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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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亦稱回教法,阿拉伯语:شريعة‎,羅馬化Šarīʿa直译道路[參 1][參 2]阿拉伯語發音:[ʃaˈriːʕa]音译沙里亞[參 3][參 4])是伊斯蘭教宗教法,具有極其複雜的法律和理論體系。它的主要神學根源是被稱為真主之言的《古蘭經》及聖訓聖行[1]。伊斯蘭教法規管穆斯林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包括但不限於人神關係、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關係、政府、倫理、公眾及個人行為、個人衛生、民事及刑事、飲食、婦女權利、性行為、衝突的解決方法等[2]

除了源自《古蘭經》和聖行,伊斯蘭教法的一些律例亦可通過其他法學手段推演而成,因此伊斯蘭教法亦包括這些透過伊智提哈德(推演詮釋)而成的法律[3]。由於伊斯蘭教法是真主的旨意,在本質上它是不可變更的,但在實際應用上卻接納改變和調整。在涉及法律的許多範疇上,伊斯蘭教法僅給予大體的方針,法律細節需要透過人類智慧的推論修飾應用[4]。西方學者弗蘭克·沃格爾(Frank Vogel)稱「伊斯蘭教法的界限及準則或許是不可知論,但它也不是那麼抽象、難以理解及相對主義[5]

隨著民族主義在穆斯林國家的盛行,民族國家紛紛湧現,導致伊斯蘭教法的衰微。現代國家自身飾演了立法者的角色,傳統上由穆斯林學者履行的司法和立法功能受到削弱[6]。不過,儘管許多穆斯林國家都實施世俗法律,保守派卻呼籲重新履行伊斯蘭教法[7]。自1980年代興起的伊斯蘭主義反對現代穆斯林世界的世俗化,支持重新奉行早期更純正的伊斯蘭教,由伊斯蘭教法管治日常生活的一切[8]

語源與語義[编辑]

阿拉伯語沙里亞一詞經常被翻譯成伊斯蘭教法,但其實它有更廣泛的涵義。阿拉伯語字典把沙里亞解作「道路」,更完整地表達則是「通往水泉的道路」[9]。沙里亞的阿拉伯語字根Shar'另有「開始」、「帆船」、「帳篷」、「立法」的意思,可表達伊斯蘭教法的一些面貌,例如它是穆斯林社會基礎、初始的準則,它就像帆船和帳篷一樣帶領穆斯林邁向理想社會和保護人民免受身心和精神上的傷害,立法則指字面上所說把伊斯蘭教法立法成典[10]

根據研究伊斯蘭教法的學者伯納德·G·韋斯英语Bernard G. Weiss解釋,正如荒漠上通往水泉的道路提供了生機,臣服於伊斯蘭教及教法可滋補心靈,因此沙里亞在阿拉伯語裡含有這樣的隱喻,再結合《古蘭經》提到穆斯林臣服於真主是踏上「正途」,這個詞語解作道路引伸為所有穆斯林祈求真主作出的指引[11]。辭典作家把沙里亞定義為:

古時的穆斯林學者較強調伊斯蘭教法的廣義,甚至把它與宗教信仰劃上等號。中世紀學者塔巴里稱「沙里亞就是宗教阿拉伯语دين (مصطلح)」,他相信伊斯蘭教法包含所有宗教事務[13]。另一位中世紀學者伊本·卡伊姆·嘉伍茲亞阿拉伯语ابن قيم الجوزية認為伊斯蘭教法是真主施加予信徒的公義法則,也是給予造物的慈悲之心和投影,祂的這些影響和智慧證明了祂的存在,也證言了先知的真確[14]

現代把沙里亞直白地翻譯成伊斯蘭教法省略了它在倫理和神學上的含義,但學者瓦埃勒·哈拉格英语Wael Hallaq仍建議把沙里亞翻譯成伊斯蘭教,並承認西方語言難以表達這種非西方的傳統思想[15]弗蘭克·格里費爾英语Frank Griffel穆罕默德·哈希姆·卡邁利阿拉伯语محمد هاشم كمالي都直接翻譯成伊斯蘭教法,阿卜杜拉希·艾哈邁德·納伊姆英语Abdullahi Ahmed An-Na'im稱為了方便起見把沙里亞一詞涵蓋所有被描述為伊斯蘭教法的事物。西方學者當中較早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約瑟夫·沙赫特英语Joseph Schacht則提出了一個通用的定義:沙里亞法規是伊斯蘭教的宗教法律,亦包括了一切宗教義務,由安拉統轄所有穆斯林日常生活各個方面[16]

另一個阿拉伯詞語斐格海(阿拉伯语:فقه‎,羅馬化Fiqh)有時也會被翻譯成伊斯蘭教法,但它與沙里亞的含義不一樣。沙里亞是《古蘭經》和聖行的神授訓令,加上人類對它們的理解而成的法律規範;斐格海則純粹是人類對伊斯蘭教法細節的認知。學者哈立德·阿布·法德勒阿拉伯语خالد أبو الفضل描述沙里亞是真主的理想,不受變幻莫測的世間玷染和影響,猶如空中樓閣,斐格海是人類理解和實現這個理想的嘗試。沙里亞是不變、完美無暇的,但斐格海不是[17]

歷史[编辑]

在傳統的伊斯蘭教學說裡,法律就是神授旨意,這種法律制度先於穆斯林國家出現,掌管穆斯林社會。在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後,真主不再直接降示法旨,伊斯蘭教法遂停滯不變,因此這種法律制度不具備與社會與時並進的歷史性質。在傳統伊斯蘭教法學裡,西方的那種法律史不僅是沒有意義,而且是根本不存在[18]。不過,近期研究卻表明,伊斯蘭教法學並非不能順應社會發展所需[19]

瓦埃勒·哈拉格英语Wael Hallaq認為伊斯蘭教社會奉行的法律是可變的,不同意有說法指它在古時就已經不再接受詮釋[20]。另一位學者約翰·埃斯波西托英语John Esposito的看法類似,認為伊斯蘭教法有能力適應時勢發展,並指這是伊斯蘭教法的特色,歷史裡聲稱伊斯蘭教法不容改變的聲音危及伊斯蘭教法的可溯性和適應新形勢的能力[21]。法德勒亦稱沙里亞法規描述的完美理想是人類難以達到的境界,穆斯林法學家盡其所能嘗試去理解,因此沙里亞法規正在不斷完善,有它的演變歷史,他不認為真主會把7世紀的背景刻劃進永不變更的《古蘭經》裡,把世世代代的穆斯林關在這種認識論[22][23]

起源[编辑]

傳統伊斯蘭教法史學透過探尋歷史淵源來闡明它的本質。在伊斯蘭教法史學裡,淵源往往帶有「創始」、「誕生」的意思,不僅表明它的歷史具有本源,還暗指它具有誕生、成形及成熟的階段[24]。近年的學者在研究早期伊斯蘭教法歷史時嘗試追溯它的起源,辨別奠下基礎的人物[25]。所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學者都同意伊斯蘭教法在伊斯蘭曆最初的數百年內變得詳實,但他們對起始時間和所受的影響都有不同的意見[26]

