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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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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思想控制英语:brainwashingmind control),透過系統性方法,有意圖地向別人灌輸思想,來符合操縱者的意願,一連串的手法與過程,稱為洗脑。英文「brainwash」意指洗脑,由中文洗脑一詞翻譯而來;沿於上世紀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美國士兵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虜之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獲救之後回到美國,支持中国共產黨政府,於是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就用「brainwash」一詞來描述此事。[1][2]

洗脑經常被應用到政治宗教商业活動上。洗腦與宣傳大體方法相同,均是讚揚、推廣某事,不同之處在於,洗腦具有強制持續性、與外隔絕性、批判性等特點。[3]

常見如政治洗脑:當權者或獨裁者強制向人民灌輸單一的思想,推崇某政治人物或某執政集團,及指出某些思想是錯誤的,加以批判。在重覆和密集灌輸下,群眾往住不自覺相信了某事或信任某個政治組織;宗教組織透過刊物、活動推廣,造成觀眾思想容易受到影響;商業公司等電視媒體傳達,不斷重複播放推廣其商品或意念,以「謊言多說幾次,就會成為真理」方式,此等宣傳方法都被認為是洗脑,儘管推廣者本身可能沒有非法惡意情事。不過通常惡質的思想,都加予洗腦的貶稱。思想改造能導致群眾有跟從團體、不可質疑、思想推廣、護航言論的一致行為逐步出現。

历史渊源[编辑]

柏拉图最早提出,统一理想国内人民都一切文化活动,禁止一切非正统的思想言行是哲学王的责任。柏拉图的法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特点,他在《国家篇》中描述了以正义观和人治观为基础的哲学王统治。他认为,诗人的作品应呈送政府审核,政府以该作品是否有益于人民的精神健康作为许可出版的标准。按照柏拉图之意,国家必须对神话的讲法作出严格的规定,作为统治根据的神话具有正统教派的特点,只有一种讲法;而其他异教徒和不敬神者,则要予以严厉的处罚,因为他们的存在威胁着城邦的和谐与幸福。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对一切不敬神的人普遍宣告: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现有的习惯,赞成敬神的生活。”[4]对犯了渎神罪的人,要进行监禁,对无神论者则也要进行训诫、监禁,必要时必须处以死刑,禁止非法的宗教活动,乃是“一条普遍的法律”[5]。所以厄奈斯特·巴克英语Ernest Barker说:“《法律篇》的结束就是中世纪时代的开始。”[6]柏拉图主义影响整个中世纪。中世纪基督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部分地实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中世纪的教皇可视为"哲学王"的一种折射,基督教教会拥有管理意识形态的权力,教会将反对它的宗教组织定为异端,交由宗教裁判所审判。基督教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紧紧抓住了文化和教育,因此中世纪的教育便带有浓厚的宗教性,西欧的学校几乎是清一色的教会学校。宗教利用文学艺术来形象地宣传教义,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投入促进了艺术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主张国家安全至上论,指出思想的传播和讨论应受严格管制。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核心是如何取得权力,并使人们对统治者百依百顺。哲学家霍布斯主张社会契约说,认为契约社会的统治者有绝对无限的权力,人民的言论未经许可不得发表。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主义,提出国家有无上的权力,人民的最高任务就是作为国家的一份子。

學術研究[编辑]

1961年,美國精神病學家Robert Jay Lifton(羅伯特利·夫頓)博士專程到香港採訪被中共釋放的戰俘和傳教士,研究中共洗腦行為,著有《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中國的洗腦研究),書中詳細分析了洗腦的方式、意義和影響,是最早期以科學角度研究「洗脑」的書籍。[7]

2004年,牛津大學的Kathleen Taylor(凱瑟琳·泰勒)出版了《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英语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洗腦:思想控制的科學),從科學原理研究洗腦,她認爲,人類大腦推理和認知的神經科學(neutroscience),證明了當許多不符事實及帶强烈意識形態的詞彙被有意的、重複不斷的灌入大腦,令神經元之間更加暢通,從而影響、動搖和改變人們的感情和信仰。2011年,她接受過《陽光時務》訪問,稱限制人民資訊自由是政治洗腦的特點,她稱只有吸收不同渠道資訊,才能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免被惡意洗腦。[8]

