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惡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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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惡意英语:actual malice),也譯為真正惡意實際惡意實質惡意,美國法律名詞,是美國法院用來規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準則之一。這個原則在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時確立。


2000年7月7日,中華民國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509號解釋[1],採納合理查證原則,不採納真實惡意原則。卻有不少人誤以為釋字509號解釋採納真實惡意原則,需要特別澄清。

內容[编辑]

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1964)[2]所創設的真實惡意原則,是指官員或公眾人物指控媒體報導涉嫌誹謗或侵害名譽時,必須證明被告「明知其言論不實」(with knowledge the statement was false),或「對於其言論真實與否毫不在意」(with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the statement was false or not),是用來限縮(近乎排除)被告對官員或公眾人物誹謗或侵害名譽行為的刑、民事過失責任。再經過一些判例發展,當被告疏於查證的情況已經相當於「蓄意的迴避事實真相」(purposeful avoidance of the truth),才有可能構成真實惡意。


釋字509號是針對「刑法誹謗罪之規定是否違憲」所做的解釋,歸納有三個重點:

  1. 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得對言論自由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即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
  2. 《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是對行為人的保障,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阻卻違法事由),並擴張解釋為: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3. 上述規定並沒有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

所謂「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就是採納合理查證原則,作為阻卻違法之事由。當年釋憲聲請人黃○仁、林○秋及法官陳志祥,皆援引美國法上之真實惡意原則(actual malice),據以聲請大法官宣告刑法第310條、第311條之規定違憲。然而,翻遍釋字509號解釋文、解釋理由書、蘇俊雄大法官、吳庚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等相關文件,隻字未提「惡意」一詞,更未因此宣告《刑法》第310條、第311條之規定違憲,反而依解釋文揭示之合理查證原則,作成合憲性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也曾於中華民國法官協會103年度學術研討會中表示,其認為釋字509 號不是採真實惡意原則。前大法官王澤鑑教授著《人格權法》也有詳細介紹真實惡意原則,及分析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95年度台上字第2365號民事判決等過去少數見解曾錯誤引用真實惡意原則,並說明真實惡意原則於我國民法上無適用之餘地,亦指出釋字509號不是採真實惡意原則。

真實惡意原則,既然是用來限縮(近乎排除)被告對官員或公眾人物誹謗或侵害名譽行為的刑、民事過失責任。而釋字509 號所處理的《刑法》第310 條誹謗罪,本來就只處罰故意犯,不必管有沒有過失,基本上就沒有引進真實惡意原則的道理,這一點非常明顯。

至於蘇俊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所提到:「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應將之排除於第310條之處罰範圍外。」及吳庚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提到的:「出於明知其為不實或因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情節,始屬相當。」當然都應該是針對《刑法》第310 條誹謗罪之故意要件闡述,其中提到重大的過失、輕率疏忽等語,應該是屬於探討間接故意/未必故意/不確定故意的範疇,否則就與《刑法》第310 條誹謗罪之規定完全無關。所謂協同意見書也就只是個人意見,不能凌駕釋字509 號解釋本身。但有論者引用蘇俊雄大法官、吳庚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輕率宣稱釋字509 號採真實惡意原則,造成廣泛誤導,特予澄清。

影響[编辑]

這個原則限制了公眾人物以誹謗罪來阻止新聞媒體的報導自由,以防止寒蟬效應。其背後的立場,主要在於限縮政治人物的隱私權,讓公眾有機會在言論的自由市場中,獲得真相。

但也同時帶來公眾人物難以迴避不實指控的影響,特別是媒體受到操縱的情況下。反對者認為這個原則侵害了個人隱私權與名譽,減少新聞媒體的查證義務,容易助長新聞媒體輕率報導的風氣。

注釋[编辑]

  1. ^ 釋字509號解釋文:「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
  2. ^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964), 376 U.S. 254, 11 L.Ed.2d 686, 84 S.Ct. 710. Google Scholar. Google. [11 December 2017]. 

參見[编辑]

外部連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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