沙赫特認為伊斯蘭教法的法則始於倭馬亞王朝後期[27]德國史學家謝洛莫·多夫·戈伊泰恩德语Shlomo Dov Goitein認為穆罕默德在後期開始意識到法律也是宗教的一部分,他認為相關的《古蘭經》經文在穆罕默德逝世的五年前出現,因此把伊斯蘭教法的起點定在627年[28]。另一位德國學者哈拉爾德·莫茨基德语Harald Motzki認為沙赫特把時間定得太晚,他指伊斯蘭教法的開端要早50至75年[29]。研究伊斯蘭教法的亞辛·達頓英语Yasin Dutton認為8世紀編寫的《伊瑪目馬立克聖訓集》是最早活靈活現地記載伊斯蘭教法的文典[30]

騎駱駝的阿拉伯人。伊斯蘭教法受到古阿拉伯人的傳統習俗影響。

伊斯蘭教發源於部族文化,家庭和部族的延續和榮譽至關重要,為了生存和捍衛榮譽而復仇和襲擊其他部族是可以接受的行為。儘管《古蘭經》所列的律例試圖改變它們,但沒有完全擺脫部族文化,例如《古蘭經》依然允許謀殺受害者的家屬向凶手復仇[31]。沙赫特指出,古阿拉伯人受到傳統習俗和先例的束縛,這種在阿拉伯語裡被稱為遜奈的概念成為了伊斯蘭教法其中一個核心思想[32]

另一方面,西方學術界主張伊斯蘭教借用了外來的世俗法律,例如羅馬和波斯法律[33]匈牙利伊斯蘭教學者伊格納茲·戈德齊赫德语Ignaz Goldziher先知逝世後的伊斯蘭教法融合了猶太基督教及羅馬的法律習性[34]東方學家帕特麗夏·克羅內認為早期倭馬亞王朝的律例在某程度上來自近東的地方法律,這些法律事實上融合了許多受希臘法律影響的古老習俗[35]

成形[编辑]

伊斯蘭教法在7至10世紀成形,《古蘭經》的啟示和穆罕默德以先知的身分作則,形成了伊斯蘭教法的基礎[36]。沙赫特及另一位學者諾埃爾·庫爾森維基數據所列Q18530514都指出,直至9世紀至10世紀初之前的伊斯蘭教法成形階段,穆斯林法學家發展出法律主體。埃及學者沙菲克·謝哈塔法语Chafik Chehata亦同意,並指出伊斯蘭教法的法則在此時得到全面發展[37]。穆罕默德的家人同伴伊瑪目(伊斯蘭教的領袖)在這段時期也促進了法律的演變[38]

穆斯林相信《古蘭經》是由天使吉卜利勒在610年口授予穆罕默德。在伊斯蘭教的宗教和法律事宜上,《古蘭經》有絕對的權威[39]。許多伊斯蘭教法都在穆罕默德遷至麥地那後才出現,他在當地向穆斯林社群講解公義、自由、寬容等概念,又與附近信奉不同宗教的部落訂立公約[40]。穆斯林社群與猶太人訂立的《麥地那憲章阿拉伯语صحيفة المدينة》承認猶太人的宗教法律和習慣,被視為是第一個伊斯蘭教的憲法[41][42]

傳統上認為《古蘭經》裡有大約500條與法律有關的經文,涵蓋了家庭、宗教、商貿錢財,其中的詳略不一,實體法的經文似乎是在626年後才降示。穆罕默德在當時認為初生的穆斯林社群需要屬於他們的法律,《古蘭經》裡有一段經文被追溯到此時,提及「我降示你這部包含真理的經典,以證實以前的一切天經,而監護之。故你當依真主所降示的經典而為他們判決,你不要捨棄降臨你的真理而順從他們的私欲」,啟示伊斯蘭教法可處理除了宗教以外的許多問題[43]。當時的亞美尼亞天主教主教謝別奧斯認為穆罕默德確立了伊斯蘭教特有的法律,與其他法律有明顯的分別[44]

到穆罕默德逝世後,由於世俗的統治者哈里發無法與真主建立聯繫,這種立法方式已不可行,再加上伊斯蘭教的迅速擴張形成了新的局勢,他們需要新法來保持與外界的關係。他們發展出伊斯蘭教法學,使之可以從《古蘭經》、聖行及其他如格雅斯阿拉伯语قياس (إسلام)共識等的方式來訂立新法[45]。來自庫法巴士拉、麥加、麥地那及大馬士革的學派和學者嘗試根據伊斯蘭教的倫理來構建法制,並參考征服地區的法律習俗吸收羅馬、猶太及巴比倫法制的元素[46]

沙赫特、戈德齊赫等學者的研究顯示,被稱為拉爾伊阿拉伯语Ahl al-Ra'y的理性推論在8世紀開始得到倡導,形成了主張運用常理和批判性看法來解決法律問題的「意見派」[47]。到了中葉,與之相對的另一派崛起,這一派強調傳統的角色。隨著先知言行紀錄的收集,傳統滲進伊斯蘭教的法律理論,使聖訓成為伊斯蘭教法裡重要的一環[48]。作為宗教學者的烏理瑪亦在此時興起,具體落實伊斯蘭教的法學原理[49]

伊斯蘭教法學家沙斐儀在9世紀初整合了伊斯蘭教的法律習慣,經過他的弟子們進一步的整理形成了伊斯蘭教第一個主流法學學派沙斐儀派[50]。另外三個主流學派馬立克派哈乃斐派罕百里派亦得以相繼建立起來,伊斯蘭教法的各個法源及法律的實際應用層面在這些學派的眼中各有不同[51]。另外,聖訓學者在9世紀下葉編制了多部聲稱去偽存真的聖訓集,其中以《布哈里聖訓實錄》及《穆斯林聖訓實錄》最為重要,被視為是先知事跡的真確紀錄[52]

古典時代[编辑]

伊斯蘭教法的古典時代始於10世紀,這段時期的法學家根據他們所屬的學派傳授法律學說,並編寫實體法及法律規程的著作[53]。沙赫特認為900年是伊斯蘭教法由成形時期的蓬勃發展過渡到古典時代逐漸變得刻板的分水嶺,他指出「所有學派的學者都充分討論和解決了所有關鍵問題,共識逐漸形成……隨後的動態限制在解釋、應用和詮釋已經確立的學說」[54]。庫爾森及另一位學者沙菲克·謝哈塔法语Chafik Chehata也認為伊斯蘭教的法理到了10世紀就已經完全成形[55]

古卜漢伊斯蘭學校的遺址。這類學校是穆斯林學習伊斯蘭教法的地方。

隨著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穆阿台迪德在巴格達創辦伊斯蘭學校,這類學校在此後的10世紀成為學習伊斯蘭教法的地方,學生的住宿得到宗教慈善信託的資助[56][57]。10世紀學者安薩里所創的神學派別艾什爾里派認為推理不可以找出對錯,強調真主的全知全能,使法律要順從神學[58][59]。與此同時,統治埃及的法蒂瑪王朝哈里發曼蘇爾阿拉伯语المنصور بنصر الله單純以正確無誤的伊瑪目而自居發佈了宗教法律,作為法蒂瑪王朝的官方法典,不參考此前其他伊瑪目的言論,也不作任何法理推論使之合理化[60]

