆地图》中的《江东六十四屯图》

尽管多数早期俄国文献将瑷珲称作达斡尔的城镇，当时根据对格罗杰科沃古城（旧瑷珲遗址）的考古调查，其下层陶器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靺鞨，证明城市的最早居民应该为靺鞨以及后来的女真人、久切尔人。[12]此外，簽署《璦琿條約》的黑龍江將軍奕山在談判時稱俄佔領地「都是當今皇朝的祖宗發祥之地」，台灣滿學者張華克考證指出清朝皇室愛新覺羅家族始祖布庫里雍順傳說本系清初黑龍江地方虎爾哈部的傳說，因而故事中的布勒瑚里湖應在黑龍江地方而非皇室所稱的長白山地方，晚清學者屠寄也在《黑龍江輿地圖》將布勒瑚里湖考訂為江東六十四屯，按這種理論江東六十四屯應是布勒瑚里湖淤積後開墾形成的土地。[13]

1616年努尔哈赤派兵征讨黑龙江女真，“为我朝所并者三十有六，举国内附者二十有六”，大量人口“内附”编旗成为新满洲，随着清朝南下入关，而俄国人的侵扰更是令当地人口锐减，根据俄国文献记载，1652年秋当地居民不堪哈巴罗夫的屠戮而远赴宁古塔请求清朝的保护，而宁古塔章京也从1658年开始汇报俄人抢劫入贡部族，不少部族为此要求内迁[14]。为了保护属民，清朝将当地达斡尔人、索伦人南迁嫩江流域[8]，在1682年得知俄国人前来侦查后，清廷又在瑷珲设立了瑷珲将军强化边防。后来，为了便于和中央政府联络，瑷珲将军在黑龙江南岸托尔加所辖多锦城（今瑷珲镇）修筑黑龙江城，行政机构设立于黑龙江城中，而旧瑷珲作为屯田中心只保留部分守备力量。[15][16]旧瑷珲之屯田最早可以追溯到1666年设立的官屯，而在雅克萨之战中瑷珲成为了清军的粮草后勤中心，康熙帝于1686年派人监督当地的屯田，又为充实人口在1688年征调了南迁部众回迁；大概是由于江东的旧瑷珲土地较江西肥沃，旧瑷珲在移治之后仍旧保持了屯田中心的地位。[17][8]

《瑷珲条约》的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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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璦琿條約和北京条约
黑龍江、松花江[註 2]左岸，由額爾古訥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爲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爲大清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爲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別外國般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瑷珲条约》
在璦琿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遵照是年伊雲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為……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佔，仍準由中國人照常漁獵。
《中俄北京条约》

1847年起，俄国就趁着清朝嘉道中衰之际入侵东三省，在费雅喀人居住的黑龙江口一带修筑据点，并向清政府要求修改《尼布楚条约》。尽管清政府据理力争，但是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担心英法联军窥伺西伯利亚，在1854年无视清政府的抗议，在黑龙江沿线派遣兵船、设立哨所、建立城镇，而清政府于1855年委员与俄东西伯利亚总督（俄语：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е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穆拉维约夫交涉改约未果，于是让俄国占据了黑龙江以北至入海口的土地。[19]为了让清政府承认俄国对占领领土的主权，俄国就趁着第二次鸦片战争长官与英法交战之际，派出普拉雅廷与清廷商议边境问题。[20]由于此前的《尼布楚条约》中中俄在外兴安岭以东至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流域存在未定边界，普拉雅廷就借口“兴安岭不通东海，难以为界，并非不知当时所定界址，特欲另辟一直达东海之路，以便其人船来往”，企图让北京承认俄占土地的既定事实，而清政府以“黑龙江左岸，均为中国打牲人等旧居”据理力争；于是俄国人又改称“移居费用，由该国供给”，而清廷以“岂有数千里江岸，可以货取之理”拒绝。[21]

虽然清廷拒绝割让领土，但是穆拉维约夫]]成功迫使黑龍江將軍奕山于1858年5月28日签署《瑷珲条约》，在未经清廷允许的情况下割让黑龙江左岸领土给俄国。[21]根据俄国档案，早在《瑷珲条约》谈判中，中俄双方就对江东六十四屯产生争议，尽管穆拉维约夫不愿看到中国居民在黑龙江左岸居住，但是奕山一方坚持要求俄国人保障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生存，否则将拒绝签约，而穆拉维约夫则觉得在俄国稳固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后，可以引诱中国居民加入俄国国籍，或者最终将中国居民遣返来解决这个问题。[22]穆拉维约夫在签约后的报告中称，当地“可爱的庄稼汉和主人”可以为西伯利亚驻军提供粮食，另一名谈判代表彼罗斯基留下这些居民可以驱使他们为哥萨克生产粮食，“对俄国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23]事后，奕山向清廷辩称“现在江之东岸存居屯户，男女惊慌，进城哀恳”，又称“且字内已将江左屯户居处让出，此处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自己签署条约只是“设法护庇”，防止俄国人起衅的权益之策。[24]不过，俄方的记载与奕山所言完全相反，俄方称奕山一面说自己要被绞死，一面又惊讶于俄国人居然没有狮子大开口要求长城以北的领土，签约之后就与俄国人在宴会上开怀畅饮。[25]此时，普拉雅廷正在与清廷谈判《天津条约》，而《瑷珲条约》签署的消息尚未传达，故中俄双方在《天津条约》未涉及边界问题。清廷在《天津条约》签署之后第二日获知《瑷珲条约》已定，之后立即通知正在与俄国人谈判的桂良不承认《瑷珲条约》的有效性[26]。实际上直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東北才被正式割让俄国，并且新的《北京条约》规定“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佔”，从而保留了江东六十四屯的特殊地位。[21]

