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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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港大罷工 | |
|---|---|
| 第一次國共合作、五卅運動的一部分 | |
| 日期 | 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 |
| 地點 | |
| 起因 | 五卅事件、六二三事件 |
| 方法 | 高峰時期達20萬工人離開香港,前往廣東罷工 |
| 狀況 | 罷工委員會於1926年10月10日解散,罷工結束 |
省港大罷工[註 1]或稱粵港大罷工,是一場在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香港、澳门、廣東及广西等地發生的大規模、長時間的罷工、杯葛、抵制和封锁行動[1][2]。數以三十萬計的工人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廣州國民政府支持和組織下,離開香港的工作崗位。在国民政府统辖的境内,即广东、广西两省,中共实质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纠察队则实行了对香港(有时包括澳门、廣州灣)的经济封锁行动[3]。
經過
[编辑]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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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中,上海發生工潮,上海有學生示威以聲援工潮中被殺的領袖顧正紅(中共)時,被租界的英籍巡捕開槍射殺,十三人死,數十人重傷,是为五卅事件。事件引起全中國出現反抗外國在華勢力的運動,各地直接參加聲援運動的人數估計有一千二百萬人。當中日本及英國更為矛頭所指。[來源請求]



香港的工會由中國共產黨人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鄧中夏及香港海員工會的苏兆征等人,以中國國民黨黨員身分組織,以全國總工會名義,召集香港各工會聯席會議,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決議罷工[4]。
6月19日起,各個由指揮的工會,包括:電車、印刷、船務首先響應,三日內即有數萬人離開崗位,返回廣州。各學校學生亦同時罷課,罷課罷教者有8成。[5]
在廣州,沙面英租界的華工,亦於6月21日起響應,拒向英商及領事館提供服務。當時的廣州國民政府處於聯俄容共時期,在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以國民黨名義組織下,廣東各界巡行大示威,赴會者包括省港澳各團體,省內國立市公私立等大小男女學校、商界各團體、農民團體及黃埔學生軍、粵軍、湘軍、警衛軍等,人數十萬餘眾。[來源請求]

會場分為三部分:工農界會場由譚平山主持;學商界會場由伍朝樞、鄒魯主持;軍界會場由汪精衛主持。並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胡漢民宣讀國民黨決議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廖仲愷演說、廣州特別市代表孫哲生演說,商界協會代表甘乃光演說,演畢,宣佈散會巡行。[6]結果釀成衝突,英軍指遊行者越界並威脅租界人命財產,向部份群眾開火射擊,造成五十多人死亡,即六二三事件[2]。
同時,廣州政府由國民黨中央委員兼工人部長廖仲愷的主導下,決定援助香港工人回廣州生活[來源請求]。7月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並編制約五千人的工人武裝糾察隊,封鎖香港和截留糧食。至7月7日,罷工人數達到20.9萬人,當年香港總人口約72萬,工人佔3-40萬,即有過半數工人參與罷工,而當中有十多萬人離開香港,前往廣州。[5]
在省港大罢工期间,省港罷工委員會作为广州国民政府、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之外的平行机关拥有相当大权力,拥有武装工人武装纠察队,由工人当法官的会审处,监狱,报纸《工人之路》日报,还有医院、学校和其他办事机构,因此被部分人称为“东园政府”[7]。
香港市面一度恐慌,至7月中旬後才稍為回復,但經濟受經濟封鎖影響出現蕭條,1925年香港出入口貨總值只有1924年的一半,大量商戶倒閉,港府收入大減,需向倫敦政府借款三百萬英鎊以渡過難關[2]。香港政府對事件態度強硬,批評廣州政府資助煽動騷亂及製造對立,又要求倫敦政府派遣海軍封鎖華南各港口;並支持反對廣州政府的地方軍事力量進攻廣州。不過,倫敦政府指示港府必須保持克制。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因黨內鬥爭遭到暗殺,引發廣州政府內部派系衝突激化,而針對港府的行動則失去焦點[8]。香港的華人商界領袖及社會名流表態支持港府,香港東華醫院、華商總會以及廿四行商聯合會領袖在1925年8月21日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各方不要被廣州政府煽惑,又鼓勵各界結束罷工,許多海外華僑也不再匯款給在廣州的省港罷工委員會[9]。
另一方面,態度強硬的港督司徒拔任期屆滿返回英國,新任港督金文泰在1925年11月上任後,表現出較友善的態度,同意派出輔政司到廣州與國民政府談判解決罷工。
1926年