至11世紀,哈里發國的版圖變小和破碎,政治領導角色改由蘇丹擔任。蘇丹不自視為先知後裔,但仍繼續維繫伊斯蘭教法,以保護穆斯林社群,此時的伊斯蘭教法已能規範中東城市日常生活的許多部分[61]。安薩里把伊斯蘭教法與神秘主義結合起來,學者艾拉·拉皮德斯英语Ira M. Lapidus形容安薩里的神秘主義給穆斯林提供了真主真實存在的深入見解,加強了他們恪守伊斯蘭教法的信念[62][63]

儘管現在有不少學者並不同意,但自12世紀後,許多法學家都同意創制之門已經關閉,早前自由應用的伊智提哈德不再獲得採用,轉而採納塔格利德(遵從前人的學說),立法受制於過往學者的意見。這樣的轉變對伊斯蘭教法造成重大影響,使伊斯蘭教法無法追上穆斯林社會的轉變[64]。與此同時,統治馬格里布西班牙南部的穆瓦希德王朝強調穆斯林社群應回歸根本,不接納馬立克派個別的法律見解,廢除猶太人及基督徒的保護民地位[65]

不過,什葉派學者繼續不受經文限制推導法律。約13世紀,什葉派法學家穆哈齊格·希利阿拉伯语Muhaqqiq al-Hilli提倡採納伊智提哈德作為法源,使什葉派的司法制度犠牲了法律的必然性,接受偶然性的存在[66]。同一時期統治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奉行泛遜尼派政策,平等地承認和贊助各個遜尼派學派[67]。13世紀征服了中東的蒙古人帶來了一種叫扎撒的蒙古傳統法律,儘管統治伊朗的蒙古人在13世紀末改信伊斯蘭教,但統治階層和軍人在許多方面仍採用蒙古法律處理自身的事務,而非伊斯蘭教法[68]

後古典時代[编辑]

隨著蒙古人把他們的部落傳統帶到巴格達及他們征服的伊斯蘭帝國,伊斯蘭教法步入了後古典時代。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把伊斯蘭教法應用在阿拉伯文明以外的地區[69]。攻克巴格達後,旭烈兀尋求當地的伊斯蘭教學者頒佈伊斯蘭教令,以合法化他的統治[70]。統治伊兒汗國合贊改信伊斯蘭教,結束了蒙古傳統的多元宗教方針,但當時的學者伊本·泰米葉認為像合贊等這些改信伊斯蘭教的蒙古人是偽信徒,稱「儘管合贊化身為穆斯林,但他沒有在他的領土上樹立伊斯蘭教法」[71][72]

14世紀崛起的奧斯曼帝國採納伊斯蘭教法,特別是早在塞爾柱帝國盛行的哈乃斐派[73]。奧斯曼帝國贊助各地的伊斯蘭學校,帝國初期一些最著名的法學家都是這些學校的學生[74]。在統治埃及的馬木留克,法官要根據法學學派的學說作出裁決,否則可能會受到懲處,相關的裁決亦會遭到推翻[75]。據哈拉格所述,到14世紀末,遜尼派的四大法學學派已採用塔格利德,確保法令遵照法學學派規範的裁決,使法律的應用在可以接受的框架之內保持一致[76]

奧斯曼帝國列位蘇丹的肖像。在奧斯曼帝國,伊斯蘭教法與蘇丹所立的法例並行。

自15世紀開始,奧斯曼帝國蘇丹開始立例管理土地、財政及刑事,這些法例補充了伊斯蘭教法沒有涵蓋和不夠精準的地方[77]。儘管史學家科林·因伯英语Colin Imber認為這種稱為卡農法英语Qanun (law)的法例與伊斯蘭教法互相衝突,但學者艾哈邁德·阿庫恩杜茲土耳其語Ahmet Akgündüz卻指出奧斯曼帝國的卡農法反映了國家試圖應用伊斯蘭教法學﹐另一位學者邁克爾·溫特希伯来语מיכאל וינטר則指馬木留克的卡農法加強和開拓了伊斯蘭教法[78]。另一邊廂,帖木兒的兒子沙哈魯奉行伊斯蘭化政策,據指沙哈魯宣佈廢棄成吉思汗的法例,並指他的臣民應接受伊斯蘭教法的管治[79]

1472年,奧斯曼帝國法學家毛拉·許斯雷夫·埃芬迪土耳其語Molla Hüsrev編制伊斯蘭教法,並提交給穆罕默德二世,使之與蘇丹的法規一起並行[80]。隨著奧斯曼帝國在蘇萊曼一世的治下變得強盛,卡農法得以發展形成奧斯曼法。奧斯曼帝國的法官要執行先知的法律及指令,不得超出沙里亞法規的規範。學者伊本·阿比丁阿拉伯语ابن عابدين الدمشقي在評論當時一宗複雜案例時表示「只要卡農法不違反至高的沙里亞法規,無人可以抗拒」[81]。卡農法改變了前朝單純支持法學家和宗教學者的做法,除了尊崇哈乃斐派,奧斯曼帝國通過主動介入改變了伊斯蘭教法的架構和行政手段,例如國家任命的穆夫提(伊斯蘭教法學者)、國家設立的宗教學者等級制度[82]

隨著伊斯蘭文明在16世紀衰弱及西方文明的進步,穆斯林社會的保守主義受到激發,繼而進一步削弱了伊智提哈德機制[83]。在17世紀前,伊斯蘭教的主流都深受蘇非主義的影響,這種思想提倡穆斯林通過反覆的禮拜、苦行和冥想來建立與真主的樞紐,許多文規試圖平衡伊斯蘭教法的要求與蘇非主義追求的道乘[84]。穆斯林學者艾哈邁德·希爾信迪阿拉伯语أحمد السرهندي提倡蘇非神秘主義要嚴守伊斯蘭教法,他的改革呼聲引領了日後席捲漢志及北非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這些運動都重新強調了伊斯蘭教法的重要性[85]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在18世紀的阿拉伯半島倡導激進的穆斯林改革運動,他的支持者被稱為瓦哈比派。他認為穆斯林統治者應該要嚴守伊斯蘭教法,否則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又主張穆斯林純粹採用《古蘭經》,並用經律主義的角度來解讀它。他相信聖行遭到人們的干預歪曲,因此應對之抱有懷疑[86]。另外,自薩非王朝在18世紀衰亡後,什葉派出現了阿赫巴里派阿拉伯语أخباريون烏蘇勒派之爭,最終由主張倚靠學者採用伊智提哈德的烏蘇勒派獲勝,影響日後伊朗什葉派的治國方針和法律思想[87]

現代[编辑]

