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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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谷事件日语渋谷事件/しぶやじけん),是1946年7月19日發生於日本東京都澀谷區澀谷澀谷警察署日语渋谷警察署前的一起武裝衝突事件。涉及的一方為警視廳澀谷警察署及與其合作的落合一家、武田組、萬年東一一派等日本黑道暴力團成員;另一方則是在日臺灣人社群成員。該事件共造成在日臺灣人7人死亡、18人輕重傷,另有36人遭拘禁;日本人方面則是有警員1死、1重傷。[1]

該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亞洲熱戰轉為冷戰的一次重要過場;就冷戰而言,它是一場可以類比慕尼黑協定的新姑息主義型態。[來源請求]事件的發生與處理過程及結果對當時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威信大受打擊,造成當時的中國與台灣民眾普遍對國民政府的不信任,更甚而造成國民政府於大陸第二次國共內戰的慘敗與在台灣於本次事件發生7個月過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來源請求]

事件關係人[编辑]

連合隊
對象
  • 在日臺灣人團伙
    • 死亡:7人(其中2人於事件發生當日死亡)
    • 18人輕重傷(另有36人遭拘禁)

事件發生背景[编辑]

自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後,當時整個日本國的經濟可謂民不聊生。民生問題極為嚴重,尤其是糧食更是極端短缺。為了生存,戰後日本人大多選擇在路邊攤做起以物易物或是一些非法的黑市交易來滿足生活所需。

1945年(昭和20年)11月3日,駐日盟軍總司令(GHQ)對在日臺灣人、在日朝鮮人發表國民待遇相關聲明[2]

自然,當地日籍華僑與在日臺灣人、在日朝鮮人無法亦不能置身事外。1946年(昭和21年)4月1日,於是乎日籍華僑與日籍台灣人聯合起來向當地日本公司於東京都新橋澀谷兩地(東京都澀谷區道玄坂澀谷消防署一帶)租借土地以設置露天貨攤便於經商。[1]

又由於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乃是二次大戰結束時的五大戰勝國之一,並且按照三國開羅宣言規定所得的結論:

臺灣澎湖群島在戰後需歸還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此類推,領有日本國籍的日籍台灣人也就應當是中華民國國民

再加上自從日本投降後,擁有日本國籍的臺灣人於旅居於中國大陸內地各地區時,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與迫害[a][4];因此,國民政府於民國35年(1946年)1月12日頒布節叁字第01297號訓令(又稱為《臺灣同胞國籍回復令》)。其中宣布:「臺灣人自民國34年(1945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復中華民國國籍」;緊接著,行政院又於同年2月26日頒布《台灣人財產處理原則》,其中規定:「除被認定觸犯戰犯或漢奸罪者外,台灣人的財產和本國人一樣受到中華民國法令的保障」。相對於旅外臺灣人,國民政府又於同年6月22日公布《在外臺僑國籍處理辦法》,辦法中宣布旅外臺灣人只要依照華僑登記辦法向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單位登記,就可以發給視同國籍證明書的登記證(第2條);恢復中華民國國籍的臺灣人民其法律地位與旅外華僑相同,居住在日本、朝鮮半島者,可與其他盟國僑民享有同等之待遇(第5條)。也因此,在日本居留的台灣人都可以向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暨各地代表處申請護照。但是,這種以制定國內法的方式來單方面地處理國籍問題並不符合國際法原則,所以在日台灣人國籍的國際法律地位也並未因此而確立。

而在當時二戰過後,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被聯合國駐日本盟軍總司令部(GHQ)佔領時,採取的統治方法是「間接佔領」的方式:日本雖然喪失了獨立主權,但是中央以及各級地方政府依然存在,只是必須接受GHQ的指揮。在盟軍佔領下,居留日本的外國僑民依照其當時的法律地位,大略可分為四種人:

第一是同盟國佔領軍及其僑民,第二是瑞士等中立國僑民,第三是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僑民,第四為在日台灣人、在日朝鮮人等舊殖民地出身者(包含琉球人)。