英國作家、紀錄片製作人多明尼克(Dominic Streatfeild)著作中文譯本:《洗腦:操控心智的邪惡科學》(Brainwashing),作者透過一些解密文件,訪問經歷冷戰時期戰俘、受害人等,撰寫洗腦從的起源,冷戰時期的中、英、美、蘇暗中展開洗腦競技,多個國家甚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專門實驗研究。著作內容更包括涉及宗教洗腦行為。[9]

政治[编辑]

2012年,一個參與遊行的人士,戴上反政治洗腦的道具。
電視节目不斷重複灌輸單一的思想,觀眾可能不知不覺被洗腦,認同其傳播的價值觀

政治動機的洗脑规模及影響力可謂最大,因此一直備受爭議,在一些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資訊被控制的國家,當權者透過全權控制媒體,透過日常生活中,從播放的电视电影、表演等滲透某些政治思想。再配合教育等方式全面推行政治洗脑,如对历史以及教科书的簒改,不提對自己不利的歷史,以达到隱惡揚善的政治目的。政治洗腦可為執政团体带来更自如以及容易控制的政治为目的。推行政治洗脑的通常發生在極權國家,因為商業組織、宗教組織的權力及資源有限,而且無法強行實施。[10]

涉嫌洗脑的近現代國家、地区和组织[编辑]

 大日本帝国[编辑]

日本於確定南進政策以後,台灣總督府於1936年9月起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從精神上消除臺人的民族意識,生活上脫離漢民族及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大倡臺人全面日本化,將日語的使用當作同化的基礎,在臺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廢止公學校的傳統漢文課,廢除臺灣本地報紙中的漢文版,以中國語文為書寫工具的作家被迫停止寫作,臺灣話(福佬話)的使用也遭到更多壓制,日語成為主流的語言。[11]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自殺式襲擊的特別攻擊隊-「神風敢死隊」以人肉炸彈式襲擊美軍,那些年輕的海軍飛行員被指遭日本軍國主義洗脑,參與一場不義戰爭,害人害己。但日本右翼團體對「神風敢死隊」歌功頌德,例如2007年拍下電影《我為你犧牲生命》。[12][13]

 納粹德國[编辑]

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向国民灌输集体主义反犹太主义思想。法西斯主义不仅受到古罗马帝国的对内专制独裁和对外侵略掠夺的思想影响,而且也受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索勒尔的暴力主义和费希特大日耳曼主义等影响。其中尤以新黑格尔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最大。[14]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新政府在1933年的第一任内阁中,设立了"宣传及公共启蒙部"。宣传部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纳粹思想和信息成功的渗透到艺术、音乐、戏剧、电影、书籍、广播、教材以及新闻等领域内。由大众媒体推行其宣传及洗脑的目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将犹太人写的书及其他“非德意志”书籍(如共产主义书籍)均焚毁。1933年9月22日,纳粹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戈培尔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管理新闻媒体。同时密集无线电覆盖度,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15]

 蘇聯[编辑]

苏联共产党通过书刊审查片面历史教育对其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正面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在他最后几篇文章里尖锐地提出文化问题是联共(布)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中心问题。思想文化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群众灌输。早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纲》中,就明确规定“在人民教育方面,俄国共产党给自己的任务是:把从1917年十月革命所已开始了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党纲还要求“展开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为此目的,要利用国家政权的机关和资财”。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学校课程中“必须列入下述内容: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所写的文化史通俗概论以及专论俄罗斯伟大革命历史的特别一部分”。1928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颁布文学必须为党的利益服务的法令。思想文化体制的形成则可追溯到1929年底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会议上的报告,正是以这个报告为起点,开始了思想文化体制形成的过程。

1925年斯大林展开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1931年11月,联共(布)中央1932年4月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各文艺团体也照此办理。苏共根据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取消文化艺术团体和派别,官方直接自建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并通过掌握其干部任免大权使各文化部门和学术团体成为党和国家层层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属机构,促使其走上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苏联报刊的组织管理权力高度集中,由各级党委宣传部直接控制,要求记者接受苏共中央的领导,按照决议和指示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培养人民对于党的领导的需要、对于党报的需要。每一级党委都有其直接领导的机关报,并指导其辖区的所有报道工具的活动。1941年7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改组政治宣传机构和在工农红军中实行军事委员制度的决议》。

 中華民國[编辑]

