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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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變
1941N4A.jpg
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部队
日期 1941年1月4日-1月14日
地点 中國安徽泾县茂林地区
结果 國民革命軍第三战区部队勝利
参战方

中華民國政府 國民政府

國民革命軍 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新四军 陆军新编第四军
指挥官和领导者

國民革命軍 顧祝同 司令长官
國民革命軍 上官雲相 总司令

國民革命軍 黃百韜 参谋长兼25军军长

新四军 葉挺 军长(俘虜)

新四军 项英 副军长兼政委 ×
兵力
80,000人 9,000人
伤亡与损失
傷亡、被俘7,001人

皖南事变又稱為新四軍事件,此間的「皖南」即指事變發生地區——安徽南部,而新四軍則是指共產黨轄下;分別由葉挺項英擔任正副軍長袁國平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新编第四軍

該事變發生於民國30年(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華民國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数万人规模的中等冲突事件,事件中,新四军所屬軍部兵力與皖南部隊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范力沛認為,此事件起因為此前黃橋事件,是国民政府对黄桥事件的报复行动[1]

事變背景[编辑]

皖南事变双方指挥官
顾、叶两人以及负责皖南事变前线作战的上官云相曾同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叶挺任军长的新四军名义上归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领导。

国共摩擦[编辑]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毛澤東堅持要求部下“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2]。由此与毗邻战区的留守国军屡有发生摩擦,互有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冲突。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3]:753-757

……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4]中记载:

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〇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

1940年,陈毅粟裕在黄桥战役前夕

所以新四軍在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时与处于同一战区的國民革命軍发生武装冲突。蘇北地區徐州失守後,由6萬正規軍防守,韓德勤擔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省府設在阜寧,徐州群眾動員委員會李明揚也留下來,1939年2月和3月間,日軍佔領海州,主力轉移後國軍立即收復,4月日本人宣佈蘇北游擊隊得到八路軍增援;蘇南地區是顧祝同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許多游擊隊包括新四軍在此活動,而新四軍控制着長江以南從南京到常州一帶地區[5]。1940年7月,江南新四军突然渡江,占领原何克谦驻守之黄桥。1940年10月初,江蘇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集结26个团(兵力3万余人)意图夺回黄桥,与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第一支隊」(兵力7000余人)发生交战。因国军各部相互之间另有矛盾,黄桥地区陈太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抵制韩的进攻命令,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约15000人孤军深入,而共军约5000战斗人员则以逸待劳,致使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中将军长李守维戰敗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國民革命軍萬餘人傷亡或被俘[6]。10月11日,新四军与八路军东台县白驹镇会师[7]:300

移防命令[编辑]

同月19日,因為擔心類似黃橋事件的再度發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軍長項英發出“皓电”。电报在细数1940年的国共冲突后,指责说[8]:138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a]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葉項”四人名義答覆:“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9]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10]:486[11]:394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毛泽东覆電後,新四軍並未如“皓電”及中共中央所言隨即移防。另一方面,因遲遲未見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電葉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過長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后按規定路線北上。」此電且仍受中共中央認同。不過此軍令一出,前往換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师與新四軍紛爭再起,華中的八路军和新四軍猛攻曹甸,國軍損失慘重[12]。國民政府方面大為惱怒,轉而拒絕皖南新四軍東進從蘇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軍與蘇北新四軍會合後再打韓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軍必須直接北上,從安徽銅陵、繁昌間北渡長江,並延長最後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10]:491。但中共方面認為國民黨規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陰謀,皖南新四軍最終堅持走東進再由蘇南北渡的路線[10]:492。此外,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卻仍駐雲嶺,並不按中共中央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撤离经费和给养问题方面纠缠,未能迅速达成一致。[13]12月初,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新四军皖南非战斗人员1700余人开始经国军52师和108师防区向江北转移,后陆续安全到达苏北[14][10]:490