奧斯曼帝國的梅塞勒是首部穆斯林國家的現代宗教法法典。

許多穆斯林國家在19世紀開始接觸到健全的外國法律體制,穆斯林學者關注當時解釋和應用伊斯蘭教法的方式不合時宜,他們質疑主流法學學派的權威,呼籲改革伊斯蘭教法,例如賈邁勒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都賈邁勒丁·卡西阿拉伯语جمال الدين القاسمي拉希德·里達[88][89][90]。奧斯曼帝國開展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學者提出他們對伊斯蘭教法的解讀和法典化進程,試圖使伊斯蘭教法可以順應被稱為坦志麥特的歐洲化改革[91]。他們草擬了名為梅塞勒阿拉伯语مجلة الأحكام العدلية的民法,它是「首部穆斯林國家的現代宗教法法典」,把伊斯蘭教法轉變成現代國家實在法[92][93]

穆斯林世界的伊斯蘭教法在現代經歷的這種結構性轉變,顯示西方政治、經濟、軍事及學術發展的影響。哈拉格認為西方主導穆斯林世界使大部分穆斯林國家都無法再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建立完整的法律體制,非穆斯林的歐洲人不受奧斯曼帝國的法庭管轄,而埃及在19世紀末設立法庭,採納和使用法國民法典來作出審裁,伊斯蘭教法及其法庭喪失了解決法律爭議的實際作用[94]。傳統的宗教法律教育受到排擠,伊斯蘭教法失去了適應現代環境的機會。此外,穆斯林世界出現的威權政府在後殖民時代操控法學家,窒礙了伊斯蘭法律理論的發展。[95]

穆斯林國家在20世紀的世俗化浪潮持續,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新政府依據瑞士法律編制的法典取代了伊斯蘭教法,伊朗的禮薩汗亦隨之仿效,擴展了世俗法律。在埃及,許多公眾事務不再受伊斯蘭教法管轄,伊斯蘭教法只應用在個人層面上[96]。此時,伊斯蘭教法以法典的形式受到規範化,埃及法學家阿布德·拉扎克·桑胡里阿拉伯语عبد الرزاق السنهوري在1948年編制了一部民法,他參照了19世紀末的一些法典,並融合了遜尼派法的一些準則,敘利亞利比亞的民法也是基於桑胡里的版本編制。奧斯曼帝國的梅塞勒亦啟發伊拉克科威特約旦馬來西亞等穆斯林國家編制法典[97]

1970年代掀起的反西方浪潮令一些國家的立法重新採用了傳統伊斯蘭教法的某些元素,一些政府也有意修改憲法,把伊斯蘭教法列作立法的根源。在過往一段時間內,伊斯蘭教法只應用在個人生活層面上,後來演變成受到政府的立法規管,但此時卻被人引用來在公眾層面建立道德規範,這個過程被稱為「法律的再伊斯蘭化」[98]。在受伊斯蘭武裝分子控制的地區,他們在那裡設立了實施伊斯蘭教法的法庭,並由聲稱是學者的人士出任法官[99]。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成果很快就被吞噬,埃及和突尼西亞的伊斯蘭主義者上台,廢棄世俗法,推行伊斯蘭教法[100]

內容[编辑]

伊斯蘭教法涵蓋的範圍廣闊,包括個人層面上的衛生、飲食、禮拜、宗教禮儀、衣著及公眾層面上的刑事、商業、慈善、軍事、國際法及家事。如果伊斯蘭教法被納入國家法制,它或會體現在憲法上[101]。伊斯蘭教法大抵上可分為兩個類別,分別是伊巴代阿拉伯语العبادة في الإسلام穆阿麥拉特英语Mu'amalat。伊巴代相當於自然法,掌管宇宙法則,體現安拉的意志,穆斯林會在死後接受審判,判斷他們是否遵照了這些規則。穆阿麥拉特則是實在法,是人為制定的法律,掌管人類之間的關係,會根據社會的變遷隨時間改變[102]

伊斯蘭教法既是一種宗教法,亦是一種道德規範,伯納德·G·韋斯認為它所涵蓋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超出現代社會一般所理解的法律[103][104]。伊斯蘭教法的重點並非放在自由民主,而是注重倫理、公義、名譽和家庭的隱私,意在為人類的最佳利益而提供全面的指導,訂立日常生活的規則和方法,以最有效和最有利的方式來滿足他們所需[105][106]

宗教信仰[编辑]

在伊斯蘭教裡,崇拜和取悅真主是穆斯林在今生的主要目標,今生只是真主對他們的考驗,要達到穆斯林期待的永恆和諧,穆斯林必須要遵從真主在伊斯蘭教法說明的指令[107]。因此,伊斯蘭教法包含了許多宗教信仰相關的規條,提及穆斯林與造物主之間的關係,正如埃斯波西托所述,穆斯林的法律義務包括他們要向真主恪守的宗教義務,這些義務被歸納為五功[108][109][110]。法學家庫爾圖比阿拉伯语القرطبي亦指伊斯蘭教法包括信仰唯獨的安拉及五功[13]

台北清真寺的天課募款箱(右)。天課是穆斯林需要恪守的五功之一。

五功分別是,佔據了伊斯蘭教法不小的篇幅[111]。穆斯林要表明自己的信仰,念出「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伊斯蘭教法又規定穆斯林每天要禮拜五次,並把財富的一部分捐課給貧困人士。在賴買丹月,穆斯林自日出到日落期間要齋戒,他們在一生當中亦應盡可能朝覲一次[112]。不同教派對五功的細則有差異,例如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所念的清真言不一樣,除了到麥加朝覲,什葉派穆斯林也會到伊瑪目(什葉派認定的政治和宗教領導人)的聖地朝覲[113][114]

根據伊斯蘭教法,穆斯林公然在言行上放棄伊斯蘭教信仰可受懲處,包括改信其他宗教或不採信伊斯蘭教的核心信條,不尊重《古蘭經》的行為及侮辱先知亦可被視作叛教,可處以死刑[115]。非穆斯林褻瀆伊斯蘭教亦會受到懲處[116]。伊斯蘭教法把一種特殊地位賦予猶太人基督徒及其他「有經者」(一神教的信徒),稱為齊米(可意譯為「受保護者」)[117]。在穆斯林的治下,齊米受到保護,可以繼續信奉他們的宗教,但需要繳納一種叫吉茲亞的稅項[118]

政治[编辑]

儘管有穆罕默德的以身作則及伊斯蘭教法的指導,伊斯蘭國家的政府架構及管治模式仍有各式各樣的體現。伊斯蘭國家沒有劃一的統治模式,歷史上出現過各種不同的形式,包括哈里發、蘇丹、伊瑪目、國王及現代的阿亞圖拉、總統、總理等。《古蘭經》沒有給政府模式作出規範,但伊斯蘭教法在國家的運作上有一些概括的原則,如提供安全保障和社會福利、確保市場公平公正及仿效穆罕默德作為先知和領導人的言行等[119]

從伊斯蘭教法的角度來說,伊斯蘭國家的法理來自《古蘭經》的這句經文:「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服從真主,應當服從使者和你們中的主事人。」即是說,國家要在管轄的領土內實施伊斯蘭教法,人們制定的法律不得有違伊斯蘭教法的精神。公民有責任服從政府,除非政府違背伊斯蘭教法,但伊斯蘭國家的政府亦需服從民意,領導班子要通過推選的形式產生[120]

