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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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独立运动,現代有時簡稱為湘獨[1],是支持湖南省独立自治的政治運動。先是,在1903年,受欧榘甲主张广东独立的一书《新广东》启发,湖南革命党杨毓麟提出了湖南脱离清帝国独立建国的思想,并以“湖南人之湖南”为笔名写就《新湖南》一书[2]。而后在中华民国初年,湖南左派人士包括彭璜毛澤東等人曾經受当时湖南省的聯省自治以及制宪运动而推動該運動,主張建立「湖南共和國」,使湖南脫離中国北洋政府獨立[3]。該主張並沒有獲得足夠支持,并随着国共两党在苏联支持下北伐,以湖南省宪法的废除而结束。美國漢學家裴士鋒認為,湖南獨立運動是受到湖南民族主義的啟發[4]

历史[编辑]

楊毓麟與《新湖南》[编辑]

1903年,受歐榘甲主张粤独的《新廣東》影響,湖南反清人士楊毓麟寫就《新湖南》一長文,主張湖南效仿廣東脫離清帝國獨立建國。他在文中先是如此解释歐榘甲對他的影響,以及寫作的動機:

微廣東倡獨立,吾湖南猶將倡獨立焉。乃者庚子實試行之,舉事不成,奮為鬼雄,而「種界」二字劖入湖南人之腦中者,如壓字機器之刻入紙背焉。然則廣東倡之,吾湖南和之;廣東鼓之,吾湖南舞之。吾於廣東,如驂之靳也……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鐵血相見,不戁不竦,此吾湖南人對於湖南之公責也。抑亦吾湖南人對於漢種之公責也。作〈新湖南〉,用遍告湖南中等社會,以恥舊湖南人之甘於為奴者,以諗舊湖南人之不願為奴者,以待十八行省之同褫奴服,而還我主人翁之位置者。

——楊毓麟:《新湖南》。[2]

楊毓麟主張,湖南應該仿效古巴等國,建立獨立的具有主權的政治實體:

精神充矣,條理具矣,程度達矣,建天心閣為獨立之廳,闢湖南巡撫衙門為獨立之政府,開獨立之議政院,選獨立之國會員,制定獨立之憲法,組織獨立之機關,擴張獨立之主權,規畫獨立之地方自治制,生計、武備、教育、警察諸事以次備舉。以吾湖南為古巴,以吾湖南為比利時,以吾湖南為瑞士,庶可謂吾黨得意之秋乎!

——楊毓麟:《新湖南》。[2]

杨毓麟更进一步,将清帝国的解体比喻为罗马帝国崩溃、将湖南独立比作欧洲的民族国家建构:

民族建國主義何由起?起於羅馬之末。凡種族不同、言語不同、習慣不同、宗教不同之民,皆必有特別之性質。有特別之性質,則必有特別之思想。而人類者,自營之動物也,以特別之性質與特別之思想,各試其自營之手段,則一種人得有特別之權力者,必對於他一種人生不平等之妨害。受不平等之妨害者,必對於他一種人生自存之競爭。故異類之民集於一政府之下者,實人類之危輈仄軌也。羅馬政府集異族於一範圍,此古世帝國主義之槖約也。政府之勢力,不能無類敗,而此異思想異性質之民,各自求其託命,異者不得不相離,同者不得不相即。異者相離,同者相即,集合之力愈龐大而堅實,則與異種相衝突、相抵抗之力亦愈牢固而強韌。非此,則異類之民族將利用吾乖散揆隔之勢,以快其攫摶援噬之心,此民族主義所以寖昌寖熾也。

——楊毓麟:《新湖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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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省自治時期[编辑]

中华民国初年,经过袁世凯称帝倒台后,受联省自治思潮影响,政治家与地方实力军人提出联邦制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张各省自治立宪。[3]

