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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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
TaiwanShuppei.jpg
日期1874年5月
地点
结果

日軍險勝

  • 日軍遭受傷病嚴重折損退兵
  • 清廷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抚恤難民及购買日军修筑之房舍道路
  • 清廷更承認日本的行動為「保民義舉」,給予日後的日本吞併琉球國以口實。
参战方
牡丹酋邦
射不力酋邦
 大日本帝國
指挥官与领导者
阿祿古  大日本帝國 西鄉從道
大日本帝國 佐久間左馬太
参战单位
牡丹社
高士佛社
射不力社[1]

 大日本帝國海軍

兵力
參戰人數不詳,可能數約600人[2]:144 陸上兵員:3,658人
下士官以上:781人
軍人:2,643人
軍屬:172人
從僕:62人
軍艦乘員:734人[3]
伤亡与损失
戰死:至少超過20人(牡丹社首領阿祿古父子在其中)
負傷:超過50人[4][5]
戰死:12人
病死:561人[3]

牡丹社事件是發生於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以1871年八瑤灣事件殺害琉球族為由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軍事行動,以及隨後大清政府和日本國兩方的外交折衝。在日本,这次事件被稱為「台灣出兵」或是「征台之役」。這起事件是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首次對外用兵。

背景[编辑]

遠因[编辑]

琉球王國明朝起為中國從屬國,其國王接受中國之冊封,獲准朝貢貿易的次數為藩屬國中之最。由於中國長期拒絕日本進行貿易,琉球居間進行「中國絲綢—日本白銀」轉口貿易獲得巨大利益,因此引起日本覬覦。

日本薩摩藩關原之戰後,因財政困難、局勢不穩,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江户幕府輸誠,遂有兼併琉球之舉。1609年,薩摩派遣將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里城,但德川幕府命令薩摩藩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對中國貿易。然而琉球王國自此喪失獨立自主性,亦受薩摩藩支配,奄美群島也被薩摩藩佔領。自此琉球處於「中日(薩)兩屬」狀態,一方面接受中國冊封並進行朝貢貿易,同時國政受到薩摩藩的控制[6]

1867年王政復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被迫上表「大政奉還」,江戶時代結束。隨後的明治維新過程中,大量武士(維新時改稱「士族」)失業,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7]。於是西鄉隆盛等人提出「征韓論」,主張以海外擴張來解決內政問題。但征討朝鮮半島在外交上困難較大,未獲得日本內閣多數閣員支持,最後造成參議西鄉隆盛等征韓派官員下野。日本朝廷為了安撫士族情緒,遂有出兵台灣之議[8][9]

也有學者認為,日本政府「出兵台灣」並非僅為了緩和士族對內政的不滿,而是對台灣的經濟價值與戰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認識,「不能將掠奪台灣資源,或侵佔領土的動機矮小化。」[10]

近因[编辑]

法國人所繪清廷實際控制區域(土牛界線以西)

1871年(明治4年,同治10年)10月18日[11] ,一艘宮古島那霸市上繳年貢的山原號[12] 回航時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東南部八瑤灣(即今之九棚灣),船上69名宮古島乘客溺死3人,有66名宮古島人登陸。幾天後遇上排灣族高士佛社原住民,獲高士佛社人好心收留,但因雙方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甚至稍有爭吵,讓琉球人因害怕而偷偷逃離高士佛社,高士佛社族人打獵後回部落時赫然發現琉球人不辭而別,開始對琉球人起猜疑之心,懷疑其打算對外通報部落位置引大軍攻打,狠下心腸追上其大隊五十四人將其出草斬首殺害[13][11],死者包括琉球豪族仲宗根豐見親忠導氏玄雅)十四世孫忠導氏玄安,逃過一劫的其餘12人則在當地漢人楊友旺、楊阿才營救下前往台灣府,由清政府官員安排轉往福州琉球館[11],乘船歸國[14][15]。史稱八瑤灣事件 [16]。此類事件在當時不時發生,按慣例皆由明清政府撫卹並送回琉球王國,與日本政府無涉。

但日方於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廢藩置縣」時,薩摩藩改為「鹿兒島縣」,原本為薩摩藩屬的琉球王國被改隸於鹿兒島縣,1872年日本政府單方廢止琉球王國,設置「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向清朝總理衙門提起此事時,大臣毛昶熙答覆:「二島(琉球與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縣(今日本岡山縣小田郡)漁民的證據,又追問「貴國既然已知撫卹琉球民,為何不懲辦台番?」,毛以殺人者為置之化外的生番來回應,副島便言:「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毛昶熙回答:「(台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日方便向「無主番界」出兵[17]

經過[编辑]

出兵前[编辑]

西郷従道

日本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西鄉隆盛之弟)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向等國租用輪船,僱用美國軍事顧問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讓禮),準備對臺灣出兵[18],並事先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