按照穆斯林的理解,真主要求統治者更需要溫和處事及秉承公義。《古蘭經》有云:「達五德(大衛)啊!我確已任命你為大地的代治者,你當替人民秉公判決,不要順從私欲,以免私欲使你叛離真主的大道。」伊斯蘭教法的文獻經常引用這段經文來說明這是恰當、良好管治的要求[121]。中世紀法學家馬瓦爾迪阿拉伯语الماوردي認為,良好的統治者要為人正直、有才學、機智精明及勇往直前,另一位法學家伊本·泰米葉則指能幹和正直是穆斯林領導人應有的兩個基本要素[122]。不過,近代法學家阿卜杜·瓦哈卜·哈拉夫阿拉伯语عبد الوهاب خلاف表示,以他所理解的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政府是憲制政府,它的管治並非倚仗個人魅力[123]

刑事[编辑]

為了保障和維護人類的個人和共同利益,伊斯蘭教法的刑事法律伴隨罰則,懲治違背伊斯蘭教法律的犯人[124]阿卜杜·卡迪爾·奧達('Abd Qādir 'Awda's)撰寫的《伊斯蘭刑事法制》是當今常用的教材,他在當中提到這些懲罰的目的是「教化和保護人民,使他們免於墮落和戒絕愚行;糾正他們的錯誤,制止犯罪,並鼓勵他們守紀」[125]。與其他法制傾向以犯罪性質來劃分刑事法的做法不同,傳統伊斯蘭教法是根據刑罰的性質和根源來劃分。伊斯蘭教法的刑事罪行被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古蘭經》和聖行裡有既定刑罰的罪行(侯杜德阿拉伯语الحدود في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第二類對人身的侵害,受害人可向凶手復仇索償阿拉伯语دية。第三類是《古蘭經》和聖行沒有既定刑罰的罪行,要酌情衡量[126]

通姦在伊斯蘭教法裡屬於具有既定刑罰的刑事罪行,可處以石刑。

侯杜德的既定刑罰多數源自《古蘭經》和聖行,盜竊、攔路搶劫、喝酒、非法性行為、誣告非法性行為及叛教都屬於此類罪行。由於這些罪行都被視為是反真主和威脅穆斯林社群的道德觀,針對這些罪行的既定刑罰都十分嚴苛,包括砍手、死刑、鞭刑、石刑[127][128]。侯杜德的定罪需要嚴格遵守相當於歐陸法系合法性原則英语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criminal law,能用於定罪的證據被施加了許多的限制,使一些罪行極難定罪[129][130]

謀殺、非預謀殺人、過失殺人、襲擊、毆打、殘害等針對人身的犯罪和過失都可通過復仇或索償的形式處理,在伊斯蘭教法裡分別被稱為基沙斯迪葉阿拉伯语دية[131]。受害人及其家屬有權放棄向凶手復仇,在這種情況下,凶手需向受害人及其家屬支付血鍰,相當於西方司法體制裡的賠償[132]。基沙斯只適用於故意殺人和故意傷人的案例,但不同的法學學派對於基沙斯和迪葉在不同案例上的應用都有差異[133]

塔濟爾阿拉伯语تعزير在阿拉伯語裡解作「自行裁決」,一些未能歸類作侯杜德或基沙斯而又破壞伊斯蘭社會的罪行會由法官裁定刑罰。當犯罪證據確鑿但卻未滿足侯杜德或基沙斯的定罪要求時,可由法官自行裁定刑罰。另外,一些行為在伊斯蘭教法裡是明確禁止,但卻沒有說明罰則,例如放高利貸和賭博,法官可以自行量刑。其他抵觸伊斯蘭教律例的行為亦可按照這種方式處理[134]。法官和當權者可根據一系列的準則來決定施加各種刑罰,準則包括犯罪者和受害者的身份[135]

經濟[编辑]

伊斯蘭教法的指導無疑是伊斯蘭經濟思想的忠旨,透過《古蘭經》的教義,這些思想涵蓋飲食、衣著、財物的應用、商品貿易等範疇[136]。《古蘭經》裡所有與經濟相關的經文都與建立社會公義有關,並強調經濟上的公平公正是社會公義的基石,教導穆斯林在享用財富的同時要符合伊斯蘭教的道德價值[137]賽義德·庫特布阿布·阿拉·毛杜迪等學者認為,伊斯蘭社會的問題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外來經濟概念導致,他們提倡依從伊斯蘭教法的原則重新奉行伊斯蘭教的經貿理論發展經濟[138]

伊斯蘭教法禁止利息剝削過度投機阿拉伯语غرر[139]。根據《古蘭經》的多段經文,伊斯蘭教法的原則是禁止「不公的財富增值」和無益的財政收益,利息就是「不公的財富增值」﹐無故侵佔他人的財產,故予以禁止[140]。貸方和借方都不能在任何交易裡收取或擬定利息,所以伊斯蘭金融是一種無息的金融體制[141]。另外,聖訓裡給予例子來說明了過度投機,即以「飛在天空中的鳥」、「游在水中的魚」、「還未出生的小牛」來做買賣,在這些例子裡,交易商品都存在不確定性。不說明價格的販售亦不獲允許,例如「市價」出售,賣方亦要允許買家檢驗商品[142]

為了規避利息和投機而同時追求同樣的經濟回報,利潤分享協議阿拉伯语تقاسم الأرباح والخسائر成本加成銷售阿拉伯语مرابحة成為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商業操作[143]。利潤分享協議是指由投資者提供資金,另一方則運用其技術和經驗來營運項目的合作商業模式,儘管這種合作模式早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已存在,而《古蘭經》和聖訓皆沒有加以說明,但法學家卻認為這是符合伊斯蘭教法[144]。成本加成銷售是指銀行購買資產並加價轉售,取代由銀行借貸予客戶購置資產,伊斯蘭教法任何法學學派都不質疑這種銷售方式的合法性[145]

波斯卡扎爾王朝時期一份捐獻財產的瓦合甫文件

由於伊斯蘭教法沒有法人的概念,伊斯蘭教的瓦合甫較接近英國的信託。瓦合甫可以是為了社群的慈善事業而建立,也可以是給家族後人而安排。任何精神健全、身份自由的人都可以建立瓦合甫,創辧人可自由設定瓦合甫的條款,但設立瓦合甫的目的不可違背伊斯蘭教法[146]。一旦設立了瓦合甫便不得廢除,轉移到瓦合甫名下的資產必須是創辧人所控制及所能轉移[147]

家事[编辑]

伊斯蘭教的家事法涉及結婚、離婚、兒童的監護權等家庭關係,又會稱為個人身份法。這一部分的伊斯蘭教法倖免於殖民主義和世俗化的影響,得以在許多伊斯蘭國家實施,成為了宗教象徵[148]。伊斯蘭教家事法建基於男性對女性的監護,在諸多方面上,男女的法律地位不對等[149]。儘管如此,伊斯蘭教法仍賦予婦女權利,改變了阿拉伯部落殺害女嬰和兒子繼承父親妻妾的做法[150]。宗教經文不可變更,但現代穆斯林世界的家事法改革嘗試在恪守的同時淡化婚姻機制裡賦予男性的權力[151]