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灣後,蔣介石提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陸口號[16][17][18][19][20],實施徹底的反共教育,要求台灣地區人民積極準備反攻大陸[21][22],將「反攻大陸」塑造成台灣人民的使命[23]兩蔣統治時期,在「中國史觀」的主宰下,台灣日治時期五十年之間的台灣歷史幾乎在教科書中一片空白[11],日治時期的台灣史被排斥,其中有利於國民黨統治的抗日事蹟才能被強調,且加強台灣屬於中國的觀念,鞏固其統治基礎[24]。台灣學生則接受以中國五千年歷史為榮的史觀教育,以便使蔣中正的獨裁政黨合理化[25]小學教育中也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的影響力[26]。台灣人近百年來的歷史觀被灌輸成以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為中心[27],自廣東軍政府起,東征、北伐、剿共、抗戰、直到來台,對時任總統的蔣中正塑造其神格化的英雄形象,如「全民擁戴」、「四海一心」、「萬眾景仰」、「日月同光」等[28][29]。人民對政府的態度則被要求「鞏固領導中心」,除此之外,反對或批評政府的聲音皆有可能遭到政府當局的整肅迫害[30][31][32][33][34],異見人士甚至會被送到綠島集中營進行酷刑折磨和思想改造[35][36]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早期通過文藝、宣傳提出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穩定壓倒一切」等口號,被認為是“洗腦”行為。毛澤東建政以后的中共操控媒體致使民間沒有輿論自由,又透過教育,局部呈現現代歷史等方式進行“正面意識形態宣傳”也被認為屬於“洗腦”行為,實行意識形態灌輸的历史教育。

1921年中共一大后根据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模仿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成立“中央宣传局”。1924年5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在“中央宣传局”架构内正式成立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副部长即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最高领导及党委书记。在省级及省级以下文化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机构由同级党委宣传部管理。五十年代全盘苏化期间,中共先后成立单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文艺团体,并通过掌握其干部任免大权使各文化部门和学术团体成为党和国家层层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属机构。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37]中宣部要求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学校党组织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宣部组织建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高等院校、中小学的思想政治课直接对学生进行洗脑。有評論指[哪個/哪些?],中共文革時期大規模和連續的共產主義宣傳教育運動,明顯是洗腦行為;當時中共將視為反對者的人民劃定為「階級敵人」、將這些人強行施以「勞動改造」(勞改)、「思想改造」,強權和暴力使整個社會幾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志。[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電視媒體中國中央電視台,被一些异议人士[谁?]指責所播放的部分內容存在洗脑,是淡化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圍,具有洗腦性质,而央視的《新聞聯播》選擇性「報喜不報憂」,像是「宣傳聯播」。[39][40]

2014年,作家傅志彬因撰寫並在臺灣出版銷售《洗腦的歷史》,評析人類三千年歷史上各種極端思潮、宗教、主義等對人類社會帶來的禍害,被江西省公安廳評為“抹黑、歪曲我黨歷史,否定我黨建國執政的合法性,攻擊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洗腦和思想控制’,誣稱‘中共在蘇俄的支持下建立並奪取政權,運用紅色恐怖洗腦術控制全國人民的思想’、‘列寧的紅色恐怖洗腦術上加簡化版的中國傳統權術’,並對我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等極端侮辱、抹黑,影響十分惡劣。”而遭中國警方逮捕,2015年遭判有期徒刑1年10個月入獄、罰金15萬人民幣。傅志彬的辯護律師張讚寧表示傅志彬是「思想犯」,對他的判罪直接違反了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普世價值觀」。[41][42][43]

 香港特別行政區[编辑]
學民思潮高登網友製作的「反洗腦」海報

2012年3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製作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其中一頁指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同時又批評美國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等歌頌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內容引起爭議,以及《课程指引》指出「國情範疇學習,重視『情懷』、注重『情感』、本於『真情』」,引發部分香港人稱為洗脑。2012年7月29日,九萬人上街遊行,要政府在9月開學前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44][45][46]。9月7日,再有約3.6萬至12萬人在香港政府總部外集會反對國民教育,政府最終讓步,雖然沒有撤回文件,但容許學校選擇[47]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编辑]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抗拒外來物資,境內物資缺乏,製造和貿易幾乎停止,經濟、醫療等制度惡劣,統治者讓人民對外部世界隔絕,藉機創造了個人崇拜,不少人民卻仍然支持該國領袖金日成金正日[48]。在他們相繼過世時,總看見北韓人民在街頭哭天搶地,在北韓人民口中他們是「偉大的領袖」。國家地理頻道曾派人喬裝成醫療人員,跟著醫療團隊冒險進入北韓拍攝,發現北韓人民從小被愛國教育洗脑,崇拜金正日,節目採訪過一名家徒四壁的失明盲婦,她稱不擔心自己生活不方便,而是悲傷自己失明不能親眼看到金正日。該節目表示,北韓教育從小就徹底執行必須敬愛、服從領袖,美其名是是為了團結北韓人民,實則是藉「洗腦」實行鐵腕統治[49]