但在出兵前夕,英美等國卻轉變態度表示反對,聲明中立並拒絕租借船艦給日軍日本政府迫於外交壓力決定停止此次行動,大久保利通並親自到長崎下令罷兵。但西鄉從道以「已經準備妥當」為由拒不受命,斷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灣[19],這也成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戰場上獨斷獨行的濫觴,充分表現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原型(prototype),亦即軍事的先行與政治的追認[20]。著名文史學家司馬遼太郎曾評論這次出兵完全是無名之師,可稱為“官制的倭寇”(日语:「官製の和寇」)[21]

但是了1874年初,日本蠢蠢欲動並開始調兵遣將時,列強各國相繼質疑日本用兵的正當性,英國即扮演密報者、仲裁者雙重角色,他們向中國通風報信,並直指美國人李仙得為事件主謀者。而隨著事態的發展,到了4、5月間,臺灣道、臺灣鎮、閩浙總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各級官員對於「番地」主權的發言立場漸趨一致,4月18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英國正使梅輝立表示:「其人雖不治以中國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國之土」,即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場。

戰爭過程[编辑]

石門戰役後,日軍指揮官西鄉從道斯卡羅人領袖合影。左坐者為卓杞篤之子朱雷、中坐者為西鄉、右坐者為二股射麻里頭人亦失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12日,日軍於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22],而排灣族從車城鄉統埔村友好的漢人那邊得知日軍行動,事先在要道石門埋伏。5月18日到5月21日,日軍與台灣原住民有小規模接觸,互有傷亡。5月22日,日本陸軍中佐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進抵石門[23](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遭到排灣族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排灣族在裝備劣勢和人數劣勢下被迫撤兵,牡丹社首領阿祿古父子身亡。經此一役,多數採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原住民人撤入山中,日軍佔領村落後焚燒村屋並撤回社寮營地。7月1日,牡丹社等終於投降。

之後日軍移營龜山(今車城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附近)長期駐紮,卻因氣候與衛生因素飽受瘧疾等熱帶疾病之苦,據日方紀錄,參與行動的日軍與隨軍人員5,990人共回報了1萬6,409件的患病紀錄,呈現出平均1人患病2.7次的慘況,而561名的病死者更達實際戰死者的數十倍之多。

大清和日本兩方交涉[编辑]

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灣,同治帝隨即於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欽差大臣,以巡閱為名來台,主持台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李鴻章允調唐定奎率領的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赴台,該部隊熟習西洋槍砲,是淮軍主力。當年農曆九月中旬以後到十月間陸續抵台,使得雙方戰力情勢逆轉,沈葆楨的談判地位因此頓時提升了許多[24][25]。在外交方面,清朝當時以《台灣府志》記載了琅嶠諸社在1725年歸化大清,是為琅嶠歸化生番十八社一事,證明該處納入版圖並有效收取番餉。清廷認為此地已是中國領土,生番如何處置是自己的事,以此要求日本退兵[26]

加上此時日軍因熱病侵襲,病歿650人(陣亡者僅20餘人),又已耗軍費1260餘萬日圓(尚未計算購買運兵用船舶的770萬日圓),深感難以持續。於是日本政府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臣,赴清廷交涉[21]

當時沈葆楨及李鴻章對情勢皆有清楚的判斷,分別上疏表示日本急於謀和,實因情勢窘迫。因此大清帝國起初態度強硬,軍機大臣文祥公開表示,對於日本方面要求的軍費賠償表示:「一錢不給」[27]

但大久保商請英國公使威妥瑪為調人[28],強勢介入。於是中日兩國在1874年10月31日簽訂北京專約,主旨有以下三條:

  1. 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2. 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3. 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結果與影響[编辑]

明治政府授予台灣軍隊的明治七年軍功勳章

在清國方面,不言賠償兵費,而將五十萬兩白銀拆成十萬兩的「撫卹」與四十萬兩的「購買道路房屋」,算是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息事罷兵[29]

但因為條約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字句,日本據此認定清國政府不否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1875年)繼續進行「琉球處分」,令琉球終止向清國朝貢,復在1879年迫使琉球國王尚泰移住東京,派軍警進駐琉球,廢止「琉球藩」改設「沖繩縣」,但清國並未放棄琉球宗主權對日本提出抗議。1880年,在前美國總統格蘭特調解之下,日本提議及外務省底線將割琉球群島以北歸日本,南邊的宮古、八重山島屬大清,清國政府則提出北邊的奄美群島歸日本,中間的琉球群島歸琉球國,南邊的八重山群島(含八重山、宮古島等)歸大清,最後並未成案。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擊敗清國,台灣割讓給日本,清國無力繼續過問琉球問題,琉球遂在國際默認下歸屬日本,清國與日本之間並沒有簽訂任何條約,正式放棄琉球的宗主權改歸日本。 「牡丹社事件」後,清國體認到台灣的重要性,轉為積極治理台灣,增設府縣,並在1885年設省。[30]

