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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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
Sheng Shi-tsai.jpg
中華民國新疆自治省政府主席
任期
1933年4月-1944年9月11日
前任 金樹仁
继任 朱绍良
个人资料
出生 1897年1月8日[1]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
 大清盛京
逝世 1970年7月13日(1970-07-13)(73歲)
 中華民國台湾台北市
国籍  中華民國
政党 苏联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配偶 邱毓芳
儿女 4
母校 日本陆军大学
专业 陸軍将领

盛世才(1897年1月8日-1970年7月13日),字晋庸汉军镶黄旗[2]中華民國陸軍將領辽宁省开原盛家屯村人[3]中華民國新疆省政府主席,1933年至1944年间新疆军事、政治首長,有“新疆王”之称。盛世才早年為奉系軍人,後投靠新疆軍閥金樹仁,屢立戰功,1933年新疆發生兵變,陳中、白受之、鄭潤成、巴品古特等人驅逐金樹仁,盛世才乘機取得大位。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控制,那一时期的新疆,拒绝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是悬挂盛氏政权的“六角星旗”。1941年1月,盛世才曾向苏联提议:成立突厥斯坦苏维埃社會主義共和国,脱离中華民國加盟苏联。鉴于当时中苏的同盟关系,斯大林拒绝这一提议。1943年,盛世才加入中國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六大政策,六角星旗亦换为中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4]。但此后因國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对新疆用兵,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中國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此时的蘇聯共產黨與斯大林已经对盛世才彻底失望,拒绝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蒋介石。此时的盛世才,已是众叛亲离,怨声载道。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理新疆省主席。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离开新疆到重庆赴任。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历时11年5个月的军阀统治宣告结束[5]

生平[编辑]

早年生涯[编辑]

父亲盛振甲念过几年私塾,在当时是个文化人。盛世才1897年出生,是家中的老大。盛振甲给儿子取名世才,是希望儿子能成为“旷世之才”。幼时在西丰县初小、沈阳第五高小、辽宁省立农林中学学习过。

1915年,盛世才畢業於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专门部政治經濟科[3],1917年得亲友帮助赴日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盛世才参加五四运动,随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回到上海,认为读书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决定投笔从戎,进入驻粤滇军开办的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學習,在校期间结识担任教官的郭松龄,与以粤赣湘边防督办身份兼任该校校长的党国元老李根源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1921年毕业后,盛世才加入奉系第八旅郭松龄部任排长、连长、上尉参谋,并停妻再娶时任张作霖卫队团团长邱宗浚次女、同时是旅长郭松龄妻子韩淑秀的干女儿的邱毓芳。1923年,经郭推荐,张作霖保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公费留学深造。邱毓芳同行,入东京女子大学习家政。1925年12月,郭松龄发动滦州兵变,联冯(玉祥)叛奉,讨伐张作霖。盛世才奉命回国参与。失败后盛世才逃回日本,张作霖一气之下,取消了盛世才公费留学的资格。没有了经费来源,但盛世才仍然又读了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学业,一说是靠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等等头面人物的接济;一说是1925年9月,郭松龄到日本观看日军秋操大演习时,携带了一笔款子,准备在日本住一段时期研究军事。不料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紧急将郭调回。临走前,郭松龄将这笔钱交给最为信任的盛世才保管,现在盛世才花的就是这笔钱。

1927年毕业返国,就职于入国民党军贺耀祖部下任参谋,以后又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欧洲战史教官等职务。一九二八年任代理行营参谋处上校科长,一九二九年调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任上校科长。老上司朱绍良曾保举他破格晋升少将,但参谋总长朱培德没有点头。

入疆[编辑]

1929年秋,云南省主席龙云正在物色云南讲武堂教育长人选。国民政府秘书彭昭贤向龙云举荐了盛世才,得到双方认可,入滇成行在即。盛世才又经彭绍贤的举荐,應新疆军阀金树仁的亲信,赴南京游说为金树仁谋求省主席任命的新疆省政府秘書長魯效祖的邀請,盛世才自願請調新疆。金树仁当时不愿军人进新疆,尤其是金之五弟金树信更是极力反对军人进人新疆。所以在金令新疆驻南京办事处查明盛是参谋本部军官后,即电令鲁不准带盛去新疆。而鲁效祖因已答应盛辞去南京军职,整束了行装,不便再表示拒绝,仍请盛同去。此时正值中东路事变,无法经过西伯利亚去新疆,盛在北平闲住了数月,其间又借机回东北活动一番,想在张学良部下谋一职务,未成。1930年秋盛就随鲁效祖去了新疆。1930年10月盛世才夫妇与鲁效祖一起乘苏联西伯利亚火车转新疆塔城到达迪化后,担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上校参谋。盛世才谋求走岳父郭松龄的老路:借军校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嫡系。由於他表現良好,2个月后被時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督办金樹仁任命為新疆陆军軍官初级學校上校戰術總教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主任等职务。盛是新疆唯一的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人材,他在军校里极力拉拢学生,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这些学生都成了盛军中的骨干。

1931年,马仲英从河西走廊进攻新疆。哈密民变,省军屡败。先委盛为鲁效祖的参谋长。1931年9月,金树仁委派了其同乡张培元任总司令、盛世才任参谋长,剿灭马仲英入侵之部。张培元不懂军事,打仗大多靠盛世才筹划。乏马塘一役,盛世才消灭马仲英部一个团700多人,并将马仲英打成重伤。遭此大败,马仲英无力再战,退回甘肃。盛世才又指挥部队一路追击,直到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才罢手。

1932年,哈密暴動哈密王府軍官尧乐博斯和加尼牙孜於組織武裝反抗,遭挫败后又協請驻屯甘肃河西走廊的回族军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馬仲英派遣部將馬世明率部助陣,攻占了吐鲁番。1932年8月金树仁派张培元为东路总指挥,盛世才为参谋长,率8000余步、骑兵,配属有装甲车和火炮再次增援哈密,到七角井后收买驻守瞭墩和加尼牙孜,后者慑于省军的装甲车和火炮,加之马仲英历来自私,便暂守中立。后来,盛深人南北山中与和加尼牙孜作战。当时马仲英负伤回关内,盛军转战于吐、鄯等地,被誉为常胜将军。盛世才此時發揮軍事長才,顺利攻下吐鲁番,缴获大批军械弹药和羊肠线(外科手术材料),当中拍卖后把所得的金钱公平分给了作战官兵,此举为盛世才收取了民心、军心。

