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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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論戰,又稱為關唐事件,是台灣在1972年至1974年間,針對現代詩創作風格的爭論事件。源於關傑明唐文標等人撰文批評當時台灣詩壇過度模仿西方現代詩,具有逃避現實之傾向。[来源请求]由於其批評全面且措詞嚴厲,引發包括顏元叔余光中葉珊(楊牧)、張錯等人在內的反擊,擴及整體詩壇。關、唐之文當時雖受到較大的批評,但其論點在論戰結束後,仍引發台灣現代詩創作風格的轉變。[来源请求]

背景[编辑]

現代派的興起與爭論[编辑]

1950年代後期,由於對八股的反共文學感到不滿,於是詩歌界開始傾向在政治之外,探索另一條藝術至上的道路。[来源请求]1956年紀弦領導的現代派詩社成立,揭諸「六大信條」,強調「橫的移植」。[1]現代派的出現適足以使詩歌創作在單調的「反共、戰鬥」外有更多元的選擇,也能以象徵方式表達對現實社會之不滿;因此不僅其主張風行一時,連同與其迭有爭論、鼎足而三的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其實基本上也屬於台灣「現代派」的範疇[2]

現代派的主張過於強調「橫的移植」而缺乏「縱的繼承」,引起爭議;同時其刺激了結黨營詩的風氣,派系間壁壘分明,更增對立衝突的情緒,使得當時各種衝突、論戰蔚為風行。[1]首先是在《文學雜誌》展開新詩與舊詩關係的論戰;其次是紀弦與覃子豪針對新詩發展方向的爭論;接著是針對蘇雪林言曦等保守文人對現代詩攻訐引發的抗辯。[3]1971年開始,詩壇開始對於現代派西化的詩風感到不滿,包括龍族大地主流等以大專青年為主新興詩社創立,紛紛提出反省,足以顯示當時風氣的轉變。

外交、社會情勢變遷[编辑]

對於現代派的反省,除了來自文學內部的發展外,亦有一些外緣的因素。1970年發生釣魚臺事件、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美國日本相繼與中華民國斷交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連串的外交危機,使知識份子從文化上尋求自強的根本;社會上則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產階級開始有政治改革、文化振興的要求,挑戰黨國文化霸權。於是,鄉土文化的要求日興,在內容上模擬西方、逃避現實的現代主義文學自然受到挑戰。[4]

起因[编辑]

現代派過度西化的情形,早在1966年到1970年間,許南村(陳映真)、尉天聰等人就已經進行過批判。不過由於1970年代初期,詩壇在內部、外部的諸多因素下,新世代詩人開始推動內部的反省。這樣的氣氛,使得關傑明、唐文標等來自外部的批評,引起一陣風潮。另一方面,由於關傑明的批評文曾在關注度較高的《中國時報》上發表,文章也較引起重視。[5]

關傑明的批評[编辑]

關傑明是英國劍橋大學文學博士,當時為新加坡大學英文系教授[6],當時因為對台灣的新詩表現不滿,1972年的2月與9月,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分別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困境〉、與〈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二文;直指當時台灣新詩過度模仿西方,是一種「殖民文學」。[7]他就其讀過的三本詩集提出討論:葉維廉編譯的《中國現代詩選(1955~1965)》,張默瘂弦、洛夫編的《中國現代詩論選》,洛夫等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1950~1970)》詩一、二輯,認為其雖以「中國」為名,實則很少中國性,只見國際性、世界性。更嚴厲批判了包括洛夫、葉維廉、葉珊、白荻商禽鄭愁予等現代派詩人。[8][9]

關傑明的評論,主要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思維,其目標是以「回歸傳統」。一部分的原因,可能與他具備華僑身分,在文化錯亂的背景中成長,因此渴望在閱讀中獲得文化上的歸屬感有關。是故其建立台灣現代詩的典範時,將周夢蝶、余光中等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詩作,予以讚揚。[9]

唐文標的批評[编辑]