1918年,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湖南烧杀抢掠,与民争利,被人民痛骂为“张毒”。[5]张敬尧控制言论自由,把毛泽东才发四期的《湘江评论》封杀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9月,毛泽东在湖南联合教育界和新闻界发动“驱张运动”。12月2日,长沙的学生和工人焚烧日货,引发张敬尧的不满,他带领军队强行镇压了游行的人。毛泽东随后奔赴北京和上海,在各大报刊刊登文章,策动驱张运动。1919年,毛泽东和好友彭瑛等研讨湖南省自治运动的问题。1920年,谭延闿击败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5]

1920年3月,毛泽东和老师黎锦熙用信件详谈湖南省自治运动的问题,认为湖南至少应该得到联邦制的美国州分的地位:“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或德之‘’,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6月,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中主張湖南仿效朝鮮等國,尋求自決:

湖南自入民國,三被兵災,遭難最多,犧牲特大……同人之愚,以為欲建設一理想的湖南,唯有從“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應乎時勢要求之條件,合省內外湘人之公意,剷除一切私見私利……論者謂湖南為東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為吾儕“理想湖南”之影相,從今日起,三千萬人滌慮洗心,向前奮進,未始無實現之一日。時勢明告吾儕,荒野之西伯利亞,已起風潮;已亡之朝鮮,亦求自決,大勢所趨,莫之能遏。返觀大湖以南,蒼梧以北,三湘七澤,風土雄厚,正吾人自治自決之舞臺……同人更有進者,湖南為全國之一部,湖南之改造即全國改造之一部,直接間接影響實多。

——《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6]

而后在湖南改造促成會給曾毅的書信中,毛澤東[7]主张湖南独立自治,提出了“湘人自決主義”以及“湖南門羅主義”的思想,並將湖南歷史追溯到鬻熊開國,將湘軍曾國藩等人奉為湖南的近代先賢:

以現狀觀察,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在此期內,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劃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吾儕縮小範圍,講湖南自決自治。吾儕大膽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此吾人所謂湘人自決主義也。

湘人自決主義者,門羅主義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幹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仍抵抗之……嗚乎湖南!鬻熊開國,稍啟其封。吾之先民,邦之模範。

——《湖南改造促成會複曾毅書》[8]

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向全国发表电告,宣布“湘人自治”、“还政于民”,实行“民治”:

……鄙见以为吾人苟有根本救国决心,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近年海内明达之士,对于国家之组织,尤主张联邦合众制度,或主张地方分权制度……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时条例,公布实行……

熊希龄随后表态支持,不久后,龙寿彝与毛泽东等人起草了一份省自治法草案,发表在《大公报》上《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份文件得到了湖南各界的积极响应,商界、政界、新闻界等召开了“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会议上研讨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 著名学者梁启超为谭延闿写了《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随后,胡适章太炎张东荪以及美国学者约翰·杜威等人宣布拥护联省自治,并且提出建立联邦[5] 湖南省不久召开了制宪会议,宣布《湖南省宪法》,规定了湖南的包括省长和议会的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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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主张中国应该像其他帝国一样解体为至少二十七个国家: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鮮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二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当时的长沙大公报由支持地方自治,湖南利益至上的龙兼公担任,他与毛泽东培养出深厚的伙伴关系。9月5日,龙兼公发表《湖南门罗主义》,呼吁实行不干预政策(“我用心干我应干的事,我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我也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的事。”)隔天,毛泽东发表《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回应。9月26日,毛泽东发表社论《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龙兼公也于10天后发《湖南自治运动已发起了》响应。1920年9月5日,龙兼公决定推出定期專欄“湖南建設問題”,以宣扬关于湖南未来应走之政治路线的觀点,由毛澤東、彭璜兩人主筆。專欄集中討論湖南是否该成为独立国,以及如果该往这条路走,该怎么做。毛泽东认为数千年来的中国都缺乏基础,因此必须打破统一的框架与巨响:“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國,盡可以說沒有中國,因其沒有基礎。說有中國也只是形式的中國,沒有實際的中國,因其沒有基礎……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我主張中國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建設二十七個國。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覺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覺悟與否,我們不能必,所以只能單管我們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應該醒覺了!大組織到底無望,小組織希望無窮。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個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國來!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從湖南做起’。”[9]毛泽东亦整理了长沙国马楚到近代湘军崛起的湖南历史,认为中国拖累了湖南,并且认为在民国初期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对湖南的军事行动是对湖南的“征服”:

湖南在古為蠻地,在周為楚國,在漢為長沙國,唐為節度地,宋為荊湖南道,至元建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變……不過所謂荊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瀟湘片土,對於江漢,猶是卑職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當時之中國,仍算不得什麼。長沙國,以小弱見全,可憐的國,非自立自治的國。節度使地,荊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隸耳。五代曾為馬殷割據,陋懦殊不足道。至於行省,乃皇帝行巡宮府,舉湖南而為一王之奴隸。元明曆清,長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極慘。由此以觀,四千年歷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湖南的歷史,只是黑暗的歷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這是四千年來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中國維新,湖南最早……乃未久而熊逐譚殺,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於湖南,新銳頓挫,事業旋亡。這又是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決自治,遠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氣,居全國之先,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製,不早已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然有這當中必定要發生一種新現象……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變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專制壟斷之毒,奮起而爭自由,從湘人自決、粵人自決、川人自決以至直人自決、奉人自決,這是必至之勢。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澈底的總革命。

湖南人啊!我們的使命實在重大,我們的機會實在佳勝。我們應該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國為目標,實施新理想,創造新生活,在瀟湘片土開闢一個新天地,為二十七個小中國的首倡。湖南人呵 — — 我們應該一齊努力!

——毛泽东,《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10]

而彭璜在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湖南的独立计划,认为湖南共和国应该建立为“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11],并指出中文中的“國”字既可以指大一統帝國,也可以指自決之國。他解釋說:中國是大一統帝國,但湖南國是自決的民族國家。中华民国的政体只能让湖南亡国和战乱:

人太專注于這個‘國’字。所以一說到建‘國’,就發生破壞’大國’的恐懼。卻不知民族自決的建國,根本不同於帝國主義的建構,卻不知‘怕建小國破壞大國’的思想,就純粹是偶像的國家思想。”兩者南轅北轍,不可能東食西宿:“一個是附屬的,一個是獨立的。一個是因襲改良的,一個是根本改造的。一個是沒有獨立憲法的,一個是有獨立憲法的。一個是‘半’自治的,一個是‘全’自治的。所以要立’國’,就是要獨立,要根本改造,要有獨立憲法,要完全自治。

——彭璜,《對于湖南建“国”的解釋》[12]

我们湖南几次“亡国”,几次遭外省人的蹂躏,真是“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到今日要来讲建设,是要谋湘民全体的幸福,是要做永远和平的计划,是要一步一步的谋制度上的根本改造。至于中国式的共和政体,在我们湖南国里,算也试办了八九年,仅仅贡献我们湖南人几次大战争。

——彭璜,《“湖南共和国”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11]

在19和20世纪之交,部分湖南革命者一直以“民族”等词语来描述湘人,以“民族主义”一词表达自己对湖南的忠诚和热爱之情。在毛泽东基础上,彭璜的湘独理论更加地激进,他進一步否定了章太炎和晚清革命党人的“漢族”观念,认为汉族的定义只是逼迫湘人顺服中国的统一,压迫湘人的工具,強調只有湖南民族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

深覺得這個籠統混雜的漢族名目,壓住了我們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們湖南人的進化,牽制了我們湖南人的發展本能!現在硬覺得我們湖南人不叫是漢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漢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風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與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種獨立的“民族性’。這個“民族性”很不與各省同胞相類,所以認定湖南人與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來是個解釋民族的莫大錯誤!……一地方人的要求獨立愈必要,我們湖南人對於湖南人的感情怎樣?我們湖南人對“非湖南人”的感情又怎樣?要是我們隨在留意,時很容易證明的。我是一個鄉下人,我從我的鄉村生活中間,看出了湖南人心中只有一個湖南,不有一個中國。我平日從省城回家去,鄉下人所與我交談的總是:“湖南的大局如何?不是袁世凱要血洗湖南?聽說北方要放個什麼湯薌銘作湖南都督?聽說陳複初有奸黨降了北方?這個畜生……湖南倒楣了,曾官保一輩的人都死完了。再也沒有這等人了。”