根據傳統的伊斯蘭教法律定義,婚姻是民事合同,但婚約受到宗教法的管轄,使之賦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特質[152]。提婚、女方的應允及聘禮的交付都是婚約的必要構成部分,合法的婚約必須要在至少兩名見證人在場的情況下簽署[153]。伊斯蘭教法允許多配偶制的婚姻,一名男子最多可同時有四位妻子[154]。傳統上,只有丈夫可以單方面無條件提出離婚,他需要三次提出離婚的宣言,妻子的離婚權十分有限[155]。在離異和喪偶後,婦女要度過一段待婚期阿拉伯语عدة (إسلام)後才能再婚[156]

伊斯蘭教法在兒童監護上的規定建基於歷史上宗教的解釋,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依歸[157]。父親被認定是兒女的法定監護人,如父親無力履行監護權,則由孩子的男性父系親屬代理,如無男性父系親屬,則由國家領導人或法官等代表來履行監護權。母親可實際上監護孩子,但除非獲監護人或法庭頒授,她們沒有法定的監護權[158]。伊斯蘭教法禁止建立親子關係的收養,《古蘭經》及聖訓皆不承認親生父母以外的人可以成為孩子的父母,但推崇代為照顧兒童的寄養[159][160]

根據伊斯蘭教法,在一個人逝世後,他的遺產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死者的餽贈,按照死者的遺願贈予某位受益人,這個部分不多於遺產的三分之一。餘下的三分之二則需要按法定要求分配給伴侶和親屬[161]無遺囑英语Intestacy的遺產繼承有嚴格的規定,涉及精細和複雜的計算,女性親屬所獲得的遺產份額是對應男性親屬的一半[162]。異教徒不能繼承穆斯林的遺產,反之亦然,奴隸沒有主人的遺產繼承權[163]

其他[编辑]

伊斯蘭飲食法把食物區分為清真哈拉姆兩類,清真是指合法食用,哈拉姆則指禁止食用。禁止食用的食物包括豬肉、血、酒、腐肉及沒有遵照伊斯蘭律例屠宰的肉類。動物必須由精神健全的成年穆斯林以利刀割喉迅速屠宰,屠夫須唸誦真主之名[164]。《古蘭經》又教導穆斯林不要浪費食物,又允許穆斯林與猶太人、基督教等有經者分享清真食物,但法學家認為穆斯林不得食用明顯是異端信徒、叛教者、偶像崇拜者、無神論者的食物[165]

先知穆罕默德以身作則的言行舉止和禮儀得以傳承,它們成為伊斯蘭教法的一部分,在道德禮教方面作出了指導[166]。穆斯林需要遵守這些禮儀,以銘記自身對真主的信仰及務求行事端正,例如在每天起床、睡覺時應唸誦真主,進食時亦應讚頌真主[167]。當別人向你打招呼的時候,你必須要以至少同等有禮的舉止回應[168]。穆斯林男女的衣著應當得體,見面時避免不雅的目光凝視[169]。為求奉行妥善的禮拜,穆斯林需要保持個人衛生,例如如廁後洗手、剪指甲、擦牙、剪頭髮、剃鬚等[170][171]

伊斯蘭國際法根據伊斯蘭教的法律原則管理國家的行為,包括履行條約的義務、海事航行、外國使節的保護,亦涵蓋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在戰時及和平時期的關係[172][173]。伊斯蘭教法不允許通過發動聖戰來強迫他人改信伊斯蘭教,但一般都認為捍衛伊斯蘭教是動武的正當理由[174][175]。穆斯林在戰爭當中的行為受到限制,例如避免殺害沒有敵意的婦孺[176]。戰俘應受到善待,並在戰爭結束後予以釋放或接受對方的贖回[177]。另外,伊斯蘭教法亦有具體的規定管理軍隊繳獲的戰利品[178]

法學[编辑]

伊斯蘭教法學是全面理解伊斯蘭教法的一門學問,由伊斯蘭教學者運用獨特的論證手法從而形成這些法律結晶。法學透過解讀宗教經文而成為伊斯蘭教法的主材,可以用於解決穆斯林在宗教崇拜及社會上面對的問題[179]。《古蘭經》和聖訓的敘述都具象徵和比喻性質,因此法學家發展出用作解讀這些語言的法則進一步的解讀這些內容。法學可視作是人類的詮釋,嘗試引導穆斯林邁向伊斯蘭教法的「正確教義和正確生活方式」[180]

通過法學手段推導而生效的法律是實際管理人事的實體法,並非可以絕對正確無誤地傳達真主的旨意,但假定它代表了人類極盡所能理解的真主之法,即真主在《古蘭經》所言和先知的示例。相對於實體法,更廣義上的沙里亞法規是穆斯林心目中的理想律法[181]。許多學者、法學家都會把伊斯蘭教法學與伊斯蘭教法、沙里亞法規混用,但都不否認法學是伊斯蘭教法的一部分[182]

法律的推論[编辑]

論證手段可以檢驗經文的真確性和確立經文文意,亦可決議這些經文的應用場合。通過論證手段,任何法律見解都可以在不同的時空場景下發展、演變和適應,這是伊斯蘭教法學在形成初期便得以確立的基礎原則[183]。傳統意見認為解讀法律的權力在法學家的手上,但法學家並不是創造新的法律,他們只是採用一套辧法來使他們可以按照《古蘭經》、聖行和其他的法源衍生法律[184][185]。10世紀前的遜尼派法學家大抵上皆同意《古蘭經》和聖訓是法律的主要來源,亦認可通過類比推理阿拉伯语قياس (إسلام)的手段從現有的法則推導出新的法則[186]。什葉派的法學則更強調純粹採用邏輯波斯語عقل در اسلام來審視法源和構建新法[187]

由於只有少數《古蘭經》的經文和聖訓有清晰和具體的規則,其他部分都需要法學家推論,盡量推測法律在具體案例裡的含意,這個過程被稱為伊智提哈德,因此絕大部分的伊斯蘭教法都是伊智提哈德的產物[188]。伊智提哈德的推論方法包括伊制瑪爾(共識)、格雅斯阿拉伯语قياس (إسلام)(類比推理)、伊斯提哈桑(優選)、伊斯提斯拉赫(考慮公眾利益)、歐爾夫阿拉伯语عرف (إسلام)(慣例)等[189]。這些原理的應用方針確保法學家推論伊斯蘭教法時能採用正確的做法[190]

學者穆罕默德·哈希姆·卡邁利阿拉伯语محمد هاشم كمالي指出伊智提哈德是伊斯蘭教法除了《古蘭經》和聖行之外最重要的根源。在先知逝世後,伊智提哈德是解讀真主訊息的主要工具,回應瞬息萬變的穆斯林社群在公義、救贖和真理的訴求[191]埃及最高憲法法院阿拉伯语المحكمة الدستورية العليا (مصر)亦提到伊智提哈德的推論方式可「確保伊斯蘭教法的靈活應用和張力」,使「人們的福祉受到伊斯蘭教法的保障」。伊斯蘭教法為求捍衛宗教信仰、生命、真理、榮譽和財產,通過伊智提哈德衍生的實體法則有助於達到這些目的[192]