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表示应“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15]:114-115。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彭叶项发出“齐代电”,除了继续“皓电”的论调外,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往河北[16]。国民党高层此时在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上,态度比蒋介石更为急切[10]:494。9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防到黄河以北,新四军必须在12月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17]。次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8]同时还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10]:495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还指示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19]。25日,蒋介石面见周恩来,“以极富感情的神情”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河北,称新四军如不遵令北调则“必定失败”[20]。26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北移提出了批評,要求项英立即撤离[11]:396。12月28日,項英召開會議,決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線: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7]:365。并确定1941年1月4日,新四军部队开始转移[21]:6441。同时,12月27日,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新四军不从北移命令后的进剿计划[22]。29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集团军围剿新四军部队的部署,限定各部队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21]:6442

經過[编辑]

1月4日—7日[编辑]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餘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部队行军缓慢[7]:370。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军部下令休整一天[7]:371。顾祝同以新四軍「違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襲圍攻國軍第40師」為由,將新四軍軍隊包围和攻击。当日下午,叶挺、项英在潘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叶挺主张往回打,从南陵宣城方向冲破国军包围圈,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仍坚持由茂林方向进军,最终新四军各部决定在7日正午前会攻星潭地区,跳出包围圈,经苏南北渡[7]:372

6日,顾祝同與上官云相率第三戰區之第32集團軍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並強令“徹底加以肅清”[15]:175。7日拂晓,双方的大规模冲突展开[7]:373。当时叶挺、项英收到毛泽东、朱德急电:“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破其包围线有利。”[21]:6452新四军各部决定进攻国军包围圈外围阵地星潭,一纵占领球岭,但在横渡徽河时被阻击,损失惨重;二纵在7日拂晓前占领丕岭,向星潭急进,但在星潭遭遇国军40师120团的抵御,攻势受阻,而国军也有三名营长伤亡[23];三纵占领高岭,击败国军部队,但仍然被阻[7]:373-374。7日14时,新四军军部到达丕岭山脚下的百户坑。15时许,军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方案,叶挺提出了沿原路撤回和进攻三溪镇方向的两个方案,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召开的紧急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21时许,新3团第1营攻进了星潭镇。但因通信工具落后,这个信息未能及时传到军部。22时左右,周子昆提议原路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黄山伺机东进,获得同意[7]:375

在皖南事变中阵亡的音乐家任光。

1月8日—14日[编辑]

8日凌晨,新四军五团攻占高岭,击退国军的进攻。新四军向西南方向行动,又遭阻击[24]。当日午后,由于向导带错路,加之国军79师向高岭进攻,与新四军处于对峙状态,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原地宿营。23时,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19时的指示,下达命令:“务于明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15]:1799日凌晨,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感到部队“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25]:131,于是带领十余人离队出走[26][7]:378-381。同时,新四军攻占国军高坦阵地,并击退反击。黄昏,叶挺决定部队直接向石井坑地区开进。第一纵队此时阵地失守,部队被分割,分散突围。10日上午,新四軍总部退守石井坑地区,收拢部队约5000人。叶挺决定在石井坑四周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休整部队,防守待机[21]:6455。下午,无法突围的项英等人回到军部。晚上,新四军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25]:132

11日,国军开始收紧包围圈,双方激烈交火,叶挺亲自到东流山阵地督战。12日,毛要求周恩來“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21]:6456[25]:132,中共中央决定皖南全军由叶挺和饶漱石指挥,解除项英指挥权[25]:135。当日石井坑附近阵地纷纷失守,音乐家任光阵亡,新四军军部完全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7]:386。当晚,新四军开始分批突围[7]:387。军部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带一路,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带一路[27]。当时月色皎洁,能见度高,突围新四军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周恩來在13日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立即撤围。蒋介石表示将下令查处攻击新四军的将领,但同时又命令顾祝同将新四军一网打尽[28]

13日,叶挺率新四军余部退守承流山高地。雙方火線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已陷于绝境,叶挺根據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议和”,14日下午,叶挺下山到国军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扣押[29]。同日黄昏,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約9000人,除约1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踪或阵亡[7]:388。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於突围時身负重伤,1月15日清晨,为免连累战友而自尽[30];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阵亡[b]