台大客座的數學系教授唐文標,1960年代曾寫過詩[10],在1970年時則針對台灣現代詩的問題,撰寫了〈詩的沒落〉和〈僵斃的現代詩〉二篇文章,只是未曾發表。[9]關傑明的批評出現後,唐便以「史君美」為筆名,發表〈先檢討我們自己吧〉以聲援關氏的說法,不過未引起爭端。1973年7月《龍族》的評論專號上,他發表了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熟料8月的《中外文學》2卷3期、《文季》第一期與第二期,分別刊出〈僵〉、〈詩〉兩篇舊文,加上9月《中外文學》2卷4期再次刊出新作〈日之夕矣〉,短時間內的大量曝光,加上四文炮火過於猛烈,不僅將整個詩壇皆予以批評,甚至連學術界盛讚的批評家夏濟安亦遭受池魚,終於引起遍地烽火。連傾向關傑明的顏元叔皆為文批判,並於《中外文學》第2卷第5期上以「唐文標事件」稱之。[9][11]

唐文標的批評著眼點與關傑明並不相同,他對當時台灣現代詩弊病的剖析,主要可歸納為「逃避現實」與「僵斃頹廢」兩點[12],這是基於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文學為社會服務而作出的論斷。為了在左翼思想幾乎沒有生存空間的台灣,為其主張找到根基,唐文標甚至過重新建構中國文學史,標舉《詩經》、《楚辭》等具寫實傳統的中國古典詩歌,做為其典律;並且無視五四運動中的自由主義份子來台後,多倡導現代主義的事實,強調其平民的、左翼的傾向。[9]在這樣的觀點下,對關傑明所推崇的周夢蝶、余光中等人,唐氏亦譏之為「傳統詩的固體化」、「傳統詩的液體化」,與「傳統詩的固體化」的葉珊,通通列為錯誤。被顏元叔稱之為「大掃除的做法」。[13]

發展[编辑]

戰火初燃[编辑]

在關傑明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時,由於措辭並不嚴厲,起初詩壇反應冷淡。僅有周寧以〈一些觀念的澄清〉表示支持、洛夫去函討論「現代詩與傳統的問題」。不過,在關更加重火力點名眾多詩人的創作並予以抨擊後,終於引來創世紀詩社的反彈。負責人原本企圖出版〈中國現代詩總檢討〉專輯,大力反駁,但最後取消了專輯,只在「創世紀書簡」中刊出反彈意見[9],指責關「言論偏激武斷」、「企圖一筆抺殺全部歷史」[14]編輯並在啟事之中,一方面針對關氏原文係以英文創作,質疑其對於中國傳統與現代文學的了解[10];另一方面認為關文論點是舊調重彈、了無新意,不值浪費時間一駁[9]。《幼師文藝》也徵求對關文反對的意見,並且登出端木鼎的文章,亦針對關氏使用英文一事做出側面的攻擊。

在第一波的反彈意見中,由於對關文提出的問題缺乏正面的回應,多以質疑關文的語言能力為主,被後起批評者如陳芳明譏為「駝鳥式的逃避」[10]。另一方面,後來的研究亦指出,關傑明的文章在從英文轉譯至中文時,出現了許多訛誤與修改。《創世紀》諸人針對語言方面所做的攻擊,似乎忽略了翻譯造成的問題。[15]

在此同時,也有支持的聲音。除了後來引發喧然大波的唐文標之外,李國偉〈文學的新生代〉與〈略論社會文學〉二文(發表於《中外文學》)、顏元叔〈期待一種文學〉(《中文外學》2卷1期),都表達了支持立場。不過李國偉、唐文標著重在詩與現實之間的關係,較具有左翼傾向,與關文的論點其實略有差異。[9]

龍族震撼[编辑]

1973年7月7日,龍族詩社出版《龍族評論專號》,在這部以評論為主軸,厚達354頁的專號中,主編高上秦將其分為主要內容分為「評論」、「訪問」、「書簡」三個單元[16],表示該專號會透過不同的角度,剖析二十年來中國現代詩壇的得失[14]。高上秦本名高信疆,是龍族詩社發起人之一,也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17],關傑明文章得以在中時刊出,與其對現代詩的視野有關。在《龍族評論專號》中,高氏更指出五、六○年代詩風遠離社會、傳統、民眾的毛病[14]

不過,在標舉弊端的同時,他卻無法為「好」詩建立定義,因此該專號將當時各種針對現代詩的批評意見都收錄了進去。除了前述提及的關傑明、唐文標、李國偉之外,還有劉紹銘、史紫忱、鄭世璠、余光中等人,批判的立場從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著眼的有,左、右派並陳。由於當時站在現代詩弊病對立面的意見,有如此多種可能性,以致專刊的內容駁雜,最後沒有做出結論[9][18],只能大約歸納出「現實」與「傳統」兩個重點。