其中佔領軍及其眷屬享有廣泛的治外法權,並擁有糧食配給上的特權;其他中立國僑民雖有糧食配給上的特權,但是必須服從日本政府的管轄;軸心國僑民與舊殖民地出身者則更是沒有任何的優惠,僅能得到部份的救濟與返國的協助。

當然,也因為有這些規定的存在,這本中華民國護照在當時二戰後的日本可以享受許多特權:像戰後日本被GHQ接管期間,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國民不准隨便進入GHQ總部或任何駐日本各地的盟軍基地,唯有持外國護照的美、中、英等國的人(不包含德、義兩國僑民),可以進入GHQ總部及各地盟軍基地的福利中心購買各項民生物資如:白米麵粉、燃油…等,因此當年有一部份台灣人利用中華民國護照做為掩護,暗地裡囤積物資做黑市生意,由於這些人的日語相當流利,再加上貨源充足,因此生意相當興隆。再加上當時的在日台灣人認為自己已經是「戰勝國人民」,所以他們可以憑藉中華民國發放的護照,享有不受日本政府司法體系管轄的特權:事實上,根據GHQ的指令,自1946年2月開始在日台灣人的犯罪與同盟國國民一樣是接受佔領軍的審理,所以當時包括在日台灣人以及戰勝國各國駐日僑民犯罪時的逮捕與審判權,都要經由美軍憲兵部隊暨軍事法庭管轄;所以日本國政府的司法及治安體系自然也無權可管。而這些特權也令當時的日本人民眼紅,但卻是敢怒而不敢言。

不過,當時日本政府卻主張:

簽訂和平條約之前,台灣人與朝鮮人依然具有日本國籍。[3]:6[5]

換言之,日本政府的主張是,從1945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號戰艦正式簽訂降書開始,到後來日本與同盟國於1951年9月8日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並根據該條約的規定與國民政府於1952年4月28日簽訂《中日和平條約》之前,台灣人原則上依然具有日本國籍。[3]:6

於是乎就產生了一種極為微妙且尷尬的情況:

亦即是在日本的外交主張之中,他們仍舊屬於日本國民,需接受日本國法令及司法治安機關的管束。但是實際上依照當時日本司法體系本身個別法令的不同,又被日本政府視為外國人。因此,中日兩國政府對於在日台灣人國籍處理態度有極端重大的差異;而且,在日台灣人一直想取得戰勝國人民的地位與特權(而當時他們也確實得到了這項地位);但日本政府則是企圖重新掌握對在日台灣人與在日朝鮮人的管治權(最不濟也要拿回治安管轄權)。因此,當時在日台灣人與當地日本居民之間的關係就此降至冰點,同時也埋下了引爆「澀谷事件」的地雷。但是為了維持市場秩序,雙方一直都未曾爆發大規模衝突。

事件經過[编辑]

1946年3月,在新橋租地給台灣人的日本公司,突然片面要求中止土地租賃合約(有一說為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之下才不得不中止),但是承租土地的台灣人並不同意。經過雙方多次協商,依然不歡而散。到了7月時,雙方談判依舊無法得到共識,於是日本公司便私下僱用當地的黑社會-「松田組」來準備強力驅逐這些台灣人。[來源請求][6]

同年7月14日下午3時許[來源請求],台灣人張育勳才剛做完生意由新橋要[來源請求]返家途中,被「松田組」成員用短刀刺傷其顎部[來源請求][7]:426,由於威嚇意味十足,於是在包紮完畢之後,他到「松田組」要求對方交出施暴的兇手,但是卻被「松田組」予以拒絕[來源請求][8]隔天,他便前往新橋的管區愛宕警察署報案,但是該警署卻不予受理此案件,只是對張育勳說「此事可由雙方自行解決,本警署一概不予負責」。[來源請求][9]十多名臺灣人至松田組討公道,雙方鬥毆[7]:426。7月17日,松田組大批人馬破壞十多家臺灣人的攤篷[7]:426。之後日本警方檢查澀谷黑市,與臺灣人爭執,逮捕數名臺灣人,後經國府駐日代表團保釋[7]:426