皖南事变中突围的傅秋涛

突围情况[编辑]

傅秋涛率领的第一纵队老1团300多人突围至泾县宁国交界一带山区,转战半月余,先后遭国军约4个团围剿,部队再一次分散突围。傅秋涛率领一部分干部于3月初到达溧阳第6师第16旅。此后,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老1团团长熊应堂先后率领部分指战员亦到达到溧阳。新1团团长张铚秀率领200多人,到达繁昌长江边,于2月底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与新四军江北部队汇合[31]

第二纵队突围时分左右两路。右路800余人由新3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率领,从石井坑西北向章家渡方向突围。左路600余人,由新3团第2营营长巫希权、第1营副营长张玉辉率领,从石井坑西面向茂林方向突围。纵队部随右路突围。右路在突围中,先后遭到第108师、第144师、新7师的多次阻击,损失较大,部队被打散。纵队司令员周桂生阵亡,副司令员冯达飞受伤,后在群众家中养伤时被捕。黄火星熊梦辉张日清阙中一分别率领部分人员突出重围,于1月中下旬先后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左路以九挺机枪开道,捣毁国军144师师部[32],1月13日夜就穿过茂林、章家渡,1月25日夜冒雪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仍有400余人。

第三纵队特务团280人余人,在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团长刘别生、团政治委员张闯初等率领下,从高坦突围,转战20多天,分别到达铜陵繁昌,于2月中下旬渡江北上,到达无为。第5团在防守东流山阵地时伤亡较大,临突围时只剩百余人,突围中又被冲散。纵队司令员张正坤受伤被俘,政治委员胡荣阵亡。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风被俘。

项英周子昆在事变当中成功脱险,但在3月14日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副官刘厚总枪杀[33]。其他60多人在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等人的率领下,于4月底渡过长江。1月17日,蒋介石顾虑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接受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意见,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軍事法庭审判,國共關係惡化[34]

后续处理[编辑]

中国共产党[编辑]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1941年重建后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左)和代理军长陈毅(右)

事变发生后,1月18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35]。在当时局势下,刘少奇建议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36]。1月17日,刘少奇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在苏北成立军部。18日,他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37]。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軍長葉挺在新四軍事件中與國民政府談判時被扣),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3]:771。新四軍新的軍部在江蘇鹽城,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為基礎組成,並將活動於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全軍9萬餘人,繼續在華中活動[38]抗戰勝利後,新四軍番號繼續被沿用到1947年2月才撤銷,原新四軍部隊主力除第3師(黃克誠部)開赴東北加入東北野戰軍,第5師(李先念部)改編為中原軍區外,其餘主力改編為華東野戰軍,1949年1月改稱第三野戰軍[39]

共产党方面认为这是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认为自己新四军被害人员是殉难的爱国者,事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中共公布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3]:775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宣布拒绝出席3月1日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40]。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的方式指出: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

「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以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3]:772

中共甚至开始考虑,准备同国民政府全面破裂:“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还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然而,由于抗日战争还在继续,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赞成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击措施,再加上2月日军发起豫南会战,又使得中共改变了此前的估计,认为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内战已可避免”[41][42]

此事變主要將領葉挺遭逮捕,予以監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坠毁,同机死亡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的部分家人。据信空难由国民政府策划[43]

中国国民党[编辑]

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讲词: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尤其我们自抗战迄今,处罚违抗命令,触犯军纪的案件,如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类,已不止一次,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当时对于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将他们三个负责主管长官正法,而对于这次新四军事件,为什么要将他番号取消,部队解散?关于这一点,我亦要向各位说明,因为当时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从命令而已,而并没有称兵叛乱,攻击友军的行动。各位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韩复矩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往陕西汉中。想保存他个人的实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当时统帅部命令他移驻豫西,他偏抗命不动,盘踞豫东,骚扰地方,勒索人民。但这三个人虽然是违抗命令,而其部队并没有反抗叛变的行动,所以只要将他三人执行纪律,其部队官兵不仅无处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义,遵令整编,所以政府依旧爱护保全。但这一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的一例而已。……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的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幺可安慰的事,这是万不得已的一页痛史。现在新四军事件虽然已经处理,而我国民革命军在光荣抗战中间,毕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二点。