俄国人在签署《瑷珲条约》后就在江东六十四屯附近的结雅河北岸建立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即海蘭泡），根据英人阿特金森（英语：Thomas Witlam Atkinson）记载：“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位置是在附近既拥有已开垦的土地（指江东六十四屯），又拥有众多人口的前提下确定的，因而劳动力充足。这确实是选定城市位置的一项聪明的决策。……同以残忍著称的清朝相比，他们一定从新的主人俄国那里得到较好的安排。”如果按照《北京条约》，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前身为旗地的黄河屯，属于条约规定之俄国人不能侵占的“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但是《瑷珲条约》“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则将布拉戈维申斯克城排除在中国人定居地之外。[27][28]奕山被革职后，爱绅泰署理瑷珲副都统，拒绝穆拉维约夫以《瑷珲条约》之名在黑龙江流域占地。1859年冬，为筹措布拉戈维申斯克城越冬粮食，穆拉维约夫闯入江东六十四屯散发传单、建设房屋，爱绅泰禁止各屯与穆拉维约夫贸易，于是穆拉维约夫扬言要派军队抢夺各屯粮食，爱绅泰以江东50多屯民意难平为名迫使穆拉维约夫拆房撤军。[29]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爱绅泰为防止俄国趁机入侵，于是从瑷珲城及江东、江西各屯抽调丁口组织地方团练，而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局也慑于团练不再肆意抢掠。[30]

俄国人眼中的满洲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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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州边疆博物馆馆藏标注有“满洲楔地（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клин）”的俄罗斯帝国官方地图
在我岸阿穆尔州的重要行政中心近旁竟有14000多名不属我们管辖的居民，其中有满人4500名，达斡尔人约1000名和汉人9000多名（汉族人数，据阿穆尔州总督谢尼也夫少将称，目前至少增加了一倍）。这样，在阿穆尔州不仅承认了据瑷瑷条约与领土一起划归我国的满人的自治，而且对《瑷珲条约》倒霉的第一条内未曾提到的达幹尔人和后来迁入的汉人也给予了同等的权利，这就违背了《北京续增条约》、1891年关于禁止外国人占有边境地区土地的法令，更违背了国家法律和国际法的精神与准则。
马丘宁， 《关于居住在阿穆尔河左岸的汉人和满人的报告》（薛衔天译）[31]

《瑷珲条约》割黑龙江左岸后，江左旗屯就成为了中国在江左的飛地，犹如一根楔子插入俄国阿穆尔州腹地[註 3]，旗地周围不是俄罗斯人居住地就是蛮荒的山野森林，自1870年开始沙俄官方地理文件开始将江东六十四屯称作满洲楔地（俄語：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клин），俄罗斯远东的文史界至今沿用此称指代中国所称之江东六十四屯。[32]从俄国的角度，保留江东六十四屯只是俄国立足未稳之时的权益之计，俄国官员马丘宁指出有关中俄边界的条款“规定得不甚清楚而且不符合国际基本准则的措词”，然而《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既然已经承认俄罗斯领土，江东六十四屯问题本质是中国对于俄罗斯领土上的行政权和使用权，但是“无论是瑷珲条约，还是北京条约，都没有规定划归俄国的中国人可以无偿地利用土地的权利”。[31]中國國內其實對於江東六十四屯是否為中國領土立場比較模糊，既有人堅持對江東六十四屯的領土主張[33]，也有如清朝外交官錢恂在內的很多人就認為條約已經規定了江東六十四屯為俄國領土，中國人则擁有對俄國領土的使用權。[34][5]

不过，按照日本史家和田清（日语：和田清）的看法，即便到了《瑷珲条约》签订以后，诸如江东六十四屯的江左土地在事实上仍旧属于中国的领土——清朝与俄国对于条约的理解存在偏差：清人在条约之本意应为将江左之空旷土地准许俄人使用，而非将江左领土割让俄国，然而俄国人利用清人不熟悉国家外交谈判的弱点，在条约文本中反客为主，声称准许中国人使用俄国土地[註 4]。俄国人虽然声称其根据条约获得了外东北领土，但是在江东六十四屯以外，从伯力到苏城沟的广袤土地都是由中国人开发，理应属于条约中“俄國均不得佔”的“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国人却强行占有这些土地，实际上从始至终都在违反条约的规定。[36]然而，俄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包括在苏联时期）都存在一种歷史修正主義的论调，坚称当时的黑龙江北“不仅没有进行经济开发，甚至也没有清帝国的臣民去居住”，乃至於將外東北領土視作《尼布楚條約》中清朝割自俄國的領土，将沙俄在外东北的扩张视作文明开化，从而粉饰俄国在外东北的野蛮扩张。[37]