[编辑]1926年3月18日發生中山艦事件,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蔣介石派兵包圍及勒令繳械,失去組織罷工的能力。4月初起,國民政府開始北伐,注意力被轉移,大罷工逐漸鬆懈,越來越多企業恢復正常生產。同年6月,國民政府派出宋子文、陳公博及陳友仁與英國政府談判罷工問題,港督覆函稱「罷工實際已成過去」。
9月18日,國民政府宣布將於10月10日解除對香港封鎖。10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函各国驻广州领事,决定增收二五附加税以作为收束罢工的费用。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停止封锁发表宣言,并发布命令将各港口纠察队一律撤回,暂行停止封锁,又发表《致海外华侨书》阐明新政策,指出罢工尚未解决,希望海外继续援助,踊跃投资开埠,以解决罢工工人的工作、生活等问题。结束封锁后,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等机构仍然保留。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也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國共在廣州組織集会拥护“自动停止武装封锁香港”,“扩大反英运动”,并发表宣言。省港大罷工至此全面結束[1]。
各地情況
[编辑]省港大罢工主要进行的地区为国民政府统治的粤桂两省以及香港、澳门。此外在厦门,“厦门外交后援会”与汕头罢工委员会也开展抵制英货,封锁香港,并在英国船到厦门时不予起卸。国共也在上海发起“援助罢工周”活动,南京也召开了“市民反英大会”声援罢工。但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外的活动大多被当地的当局指为“排外”而镇压[10]。
英屬香港
[编辑]葡屬澳門
[编辑]澳门在省港大罢工浪潮中逐渐被卷入,澳門虽未最初列入封锁对象,但因港澳贸易密切,很快受到波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前山设纠察队严查粮食与物资输澳,封锁交通,澳门经济迅速萎缩,银号、烟馆等行业濒临倒闭,人口外流,社会气氛紧张。1926年春,前山纠察队与葡军多次在关闸附近因修筑工事、巡查与越界问题发生冲突。4月17日双方爆发激烈交火,造成死伤,引发外交糾紛。与此同时,澳门土生葡人因此民族情绪上升,葡文报章猛烈批评广州政权,指其受苏联影响。澳门政府加强戒严与军事部署,并打压国共组织活动。罢工后,澳葡当局转向缓和与广州关系,并在國民黨清黨之後逐漸恢復正常化。
廣東省
[编辑]在韶关、汕頭、佛山等地均有示威游行。在中共汕头特别支部领导下成立了1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封锁港口,抵制英货[11],与英国人有通商往来的商人被禁止威胁[12]。韶关的英国人事后陆续离开,英办曲江循道医院、护士学校等停办,由华人医师代管[13]。
另外为了封锁香港,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于1925年7月成立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全队共2000多人。总队长黄金源,训育长邓中夏,总教练徐成章。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一部分队员转入农村帮助训练和组织农军, 其余1000多名纠察队员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成立缉私卫商团。缉私卫商团团长为徐成章,参谋长施ト。1926年5月,中共成立了三水县革命工人联合会工人纠察队[14]。
潮梅地区
[编辑]汕头是近代潮梅和粤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商埠,外侨和外贸集中。1925年7月23日,在中共汕头地方组织领导下成立了汕头各界工会对外罢工委员会,以在汕头实行对香港的封锁,并支援省港罢工。委员长辛乐民。汕头各界对外罢工委员会也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作为武装,人数有126人,配备枪械弹药,总部设在汕头市同济医院。总负责人为陈振韬[15][14]。12月30日,该会改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汕头罢工委员会[14]。
南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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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三事件后,在北海英法侨民纷纷撤离,英国领事馆事务交法领代办[16],北海的英国侨民也指大部分外侨均撤退到了法国军舰上生活,并有英国人被杀[17]。7月10日,阳江数千人举行反帝大集会和示威大游行[18]。廉江数百人在县城举行集会,并于会后前往山寮村法国天主教堂示威,将法国神甫驱逐[19]。1925年8月,中共组织北海工人、学生和船民封锁港口,对香港实行禁运,禁止英轮入境,禁止英人进港。不過當時南路仍然處在反對國共和廣州國民政府的鄧本殷部管治。
