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谷事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澀谷事件乃是日本於公元1946年7月19日發生由日本警察在日臺灣人之間的大規模武裝衝突及美軍法庭草率判決的事件,本次事件共造成在日臺灣人7人死亡、18人輕重傷,另有36人遭拘禁。日本方面則是有二位警員一死一重傷。

本次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亞洲熱戰轉為冷戰的一次重要過場;就冷戰而言,它是一場可以類比慕尼黑協定的新姑息主義型態。事件的發生與處理過程及結果對當時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威信大受打擊,造成當時的中國與台灣民眾普遍對國民政府的不信任,更甚而造成國民政府於大陸第二次國共內戰的慘敗與在台灣於本次事件發生7個月過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

事件關係人[编辑]

一、日本國東京都警視廳及麾下澀谷警察署(日本的警察署約等同台灣的警分局):

鈴木幹雄(時任警視廳第57任警視總監1946年6月8日到任~1947年2月3日離任。)

土田精警視正(時任澀谷警察署署長)

芳賀弁蔵巡查部長(死亡)

村上義弘巡査(目黑警察署支援,重傷)

二、日本黑道組織:

1、落合一家

2、武田組

3、松田組

4、萬年東一一派

三、在日臺灣人團伙: 7人死亡(其中2人於事件發生當日死亡)、18人輕重傷,另有36人遭拘禁

事件發生背景[编辑]

自從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後,當時整個日本國的經濟可謂民不聊生。民生問題極為嚴重,尤其是糧食更是極端短缺。為了生存,戰後日本人大多選擇在路邊攤做起以物易物或是一些非法的黑市交易來滿足生活所需。

自然,當地日籍華僑在日朝鮮人、在日臺灣人無法亦不能置身事外。於是乎日籍華僑與日籍台灣人聯合起來向當地日本公司於東京都新橋澀谷兩地租借土地以設置露天貨攤便於經商。

又由於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乃是二次大戰結束時的五大戰勝國之一,並且按照三國開羅宣言規定所得的結論:臺灣澎湖群島在戰後需歸還給中華民國,以此類推,領有日本國籍的日籍台灣人也就應當是中華民國國民,再加上自從日本投降後,擁有日本國籍的臺灣人於旅居於中國大陸內地各地區時,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與迫害[1][2];因此,國民政府於民國35年(公元1946年1月12日頒布節叁字第01297號訓令(又稱為臺灣同胞國籍回復令)。其中宣布:臺灣人自民國34年(公元1945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復中華民國國籍;緊接著,行政院又於同年2月26日頒布台灣人財產處理原則,其中規定:除被認定觸犯戰犯或漢奸罪者外,台灣人的財產和本國人一樣受到中華民國法令的保障。

相對於旅外臺灣人,國民政府又於同年6月22日公布〈在外臺僑國籍處理辦法〉,辦法中宣布旅外臺灣人只要依照華僑登記辦法向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單位登記,就可以發給視同國籍證明書的登記證(第2條);恢復中華民國國籍的臺灣人民其法律地位與旅外華僑相同,居住在日本朝鮮半島者,可與其他盟國僑民享有同等之待遇(第5條)。也因此,在日本居留的台灣人都可以向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暨各地代表處申請護照。但是,這種以制定國內法的方式來單方面地處理國籍問題並不符合國際法原則,所以在日台灣人國籍的國際法律地位也並未因此而確立。

而在當時二戰過後,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被「聯合國駐日本盟軍總司令部[3](以後簡稱GHQ)佔領時,採取的統治方法是「間接佔領」的方式:日本雖然喪失了獨立主權,但是中央以及各級地方政府依然存在,只是必須接受GHQ的指揮。在盟軍佔領下,居留日本的外國僑民依照其當時的法律地位,大略可分為四種人:第一是同盟國佔領軍及其僑民,第二是瑞士等中立國僑民,第三是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僑民,第四為在日台灣人、在日朝鮮人等舊殖民地出身者(包含琉球人)。

其中佔領軍及其眷屬享有廣泛的治外法權,並擁有糧食配給上的特權;其他中立國僑民雖有糧食配給上的特權,但是必須服從日本政府的管轄;軸心國僑民與舊殖民地出身者則更是沒有任何的優惠,僅能得到部份的救濟與返國的協助。