1884年中国属民在阿穆尔州领地俄语地图
江东六十四屯村屯考证[38]
屯名 位置 别名/异称 备注
后呼尼哈屯 黑龙江沿岸，六十四屯界之最北端，与右岸长发屯相对 呼尼胡哈、霍尼胡尔哈、鸿泥哈、霍尼音胡尔哈、红旗屯、红尼哈屯 原为沿江大屯子，土质不好多沙陀子地，后住户往里搬，分成前、腰、后三个呼尼哈屯。
腰呼尼哈屯 沿黑龙江岸，在后呼尼哈屯之南 腰屯
前呼尼哈屯 沿黑龙江，在腰呼尼哈屯之南，与江右小鸟斯力屯相对 许多地图将前后呼尼哈屯位置标错，仅《万民折》附图标定正确。
大碾间房屯 黑龙江沿，前呼尼哈屯之西南 大碾间房山屯、大矿子 和田清注标注为“第59屯”，将其作“大矿子或为大碾间房之误”；屯南外布尔多屯北有俄屯格洛吉沃。
外布尔多屯 黑龙江沿，大碾间房屯之南，与江右卡伦山屯相对 博尔多、外卜尔多 1900年，黑龙江北路翼长、瑷珲副都统凤翔即在此阻击俄兵渡江；屯之南有沙俄“一号哨所”。
牤牛屯 黑龙江东岸，瑷珲河河口附近，与江右四道沟相对 莽奈屯、莽鼐屯、莽那屯 得名于莽鼐河（亦即瑷珲河）；1900年7月沙俄"米哈依尔号事件"发生地——运送军火的伪装商船在此附近江面向我方挑衅，被爱国官兵击伤。
西普奇屯 黑龙江沿，牤牛屯之西南，旧瑷珲之北 塞布奇、色不气 江东最老的屯子之一；《清太宗实录》载“又黑龙江贡貂者，塞布奇屯巴尔达齐等十六人”，此巴尔达齐与精奇里江多科的“精奇里氏”、清朝额驸巴尔达齐重名。
旧瑷珲 黑龙江沿，西普奇屯之南，与江右二道沟相对 江东瑷珲 明代永乐年间修筑的古城；1674年清代于此修筑木城；1683年为清代第一任黑龙江将军驻地；将军衙门移驻江右后，留城守尉管辖江东一带，隶属于瑷珲副都统之下；和田清标注第64屯名为白旗屯（旧瑷珲），但实际白旗屯位于旧瑷珲之南，两者并非一屯；庚子年前后有五十来户人家，屯内有三、四条车道，一道康熙年间修的土城墙，还有戏院、卖杂货的小铺
白旗屯 黑龙江沿，旧瑷珲之南，摆渡房之北 据江东老人回忆“白旗屯不大，只有十多户人家”。
摆渡房 黑龙江沿，与江右瑷珲城相对 分前摆渡房和后摆渡房，中间相隔一、二里地；前摆渡房主要摆渡黄山屯附近来往于瑷珲城的人；后摆渡房主要摆渡段山屯附近来往于瑷珲的人；摆渡船是用两条风船并在一起，上面铺着板子，车、马、人都可以过江。
玛尔屯 黑龙江沿，摆渡房之南，与瑷珲城城关的南窑地相对 距玛尔屯东南不远处，后有俄屯阿拉威间斯克。
段其发屯 黑龙江沿，玛尔屯之南 和田清标注中无此屯，但在其注中称《黑龙江舆地图》中记载有段其发；该屯与玛尔屯之间有俄站段其发，即俄人所称之“第二哨所”；1883年秋，俄官兵曾闯入该屯非法调查屯中人数，并用刺刀残杀拒绝为其带路的居民，制造了“段其发惨案”。
布拉满嘎屯 黑龙江沿，段其发屯之南 布勒满嘎、波浪口子 本系满语；据江东老人回忆“布拉满嘎屯在泡子沿屯（亦称石头泡子屯）正西，靠江边，在江右坤河对面”。
塔头沟子屯 黑龙江沿，四方林子之南，泡子沿屯之西 塔头沟、塔头泡子
马蹄岗子屯 塔头沟屯之东南，老官林子屯之西北 马蹄屯 《黑龙江志稿》和和田清标注中均作“马蹄屯”。
双亚树屯 黑龙江沿，伯尔格尔河河口附近，在老官林子之西南 双雅树、双鸦树
半道窝棚 双亚树屯之西南，距托力哈达屯东北七、八里，在通往南窝棚屯过道上
托力哈达屯 黑龙江沿，大泡子屯之西，在博尔和里鄂模与黑龙江之间 托列尔哈达、托力耳哈达、屯对哈达、老屯 “哈达”（ᡥᠠᡩᠠ）满语为山，“托力哈达”即在山的对面；江东南部所建最早的屯子；庚子年屯中有四十多户，有一条小河沟，一个山东人开的小铺和一所私设学堂；1883年，沙俄夺取托力哈达、吴家窝棚和大泡子等三屯熟地三百余垧。
补丁屯 精奇里江南岸，靠近六十四屯界沟处 布丁屯 江东最老的屯子之一；《清太宗实录》载“精奇里兀赖布丁屯”；和田清标注无此屯，但在《瑷珲厅图》中明确标明在东北端；1883年沙俄非法占据补丁屯东、石头泡西十余里；“苏忠阿垦地事件”中苏忠阿所开垦土地即在补丁屯西南；1893年春，沙俄打砸抢当地酒铺；1900年，沙俄出兵江东六十四屯，补丁屯首当其冲。
远地屯 补丁屯西南，后段山西北
后段山屯 瑷珲河上游，大体相当于1883年划定的封堆东北界处，距补丁屯十二里 戛拉霍罗、北山屯 江东著名大屯，即玛林克阿林；1883年，沙俄夺取后段山的草甸子；1900年前，沙俄军队每年两次到前、后段山一带军事演习，毁坏段山屯庄稼。
段山屯 后段山屯之南（前段山三屯居中） 断山 与西段山屯、河南段山屯统称为前段山；和田清标注和《黑龙江志稿》中将“段”字误写为“新”字；据段山屯出生的徐永来回忆，前段山是江东比较大的屯子，屯名由来是有一条辘辘把小河将七山隔断开了，河南有四、五十户，河北、河东的住户连在一起有百十来户；1899年春，沙俄官兵到段山屯调查户口达两个多月。
西段山屯 后段山屯之南（前段山三屯居西） 与段山屯、河南段山屯统称为前段山。
河南段山屯 后段山屯之南（前段山三屯居东） 与段山屯、西段山屯统称为前段山；《瑷珲厅图》中除段山河南屯外，尚有河北、河东、河西共段山四屯；《瑷珲县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示意图》中除河南段山、段山、西段山三屯外，在其南尚有河西段山屯，各图之间互有出入。
东二沟屯 河南段山屯之南，接近于光绪九年（1883年）犁定的界沟 据江东老人回忆“东二沟屯离瑷珲（江西）六十里，离海兰泡九十里”。
西二沟屯 东二沟屯西南 二沟子屯 《瑷珲县志》中把东、西二沟屯统称为二沟子屯。
韩家窝棚屯 靠近光绪九年（1883年）和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次划定的界沟接连处 六十四屯中部最东的屯子。
曹家窝棚屯 兴隆屯正南，在伯尔格尔河之北，距光绪十三年（1887年）所挖界壕不远