——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13]

在《怎么要立湖南“国”》的最后一期中,彭璜则如此作结:“中國的湖南,簡直是英國的愛爾蘭了?凡是主張正義人道的人,哪個不贊成愛爾蘭獨立……湖南人的精神果猶未滅絕!就應當趁此晨光萬丈的時代……大呼精神獨立!民族獨立!湖南獨立!”[14]。後來的共青團領袖,當時的新民學會成員張文亮則將反對湘獨的言論分為兩類,一類是主張世界大同廢除國家的人士,另一類則是認為中國當屬一國的“抱狹義的愛國主義者”。他寫道:“對於第二派(愛中國)的愛國志士可以視同狗屁。嚴格點說來,簡直可以不齒他……我更希望把‘中國’二字遠拋東海……欲談湖南國,絕不容再所謂‘中國’存在!”[15]张文亮认为,如果民族国家应该存续,其主体应该是湖南,而不是中国。

毛澤東認為,主張“湖南國”的人要得到一種“全自治”,而不以僅僅得到“半自治”為滿足,“起碼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進則各省自治……取革命精神,推翻一切,建設一個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和廣東人所欲的廣東(理想的廣東新的廣東)……我于“湖南國”一個問題,尚有極長的理論……先述大意於此。”[16]在9月和10月上旬,长沙《大公报》的社论充斥了湘独支持者对中华民国的反感。包括龍兼公、毛澤東、彭璜等三百餘人發表公開建議,認為湖南“應該要主張‘全自治’,而不要主張‘半自治’”,“絕不要顧及什麼中央,和什麼各省。湖南人只知道地球之上有湖南,湖南之內要自治,絕不要瞻前顧後,自餒其氣,棄‘全自治’而主張那不痛不癢的‘半自治’。有敢妨害湖南人的自治者,湖南人為自由而戰,所不惜也[17]。在10月10日的中華民國國慶日,更是引起了當時湘獨支持者的直接嘲諷。湖南《大公報》副主筆李景僑發表社論:“我們不慶祝過去的中華民國,應慶祝將來的湖南‘國’,不可嗎?……中華民國騙了我九年的‘慶祝’,不又被湖南‘國’連本帶利都騙去了。那麼國慶日的時評我還是不作!”[18]張文亮寫的致辭則是:“又是照例的九年國慶到了!哈哈!同胞!‘國慶’!怎麼叫做國慶?國中一年來有何可慶?說來你們不要痛心嗎……那麼,今日的國慶豈不成了國喪嗎?”[19]毛泽东则向《时事新报》投稿《反对统一》,断言中国的问题源于统一本身:

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我只為要建設一個將來的真中國,其手段便要打破現在的假中國。起碼一點,就是南北不應複合,進一層則為各省自決自治。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好多人業已明白了。這是這次南北戰役的一個意外的收果。現在雖然只有湖南,廣東,江蘇,湖北幾個省發動,事勢必然成為一道洪流。全國各省,都將要納到這個流裡,是一個極可喜的現象。

……我有二個意見:(一)像湖南廣東兩省用兵力驅去舊勢力的,算是一種革命,應由各該革命政府,召集兩省的“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及“廣東憲法”,再依照憲法,建設一個新湖南及新廣東。這兩省的人民最要努力。其憲法要采一種澈底革新的精神,務以儘量發揮兩省的特性為標準。(二)像湖北江蘇兩省,不能有革命的行動,只好從鄂人治鄂蘇人治蘇(省長)一點入手,等到事權歸了本省人,便進而為地方自治的組織。以上二種方法,各依各的情勢去改造。於前一種可以樹各省自治的模範,實有“國”的性質,可實行一種“全自治”,所以最有希望。於後一種,雖然暫時只能實現“半自治”,然根據這種自治,便可進而做廢督運動。只要督軍廢了,則全自治便即刻到了手了。方法雖然和平一點,不十分痛快,然為適應環境,采這種方法,也是好的。……關於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礙物,我以為這障礙不在督軍,而在許多人要求的“統一”。我以為至少要南北對立。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關係點……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們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一點反對統一的意見,而希望有一種“省慶”發生。