法學學派[编辑]

在阿拔斯王朝統治時期,隨著有識之士越來越多,專職解讀伊斯蘭教的學者擁有伊智提哈德的特權,他們深入研究了倭馬亞王朝時期的伊斯蘭教法學,伊斯蘭教法和法學的概念開始成形[193][194][195]。不同的地方習俗和法律原則的分野逐漸導致法學學派的形成,現存的五個主流學派分別是哈乃斐派馬立克派沙斐儀派罕百里派賈法里派[196][197]。這些學派的大部分法律見解都一致,分歧在於他們在其他部分採用了不同的方法來解讀經文[198]

這些學派各自採用不同的法律學說解讀伊斯蘭教法,但又互相包容彼此的存在,反映早期的伊斯蘭教在法律思想上具有獨特的自由[199]。儘管這種法律多元主義相當普遍,但在一些地區,某個學派顯然更受歡迎,甚至得到統治者的支持,例如馬立克派在安達盧斯盛行,哈乃斐派則是奧斯曼帝國承認的官方學派[200]。伊斯蘭教法並沒有國際私法法律規避法语Fraude à la loi的說法,穆斯林可以按需選擇法學學派,因此即使是因應形勢而由某個學派轉投另一個學派也是可行的[201]

法制[编辑]

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在本質上是世俗,但伊斯蘭教法卻是建基於宗教[202]。正如學者賈邁勒·穆爾西·巴德爾(Gamal Moursi Badr)所說,伊斯蘭教的法律制度是「隨著7世紀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和美索不達米亞誕生而成」。社會學家史蒂文·瓦戈維基數據所列Q59531266指出,與建基於司法裁決、先例和立法的其他法律制度不同,伊斯蘭教法源自四個主要來源,包括《古蘭經》和真主給先知的啟示[203]。與西方法律制度,伊斯蘭教法並非經過實踐而得的產物,也不是跟隨社會的步伐發展而。伊斯蘭教法強調由法律本身去塑造社會,而不是相反。庫爾森解釋,在伊斯蘭教的概念裡,「法律走在前面塑造社會,它的指示是絕對正確,國家和社會都必須竭力配合」[204]

由於伊斯蘭教法是一個全面、相互緊連的法制,它的同一套法律標準都應用在各個層面上,因此伊斯蘭教法不接受在不同範疇之上採用不同的標準,所以並不會發展出像國際法這類專用的法律分支,而是引用伊斯蘭教法當中合同、慣例的概念來看待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205]。不過,伊斯蘭教的法制容許法律學者提供不同的見解,並在每個案例裡把這些見解和當地的習俗都納入考慮[206]

國家與法制[编辑]

法學家拉薩·奧本海認為主權是國家的四大構成要素之一,但在伊斯蘭教的概念裡,主權是屬於真主,國家並沒有主權,國家機關並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伊斯蘭國家的所有法律都是由人民代表依《古蘭經》的基礎訂立,人民的立法權有限,不得有違《古蘭經》的明確訓示[207]。因此,據伊斯蘭學者阿布·阿拉·毛杜迪所說,伊斯蘭國家是「發掘法律,而不是立法」[208]。伊斯蘭教法制的神授立法權是透過人類對《古蘭經》和聖行一些法律示例的理解而獲得,例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第56條稱「真主支配世界及人民,祂並賜予人民對社會命運的主宰權,任何人都不能剝奪真主賜予人類的這項權利,或使之附屬於某一個人或團體的利益之下。人民依照次列條文規定的方式來行使這項神賜的權利」[209]

在先知及四大哈里發時期,立法職能由先知、他的同夥及有識之士承擔,先知集行政與立法權於一身,哈里發則根據《古蘭經》、聖行的教導和自己的判斷力來處理世俗事務,他們亦會經常與有學識的同伙探討經文沒有訓示的問題。隨著法學的發展,立法功能變成由法學家履行,他們不是由統治者選任,而是備受社會肯定他們具備能解決問題的法律知識。哈里發、統治者和政治領導人只有法律的行使權,但他們仍可以在不牽涉伊斯蘭教法的情況下引入行政法規[210][211]。泰米葉指出,只要有關事宜沒有經文規定,統治者可因應公眾利益而下達指令,這些指令不得違反伊斯蘭教法。這種被稱為希亞沙沙里亞英语Siyasa的政法管治模式與法學並立為立法的方式。他又表示,法學家會指出這些政令有否違反伊斯蘭教法,因此法學家在伊斯蘭教法制裡有獨特的地位[212]

近代有穆斯林倡導伊斯蘭憲政主義,強調國家要受法律規限,市民可積極參與立法,法律對統治者和平民都要一視同仁,但同時具有伊斯蘭特徵,國家有落實伊斯蘭教法的義務,並採用伊斯蘭教法的概念[213]。可是,伊斯蘭教法並沒有西方那種權力分立的概念,法學家阿茜法·庫雷希英语Asifa Quraishi表示,「與現代民主政體的行政、司法、立法關係不同,傳統穆斯林講究的權力平衡不是指政府機構之間,而是指整個政府體系與民間的學術」,另一位法學家諾亞·費爾德曼英语Noah Feldman解釋稱負責解釋真主之言的學者可以「強而有力地制衡統治者」,但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憲法仍可找到西方那種權力分立的影子[214][215]

執法[编辑]

與西方法律體制一樣,伊斯蘭教法把執法權留給國家機關。國家領導人可以建立司法制度,並任由法官執行具體的運作,即法官可行使自由裁決權。另一方面,國家領導人亦可以編制法典來限制司法人員的自主決定,指示他們要依例行事[216]。法學家阿布·優素福阿拉伯语أبو يوسف提到,國家領導人的主要職責是行使先知穆罕穆德所獲的真主之法,「按照神聖的法度儆惡懲奸,果斷、清晰地對該當之人執行該做之事」[217]。除了國家領導人,伊斯蘭教法認可的執法機關和人員還有三類,他們分別是被稱為卡迪的法官、警察和軍官以及市場督察[218]

卡迪是執政的統治者委任的司法人員,有權作出法律裁決並予以執行[219]。理論上,卡迪不受政府干預,但需倚仗統治者的權力來執行法律決定,統治者在傳統上的角色僅限於委任和解任法官,以及執行法官的判決[220][6]。學者伯納德·劉易斯邦特齊·愛麗絲·丘吉爾維基數據所列Q105887049表示,「為求使判決可以得到執行,卡迪必須忽視國家權力」[221]。法官的司法管轄權取決於他的本籍,除非慣例使然或授權人在委任文書上設下限制,否則法官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下有無限的審判權[222]

舒爾塔阿拉伯语شرطة (إسلام)是負責維持治安的警察組織,由於伊斯蘭教法不設檢察官,舒爾塔的司法權力甚大。他們有權調查在伊斯蘭教法裡有定制懲罰的罪行,並施以體罰,亦可施加以眼還眼的基沙斯刑罰[223]。除此之外,舒爾塔可根據希亞沙沙里亞的原則譴責違法行為。舒爾塔不受程序規限,使他們可以立即防止違法行為[224]。庫爾森指出,舒爾塔或許是「把不同的權限集於一身的最佳例子」,調查罪行、逮捕和審訊、懲治罪犯都是他們的職能[225]