1982年11月14日,世界拳击协会(WBA)比賽中韓國拳擊手金得九遭擊倒意外身亡。朝鮮故意大肆宣传并且夸大南韓拳击运动员金得九在美国死亡的原因,有評論指這是朝鲜用以激起民众反美思想的「洗腦」方式[50]

塔利班基地组织[编辑]

有证据指出,塔利班基地组织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边界对附近居民甚至儿童[51]进行宗教性质的洗脑。有报道指出其强迫附近居民从广播电视中灌输塔利班思想[52][53]

 伊斯兰国[编辑]

伊斯蘭國”正在培訓兒童成為「哈里發國的新世代」,設立訓練營向15歲或以下兒童灌輸極端伊斯蘭宗教思想,教導他們以消滅異教徒為人生目標,滿16歲則接受軍事訓練。[54]

敘利亞有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綁架大批庫爾德族兒童,對他們進行洗腦,強迫學習極端宗教思想及觀看殺人和自殺攻擊影片,培育他們成為自殺式襲擊者。[55]

拉卡,伊斯蘭國禁止學校教授音樂美術體育哲學社會學基督宗教。數學科不可提及利息計算,自然科學必須合乎神創論,不可教授關於進化論的內容。不可提及敘利亞國歌、民族主義思想,又命令學校停止使用「祖國」或「敘利亞」字樣,要用「伊斯蘭國」、「穆斯林的土地」或「沙姆省」等詞彙代替。此外,伊斯蘭國強制學校實施性別隔離。[56]

教育[编辑]

香港的「反洗腦萬人大遊行」,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学校教育是常见的一种洗脑方式。通过设置学科和编写特定教材灌输某党派独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另外,选用某一种学术或理论观点的教材,并非世界同类教育公认或学术界所惯用。所謂「歷史是贏家所寫。」,思想的控制一直都是教育常有的事。備受爭議的LGAT課程也有洗腦的嫌疑。

商业[编辑]

書報文章、音樂、海報、電影、網路等媒體的放送行為,無論有意無意因而使人們腦中充斥著其文字、旋律、歌詞、語言、畫面、思想、意境等,受其影響並驅使人們產生模仿、效法、嚮往、久久不忘等行為皆可稱為被洗腦。

廣告[编辑]

重複密集式地播放或不斷重複一些對白廣告被部分人認為是洗脑,這類商业广告非常普遍,例如:

  • 2008年中國大陸恆源祥公司,密集播出了一分钟的恒源祥十二生肖广告,被认为是洗脑广告[57][58]
  • 香港已結業平霸電業公司1970年代廣告,旁白叫喊一連串口號:「彩色電視,平霸啦!冷氣,平霸啦!雪櫃,平霸啦!洗衣機,平霸啦!電器,平霸啦!……」。[59]
  • 香港地產發展商天馬行空的樓盤電視廣告被認為是「洗脑」廣告。
  • 保健食品英國巴哈急救寧(藥丸)、甜睡寧(噴霧)在九巴路訊通重複播放也被認為是「洗脑」廣告。

传销[编辑]

在一些企业及很多非法传销组织之中,也存在着洗脑式教育宣传,从而迫使其成员在思想上服从首脑的意志。反复灌输虚假信息也可以达到洗脑的目的。

宗教教派[编辑]

很多宗教都存在洗脑争議,对于宗教来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洗脑,導人反智。宗教洗脑的危害和后果,最可能造成某些宗教狂热者引為的宗教冲突恐怖活動等。

民意調查[编辑]

2013年4月2日,根據一家專門分析政治動向的美國機構 — 公共政策民調基金會所做的調查顯示,有15%的美國民眾相信,政府或媒體在電視廣播信號中加入了心智控制技術,來對人民洗腦[60]

文学[编辑]

小说[编辑]

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中,对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进行的“政治新教育”被认为是洗脑的集大成,这也被认为是洗脑的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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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