「复次,我们为什幺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澈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因此我这次乃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令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并且严格言之,这就无异我统帅纵容部属军队违法乱纪,陷他们于灭亡自杀之途,那这就是我统帅莫大的罪过。因此,我宁愿不顾一切牺牲,必须彻底执行纪律。凡属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必须明白军纪重于一切,军纪一律平等,决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处,亦不能因为姑息一二少数人而置军纪于度外,以致抗战失败,陷国家于灭亡,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三点。……。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语其要点,就是:(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4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十三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察。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遵。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藉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缘中央为调整军事部署起见,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藉端要索,希图延宕。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该军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适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及知该师于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据顾长官元亥电,转报拿获该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之供词,即可明了其真相,该项供词如下(见上节,从略)。该军叛变阴谋昭然若揭。第四十军仓卒应战,出于自卫,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戮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用能于数日之中,平定变乱,此未始非顾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中華民國官方文獻與部分報導指稱,總兵力達1.03萬的新四軍調防是1938年至1940年間國共雙方部隊多起武裝衝突和的後續處理。文獻亦指:蔣中正雖與周恩來多次會談尋求解決之道,卻在共产党缺乏配合情況下,讓蔣中正於國軍部隊重大傷亡的「黃橋事件」及新四軍攻擊40師情況後,下令將新四軍「消滅」。

为避免国共合作破裂,影响抗战大局,蒋介石不久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绝非“剿共”,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45]。国民党宣传机构指示各级党部,皖南事变“纯粹为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8]:209。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46]。1943年,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以「抗日戰爭」、「制裁解散新四軍」及「肅清江南共軍」有功,被中華民國政府頒發青天白日勳章

新四军被俘人员[编辑]

新四军共有四千余人被俘。关押俘虏的上饶集中营,由多所监狱、集中营组成。一是关押高级干部的茅家岭监狱,二是关押以上干部的上饶周田集中营,三是关押士兵的铅山监狱。1942年5月由日军进犯在即,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省。6月17日,在福建省崇安县赤石村发生集体越狱事件,80余人逃脱,号称赤石暴动。四千余俘虏,死于集中营的有150余人,低于一般战俘营的死亡率。但是大批战俘被国民党分批补入第三战区部队[47]

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最终有二百余人获释后重新回归共产党。但回归的新四军俘虏长期遭到怀疑而不被重用。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受到中共的怀疑和迫害。直到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得以改变。 [48]

其他各方反应[编辑]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49]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面见蒋介石,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发动内战“将意味着灭亡”[50]

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51]

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英语Lauchlin Currie来华会见蒋介石,表达了罗斯福不赞成国民党反共,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意见[52]

評價[编辑]

当时民营的《大公报》对此事件的评论:

「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第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质疑的。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必须是一个。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幺不能发动自卫权?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53]

当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晚年总结出新四军十一条失败原因[54]

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
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
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
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
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
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
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
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双方部队[编辑]

新四军[编辑]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副书记曾山饶漱石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李一氓

国民革命军[编辑]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参谋长黄百韬

第32集团军[55]:总司令上官云相、副总司令郭勋祺、参谋长徐志勖、政治部主任刘汉

相关作品[编辑]

  • 《腐蝕》,茅盾著,長篇小說
  • 《皖南事变》,黎汝清著,中国大陆长篇军事小说

注解[编辑]

  1. ^ 国民党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旧)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地区内[8]:139-140
  2. ^ 按国民政府档案记载,叶挺被52师156团俘虏[8]:187,袁国平于19日死于清剿中[8]:208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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