穆哈台斯布阿拉伯语محتسب是伊斯蘭國家負責監管貿易的官員,職責是確保公共商業活動符合伊斯蘭教法。傳統上,穆哈台斯布由哈里發委任,監管市場的運作,例如管理度量、貨幣、價格,亦監督學校、機構和師生,查察公眾浴場、公共安全事務和交通,手藝和建築工人的工作質量亦需接受他的審視[226]。穆哈台斯布有自主揭發和譴責失當行為的權力,並修正有違慣例的市場行為和現象,例如不尋常的物價異動[227][228]。根據泰米葉所述,穆哈台斯布隱惡揚善的司法職權填補其他人所不能涵蓋的地方,不與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員重疊[229]

適用範圍[编辑]

在部分伊斯蘭國家,受到伊斯蘭法規範的不只穆斯林齊米亦包括在內。另外傳統上,伊斯蘭不承認「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即政教分離)的說法、並把放棄沙里亞視為一種叛教的行為[來源請求]。按沙里亞規定,不論多大多小,任何事物都不可置之於真主的法度(Ahkam)之外,均歸類為天命(wajib)、嘉行(mustahib)、许可(mubah)、可憎(makruh)、严禁(haram)五大項。理論上不論輕重大小,任何公然違反伊斯蘭教導的行為,沙里亞均須介入,至於偽信者等尚未察覺者,沙里亞不得介入。伊斯蘭教法涵蓋人民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包括政治經濟銀行金融業、商業法、合同法律性別婚姻社會問題,大体分为两大部分:

伊朗的法学家,伟大的阿亚图拉 (âyetullâhi'l-uzmâ)。 Fâkih 是从古兰经和圣训文本中提供社会规律的学者的名字
  1. 有关宗教功修的法律。
  2. 有关人与人交往的法律。

19世紀之前,大部分伊斯蘭教的學者學習伊斯蘭教法並應用為法律理論的基本原則,他們既是學者也是法官,所以伊斯蘭國家不具律師的職業角色,律師的權力交由當事人在庭上自行辨護,一切案件最終交由法官裁決,速審速罰,判案亦以化解衝突,不至令雙方日後留下積怨,以保障穆斯林社會和諧為主。

在實務情況中,大多數穆斯林政權會執行有利于其政權統治的法律,對其政權不利(家族或獨裁世襲統治)的法律(對於當時政權不利的法律)普遍不採用。一些地方實行伊斯蘭教法時,規定僅適用於穆斯林,例如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主要法律體系是英美法系,伊斯兰法庭的司法管辖权限于個人和家庭事务,如婚姻、继承、离婚、叛教,改宗和监护权,及處罰違反宗教戒律的穆斯林;亦有非穆斯林的家事案件被身為穆斯林的訴訟對方提交伊斯蘭法庭處理)[230];亦有一些地方規定伊斯蘭教法同樣適用於當地的非穆斯林;伊斯蘭教法的具體適用對象及涵蓋範圍視乎當地法律而定。

當代的實施情況[编辑]

在現代,穆斯林世界的傳統法律已被受歐洲模式啟發的法規廣泛取代,司法程序和法律教育也與歐洲慣例保持一致。大多數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其憲法都提及伊斯蘭教法,但其古典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僅保留在家庭法中;編纂者試圖使它們現代化,而不放棄傳統法學的基礎。20世紀末的伊斯蘭復興帶來了伊斯蘭運動的呼籲,要求充分執行伊斯蘭教法。在某些情況下,這導致了傳統主義的法律改革,而其他國家則見證了改革者提倡的對伊斯蘭教法的重新司法解釋。一些穆斯林少數人口國家承認在穆斯林中使用基於伊斯蘭教法的家庭法

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伊斯兰教法在司法系统中不起作用
  伊斯兰教法會影响个人和家庭
  伊斯兰教法會影响刑法和個人
  伊斯兰教法的適用範圍在各地有所不同

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伊斯兰教法仅适用于穆斯林的国家:

部分地区施行伊斯兰教法

争议[编辑]

13 世纪的奴隶市场,也门。奴隶和妃嫔在伊斯兰教法中被视为财产;可以购买、出售、出租、赠送、共享和继承

部分国家,以及歐洲人權法庭等組織,認為伊斯蘭教法指明的刑罰是殘忍的。伊斯蘭學者反駁稱如果實施得宜,那些刑罰可以阻嚇犯罪。[231]伊斯蘭教法被一些國家付諸實施時,不時引起國際媒體的批評,尤其當被執行的判刑被認為嚴重偏離「國際人權標準」。其中對已婚通姦褻瀆伊斯蘭教、叛教同性戀者施行死刑,對偷竊砍手,對婚前性行為或飲、吸菸者鞭打,不承認多神教徒、異端信徒和無神論者的基本人權(特別是後兩者)。[232]穆斯林[谁?]則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借題發揮,別有用心,並不是真正關心穆斯林世界」,「對法制背後收到的阻嚇作用,社會的穩定作用等視而不見」[來源請求]。雙方在法律和人權標準上的迥異,核心價值亦不同,导致時有衝突。

一些专家警告说,伊斯兰教法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已经对西方价值观构成巨大威胁。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鮑比·金達爾批評伊斯兰教法与现代社会的自治、平等和人类尊严的观念完全格格不入;金达尔認為极端派穆斯林既想来美国,又拒绝融入美国社会,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甚至还自立地盘,这对美国以及所有西方国家十分危险[233]。“为美国行动”(Act for America)的创始人布里吉特·加百列批評伊斯兰法极端压制妇女权利,它要求妇女在嫁给穆斯林后,必须对丈夫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一旦夫妻关系出现问题,伊斯兰法明显偏向丈夫,妻子可能更會受到處罰。[233]

印尼亞齊省一位警官已宣佈,該地立法機關提出的一項法案會向所有非穆斯林、武裝部隊及執法人員實施伊斯蘭教法。在此前的2006年3月,德新社警告「塔利班式伊斯蘭警察在印尼亞齊施行恐怖」。[234][235][236]。2008年2月,時任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罗恩·威廉斯在公开演说中希望英国和基督教社会引入部分伊斯蘭教法,解决涉及穆斯林的法律问题,引起争议。2015年3月11日,汶萊一名公務員由於違反伊斯蘭教刑法典異裝,被處以$1000汶萊元罰金與60天監禁[237]

對於伊斯兰教法,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曾批判其指明的刑法不符伊斯兰精神[238][239],而马哈迪的长女玛丽娜·马哈迪亦公開表示如果马来西亚真的推行伊斯兰刑法,她将会离开:「我不能居住在一个人们会被断肢或被石头砸死的国家,很抱歉。」[240][241]

参见[编辑]

註腳[编辑]

  1. ^ Janin & Kahlmeyer(2015年),第1-2页
  2. ^ Khan(2003年),第185页
  3. ^ Akgündüz(2010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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