——毛泽东,《反对统一》[20]

10月11日,《大公報》在題為《國慶日的遊街活動》的新聞稿中刊錄了国庆日时湖南社会请愿召开人民宪法会议的請願書,亦提到長沙近萬人於10月10日冒雨在省教育會坪召開自治運動大會,會上宣讀請願書,會後遊行,行進到總司令部時,將《請願書》當面交給了譚延闓。其中请愿书为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毛泽东等人联合起草[21]

吾湘現處特別地位,應采革命精神,趄斷從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決自主,不仰賴中央,不依傍各省,剷除舊習,創建新邦。至此後制治精神,宜採取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以解決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特別難點,而免日後再有流血革命之慘。又依湖南現在情形,宜採取湖南门羅主義,湘人完全自治,不干涉外省,亦不受外省干涉。

——《湖南自治運動請願書》[22]

1920年11月25日,南方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计划北伐,邀请谭延闿出兵协助,遭到谭延闿的拒绝,孙中山随后派遣周震麟及其部属讨伐谭延闿。12月11日,湖南省人民投票《湖南省自治宪法》并且获得通过。与孙中山的部队交战中,谭延闿战败,其部下赵恒惕接受孙赐予的职务“湘军总司令”。[5]赵恒锡与谭同样热衷于制宪运动,并向湖南省议会表达了“联省自治”的主张。1922年9月,赵恒惕当选为立宪后湖南首位省长。直至1926年,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伐下,湖南省宪法废除。

影响[编辑]

湖南省独立运动一定程度刺激了地方自治意识的普及和大众化。[5][3]

參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練乙錚:毛澤東曾提倡湖南獨立建國 港獨非大逆不道. 立場新聞. 2015-05-07. 
  2. ^ 2.0 2.1 2.2 2.3 《杨毓麟集》.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年: 26. ISBN 9787807611097 (中文(中国大陆)‎). 
  3. ^ 3.0 3.1 3.2 民国的另类走向:地方自治,湘人治湘. 网易. [2009-05-20] (中文(中国大陆)‎). 
  4. ^ Platt, Stephen.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0674026650. 
  5. ^ 5.0 5.1 5.2 5.3 5.4 1919年毛泽东曾呼吁湖南独立. 凤凰网. [2011年5月4日] (中文(中国大陆)‎). 
  6. ^ 上海《申报》,1920年6月14日
  7. ^ 本文是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名義寫給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的一封回信。此信於1920年6月28日分別在上海《申報》和《民國日報》發表,同年7月6、7兩日,湖南《大公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對於“湖南改造”之主張》為題再次發表。毛澤東在《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中,有“我在湖南改造促成會答曾毅書中說”等語,據此,本文當為毛澤東所寫。
  8. ^ 上海《申报》,1920年6月28日
  9. ^ 毛泽东,《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5日
  10. ^ 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6日、7日
  11. ^ 11.0 11.1 彭璜,《“湖南共和国”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6-8日
  12. ^ 長沙《大公報》,1920年10月16日
  13. ^ 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24日
  14. ^ 彭璜,《怎么要立湖南“国”》之三,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25日
  15. ^ 张文亮,《天经地义的“湖南国”》 ,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16. ^ 毛澤東,《“全自治”與“半自治”》,長沙《大公報》,1920年10月3日
  17. ^ 《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長沙《大公報》,1920年10月5、6日
  18. ^ 李景僑,国庆节的谈话,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0日
  19. ^ 張文亮,我对于今年国庆节的感想和希望,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0日
  20. ^ 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10月10日
  21. ^ 原文未署名。1920年10月14日上海《民國日報》所刊的《湘各界促進自治大會》中說,這次大會“推毛澤東,龍兼公為請願書起草員”。另王無為1920年著《湖南自治運動史》中亦提到,“請願書起草問題,討論良久,乃推定龍叔彝(即龍兼公)、毛澤東為起草員。”可知本文為毛、龍二人起草。
  22. ^ 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11日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