此後,隨著國民革命軍南征,擊退統治南路地區,反對國共的鄧本殷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派邓吉凡、黎景槐、黄锦如到廣東南路地區组织“截缉办事处”,办事处设在梅菉,冯新为特派员。1925年冬,为了配合省港大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派出驻南路特派员工作组。工作组于1926年初到达南路,也在梅菉办公。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派出了驻雷州办事处和驻阳江截缉工作组,分驻海康雷城和阳江江城。他们封锁海面以打击“帝国主义分子”和“奸商”。其中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驻雷州办事处特派员为符振雄,驻阳江截缉工作组负责人为黄镜如[14]。
南路各口岸均派驻工人纠察队封锁、控制粮食从法屬广州湾转运香港,抵制英、日货进口。1925年11月,省港罢工委员会驻雷州纠察队在海上缉获琼崖邓本殷部为港英运输粮食的华山号轮船並没收其全部货物。同月,援助省港大罢工北海纠察队成立。队长彭天维,训育员欧辉[14]。
1926年3月27日,北海市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援助省港罢工周市民大会”进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开展募捐,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并驱逐英国传教士董恩典、法国人啤路出境,指其“作恶多端、民愤极大”[20]。
1926年6月16日,雷州财政处长李光业由广州湾购办大批“仇货”运回海康,被驻沈塘的纠察队陈宗福查获,随车至雷州财政处。李光业則將其吊打。中共領導的国民党海康县党部、雷州青年同志社、省港罢工委员会驻雷州纠察队、海康县农会、总工会等團體联合上诉国民政府和國民黨廣東省党部要求“严惩”李光业。1926年10月9日,省港罢工委员会驻遂溪纠察队赴雷城集中,在麻章圩被当地联团团长率众拦住去路。联团团长指責纠察队毁坏其车,告其于遂溪法院。法官陆法铨也支持麻章民团局长和土豪梁墨斋、姚炳枢等人。此後武装团警及源泰汽车公司数百人,與纠察队员繼續進行鬥毆。中共纠察队长符抗雄和特派员陈东铭等26人被拘禁。事后,韩盈和國民黨海康县党部执委刘坚以及驻雷纠察队宣传队长张伟琪等人到县署与县长林应礼交涉,还呈报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省府要求“严办”陆法铨、姚炳枢等人[21]。
瓊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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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大罷工和六二三事件後,在海口,中共领导的工学组织纷纷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帝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包围英日等国在海口的文化机关和领事馆,撕毁其国旗,随后成立相应的组织,总管海南的杯葛与罢工行动[22]。中共海口市工人互助社与学生会等发动“反帝爱国”运动,组织罢工、罢课、罢市和演街头话剧。互助社号召工人捐款献物寄往廣州省港罢工委员会,又發動抵制日货运动[23]。不過當時瓊崖仍然處在反對國共和廣州國民政府的鄧本殷部管治。省港大罢工期间,邓本殷曾电请美国派出6艘军舰驻琼崖,并接受了香港政府80万元钱款,负责为香港供应食品[24]。1925年7月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常会,决议添设罢工委员会海口封锁队[25]。
1926年初,國民革命軍南征軍渡過瓊州海峽,擊敗退守到瓊崖的鄧本殷。1926年2月,琼崖锁港纠察委员会成立,协助省港罢工委员会驻海口办事处进行封锁工作,主席兼总主任为黎竟民[25][14]。
同月,中共组织海口洋务工人和受雇于外国人住宅当杂工的工人500多人举行总罢工,并募捐支持省港罢工工人。3月,“琼崖援助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黎竞民任总主任。为了支援省港大罢工,中共琼崖总工会恢复,海口、府城、嘉积、文昌、定安、万宁、崖縣等城镇建立起总工会或筹备处,並積極活動和宣傳,到各地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队查禁貿易,封锁海口市至香港航线,以實現對香港的經濟封鎖[26]。纠察队還巡逻检查、扣留、没收運貨到香港的货轮、货物,並對此懲罰船主,将没收的货物运往广州[23]。
廣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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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作为西江流域重要商埠和对外贸易中心,运动尤为激烈。当地发动罢工罢市,组织纠察队查禁英日货物,封锁航线,冲击英领机构,迫使部分外侨撤离。此后又开展“非基督教运动”,反帝宣传高涨。1926年因英商事件引发英舰施压,工会与各界强烈抗议,最终英舰撤离。同年发生中共工运领袖被捕处决事件,引发大规模示威,广西当局在压力下作出让步。南宁作为省会也举行反英大会,成立总工会,组织罢工与募捐,派代表赴广州慰问。桂林、龙州等地同样出现罢工、示威和查禁“仇货”行动,部分教会机构和外商企业遭冲击,英日商品被扣押焚毁。柳州、郁林、百色等地亦建立后援会。