1933年1月,馬世明再犯迪化,2月攻占迪化近郊,迪化岌岌可危。金树仁急调盛世才回师迪化。经过一次次的反复冲杀,盛世才终于打败马仲英,收复乾德、阜康等地。解了迪化之围。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參謀陳中、迪化城防指揮官白受之、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迪化縣長陶明樾、张馨、赵得寿、格米林肯等人,聯合自蘇聯流亡來的白俄歸化軍领袖巴品古特、东北义勇军發動軍事政變,由归化军于四月十二日包围了省政府,枪一响,金树仁就从后门逃跑了,先跑到塔城,又经过苏联到中国内地去了。当时盛世才率军住在离迪化四十里外的乌拉拜,金树仁派人送命令给盛,叫他速返迪化扑灭叛乱。12日当天晚上,在第一次维持委员会的会议上,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作掩护白毓秀自告奋勇要到南山去找盛世才回迪化来参加新政权,但是白一出城郊即被金树仁军打死,后来盛把白誉为烈士。十三日傍晚,盛率军返抵迪化时,金已不知去向。陈中等人鉴于城内秩序混乱,自己不掌握兵权,于是请盛世才入城。在政变善后临时会议上,大家推举东北义勇军将领郑润成为新疆临时督办。郑润成率领的义勇军是从黑龙江退入苏联辗转来到新疆的,郑润成当场表示自己是客人,现在率军驻守新疆是暂时的,将来还会转回东北继续抗日,不能接受新职;并同时表示,盛世才年轻有为,在新疆军民中拥有巨大威望,应该拥护盛为临时督办。4月14日,以刘文龙为首的臨時省政府推舉掌握軍權的盛世才為新疆臨時督辦。

盛世才雖任督辦一職,实际仅控制迪化塔城呼图壁昌吉乾德阜康孚远等几个县城,这些县的广大农村都被维回军占据,迪化也在包围之中。整个南疆早在1932年底就与省政权完全隔离了。北疆马仲英掌握着大部地区,哈密、镇西七角井以至吐鲁番、鄯善全归马军控制,南疆的喀什也有马仲英的一部分势力。北边阿山则由马仲英的副师长马赫莫占领,其后他又向塔城推进,占至额敏。伊犁张培元经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络,和马仲英结成了反盛联盟,已向乌苏推进,并占领了乌苏、绥来两地。奇台亦被金树仁旧部魏镇国由阿山退来进据,魏虽表面上答应服从迪化,其实是貌合神离。昌吉、呼图壁、阜康等地都在马仲英军包围之中。而且马仲英所占地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前线已越过达坂柴窝堡,其前哨距迪化只有五十里。就兵力而言,盛在迪化的部队不过六千人左右(本地军约二千余人,东北军约三千余人,归化军不到一千人),另有少数部队分布在各外县据点,并都在被围困之中。归化军大部分厌战,东北军又派系复杂,盛也不能全部掌握。而敌对的马仲英部,此时已扩张到万余人之众。且盛军多老弱不堪,马军皆年轻力壮。伊犁张培元连同被其控制和拉拢的东北军约八千人以上,马、张联盟之兵力超过盛军三倍之多。就补给而言,马、张所占皆富饶之地,无论粮食还是人力之补充,均毫无顾虑;而盛所占的几座县城,人力单薄,存粮不多,粮食最多维持二、三个月。就人心而言,盛世才在金树仁时代,因经常打胜仗,还能得到一些汉族人在某种程度上的敬仰;紫民泉大胜,更提高了他的威望。但自盛不经审讯就惨杀了“四·一二”政变诸领导人之后,威望逐渐下降。不仅“四·一二”政变的拥护者、同情者惴惴不安,一般民众也心里恐慌。在混乱时期,不少人从迪化逃到了内地,留在迪化的军政各机关负责人也都战战兢兢。金树仁时代的旧官吏多倾向于张培元,回族多拥护马仲英,维族多拥护和加尼亚孜。南京国民政府又对盛施加压力,黄慕松回南京之后,国民政府又派大员罗文干(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到新疆活动,委任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委任张培元为新编第八师师长,造成与盛的三角关系以牵制盛世才。

盛世才对臨時省政府成員极不信任。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史称“黄慕松抚新”。

1933年6月的滋泥泉子之战[6],省军作战要领中包括第四路刘万奎(刘快腿)部及机枪两连和钢甲车队,占领乾沟南北之线,诱使马仲英来攻并坚持抵抗,相当于铁砧。6月12日16时半开战,省军靠“刘快腿”部的精准枪法和机枪重火力挡住了马仲英部骑兵的密集冲锋。起初盛世才军装甲车布置在第三线,18时许马仲英部骑兵再次发起迅猛冲击,盛世才亲自督战抵御,调装甲车到前沿支援压阵,最终取得大胜。不过显然因为数量和性能都有限,省军没有出动装甲车与骑兵对冲。滋泥泉子之战后,张培元见盛世才凭借战胜获得的空前威望巩固了统治,便一改之前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和马仲英联手,而这又促使盛世才向苏联寻求更为有力的援助。

1933年6月26日,盛世才先發制人,借在督办公署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约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前来与会。他预先在花园南便门设以伏兵,当陈、陶、李应邀前来,刚踏上南便门,便为伏兵所擒,不容分说,立即拽入园后以謀反罪名当即枪杀陳中、李笑天、陶明樾,並軟禁國民政府派來的宣慰使黃慕松。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1933年8月15日,盛世才军仰攻达坂马仲英部失利,在撤退时,归化军装甲车压断了孔雀河渡桥,堵塞全军撤退通道导致大溃败,最终丢失“钢甲车”一辆。

1933年9月,盛先试探性地派外交署长陈德立到苏联领事馆去见孜拉肯总领事,表示愿意亲苏。苏联与新疆毗连数千里,苏联方面当然希望它的边界之外有一个友好的政权,因此孜拉肯就表示愿意友好。第二天,盛即经陈德立将总领事孜拉肯、副领事甘宁和领事馆的译员请到盛的家里吃饭,饭后在书房谈话,让领事看他的书籍,内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许多书都是陈中的,其中好几本还有陈中批阅的笔迹,有一本书上还有陈的印章,原来这些书是陈中被杀后盛没收来的)。他向领事们说,这些书都是他密藏的,他在学生时代就相信社会主义,即使在金树仁白色恐怖时期他也经常研究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只有走共产党的道路才有前途,因此他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马仲英、张培江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队,要将他们消灭才能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孜拉肯答应将盛的意见呈报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对盛还是半信半疑,因此就决定派较得力的干部格利金·阿布列索夫于1933年11月到新疆任為全權代表兼迪化總領事,與盛世才訂立協定,允以紅軍五千人及價值二百萬盧布之軍械相助[7]:54。盛遇事都和阿商议,对阿的话百依百顺,因而获得了阿的好感。张义吾(联共党员)等人向阿提出过警告,叫他不要过分相信盛世才。阿除了直接给盛以军事援助外,还要求所有苏联派去的党员尽力协助盛,服从盛的命令。这些人也真的为盛做了许多工作。盛世才向阿布列索夫总领事表示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阿布列索夫总领事就认为不当,会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干涉,阿布列索夫还曾提出并屡次要求盛世才加紧宣传“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的口号。