姚家窝棚屯（界沟） 伯尔格尔河两岸，靠近界沟的地方，其西北侧有关家窝棚 六十四屯中有两个同称为姚家窝棚的屯子，此为靠界沟处的一个；据江东老人姜万昌回忆，确有此屯。
吴家窝棚屯 姚家窝棚（界沟）之东南，靠近界沟处 据1900年4月9日黑龙江将军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文记载，"苏忠阿垦地事件"之苏忠阿即系吴家窝棚人；1883年，沙俄曾从华人手中夺走吴家窝棚、大泡子及托力哈达三屯熟地三百余垧。
大泡子屯 老官林子之南，博尔和里鄂模北岸 六十四屯南部的一个大屯；此屯得名于博尔和里鄂模湖，《黑龙江舆地图》中标作“大泊子”；1883年沙俄擅自侵占北自补丁屯起至石头泡西十余里，南占大泡子至托力哈达，共占二百四十余垧垦地；据宋小濂《北徼纪游》载，按条约所载之豁尔莫勒金屯系在大泡子东南，与彼国犁记地势均不相符。
瓜里法屯 江东六十四屯中部大泊之西北，瑷珲河南岸 关里发屯
布尔多屯 瓜里法屯西南，瑷珲河下游东岸 博尔多、卜尔多 瑷珲河又名布尔多河，亦称作牤牛河、莽鼎河。
达子窝棚屯 布尔多屯之东南，大泊之西
蒋家窝棚屯 达子窝棚之西南，布尔多屯之东南
小碾间房山屯 图达阿林屯之东北，王家桥屯之西北 小碾间房屯
图达阿林屯 段山屯之西，都什沟东北 周达阿林 其它各图均写作图达阿林；吉东文中作“周达阿林”，“周”应系“图”之误。
王家桥屯 都什沟之西北，大泊岸东 小桥子屯 和田清标注无王家桥屯，有小桥子屯，据其所标位置当是王家桥屯；据江东老人回忆，王家桥是在六十四屯南来北往的过道上，常遭俄人骚扰，俄人在此杀戳王福海一家。
都什沟屯 图达阿林屯之西南，王家桥屯东南 都什镇屯、都仓沟屯 都什沟得名于瑷珲一带一种野生木本矮棵果——“都柿”，亦称“都什”、“杜实”；清人方式济所撰《龙沙纪略》载“杜实，产艾浑，小而赤，似桑，葚味酸”。
后东山屯 都什沟西南，兴隆山之西北，相当于大泊之东南沿 《瑷珲县志》把此屯列为六十四屯中著名大屯之一。
喇哈屯 布尔多屯之西南，蒋家窝棚之西北，瑷珲河南岸 哈拉尔屯、拉哈尔屯
前东山屯 后东山屯西南，何家山屯之西北 《瑷珲县志》中把此屯列为江东大屯之一。
小四家子屯 喇哈屯之正南 小四房子屯 和田清标注无此屯，有大四家子屯；《万民折》附图与东北档案馆藏图均有此屯。
何家山屯 前东山屯之东南，老虎屯之东北 何家窝棚屯 吉东文中无此屯，有何家窝棚屯；和田清注称"何家棚……漏掉'窝'字"；《瑷珲厅图》中在老虎屯之东有何家山屯，在其南标出何家地营子即此屯；但其它图中均无何家地营子；《黑龙江志稿》的屯名中何家山屯与何家窝棚屯属于两个屯子；据江东老人回忆“何家山屯南有个大泡子，泡子东、西、北三面住人，大泡子南面是一片白桦树林子”。
小桦树林子屯 小四家子屯之西南，大桦树林子屯之西北 小树林 和田清标注、《黑龙江志稿》中均标为“小树林”。和田清注称“从顺序看，前述大桦木林子西的小桦木林子，可能即为小桦林子之讹”；其它图中均作小桦树林子。
老虎屯 何家山屯之西南，姚家窝棚（中部）之西北 老古托克索屯、老沽托克索屯 六十四屯中部形成最早的屯子之一。
尼格托霍罗屯 太平沟之西，连接吉勒扎嘎鄂模的东北岸 “霍罗”（ᡥᡵᠣ）即满语沟渠之意。
姚家窝棚屯（中部） 太平沟之北，老虎屯之东南 同名屯也曾见于前揭屯名（伯尔格尔河南岸，近于界沟），此为中部的一个。
桦树林子屯 小桦树林子之东南，尼格托霍罗之西 大桦树林子、大桦木林 和田清标注为“大桦木林”。
太平沟屯 兴隆山之西，连接姚窝棚南部 《瑷珲厅图》中于东二沟屯、西二沟屯之南部附近有太平山屯及太平沟屯，但在其它各图中仅有太平沟屯。
何大鳖屯 桦树林子之西南，小桦树林子屯之正南 何图别拉屯 “别拉”（ᠪᡳᡵᠠ）为满语河的意思；据江东老人回忆，何大鳖屯是何图别拉屯之俗称。
姜家窝棚屯 王家窝棚屯之西，尼格托霍罗屯之西南，按近于伯尔格尔河北岸
王家窝棚屯 太平沟之南，伯勒格尔沁河（即伯尔格尔河）北岸 和田清标注有两处王家窝棚屯，其第45标注称“王家窝棚：未详。或为前者之重复”；在其它各图及江东老人回忆中，均未发现二处王家窝棚屯。
臧家窝棚屯 兴隆山屯之西南，太平沟屯之东南
兴隆屯 都什沟之南，在东西二沟西南 兴隆山屯 《瑷珲县志》中将此屯列入江东大村之一。
四方林子屯 桦树林子之东南，姜家窝棚之西南 四房林子
新关地屯 谢家窝棚屯之西北，伯尔格尔河南岸
谢家窝棚 王家窝棚之南，新关地西南，伯尔格尔河左岸 解家窝棚 和田清标注与《黑龙江志稿》屯名中都将"谢"字写作"解"字。据江东老人回忆，应是谢家窝棚。
戛尔沁屯 石头泡子屯之东，伯尔格尔河之西岸
黄山屯 关家窝棚之西，伯尔格尔河之东 荒山屯 和田清标注为荒山屯，“荒山屯”恐系见于《瑷珲县志》“黄山屯”的别译名称，“荒山屯”只限于吉东文中所提一处，其它各图均为黄山屯。江东六十四屯中最大的屯子之一，有三百多户，姓姚、姜、车的居多；屯中有四条街，三四家商店，其中最大者为义和兴，另有药房、两三所私学。
关家窝棚 姚家窝棚（界沟）之西北，黄山屯之东，在伯尔格尔河右岸
石头泡子屯 戛尔沁屯之西，吉勒扎嘎鄂模东岸 石头泊子、泡子沿屯 和田清标注为石头泊子；据江东老人回忆，石头泡子亦称泡子沿屯。
南窝棚屯 黄山屯之南，吴家窝棚之西，老官林子之北 据江东老人回忆，南窝棚在庚子前有百多户、三家商店、一家饽饽铺，另有老吴家办一所学堂。
老官林子屯 南窝棚之南，双鸦树屯之西北 老鸹林子、老瓜林子 据《李金镛传》载“金镛争还补丁屯至老瓜林百七十余里，划河定界”；1887年进行第三次勘界时，双方把界沟挖到此屯，但"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词"拒绝向前继续挖沟为界；据宋小濂《北徼纪游》载，按照《瑷珲条约》自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四十余里，均应划归旗屯，其霍尼音胡尔哈达草场，俄人所划犁记亦应平毁，始无碍旗屯生计。