1946年7月19日下午,600名臺灣人在華僑聯合會所討論防備松田組事宜,結束後乘車經過澀谷警察局,因日本警察干涉,雙方發生衝突,混亂中警察開槍,造成臺灣人有1人死亡、14人受傷。[7]:426

台灣方面的反應[编辑]

事件發生之後,台灣上千名學生示威[10],抗議駐日美國憲兵對台灣人做出不公平的處理,企圖包圍台北美國領事館。美方要求陳儀予以保護,並建議請台灣民間人士出面調解。當時,蔣渭川偕同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上百位同仁協助引導遊行隊伍,使隊伍有秩序地到達領事館,並且由廖進平等陪同學生代表進入領事館表達抗議,使該次示威抗議得以和平地完成。由於此件成功調解事例,後來當二二八事變爆發及衝突行為蔓延全省時,陳儀、張慕陶柯遠芬李翼中等黨、政、軍方面人士先後函請蔣渭川再行調解民變局勢。[11]

參考來源[编辑]

註解
  1. ^ 例如:公元1945年11月上海市政府公佈由上海區處理敵偽產業審議委員會訂定的《朝鮮台灣人財產處理辦法》中規定:沒收台灣人和朝鮮人的所有財產,除非能提出過去未曾協助日本軍的證據,私有財產才准予歸還。[3]:5
文獻
  1. ^ 1.0 1.1 七尾和晃 2011,第160-169页
  2. ^ 『やくざ戦後史』猪野健治(ちくま文庫)「第2章 つくられた抗争」(日文)33p
  3. ^ 3.0 3.1 3.2 何義麟. 戰後台灣人之國籍變更與國家認同──以澀谷事件之考察為中心 (PDF) (Report). 臺北市: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2002年2月. 
  4. ^ 上海台灣革新協會發行《台灣月刊》,創刊號,1946年1月,頁1。
  5. ^ 蕭碧珍/文; 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篡. 那些被遺忘的事-1946年7月東京澀谷事件. 臺灣文獻館電子報 (南投縣: 臺灣文獻館). 2012年2月3日, (94) [2016年5月12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5月6日). 
  6. ^ 薛月順編. 《臺灣省政府檔案資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二)「外交部電送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東京澀谷事件資料」. 1998年6月. 
  7. ^ 7.0 7.1 7.2 7.3 7.4 湯熙勇. 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47) (pdf).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05年6月, 17 (2): 393–437. ISSN 1018-189X. 
  8.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憲兵司令中將黃珍吾呈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我駐日代表團之內部概況」. 1952年8月. 
  9.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 「憲兵司令中將黃珍吾呈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我駐日代表團之內部概況」. 1952年8月. 
  10. ^ 丸川哲史 2010,第46页
  11. ^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 臺北都會二二八. 台北: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2015.  全段敘事出於第 204 頁蔣渭川長女蔣梨雲的口述記錄。
書目
  • 『「再軍備」の軌跡 昭和戦後史』. 日本讀賣新聞社日语読売新聞社. 1981年9月 [1981]. ISBN 464-353-650-0 (日语). 
  • 『愚連隊伝説』. 洋泉社. 1999年 [1999 ISBN= 489-691-408-2] (日语). 
  • 宮崎学. 『不逞者』. 幻冬舎. 1999年 [1999]. ISBN 487-728-734-5 (日语). 
  • 山平重樹. 『一徹ヤクザ伝 高橋岩太郎』. 幻冬舎. 2004年 [2004]. ISBN 434-440-596-X (日语). 
  • 丸川哲史. 『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 東アジア近代のアポリア』. 講談社. 2010年5月7日 [2010 ISBN=406-258-472-7] (日语). 
  • 七尾和晃. 『闇市の帝王 王長徳と封印された「戦後」』. 草思社. 2011年8月5日 [2011 ISBN= 479-421-844-3] (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