1933年12月,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軟禁省主席劉文龍全家,並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為代理主席。1933年12月10日,盛世才故伎重施,邀東北义勇军首领、临时省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郑润成等人前来开会,在会上以“意图谋反”的罪名将其逮捕。并且装作义愤填膺的样子说:“我盛世才待大家不薄,这些人却阴谋反叛,还有良心吗?今天的事,兄弟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连同郑一起被捕的还有义勇军的军官60多人。郑润成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1934年1月,郑润成被盛世才派人绞死在监狱中,尸体被砍成几段,装在麻袋里,扔在监狱的厕所边。直到开春,冰雪融化,尸体散发出恶臭后,才被送到城外掩埋。

马仲英、张培元二人的兵力分别为一万多人、八千多人,皆多于盛世才,且两人勾结在一起,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夺取政权。盛世才向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苏联回话说:“要想得到我们的支持,必须反帝、亲苏。”于是,盛世才向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宴请苏联总领事时邀请其参观自己的书房,介绍书架上《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来历。}}1933年底或1934年初,盛世才向苏联驻迪化副领事卡宁提出加入联共。作为苏联驻新疆的副领事,卡宁当然不可能贸然答应其加入联共的要求。

1933年底,张义吾曾受盛世才委托,带领赫洛夫斯基因氏解除马仲英对塔城之围,此后颇得盛世才的重用,又让张帮他整编军队,将迪化本地军编为步兵第一团,任不识字的尤得胜为团长,张为副团长。后任新疆保安总局副局长兼代局长、新疆公安管理处处长等要职。张义吾在回忆中写:“我知道盛世才曾向苏联副领事提出过要求加入联共,未同意。”

1933年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迪化。1934年1月,马仲英亲自率领骑兵旅两万人(其中一半是临时扩充后只经过短期训练的新兵),从吐鲁番出发,长驱直人,于1月12日包围了迪化,占领了城东飞机场和无线电台,以及城西的蜘蛛山。盛军仓皇应战,抗马军于南关之外。张义吾率步兵团保卫南梁,击退马军多次进攻。马又派一千多骑兵攻城北,幸得东北军的坚持,城北未失。马仲英如果采取猛攻的办法,本来是可以攻克迪化的,由于他不愿损失过多的兵力,而且认为迪化粮草缺乏,盛军不能久守,就采取了等其自己困死或自动投降的办法。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盛世才只得求苏联援助。为了表达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曾要求将新疆作为苏联一个自治区或加盟共和国,从而骗得了苏军的援助。苏联派出所谓“阿勒泰”军(有出动5辆坦克和20多辆装甲车)解了迪化之围,并迫使马仲英一直退到了南疆。1934年初,盛世才藉助蘇聯力量擊敗伊犁镇守使張培元,张培元自杀。至此,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消灭了政敌,坐稳了督办的宝座。1934年3月,朱瑞墀病故,國民政府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省边防督办[8]。号称“伟大领袖盛督办”。国民政府授予他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邱毓芳风头强劲,有“新疆的宋美龄”之称。著名的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城的八卦城布局,最初便是由邱毓芳的父亲邱宗浚(时任伊犁屯垦使兼守备司令)主持规划营造的。

迪化解围之后,张义吾本应随步兵团南下追击马军,盛却将张留在迪化,说张新婚不久(张是马围城时结婚的),不必再去前线,可以留在迪化协助盛起草一些文件,如安民告示,政策纲领,妇女协会成立宣言等等。随即又派张去苏联,送教育厅长张馨去莫斯科治疗眼疾和送盛的五弟盛世骥去莫斯科学习,实际上是要张到莫斯科去要求苏联给他武装一万军队的全部武器、服装和各种装备。还要求张到莫斯科介绍他加入苏联共产党,并对张说回来可以成立党的组织。盛还要张请苏联派些党员干部来新疆工作。1934年4月,张义吾送张馨、盛世骥到了莫斯科。因等张馨治愈眼疾,住了三、四个月。张义吾回忆:“他向我提出过要求,是在我陪张馨厅长去莫斯科治眼睛之前,在莫斯科,我向联共反映了盛的要求,联共没同意,只是说以后再说。回新疆后我向盛世才转达了苏联的意思,他未表示什么。”这是盛世才第二次提出加入联共。苏联方面虽然知道盛是小军阀出身,只是因为政权危难,才投靠苏联的,对盛的“诚意”有怀疑,但为了边界和平,也给了盛一些可能的支援,建议他不仅要整编军队,还应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推广文化教育事业。关于派遣党员干部、苏联后来只派了十几个人,即王立祥(曾秀夫)、王寿成(俞秀松)、刘贤成(任岳)、满素尔(维族)、栾宝庭(稽直)、万献庭(张一范)、郑义均(郑一俊)、王宝乾(赵实)、于成发、赵云蓉、高秀影(王一)、陈培生(刘敬忠)、赵国元(赵雨时)、阿拜(哈族)、哈的尔阿吉(维族)、色以提阿吉(维族)、哈森木(维族)等。

喀什失败后,1934年6月7日,马仲英将万余兵力交马虎山带领向莎车、和田方面撤退,自己却退入苏联境内。

1934年7月,苏联领事从中调解,哈密叛乱领袖和加尼牙孜与盛世才妥协,把军队交给盛世才,自己到迪化就任空头省政府副主席。

1934年7月,应苏联建议, 设立新疆政治监察管理局。苏联就派顾问包国宁、秘书长王立祥到迪化帮助筹备这个机构。盛世才的侦探队长王玉书为代理局长,友人陈东白、郎道衡、王延龄为科长。1934年八、九月间,张义吾回到迪化,盛世才迫于苏方压力,委张出任副局长兼代局长职务。后改组为公安管理处时,正式委张为处长。这个机构中的主要干部都是苏联派来的,除张义吾、熊效远、王立祥之外,还有副处长刘贤成、哈密区前后任局长的栾宝庭(栾稽直)、于成发、科长色以提阿吉(维族)、科长哈的尔阿吉(维族)、镇西公安局长阿拜(哈 族)以及科长卞方明(卞福林)、胡鹏举。1935年1月,盛将政治监察总管理局改为新疆保安总局。1936年3月,又改为新疆公安管理处,将政治监察机构变为普通警察机关。1937年春,盛借口该机构调查了军队,撤掉张义吾和刘贤成的职务。从此公安管理处就被盛抓到手中。张、刘离开新疆去了苏联。张、刘在公安管理处时,盛对这个机构却不予信任,另外搞了侦探系统。其中一个是成立于1934年4月的督办公署侦探队,由盛在军官学校的学生王玉书任队长,后盛把王杀了,改由李英奇负责,盛直接指挥,其密探有数千人,分布在全疆。督署设有特别监狱。另一个是盛直接指挥的绝密组织,专门监视和侦察所有苏方人员、共产党人。1937年初,督署政训处还增设了一个侦探科,专门在军队中进行特工活动。