实际上，清政府将结雅河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精奇里江（结雅河）、西力木迪河（谢列姆贾河）、牛满江（布列亚河）流域视作己方渔猎之地，在1860年《北京条约》生效后的20多年间“仍饬照旧巡查，以符条约”，直到1887年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局才在结雅河上设卡拦截，清军的年度巡边才被迫终止，随后俄国移民日益侵蚀清朝土地，江东之地才渐渐退缩至六十四屯一带，黑龙江学者刘邦厚就称江东六十四屯最初的边界即清人巡边之处。[39][40]即便是俄罗斯阿穆尔州当局，也承认过江东六十四屯是“根据瑷珲条约满人居民占据的，和属于中国、归中国管理的”。[5]

随着《北京条约》后东三省弛禁，关内汉人涌入东三省，许多闯关东的移民也落户江东之地，江东旗地生齿渐繁，村屯、人口日益增多。[41]根据1900年《西巡本末大事纪》江东曾有二十八屯，《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称有三十余屯，同治《黑龙江通省舆图总册》称四十三屯，《清史稿》称四十八屯，1890年清廷清点江左旗地得六十一屯，而上一次清点则有五十九屯，1892年許景澄统计有四十八屯；而俄国人在1858年调查有44个村落，1869年则标记58处居民点；据俄国地理学家格里戈里·格魯姆-格日邁洛（英语：Grigory Grum-Grshimailo），1881年江左合计63村屯、1364间房，其中37村屯用于居住，其余都是临时居所[22]。至少在1900年庚子俄难以前，江东的屯数已经超过了64个。[2][42]俄国人在1859年估计旗屯人口约有3000人，而1869年末斯科尔科夫勘查小组统计得10646人，1881年阿穆尔州首次人口普查显示江东1500平方俄里上有约13700名中国属民；阿穆尔州总督希姆克维奇则估计1867年人口约1.1万人，1882年约1.4万，1894年约1.6万，其中大多为汉人、满人、达斡尔人。[22]