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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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罢工正式结束后,1926年10月11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刊物《工人之路》出版《拥护省港罢工实行新政策特刊》。国民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的机关开始征收二五附加税。10月13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纠察队的训练工作。纠察队在训练后输送到各地参加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此外,江门、梅菉、宝安等地连日举行“欢送”纠察队回广州的活动。10月22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慰劳纠察队员大会”,苏兆征、邓中夏等发表演说,号召继续发扬“反帝”精神并积极训练。另外,中共举办的劳动学院、罢工委员会举办的工人宣传学校、劳动妇女学校、工人子弟学校等均先后开课。10月26日,省港罢工工人参与就万县事件广州举行的“反抗英帝国主义屠杀四川省万县同胞示威大会”[27]。
11月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址东园被反对者纵火焚毁。罢工委员会派出武装纠察队布防及组织“调查起火委员会”,又指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随着国民政府中央北迁武汉,广东成为国民政府后方。国共矛盾进一步浮出水面。12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广东当局先后发布限制中共工运的禁令。中共支持的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工人代表会为此提出抗议。
1927年1月,国民党反共派工会广东机器工会对共派的广州铁路工会发动进攻。铁路工人武装则得到中共农军和省港罢工武装的支持。1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就今后香港职工运动问题向香港总工会下达训令。另外,中共也组织省港罢工工人召开声援汉口的“反英斗争大会”(当时汉口英租界国共示威者与英方爆发冲突),又举行纪念列宁去世三周年的活动,出版《纪念列宁特号》等[27]。
1927年2月17日,广东省政府警备司令及公安局宣布取缔“工人持枪殴斗”,收缴了罢工工纠队武装。省港罢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会为此向农工厅请愿并提出抗议。同月,中共的工会集会欢迎共产国际的“国际劳工代表团”,举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大会”。3月16日,中共广东区委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广东省农民协会等中共工农团体发表宣言,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及广东当局执行“民族革命”的“工农政策”,实行“进步的农村政策”。当时,中共的工人武装成功攻占上海,省港罢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举行庆祝。
4月12日,广西新桂系当局响应四一二清党。4月15日,广州四一五清党事变爆发。李济深为首的广东当局响应清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等中共团体,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纠队的武装。省港大罢工领导人李森、何耀全、刘尔崧等也先后被杀。与中共在两广的农民组织一样,清党以后的中共工会及纠察队武装多转入地下,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在广东、广西与国民党当局对抗仰赖的力量[28][29]。
影響
[编辑]為了防止攻擊殖民地政府的出版和脅迫政府的罷工罷市,殖民地政府在大罷工後於1927年分別修訂《承印人與出版人條例》(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和制定的《非法罷工與停業條例》(Illegal Strike and Lockout Ordinance)。[1]而受到政府的鐵腕政策影響,香港的工人運動在1927年後進入低潮。[5]
文學作品
[编辑]省港大罷工的情況被寫入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於1928年出版的小說《征服者》。香港兒童文學作家黃慶雲也著有一本歷史小說《香港歸來的孩子》(原名《紅苗》),以省港大罷工為背景。
另见
[编辑]注解
[编辑]參考
[编辑]文獻
[编辑]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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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编辑]- 民國史事日誌-1925年
- 黃慶雲【香港歸來的孩子】(全文閱讀)(描寫省港大罷工的歷史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