這次大規模的批判,雖然多數尚數溫和,但是也有唐文標措詞激烈的文章。這些意見不僅只牽動了龍族詩社成員對「詩與社會關係」的重新思考[16],更激起了詩壇的不滿,終於引發了全面性的戰火。[14]

唐文標風暴[编辑]

唐文標的文章由於炮火猛烈,甚至直接宣佈了現代詩的「死亡」,導出詩不需要存在的結論。其極端化的言論、偏激的視野與霸道的態度,引來了強烈的反彈。在諸多反彈聲浪中,研究者多半以顏元叔與余光中的說法做為代表。[16][19]

創辦《中外文學》、有系統地引介西方「新批評」理論進入台灣文壇的顏元叔,其實是現代主義陣營內的反對派。[20]他的社會寫實主義觀點與關、唐之說法皆有共通之處,但對於唐文標的霸道與救世主姿態極為不滿。[21]所以儘管他曾在關傑明後發表〈期待一種文學〉,表示「作家必須對當前的社會,當前的人生,抱懷著深入的體驗與反省,然後以文學的手法,將體驗與反省戲劇化(廣義的)而成文學作品[22]。」現在卻直指唐文標的文學見解偏狹,「以為只有社會,沒有家庭;只有群眾,沒有個人;只有上意識,沒有下意識;只有述眾人之事,沒有抒個人之情;只有『怒髮衝冠』,沒有『淚濕青衫』[23]。」這篇文章中最先提出了「唐文標事件」這個名詞[10],而行文中帶有對左翼思想的反感。[9]

相較於顏元叔,余光中更進一步把唐文標的言論與中共文革相提並論,指文革是「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唐文則「一筆勾銷古典文學與現代」[24]。經歷國民黨大陸政權喪失的經驗,使余光中對左翼思想深深反感,直接給唐文標扣上了紅帽子[25]。這個態度到鄉土文學論戰時,又在《狼來了》一文中出現[15]。類似的攻訐方式也出現在周鼎〈為人的精神價值立證〉一文中,稱唐「居心叵測」,和中共互相唱和。[26]

除了少數人士如李佩玲、彭瑞金試著反駁余光中外,大多數後來的批評者都不脫顏、余的範圍,追打唐文標數學教授身份、社會主義思想與霸道的態度,這些文章散佈於《主流》10期「評論專輯」、《中外文學》3卷1期「詩專號」及《創世紀》37期「詩論專號」中[9]。但除了指出唐文有以偏概全、矯枉過正之失外,未能完全否認其批評之處。[27]到了葉珊〈致余光中書〉發表,將關、唐之說併稱,以有失風度的「暴民」名之後,反而激起反彈的聲浪,結束了對唐文標一面倒的批判。[9]

尾聲與反思[编辑]

葉珊因為關傑明文章肯定周夢蝶、余光中,卻對他的詩作加以攻擊,因而心生不滿[28],於是成為將關、唐合稱的第一人,對兩人之論一概鄙夷諷刺。這種不辨關、唐差異,又有失風度的言論,首先引來劉紹銘在中時副刊上為關傑明辯駁。接著在《中外文學》3卷3期上,唐文標本人以〈實事求是不作調人〉回應各方指責,蔣勳葉昆山也投書表達對葉珊言論的反彈。[9]

1974年7月,《創世紀》推出詩論專號,成為對關、唐以及學院派的顏元叔最後一波大規模的反擊。專號中刊載洛夫的〈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分純淨〉,暗諷關、唐為「趣味偏狹,別具意圖,既無學養與誠意,又無學識與觀念」之徒,批其行為是「挾其凌厲之筆,狂掃異己,或托足權門(詩壇權貴),譁眾取寵,以圖一夜成名」強調現代詩被攻擊的虛無、晦澀等毛病,不可以西化概括,而是「時代使然、當代文風使然,而且中國古已有之。」[29]文中不但否認創世紀詩人的超現實主義路線,又對批評者扣上「不懂詩的」、「學院派的」或是「普羅思想」。[15][30]

不過,在同時《中外文學》的專號上,連極力反對唐文標的余光中,都在〈詩運小卜〉中認為,六○年代的現代主義是自絕於古典,又無力了解西方的。對於龍族詩社在批評的突破和思想的獨立上表示肯定。在對現代詩發展的方向上,呈現出與洛夫不同的思考[30]

影響[编辑]

詩風的轉變[编辑]