旗地的祖孙三人合照

同一时期，俄国于1861年颁布《移民法》，向国内外移民开放阿穆尔移民，布拉戈维申斯克一带汇集了大量俄罗斯移民。由于作为交通主干线的黑龙江通航期较短，俄国决定在黑龙江北岸修建到海参崴的铁路，于是开始沿着北岸交通线修建军事站点。随着边界两侧人口增长，双方对于条约的理解偏差也日益显露，江东六十四屯扼守黑龙江左岸要道，又有俄罗斯移民所急需的良田，中国商人可以从此来俄贸易而不必缴纳赋税[註 3]，因而被俄当局视作眼中楔。[22][43]早在1859年，俄国就在江东六十四屯周围建立了2个俄站与1个俄屯，随后开始逐步围绕修建军事哨卡和移民据点。1866年，建立了包括段齐法俄站在内的2个俄站。1867年，建立米洛夫卡屯，又为了联络南北俄站在江东六十四屯内架设电线，遭到中国屯民破坏。1874年，俄商在段齐法俄站旁建阿拉威间斯克屯。1879年，俄人又在段山屯附近修建电报线，江左旗民聚众抗议下不得不退缩，随后俄人在次年又在段山屯地界占地开垦、与段山屯屯民争闹；经过中国瑷珲当局与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局交涉，俄人退出段山屯地界，不料年内5月初俄人就违约在段山屯地界重占土地，最终在中国军民抗议下被迫离开。[44]在俄方叙述中，俄当局认为江东六十四屯军民“在中国和满族官员的挑唆下”，极端反对俄罗斯在附近修建村屯，侵占俄罗斯土地，藐视俄罗斯法律，并且煽动军警蓄意对抗，因此俄当局对此早已忍无可忍。[45]

1880年，初任阿穆尔州督军的约瑟夫·加夫里洛维奇·巴拉诺夫（Иосиф Гаврилович Баранов）向东西伯利亚总督德米特里·阿努欽（俄语：Анучин, Дмитрий Гаврилович）请示地方当局应该如何和中国人相处，他认为阿穆尔州附近的中国人现状是不正常的，强调中国人将俄罗斯人视作自己领土上的暂居者，要求当局行动起来“逐渐使满洲人对俄罗斯地方权力机关和法律法规产生真正的尊重与敬畏”。阿努钦于是咨询了北京的俄罗斯驻华使团团长凱陽德（俄语：Коянд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凱陽德对巴拉诺夫的看法深以为然，要求其“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地”执行这些措施以免贻人口实，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受到凱陽德的密信后表示赞赏。[22]1880年，时值中俄就兴凯湖与伊犁边境谈判，江东六十四屯也在段山屯一事之后，为了避免俄人持续抢占地界，黑龙江副都统文绪派出副总管西林与俄国委员路新就边界问题会商、换文，双方测量土地在江东六十四屯周围修建44个封堆作为新的边界[39]。然而，巴拉诺夫并不满足于这个结果，在得到了沙皇和总督支持后，他又出尔反尔，在1883年派出哥萨克圈占江东六十四屯东界农地[39]，同年派出委员与瑷珲当局重定边界，俄人借此进一步控制江东土地。[22][46]

满洲农民带着马匹在旗地耕地

俄国人的胃口不止于江东的土地，为了落实俄国人对于江东六十四屯的所谓“主权”，俄政府在1885年在江东六十四屯内又设2个俄站，又派人巡查边界、颁发护照，令中国居民不得到瑷珲审理案件，中国居民应按照俄人要求普查人口、遵守俄国法律等等，不过因为中国政府和居民抗议而收效甚微，俄国派往江东六十四屯的警察、调查员也为江东军民驱逐。[22]1887年的苏忠阿事件更是令俄人的文字游戏与主权野心展露无疑：1887年中俄再度就江东勘界，俄方原本在会谈中同意归还包括苏忠阿所有的吴家窝棚等地，但是次年就照会瑷珲当局拒绝返还，因此江东军民与瑷珲当局都强烈要求俄国归还土地、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俄国压根没有兴趣确定确定所谓“边界”，反而在1890年照会中方称苏忠阿开垦土地面积超过了俄国法律规定的上限，应该先向俄国当局交税才能开垦；俄国人的说法，反倒想要让中国承认苏忠阿为俄国的佃户，俄国外部更是在1891年声称《瑷珲条约》只规定了“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而居住以外的土地理应为俄国所有，而中方的許景澄则依据《北京条约》“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佔，仍準由中國人照常漁獵”力争，但是清政府并未坚持许景澄的立场，最终向俄国人退让，俄国人也始终没有归还苏忠阿垦地。[39]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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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庚子俄难

按照俄官马丘宁的报告，俄国人不仅不愿意承认“满洲人”对于旗地的权利，还声称条约并未涉及的汉人与达斡尔人在此居住属于违反俄国法律和国际法精神，并且称无论满人、汉人、达斡尔人都是“在各方面对我们有害、因而是不受欢迎的居民”：由于这些居民几乎不可能被同化，政府需要通过赎买的方法逐渐将江东土地收为国有，并在将这些人口迁出江东的同时向他们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31]马丘宁报告出台后，阿穆尔州当局强化了江东土地的控制，于1893年捣毁了补丁屯的酒铺，1898年更是派人登记人口预备征税，而瑷珲当局派出军队与之针锋相对，双方几乎爆发武力冲突。[47]