「牡丹社事件」前,台灣東部不屬於清國管治範圍。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國體認到台灣的重要性,轉為積極經營台灣,增設,並對台灣東部及原住民地區以「開山撫番」進行開發、征服及台灣東西部越嶺古道,從未有效統治原住民地區。並於1884年爆發清法戰爭後,1885年建立福建台灣省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日本由馬關條約奪取台灣後,鑒於此次攻台與接收過程中病死人數遠多於戰死,決意在台灣積極著手規劃建設醫療衛生設備,以方便統治台灣。

文化資產[编辑]

紀念碑[编辑]

位於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為同治10年(1871年)八瑤灣事件中遇害琉球族的墳墓,於2011年登錄為屏東縣歷史建築。[31],當年死者屍首由楊友旺及客籍張眉婆、林碰獅等人以一塚安葬於統埔村落邊,日本政府藉此事在同治13年(1874年)發動「征台之役」,日軍首領西鄉從道每年給付年金,囑咐林阿九家族代為管理祭祀。日治時期定期祭拜維護,大正14年(1925年)當年倖免於難的琉球人島袋龜在來台發起「琉球藩民墓整修運動」,並出版《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大正15年(1926年)藩民墓開始整修,遭難者名單刻於碑上,昭和2年(1927年)12月完工。民國67年(1978年)沖繩史家又吉盛清來台,並分別於日、琉、臺三地,推動「臺灣遭害者之墓」與「琉球藩民墓」改修工作。民國70年(1981年)取得屏東縣政府、車城鄉公所同意興工,民國71年3月改建完畢,但將墓碑上的「大日本」三字塗掉[31]。民國89年(2000年)碑文上的「大日本」字樣恢復碑體原貌。
位於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為紀念牡丹社事件中日本登陸射寮(現後灣村龜山沿岸)而設立的紀念碑,已於2010年登錄屏東縣歷史建築。
位於屏東縣車城鄉石門古戰場附近,為紀念牡丹社事件中,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的征臺功勳,已於2011年登錄屏東縣歷史建築。
位於屏東縣車城鄉石門古戰場附近,為紀念牡丹社事件與原住民交戰而戰死或病死之547位日軍的忠魂碑,已於2011年登錄屏東縣歷史建築。

受此事影響而興建之建築[编辑]

國定古蹟,又稱「億載金城」,位於今臺南市,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時,清廷一面向日本抗議,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辦理台灣等地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以安平形勢險峻,奏請建造仿西洋式砲台一座。砲台由法國人帛爾陀(Berthaud)設計,從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建,到光緒二年(1876年)完工。砲台入口城門上方有沈葆楨題額「億載金城」,亦稱「億載金城」,或相對於「安平小砲台」稱為「安平大砲台」。


國定古蹟,與二鯤鯓砲台同因加強台灣海防而建造之仿西洋式砲台,目前位於今高雄市旗津區之旗後山與鼓山區哨船頭上。


屏東縣歷史建築,位於恆春鎮鵝鑾里燈塔路90號,清光緒7年(1881年)11月創建,起因清同治6年(1867年)3月9日,一艘美國籍商船「羅發號」從汕頭駛往牛莊途中,航行至鵝鑾鼻西南七星岩附近,觸礁沉沒,船員登岸後,擅闖龜仔甪社領土,遭受龜仔甪(社頂)士兵處決,除中國粵籍水手一人逃至打狗(今高雄)外,全部罹難,且琉球人多次在該處亦遇難,並引發牡丹社事件,應美國日本政府之建議而籌設。
國定古蹟,是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因大幅改變對臺灣戰略地位的觀感,而選定以「車城南十五里之猴洞」為縣治,並打算由「素習堪輿家言」的劉璈處理築城事宜,所設的恆春縣縣治所在地。

排灣族勇士頭骨歸還[编辑]

文獻記載日軍取下12個頭顱帶回日本,其中4具台灣原住民頭骨輾轉被攜帶到英國,目前收藏在英國愛丁堡大學中;文獻顯示,取得地點為牡丹社(Botan),由美國海軍軍官取得後經2次轉手,最後交由曾任愛丁堡大學校長解剖學家Sir William Turner收藏及記錄至今。雖然台英都有意促成返還美事,但牡丹當地居民謹慎面對,期盼先證明「真的是祖先頭骨」[32]


考據[编辑]

日本沖繩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又吉盛清認為,牡丹社事件發生源自「語言隔閡的誤會」,非單一方面嗜殺所致。[31]

相關作品[编辑]

  • 《浪濤》,巴代著,台灣,INK印刻出版,2017年9月。
  • 《SEVALITAN》,2021年紀錄片[33]

相關條目[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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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費德廉羅效德 編譯. 《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 2006-12. ISBN 978986824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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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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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守亭,1986,牡丹社事件與沈葆楨治臺政績考。臺北: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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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