在現代詩論戰爆發以前,雖然詩壇就已出現大小論戰,然而五、六○年代的論戰,多圍繞在「詩的可讀性」上,而現代詩人多站在「不可讀、不可解」的立場;但現代詩論戰的議題,轉到「為什麼寫詩」與「為什麼人寫詩」這樣的問題上[31]。經過這次的討論之後,「自我主體性」與「社會寫實性」成為台灣現代詩中具有頗重的份量[27]。明朗穩健的寫實詩風、「回歸民族,反映時代」的路線成為主流,包括笠詩社葡萄園詩社等皆受到其影響。余光中也認為,台灣現代詩人開始反省並走出現代主義的束縛,是受到唐文標文章的衝擊所致。[32]

鄉土文學論戰的先聲[编辑]

現代詩論戰中,對於台灣國民黨政府的中國符號認同,實際上並沒有正面的挑戰。關、唐的言論沒有批評中國符碼,甚至還要求中國的閱讀美感。不過一方面,唐文標高舉的左翼寫實主義思想,讓台灣日治時代作家與新生代鄉土小說家得到挖掘,造就「台灣本土意識」興起[9];另一方面,「民族性」、「本土性」、「世俗性」等等現實主義的路線,也為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提供了論述的基礎。是以這場詩壇內的風暴,亦被視為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先聲[30]

其他[编辑]

余光中將唐文標與文革相提並論,指稱其思想左傾親共,威脅《現代文學》之白先勇姚一葦二教授,不准《現代文學》再刊登任何唐文標的文章。在白色恐怖氣氛下,唐文標在此事件之後遭到封殺,無法自由發表意見[33]

參見[编辑]

參考資料[编辑]

  1. ^ 1.0 1.1 古遠清,《台灣當代新詩史》,台北:文津。2008年1月。ISBN 9789576688492 頁59。
  2. ^ 張雙英,《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台北:五南圖書。2006年8月。ISBN 957114391X 頁137-141。
  3.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59-63。
  4. ^ 林淇瀁(向陽),〈沒有鄉土,哪有文學?──七○年代的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收錄於須文蔚編,《文學台灣》,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年9月 ISBN 9789860151008 頁167-171
  5.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0-71
  6. ^ 《文學台灣》,頁171
  7. ^ 《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頁146
  8.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0
  9. ^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陳政彥,〈戰後臺灣現代詩論戰史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
  10. ^ 10.0 10.1 10.2 10.3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2
  11.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2-74
  12. ^ 《文學台灣》,頁173
  13.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2-73
  14. ^ 14.0 14.1 14.2 14.3 《文學台灣》,頁172。
  15. ^ 15.0 15.1 15.2 陳瀅州,〈七○年代以降現代詩論戰之話語運作〉,臺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6月。
  16. ^ 16.0 16.1 16.2 蔡欣倫,〈1970年代前期台灣新世代詩人群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
  17. ^ 潘麗珠,《現代詩學》,台北:五南圖書。2004年3月。ISBN 9571135615 頁209。
  18. ^ 蔡明諺,〈龍族詩刊研究─兼論七○年代台灣現代詩論戰〉,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
  19.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3
  20. ^ 黃曼君編,《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下冊,北京:中國文聯。2002年1月。ISBN 7505938924 頁852
  21.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3-74
  22. ^ 顏元叔,〈期待一種文學〉,《中外文學》2卷1期。1973年6月1日,頁6。
  23. ^ 顏元叔,〈唐文標事件〉,台北:《中外文學》2卷5期。1973年10月1日。
  24. ^ 余光中,〈詩人何罪〉,台北:《中外文學》2卷6期。1973年11月1日。頁5-6。
  25.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4
  26. ^ 周鼎,〈為人的精神價值立證〉,台北:《創世紀》35期。1973年11月。
  27. ^ 27.0 27.1 《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頁147
  28.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1
  29. ^ 洛夫,〈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分純淨〉,《創世紀》37期詩論專號,1974年4月。頁4。原文只記為「社論」,據洛夫〈詩壇春秋三十年〉稱為其所筆。
  30. ^ 30.0 30.1 30.2 《文學台灣》,頁174。
  31. ^ 李佩玲,〈余光中到底說了什麼〉,台北:《中外文學》2卷8期。1974年1月。頁131
  32. ^ 《台灣當代新詩史》,頁75
  33. ^ 施善繼:〈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