主政新疆[编辑]

盛世才执政期间主张新疆省自治,此为1933-1942年10月间所用省旗[9]

在掌握軍政大權後,盛世才著手進行省政改革工作,以“實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財政、農林救濟、擴充教育、推行自治”為施政八大方針。取消了原“十大纲领”中的外交中央、实施党化教育、财政与中央统一等内容。1934年11月,盛世才又提出九项新任务,声称惟有反帝反法西斯,永久维持中苏亲善政策,才能解放中国和建设新疆。1936年4月,他陆续提出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此,盛世才专门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设制了六星旗到处悬挂,一時頗受新疆地區各民族擁護與愛戴。同年,他甚至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提出,在新疆实行社会主义,并将其推行到甘肃陕西,此事为苏联政府劝阻[10]

1935年1月16日,盛世才派包尔汉为全权代表與蘇新貿易公司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五百萬盧布。[7]:54其中一百万用于修公路,其它用于买武器,办工厂。苏联方面还派许多专家顾问帮助建立了炼油厂、学校、医院。这时,新疆才开始有些经济、教育、文化方面的建设事业。

1936年3月15日,盛世才曾给王明写了一封信:“1929年我曾给孙扶瑶先生写信,请求他推荐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幸的是,由于孙(扶瑶)先生在日本被捕并被关入监狱,我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虽然我当时未能入党,但是我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始终没有改变。”并表示:“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6年底,中共派出第一批干部到达新疆工作,共产党员孟一鸣任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共产党员林基路兼任新疆学院教务长。

1937年4月下旬盛世才命教导团特科大队长宫自宽率全大队(省军教导第四大队),配属督办公署战车大队装甲车队一分队队长赵文华率领的4辆装甲车、30辆卡车和12名官兵,以及从新疆汽车公司抽调的42辆卡车,前往星星峡接应红军西路军。该部克服融雪泥泞困难出发,第二天深夜在七角井击退尧乐博斯军的偷袭,休整两天后行至距哈密50多公里处,发现正构筑工事的尧乐博斯军,激战歼其大部。第五天深夜,该部进抵哈密县城,腾出30辆空车,第六天傍晚到达星星峡与西路军会合,将后者接至哈密后,4辆装甲车尾随护送所有卡车,全体回到距迪化较近的吐鲁番县城。5月2日,完成接应红军西路军任务的省军教导第四大队和4辆装甲车受命前往哈密转赴南疆,其余接应部队回迪化。

1937年4月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光)、冯铉(化名肖立)、段子俊李春田等奉中共中央之命由莫斯科抵达迪化,迎接红军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此后,陈云、滕代远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直接的联系。黄火青回忆:“开始,他还要求入党,表现得很积极,说朱总司令也是我的总司令,还喊毛主席万岁。他也想镀金,想加入共产党。陈云在时他也提过。我们那时候说,你不加入比较自由些,你说话起的作用大些,这是我们拒绝他的话。我们没有答应他。”

1937年5月,督办公署战车队奉命派整个装甲车连进驻南疆阿克苏。5月21日,省军教导第四大队配属4辆装甲车从哈密出发,5月30日到达阿克苏集结。装甲车连主力随同其他各部集中于阿克苏,派出李连升率领侦察排驻防温宿县飞机场,到达时马仲英部属马虎山麻木提已发动宗教极端主义叛乱。7月1日马虎山部在阿克苏大河南岸开始进攻,7月2日省军派骑兵第一连配属装甲车1辆迎击在大河南岸森林中出没的马虎山部,连长陈俊年重伤,阵亡士兵1人,总共伤亡7人,靠装甲车猛射掩护才退回北岸。7月3日新疆边防督办行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前指柳正欣少将直接指挥的部队中包括“5、钢甲车队(甲车三辆)”,配属省军第六路。当晚准备妥当,7月4日5时半从阿克苏开始机动,6时到达大河北岸攻击南岸之敌,马虎山部退往东南。7月25日盛世才“关于迎接苏军入新军用品并相机消灭库车轮台一带的扰乱马军”致电在阿克苏的参谋长周锦云,其中提到“(三)第三天着由阿克苏派(教导团)张永成第一营全部附轻甲车四辆并偕同沙依教官乘空汽车七十五辆向库车出发,消灭沿途经过所有之匪军。”该部8月2日出发,8月11日完成接运任务。9月,盛世才命省军第三路配属炮兵和装甲车进剿阿克苏以南阿音克、阿瓦提、洪巴什河一带的马虎山部,装甲车主力仍配属柳正欣指挥的教导第四大队(还有一个2门炮的炮兵分队),另外一个连配属1辆装甲车作为左支队。9月5日15时,柳正欣所部在洪巴什一带与马虎山部一个旅1300余骑兵遭遇被围,战车队少校队长关玉良亲率装甲车连的6辆苏制重型装甲车参加省军孙庆麟团与马虎山部的此次激战,盛世才还派3架飞机投弹数枚轰炸并扫射马虎山部。战至18时省军一线伤亡惨重,支撑到天黑后马虎山部败退,而战车队有队长关玉良和射手魏世武两人阵亡,翻译官重伤。此后直至马虎山出国,麻木提也失败,这些装甲车才返回迪化。1937年秋,进驻叶城县的盛世才部队中有12辆坦克,而后开往和田。据当时在和田汉文学校念书的买买提依明托乎提回忆,约10月下旬,马虎山部瓦解逃跑后,和田市民和学生到肖尔布拉克迎接盛世才军,其先锋是约20辆规模的“坦克部队”。在叶城和和田相继出现如此之多的坦克,很可能来自以“归化军”名义支援盛世才平叛的苏联红军,即“捷尔任斯基”独立摩托化步兵师受命组建的一个混编坦克连,当时有16辆BT-5和5辆T-38坦克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在迪化会见盛世才,盛世才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王明答应将盛的要求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转达。