阿穆尔州政府为了摆平江东问题而寻求外务部支持，外务部认为可以借义和团运动施压清政府取消《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的规定，彻底实现对江东六十四屯的主权——不过，中俄关系因慈禧支持拳民而恶化，外交途径就此断绝。1899年6月，江东六十四屯的青壮年都应征在瑷珲服兵役，而1899年12月瑷珲当局在江东设立岗哨，结果被俄国人解除武装送回瑷珲，江东六十四屯的局势也日益紧张。[22]1900年6月，俄国借口预防义和团影响边界，动员军队入侵东三省，并在江东六十四屯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屠杀华人。[47][5]

这个部分摘自：庚子俄难 §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编辑]
在江东六十四屯进行屠杀的俄军

在海兰泡大屠杀进行的同时，沙俄另派出军队在江东六十四屯展开扫荡。格里布斯基亲率骑兵，焚烧补丁屯，凿沉渡船，将未能逃离的二十八屯居民集中于一间大屋中，纵火焚烧，大部分人被活活烧死。俄军四处纵火，烧毁房屋，枪杀居民，仅在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最后又将未来得及过江的居民全部驱赶至江中淹死，侥幸生还者仅60至70人，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又有约2000名中国人遇难。7月21日，江东六十四屯被俄军全部占领，屯中到处是失去主人的牛、马、猪、鸡等家畜。俄军在废墟上组织了一场“真正的围猎”，当局还为这场围猎發行了特殊的证券。此外，在伊尔库茨克、尼布楚、伯力、海参崴、斯列坚斯克、双城子、库页岛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其他地区，沙俄对当地的中国居民也展开了同样的大屠杀，遇害的中国居民数量不下20万。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遇难者的尸体漂浮在黑龙江水面，直到三星期后还有尸体上浮，仅在一个小沙嘴上，就有浮尸150具。江水上漂浮着一层油，已经不能够饮用。尸体腐败散发的气体严重地污染了空气，散发着奇臭。

8月17日，阿穆尔总督宣布：「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江东六十四屯）已归我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他们的土地交给我方，供其专用。」

这个部分摘自：庚子俄难 § 救援与反抗[编辑]

抗俄军民所用带有“吉林”字样的子弹
较早发生的海兰泡大屠杀极大的震动了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当地居民纷纷逃离，哭号于瑷珲对岸。瑷珲副都统杨凤翔为保护屯民过江，于7月17日夜间派统领王良臣等率步、骑、炮兵300渡江，18日辰时与俄军在博尔多屯交战，击伤俄军连长巴索夫中尉，打死打伤俄军数十人，迫使俄军退守精奇里江江口。瑷珲水师紧急调集兵船30艘，商船20艘，昼夜接送，营救了大部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7月20日，在嘎尔产河西岸的嘎尔泌屯也发生战斗，200余名防守该屯的居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撤出。

战后之外交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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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俄罗斯边界、交收东三省条约和中俄国界谈判
1908年《盛京時報》报道黑龍江索還江東六十四屯

1900年7月31日，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议会决议拍卖市内中国人财产，又授权军方征用江东六十四屯居民所遗弃的粮秣、家畜以资军民。[47]阿穆尔沿岸总督还颁布命令，“鉴于这支对俄罗斯并不友善的外族人在俄罗斯境内所做的这种公然挑衅行为，以及长期以来并不希望与俄罗斯人融合的态度”，禁止过江屯民返回六十四屯故地。1901年11月17日，军方据沙皇旨意，将江东六十四屯正式命名为外结雅地区（俄語：Зазейский район），奖励给阿穆尔哥萨克用作军队驻地。[22]

江东惨案爆发后，黑龙江将军收留了上万流离失所的平民，清政府多次与俄国交涉返还问题，均被俄国拒绝。[22]俄罗斯原本将侵占的东北领地建设为“黄俄罗斯”，然而无法摆平红胡子和英国、日本等列强干预，因此在1902年与清朝签署《交收东三省条约》，然而俄国虽然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却一直拖延归还，直到1904年日俄战争与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俄国才从东三省撤兵。[48]1902年《东三省交还条约》规定“东三省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然而由于俄国迟迟不退兵，这个说法也是一纸空文。[47]到了1906年春，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派瑷珲副都统鄂龄接收瑷珲，俄国人仍旧推诿退兵，鄂龄争论未果辞任。1907年1月，程德全又派姚福升接任瑷珲副都统，姚福升将城郊的西三家子屯作为驻地，亲自到各个村屯了解情况，将俄国人驱逐出占据之村屯，然后在3月27日至布拉戈维申斯克与俄督交涉，俄国最终于4月3日从黑龙江以南撤兵。[49]

1907年8月18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与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行文姚福升，要求“所有瑷珲及江东六十四屯地方”必须“照约交还”，于是姚福升又到布拉戈维申斯克与俄国人辩论，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局以《瑷珲条约》规定江左土地均为俄国领土拒绝交还，而姚福升以江右难民万余口“非归江左，无可谋生”对峙，于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局请求上级裁决，此事就交给两国外务部处理。1907年10、11月，清朝外务部照会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要求“将该江东满洲人向来居住处所，仍准照旧恢复其原住产业”，不过璞科第仍旧延续了俄国人此前的文字游戏，称“六十四屯原住之满洲人仍留前居之地，白应保护其所有权利，其已经离开该地者，自不能仍享此占地之权”，又矫辞称江东难民是自行逃回中国[註 5]，“现已将该地交俄民居住，碍难交还中国”，双方交涉始终无果。[47]