當然,也因為有這些規定的存在,這本中華民國護照在當時二戰後的日本可以享受許多特權:像戰後日本被GHQ接管期間,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國民不准隨便進入GHQ總部或任何駐日本各地的盟軍基地,唯有持外國護照的美、中、英等國的人(不包含德、義兩國僑民),可以進入GHQ總部及各地盟軍基地的福利中心購買各項民生物資如:白米麵粉、燃油…等,因此當年有一部份台灣人利用中華民國護照做為掩護,暗地裡囤積物資做黑市生意,由於這些人的日語相當流利,再加上貨源充足,因此生意相當興隆。

再加上當時的在日台灣人認為自己已經是「戰勝國人民」,所以他們可以憑藉中華民國發放的護照,享有不受日本政府司法體系管轄的特權:事實上,根據GHQ的指令,自1946年2月開始在日台灣人的犯罪與同盟國國民一樣是接受佔領軍的審理,所以當時包括在日台灣人以及戰勝國各國駐日僑民犯罪時的逮捕與審判權,都要經由美軍憲兵部隊暨軍事法庭管轄;所以日本國政府的司法及治安體系自然也無權可管。而這些特權也令當時的日本人民眼紅,但卻是敢怒而不敢言。

不過,當時的日本政府卻一直強力主張:在正式簽訂和平條約前,台灣人朝鮮人仍然具有日本國籍。換言之,當時日本官方的主張是指: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國軍隊宣告無條件投降,到同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號戰艦正式簽訂降書開始,直到後來日本與同盟國之間於1951年9月8日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後,根據該條約的規定與國民政府於1952年4月28日正式簽訂《中日台北和約》為止,日籍台灣人與在日朝鮮人原則上還是具有日本國籍。於是乎就產生了一種極為微妙且尷尬的情況:

亦即是在日本的外交主張之中,他們仍舊屬於日本國民,需接受日本國法令及司法治安機關的管束。但是實際上依照當時日本司法體系本身個別法令的不同,又被日本政府視為外國人。因此,中日兩國政府對於在日台灣人國籍處理態度有極端重大的差異;而且,在日台灣人一直想取得戰勝國人民的地位與特權(而當時他們也確實得到了這項地位);但日本政府則是企圖重新掌握對在日台灣人與在日朝鮮人的管治權(最不濟也要拿回治安管轄權)。因此,當時在日台灣人與當地日本居民之間的關係就此降至冰點,同時也埋下了引爆「澀谷事件」的地雷。但是為了維持市場秩序,雙方一直都未曾爆發大規模衝突。直到....

衝突導火線~新橋事件[编辑]

1946年3月,在新橋租地給台灣人的日本公司,突然片面要求中止土地租賃合約(有一說為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之下才不得不中止),但是承租土地的台灣人並不同意。經過雙方多次協商,依然不歡而散。到了7月時,雙方談判依舊無法得到共識,於是日本公司便私下僱用當地的黑社會-「松田組」來準備強力驅逐這些台灣人。

同年7月14日下午3時許,台灣人張育勳才剛做完生意由新橋要返回其住家途中,遭遇到幾名日本流氓使用短刀刺傷其顎部,由於威嚇意味十足,於是在包紮完畢之後,他到「松田組」要求對方交出施暴的兇手,但是卻被「松田組」予以拒絕。隔天,他便前往新橋的管區愛宕警察署報案,但是該警署卻不予受理此案件,只是對張育勳說「此事可由雙方自行解決,本警署一概不予負責」,最後此事不了了之。

註解[编辑]

  1. ^ 例如`:公元1945年11月上海市政府公佈的上海區處理敵偽產業審議委員會訂定的《朝鮮台灣人財產處理辦法》中規定:沒收台灣人和朝鮮人的所有財產,除非能提出過去未曾協助日本軍的證據,私有財產才准予歸還。 戰後台灣人的國籍變更與國家認同—以澀谷事件的考察為中心—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何義麟 2002年2月著,頁5。
  2. ^ 上海台灣革新協會發行《台灣月刊》,創刊號,1946年1月,頁1。
  3. ^ 日語名稱為:連合国軍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日本人通稱為:GHQ---General HeadQuarters;其實也只有美軍單獨佔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