盛世才同意八路軍迪化設立辦事處,193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一年后,从苏联回国的陈潭秋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毛泽民到新疆工作。他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毛泽民废除了新疆五花八门的旧币,发行了新币。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共中央从延安又抽调一批干部,在1938年分三批先后进入新疆。盛世才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月,在新疆大抓所谓的“托派”分子,共逮捕了2000余人处死,其中包括曾任喀什行政长的马绍武等。曾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的俞秀松,来新疆后先后担任了新疆反帝协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等职务,并和盛世才的二妹盛世同结婚,也被盛世才逮捕,押送到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被处死。

1938年春,苏联红军一个骑兵加强团按照盛世才与苏联达成的专门协议,正式进驻哈密,保障苏联援华抗战物资西北运输线的安全,震慑妄图劫夺苏联车队的各色武装。出于保密和避嫌原因,穿戴与新疆省军相同的服装帽徽,不佩戴军衔,对外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简称红八团。该团配有空军力量,及一个轻型坦克连。

1938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盛世才又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三次会见盛世才。向斯大林等直接提出了加入联共问题。这是盛世才第三次提出加入联共。1938年9月2日,盛世才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会见时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莫洛托夫同志问,督办有什么问题没有。督办回答说,如果你们有时间,那么他对斯大林同志有一个私人问题。当即对他说,为了事业他们总是有时间的。这时督办宣称,他的宿愿是加入共产党。他不止一次地向阿布列索夫(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提出了这个申请,并在王明路过新疆时,也就此问题同他谈过话。王明表示欢迎督办的这个愿望,并答应为他介绍。他解释说,他的入党愿望是由于他认识了马恩列斯学说之后,他懂得了这是必须遵循的惟一学说,尤其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确信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才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给弱小和被压迫的民族以援助,因而坚定了他的入党志愿。现在他得到了这样幸福的机会——亲自同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同志谈话,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提出自己的请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可能接受他加入党的行列,那他将是非常幸福的。”“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督办非要坚持,那他不反对。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提出反对,他说这会妨碍督办的工作,因为蒋介石或是杨大使(中国驻苏大使杨杰)知道了这件事,将会不满意的。督办回答说,这可以保守秘密,无论是蒋介石或是杨都不会知道。斯大林同志反驳说,这种事保密是很难的,因为要把你安排到某一个组织中去,因此便会有几个人知道。伏罗希洛夫补充说,任何一个党员都可能不再是党员或者转入别的党派,那时这个秘密便会为外人所知。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会不会想,这是用暴力恐吓和强迫督办入党的。督办反驳了这种想法,他声称,关于此事蒋介石是不会知道的。他重新坚持自己的请求。这时,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商量了一下回答说,他们原则上不反对,如果督办不坚持的话,他们同意。莫洛托夫指出,在入党之后,督办便会产生新的权利和新的义务。督办对此回答说,任何义务他都不怕,并且愉快地去执行一切。最后,又回到接纳督办入党的问题上。伏罗希洛夫同志再次警告说,入党这个事实可能给督办的工作带来危害,但由于督办重新坚持其申请,便同意他了。”新疆边务处领导人刘进中回忆:“盛1938年秋去访斯大林,……盛后给我讲过,他提出加入联共,斯大林婉言谢绝,说你还是以党外人士身份出面有利”“他1938年9月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说了要入党的事,斯大林劝他没必要入党,你的入党,蒋介石有整你的借口,日本说你赤化。斯大林说的是真话,抗战了,新疆是大后方需要安全,不要引起国际上对新疆的怀疑,因此,斯大林婉言拒绝了。他一计不成,回疆后,他要成立自己的党即六大政策党。……他把去莫斯科要参加党没参加成,自己组织政党的事告诉了我们,我向组织汇报,组织上说不要理他。”中共驻新疆代表滕代远回忆:“听说,盛直接走斯大林路线,想直接加入苏共,斯大林未同意,盛有意见。”1937年4月随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入疆,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审判委员会委员长、阿克苏区代理行政长的黄火青回忆:“1938年盛世才跑到苏联见斯大林,想加入联共,斯大林也拒绝了他。”包尔汉回忆:“一九三八年盛去莫斯科时,据他自己说他加入了苏共,不知是否有其事。”

1938年蘇聯紅軍第八團驻兵新疆的东大门哈密,並貸款值500萬盧布白銀給盛世才(盛俄密約)。[11]

1938年12月18日,林彪到苏联养病,途经迪化时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起拜会了盛世才。林彪受中共中央之命,向盛世才转达:“1、在目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秘密接受督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正式决定。2、请盛世才同志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的组织并正式参加党的生活。”盛世才询问此事是否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及苏联政府是否知道。林彪答复共产国际和苏联都不知道。盛世才说: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过去都不同意我在目前形势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没有批准;并问林彪到达莫斯科后是否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这件事。林彪回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暂时不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盛世才表示:这件事不报告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是不合适的,因为五年来我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没有任何保密的事情,所以我不应该有任何对他们保密的事情。12月21日,即在同林彪、邓发会见后的第三天,盛世才即约见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负责人奥夫季延科,将与林彪、邓发会见所谈情况向他作了通报。1939年1月19日,林彪、邓发与盛世才第二次谈话。盛世才表示:关于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不应该是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保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对共产国际有保密的事情,而他本人也不应该有对苏联保密的事情。如果这样做,也就是说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保密,那么由此只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损害。这种损害可能引起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不好的感情和不满情绪。盛世才婉言拒绝了林彪转达的中共中央秘密接受他加入中共的决定,理由是新疆目前的形势不便于这样做,因为这可能造成这种危险,即南京政府、蒋介石、帝国主义者以及新疆落后的部族等,可能知道此事。此外,可能造成对中国抗战有害的危险性。[12]

1939年5月上旬,盛世才通过苏联政府的渠道,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活动情况和中共中央决定接受他为中共党员之事转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9年5月21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1、接受盛世才入党是不合适的。2、暂时不要在该省建立党组织。[中共]中央可以在乌鲁木齐成立党的三人小组,该小组将通过中国共产党系统与负责同志保持联系。3、可以同意盛的建议,把中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只分发给比较可靠的政治人物。4、如果方林(即邓发)与盛世才的关系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极其紧张,那就要考虑派另一位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12]

1939年初,中统西北区获知共产党在新疆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新疆还建立了航空学校、土木工程学院(即新疆学院)专门培养共产党的工程建设人才,上报给重庆,蒋介石颇为焦虑,派遣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还请上苏联驻华大使鲍可洛夫一同前往新疆,陈立夫以在北伐时与盛世才有私交争取盛的信任并说动了盛的妻子,做盛世才的思想转化工作,与中共决裂把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全部抓起来,归顺国民政府,拥护效忠蒋介石。陈立夫回南京后,对新疆的局势仍很关注,并一直与盛世才保持着联系。