北洋政府时期武昌亚新地学社《江东六十四屯图》
1925年天津《益世報》公電奉張力爭江東六十四屯

面对俄国方面的强词夺理，1909年的新任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就撰文回击，坚持要求归还江东六十四屯：[51]

姚福升在2次与俄督交涉也没有结果，不等外务部回复，他就秘密派人到江东六十四屯调查情况，1907年7月得俄国向旗地移民民户211家、军户352家，而1909年2月增军户257家，并将情报交给程德全和外务部作为索还的证据，然而外务部始终没有下文，姚福升只觉得“江左余未索还，实难对各屯难户”。此后，姚福升担任瑷珲地方长官直到1918年，一直争取江东六十四屯的归还，退休后在1924年又支持黑龙江省议会议员陈连悦组织的《万民折》，请求北洋政府协助万余难民返还江东。[52]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黑河區經濟聯合會之宣言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中華民國政府以及日本人建立的满洲国政府均堅持對江東六十四屯的声索[53]。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曾经声明取消继承自沙俄的领土，1919年，瑷珲县劝学所长王纯乐、前县议会议员陶孜诚等提交收复江东六十四屯议案，黑龙江督军孙烈臣遂将此案交由北京段祺瑞与奉天张作霖商议。1920年，黑龙江省议会议员马清濂旧案重提，由省议会批准、省长提交外交部，而外交部刘镜人又与苏联控制下远东共和国代表讨论此事。[54]由于北洋政府并不信任共产主义势力，因此远东共和国代表主动提出来归还江东六十四屯的主张，然而随着远东共和国与苏联联合入侵外蒙古，此事也不了了之。[55]远东共和国解散后，黑龙江省议会议员陈达光又议收复，张作霖积极响应，然而苏联对此兴趣寥寥，推诿了事。1932年日本建立满洲国后，满洲国也继承了中国的主张，江东六十四屯仍旧是满洲国与苏联的边界悬案之一。[56]直到苏联从东北撤兵后的1947年，还有人提出“收复江东六十四屯议”[57]，时至今日中華民國國內仍有人堅持自清朝以來的立場，將江東六十四屯視作俄國強佔之領土。[58]

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交好，兩國並未討論領土爭議。[59]1964年中苏交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双边边界谈判中仍旧索求江东六十四屯的居住权，然而苏联代表团团长济里亚诺夫坚持沙俄以来的说法，称“在条约中没有任何言语表明这一地区的土地属于中国”，拒绝在江东六十四屯问题上让步。1999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关于中俄东西两段国界线的叙述议定书》，两国最后结束了江东六十四屯相关争议。[22][60]不过，中國長期以來的立場都是將《璦琿條約》等視作不平等條約，即便江澤民在《中俄友好睦鄰條約》中承諾不對俄國有領土主張，俄罗斯国内仍然担心，如果有一天俄国国力日益衰弱，中国也可以像俄国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一样，以领土收复的名义重新占领江东六十四屯。[4][61]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江東六十四屯的做法，如嚴家祺等海外民主運動人士也多持異見和批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俄边界谈判中让步过多，并且淡化了俄国在如江东六十四屯在内的边界争议中的历史责任，并未真正解决历史悬案。[53]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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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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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江东六十四屯在历史上数量并不一致，有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五十九屯、六十一屯等说法，因而所谓“六十四屯”只是虚数而已[1]，江左旗屯或江东旗屯则是《瑷珲条约》之后的说法。[2]
  2. ^ 按和田清，《瑷珲条约》原文为满文、蒙文、俄文所写，俄文无以松花江为界的说法，实乃当时的中国以松花江为正流而黑龙江为支流，汇流以下之黑龙江也称松花江；又按矢野仁一，后文又提及松花江航权，实乃俄国人游戏文字、暗含祸心，利用清人指代之混淆为图谋松花江流域埋伏笔。[18]
  3. ^ 3.0 3.1 按BBC俄文网报道，当地人将江东六十四屯视作无法无天的走私据点：“这实际上是满洲人向俄罗斯阿穆尔地区楔入的一道楔子。利用豁免权，中国臣民种植罂粟并从事走私活动，而红胡子——中国土匪——则掌控着这一切。”[4]
  4. ^ 和田清的说法可以参照相关条约的文本差异，矢野仁一就指出俄方在相关条约文本中玩弄文字[18]，《瑷珲条约》俄文本作“如果上述地方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地，则俄国政府承允他们留住原地, 并准其照常从事渔猎”[31]，《北京条约》俄文作“如果上述地方有中国人居住之地，则俄国政府承允他们留住原地，并仍准其照常从事渔猎”[35]，而《北京条约》中文文本则由“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佔，仍準由中國人照常漁獵”，當代學者董万崙特別強調中文文本中“空曠之地”的說法，將其作為江東六十四屯是中國領土的證據之一。[33]
  5. ^ 这一观点至今为许多俄国人延续，例如BBC俄文网报道：“由于预感到即将遭到镇压，满洲楔地的大部分居民提前逃离了俄国领土，他们带着牲畜和家当乘木筏离开。被遗弃的满洲村庄遭到俄国农民的洗劫，随后由来自库班和其他省份的哥萨克移民重新定居。”[4]《满洲楔地》称：“外结雅地区的居民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被驱逐过阿穆尔河。”[50]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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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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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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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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