盛世才倒向苏联后,吸引了大量内地的人才前来新疆参与建设,但这些人后来大部被盛世才以各种名义杀害。盛世才的同乡、老同学、老朋友杜重远寫过一本「盛世才與新新疆」小册子,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面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年轻人因此对新疆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要求到新疆去,因而見重於盛世才被其再三邀請而去新疆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因多次在集会演讲和刊物上撰文,抨击新疆政治上的种种弊端。盛世才认为这些言论有损于自己的统治,遂对杜重远产生杀机。事前,有人告知杜重远,盛世才要对你下手了。杜重远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我和盛是老乡,又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他不会把我怎样的。 ”1939年下半年,杜重远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盛世才立刻同意并把他软禁起来。1940年2月,萨空了因调解盛世才和杜重远的矛盾无效,怕自身难保,便借口离开新疆。1940年5月,茅盾张仲实看到形势不妙,也请假返回内地。在此期间,盛世才又炮制“阿山案”“回案”“崔荣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1941年5月,经过精心策划,盛世才制造了一起子虚乌有的“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以“汉奸”“托派”和“阴谋暴动”等罪名将杜重远正式逮捕,受其牵连,赵丹王为一徐韬以及包括财政厅长、边务处长、新疆一大批高级官员纷纷被捕,总数在1200人左右。杜重远被捕后,软禁中的张学良写信给盛世才,为杜重远求情,但盛世才不予理睬。1943年10月,杜重远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狱中,秘密埋葬在督办公署的东花园附近。[來源請求]

为坐穩「新疆王」的稱號,盛世才瞭解新疆與蘇聯的關係密不可分。在他統治新疆的前期,與蘇聯保持相當良好的關係,多次藉由蘇聯的力量擊退馬仲英的攻擊。1939年,蘇聯強行開採新疆獨山子油鑛。[7]:55 1940年7月,斯大林製造阿爾泰山叛變[7]:551940年11月26日蘇聯片面擬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遭受納粹德国闪电战袭击,损失空前。这时,吴忠信巡视青海,成功劝说马步芳河西走廊交给中央军驻防。1941年秋,胡宗南李铁军出任河西警备总司令,进驻甘肃酒泉,随时准备开入新疆。盛世才估计形势,认为苏联即将灭亡,于是又转而开始投向蒋介石。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四弟、留苏归来的新疆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兼新疆陆军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在家中离奇中枪身亡。盛世才宣称是盛世骐妻子陈秀英与苏联军官通奸,“阴谋杀害其夫”,受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指使所致,是一起旨在“推翻新疆六大政策政权,建立脱离中国的伪政权”的“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案”、阴谋暴动案,以此为理由逮捕省政府廳長、各地行政長、武官等嫌犯656人,处死88人。包括财政厅长臧登峰、教育厅长李一欧、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和田行政长卢毓麟、喀什行政长陈方伯、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焉耆行政长于德一、塔城行政长赵剑峰、哈密行政长刘西屏等人,连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巴林库、驻新疆军事总参事拉托夫也牵连在内,并被逮捕关押。同时,盛世才将在新疆各地工作的中共党员陆续调回迪化,原在迪化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家属也被集中到一起。

1942年4月12日,維吾爾族歸化族塔塔爾族回族發動暴亂;蘇聯領事、顧問、教官與中國共產黨各部工作人員均牽涉其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擬訂「收復新疆主權方略」,經蔣中正審核後決定採行;國民政府將一面安撫盛世才,一面遏止蘇聯斷然分裂中國的舉動,設法收復新疆。

为了进一步做好盛世才的转化工作,1942年春,蒋介石又派原与盛世才共过事、关系甚好的青海省政府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芳去一趟新疆,劝盛世才与苏联和共产党断绝关系,投靠蒋介石。1942年4月下旬,蒋介石给盛世才写了一封亲笔信,由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亲自飞回新疆转交:鼓励他与中共决裂,并加入国民党,如果加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会重用他;并请支持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徐恩曾以“西北交通检查团”的名义进入新疆,进一步动员盛世才反共归顺蒋介石政府,并查清在新疆的共产党情况。 盛派遣五弟,时任新疆军校教官、新疆师范学校校长盛世骥与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一同到重庆,具体商谈归顺中央政府的问题。1942年5月23日,蒋介石委托侍从室主任秘书唐纵会见了盛世骥和张元夫。1942年6月,蘇聯在新疆勒兵脅迫盛世才,企圖完全控制新疆,盛世才電告蔣介石,願意歸於中央政府。

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给盛世才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投靠蒋介石。

1942年7月3日,老上司、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携带蒋介石给盛世才的一封亲笔信,从兰州飞抵迪化,在当晚的盛大欢迎宴会上,朱长官即兴赋诗:“立马吴山忆旧时,相逢塞外鬓如丝。平生意气期无负,大好河山共护持。”经过谈判,盛世才答应国民政府的下列要求:1.严防苏联在新疆各地发动骚乱事件;2.由内地抽调军队来新疆加强防务;3.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4.中共人员一律停止在各机关工作,并集中起来停候发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办事处。8月29日以后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内侄毛邦初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飞抵新疆,代表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同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授意盛世才“肃清新疆共党”。

1942年8月8日,中共中央来电指示,除留高登榜等4人外,其余在新疆工作的136名共产党员,包括陈潭秋等均撤回延安。因时局所迫,回延安无法成行,陈潭秋与大家商量,要所有人员分三批先撤到苏联。1942年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陈潭秋、毛泽民等5人去谈话强行带走,软禁于邱公馆。“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段。又以“请谈话”的名义把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胡鉴等12人软禁于三角地临时招待所。同日,又以“训话”的名义把吕黎平方子翼、严振刚等在航空队学习的36人转移到督办公署后院教导连驻地软禁。以后从南疆陆续回来的高登榜、谷先南、郑亦胜等都软禁于三角地招待所。 随后,徐恩曾又催盛世才及其军警将在新疆的所有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家属、小孩,全部软禁起来,总计关押了140余人。

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且须在三个月内撤离。遭俄方指為「非法且仇視的行為」。[來源請求]

1942年底,蒋介石派第一批国民党员赴新疆工作训话时,就要求这些国民党员到新疆后要绝对信赖盛世才。[13]

此为新疆自治省1942-1944年所用省旗[9]

1943年1月初,经陈立夫提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黄如今被任命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秘书长,负责该党部的日常工作。临行前,黄如今去拜访陈立夫,陈立夫对他说:“新疆已抓了百余名共党分子,徐恩曾也准备再去做处置工作。你去后,要帮助徐恩曾督促盛世才将此事处理好,要尽量做到不留隐患。”

{{fact|1943年3月,再要求蘇聯將駐哈密之第8團與駐哈密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場之軍隊撤除。苏联因为正在与纳粹德国作战,为与盟國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撤走了驻新疆的苏军、援疆的技术人员,并解散了共产国际。1943年4月,鉴于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哈密,红八团撤军回国。

盛世才懷疑蘇聯企圖推翻新疆省政府,分裂中國以建立蘇維埃政權,便與蘇聯決裂,轉向中國國民黨靠攏。1943年,盛世才加入国民党,并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随后,盛世才取消了六大政策,六星旗也改为了青天白日旗。此後即大肆宣揚反蘇反共的理念,公開表明願歸順國民政府,同時驅逐境内蘇聯人員,逮捕新疆的中國共產黨員和親共人士。

盛世才请蒋介石派人到新疆对历次暴动案件进行审讯。蒋介石马上在盛世才的报告上批了“派员参加审讯可照办,但暂不公开为宜”。1943年4月底,盛世才将已逮捕的共产党人数报送给了重庆当局,蒋介石为此专门召集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高层人士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此案;在会上,蒋介石指示中统组织一个审判团去新疆审理被关押人员。陈立夫建议派内政部次长王德溥当团长。1943年6月,国民党派出中央軍法執行總監部新疆工作组4人:工作组主任王德溥中將主任軍法官、季源溥少將軍法官、江蘇高等法院院長朱樹聲少將軍法官、鄭大綸少校軍法官。徐恩曾带中统高级特务陈建中、李宏基等同行。从重庆飞抵迪化后,组建的臨時審理委員會,以新疆高等法院院長兼督署曁省府秘書長劉效黎為主任委員,王德溥為副主任委員,朱樹聲、季源溥與盛世才指派之督署參謀長及省府廳處長等十數人均為委員,鄭大綸為書記官。判決各案,均以軍務督辦名義,報奉中央核定執行。[14]成立了3个审判组,“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暴动案审判组”由季源溥为审判长,李溥霖、李英奇、彭吉元、郑大纶、盛世骥为审判委员,郑大纶和裘朝永负责审判记录。上述7人中,只有李英奇、盛世骥、裘朝永系盛世才的人,其余均为中统特务。从软禁的中共人员中,提审了已公开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徐梦秋(孟一鸣,时任教育厅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潘同(潘柏南)、刘希平(刘西屏)等各方面负责人15人。还翻检了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案卷,发现里面的「证据」材料实在说不上是证据。盛世才便下令新疆公安处长李英奇等一定要获得共产党人的「口供」。于是,在新疆公安处的刑讯室里,对陈潭秋、毛泽民等刑讯逼供要他们承认有所谓的“阴谋暴动”计划并要其“脱离共产党”。在对毛泽民施以连续七天七夜的严刑拷打,阿姆尼亚(即氨水)的烈性刺激不让合眼的车轮战术,动用了站炭渣,抽鞭子、打板子、背扛子、针刺指尖、坐老虎凳等酷刑。在严刑拷打下,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李宗林、马殊等人仍然守口如瓶,而潘柏南(潘同)、刘西屏(刘希平)、徐梦秋先后叛变。盛世才与徐恩曾原不知道陈潭秋的真名,由于刘西屏、潘柏南的出卖,中统审讯人员知道了陈潭秋的真实身份,并对他多次用酷刑,陈仍坚贞不屈。最后,季源溥下“判决书”: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和杜重远被判处死刑,马一欧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和3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1943年6月15日,王德溥将审讯的案卷(包括“四一二”暴动案、杜重远暴动案)呈交蒋介石审批。蒋介石因太忙,交给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看,并嘱要看细一些。唐纵审查了多天,其中6月21日审查了一整天。唐纵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办理……徐杰(陈潭秋)案、阿山暴动案,各案百余人,供词巨厚,费两日夜始办完毕。徐杰案参加阴谋暴动者,厅长3名,军事高级人员20名,团长8名,行政高级官员14名,各案均凭口供,全无事实佐证,只得照盛意办理。”1943年9月,蒋介石同意处极刑的批示才到达新疆。1943年9月27日深夜由盛世才的军警秘密处决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及陈秀英,中统特务监督执行,并呈报重庆验证。由于盛世才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中共中央一直对此情况不知。1944年,还不知道三人被害、三人叛变的事实。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再三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释放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员,其中就包括新疆的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人。1945年5月召开中共七大时,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陈潭秋为中央委员。“七大”闭幕以后一年,在新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及家属、小孩获释回到延安,这些人于1944年在狱中听到传闻说三人已牺牲,但没有确切消息。1946年7月27日,周恩来又从重庆给时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发去了询问电报:“兹尚有恳者徐杰即陈潭秋,周彬即毛泽民二君还未返延之列,闻移解关内羁押不知确否?祈鼎力周全,惠予省释。即使因受刑成残,但望生还,他非所计。”张治中于8月27日复电说仍查无下落。张治中说:“徐(即化名徐杰的陈潭秋)、周(即化名周彬的毛泽民)、林(即林基路)三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时没有交代给吴忠信。吴忠信走时更没有交代给我,遍查监狱档案无着落。”1951年4月29日,李英奇(曾任新疆公安管理处长)、富宝廉、张思信(曾任新疆第二监狱狱长)等一批杀害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的凶手在乌鲁木齐被公审处决。

1944年,鉴于蘇聯開始對德國反攻而中國在豫湘桂會戰失利,盛世才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大批国民党员的“八一一黄林案”,诬控这些国民党员都是共产党,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另派一批国民党员来接替他们的工作。一时间,整个迪化处于恐怖之中。盛世才打算與蘇聯重修舊好,並致電史達林表示願意重新加入苏联共产党、歸順蘇聯,但此时苏联政府已经对盛世才彻底失望。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此前的同年4月份,苏联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对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撤换盛世才。6月,斯大林在接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时说,中国国民政府撤掉盛世才在新疆的职务,对于改善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5]

轉任農林部長[编辑]

1944年8月29日國民政府派朱紹良接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公布將盛世才調為農林部長,結束「新疆王」達10年的統治生涯。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在朱绍良的陪同下与家人乘机飞抵重庆。他的亲信则押着150辆卡车和3000匹骆驼,装运着在新疆掠来的财物,从陆路向重庆进发。 盛世才被调离新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疆,人们跑到街上纵情欢歌。与此相对应的是,迪化市郊外的乱坟岗跪满了被盛世才杀死的死难者家属,痛哭流涕。

在整个中國抗日戰爭期间,新疆相对独立,是抗战大后方。盛世才还派军支持绥远抗战等战役。

盛世才生性多疑。在他統治新疆期間,被称“盛世才十年督辨,十萬人頭”,因政治鎮壓造成的有名有姓被杀害的就达上萬人。当时新疆全省人口四百万。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省政府委員滿楚克扎布、省財政廳長臧登峰、省教育廳長李一歐、省民政廳長周彬(毛泽民化名)、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徐傑(陳潭秋化名)、和闐行政長盧毓麟喀什行政長陳方伯焉耆行政長于德一塔城行政長趙劍峰哈密行政長劉西屏烏什縣長林基路等人,他們不是遭到殺害,就是被長期監禁、財產充公。

失勢[编辑]

盛世才就任農林部長後,新疆人民起而控訴盛世才的罪行,並發起“討盛運動”。國民政府迫於輿論壓力,將盛世才撤職查辦。

抗战胜利后,盛世才通过关系,弄了个西北行营上将参议的闲职。在由重庆前往西安上任的时候,盛世才随身携带的财物装了几十辆汽车,途经宝鸡被当地驻军劫掠一空。西安离新疆比较近,当年被他残害过的东北籍老乡为报仇几次找到盛世才的住地,都被盛世才侥幸逃脱。

1947年3月1日,監察院彈劾新疆省前主席盛世才,以其假公營私,貪污違法,決移付懲戒[16]:8300

盛的岳父邱宗浚在盛世才調離新疆後,自覺失去靠山,便舉家自迪化移居蘭州。1949年5月16日深夜,仇家在兰州找到盛世才的岳父,将其岳父一家十一口人全部杀死,并在墙上用血写了一行字:十年冤雔一夜報之。稱為邱宅大血案[17]

晚年及逝世[编辑]

盛世才隨同國民政府到台灣,盛世才先後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國防部上將高級參謀、行政院設計委員等閒職。当年在新疆受过盛世才迫害的东北人士,要求当局清算盛世才的罪恶。有人公开扬言:“当局若不查处盛世才,我们只有请人自行了断! ”因仇家太多,住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的一个小巷子里,蔣中正特別派了一個排的步兵保護他[18],有人送來禮品,盛一概不食,全部轉送鄰居。盛世才在台北投资开办士林西菜馆。在台灣著有回憶錄《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

1970年7月13日,盛因脑溢血逝世于台北市[19]

主政新疆時期军队編組[编辑]

从1933年12月起至1941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满洲国起义部队、退入苏境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转道来到新疆。分别奉命进驻迪化与伊犁。总人数共为24894人。

盛世才其后找借口把这些源自东北的抗日统军将领郑润成杨耀钧、苏国、应占斌杨炳森、李志、徐国光等逮捕,于1939年秘密处死。

盛世才以这些东北籍贯的部队为主,陆续分化改编为:

家人[编辑]

  • 母亲安景凤

盛世才的5个弟弟、2个妹妹:

  • 大弟盛世英:任新疆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 二弟盛世骏:从新疆军官学校毕业任卫队团团长,被授予陆军少将。
  • 三弟盛世骐,留学日本与苏联。1940年7月,盛世骐从苏联留学四年多学成归国,被任命为新疆边防军机械化旅长,授以陆军中将衔,率部驻守迪化。1942年3月19日傍晚时分,盛世骐与四弟盛世骥一道从外面回家,盛世才也在场。当晚盛世骐在家中枪身亡。第二天上午,经过盛世才批准,盛世骐的妻子陈秀英被逮捕关押。几天后,又逮捕了盛世才岳父邱宗浚的小老婆姚执中。陈秀英和姚执中在监狱里受到了酷刑逼供,终于“招供”,陈秀英承认与姚执中在一起,受到新疆土产公司经理萧作鑫的播弄,在苏联顾问拉托夫和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巴库林的利诱唆使,枪杀了盛世骐,以制造混乱,帮助共产党夺权。陈秀英还写下了一份亲笔口供。1967年4月,台湾春秋出版社在其出版的《五十年政治风云――天山南北》一书中,公布了陈秀英的这份口供。
  • 四弟盛世骥任新疆师范学校校长。

參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徐珌鴻「盛世才」『民国高級将領列伝2』解放軍出版社、徐友春主編『民国人物大辞典 増訂版』による。なお、陳寧生「盛世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人物伝 第7巻』中華書局は、1897年(光緒23年)1月8日生まれとしている。
  2. ^ 刘国铭; 黄普明. 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 卷2. 团结出版社. 2005: 2142. ISBN 9787802140394. 
  3. ^ 3.0 3.1 離疆后的“新疆王”盛世才. 光明网. 
  4. ^ 来源:南方报业网;作者:秦晖. “第二东突”:苏联策动武装侵占新疆. 腾讯网>新闻>历史频道>国史近代>正文. 2012-03-30 [2012-03-30] (中文(简体)‎). 
  5. ^ 来源:凤凰资讯. 盛世才其人其事. 凤凰网>资讯>历史>专题>新疆>正文. 2009-07-07 [2009-07-07] (中文(简体)‎). 
  6. ^ 王嘉:《盛世才与马仲英滋泥泉子之战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7. ^ 7.0 7.1 7.2 7.3 劉潤田. 〈中亞新國及其侵華飛彈基地〉. 《明報月刊》1993年3月 (香港: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 
  8. ^ 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 (编). 智效民:〈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 《[[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6期 (北京: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3-01-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7-07). 
  9. ^ 9.0 9.1 http://www.worldstatesmen.org/China_prov.html#Xinjiang
  10. ^ 作者:李嘉谷. 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加如苏联共产党. 《百年潮》在线阅读. 2008年12月 [2008年12月] (中文(简体)‎). 
  11. ^ 郭廷以.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 2489. 
  12. ^ 12.0 12.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杀害毛泽民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是否加入苏共或中共》,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2年05月19日
  13. ^ 见朱家骅著《新疆壮行词》:“昨天总裁训话,已经讲得很明白,最重要之点,就是中央对盛主任委员绝对寄以信赖。”
  14. ^ 《我判处毛泽民死刑的经过:新疆执法往事》为王德溥回忆录节选,首发于《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74号(1976年)
  15. ^ 《包尔汉回忆录》
  16.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韓信夫、姜克夫主編 (编).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17. ^ 甘肃档案揭秘民国年间盛世才家族特大凶杀案——中新网
  18. ^ 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
  19. ^ 《我家大哥盛世才》

来源[编辑]

书籍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