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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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设教,原指顺应自然之势,效法天道运行的奥妙,设教化于天下,使百姓顺服。

后假借以之说作为教育手段,借祸福因果之说以劝戒世人[1]。中国的“神道设教”思想产生于西周初期,后来成为儒家思想体系品德教育的策略和手段。

商代多神教体系中,最高神“天帝”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天道”的体现,卜辞中的“帝”类似于战国时期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的“天”,作为自然规律而对人间事务无直接影响。商代祭祀从来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经常贞问“帝”却从不用祭品供奉“帝”。商人的鬼神信仰与史前信仰无本质区别,尚无后世人为的政治控制与欺骗成分。[2][3][4]而相对于殷人的原始多神教,周人则强化了天帝的神性而削弱了诸多祖先神和自然神。周武王设立专门的“帝籍”祭祀上帝[5],并用栗木建造土地神的神位来“使民战栗”[6],周人又创造出“帝廷”作为天帝的“办公”场所。周厉王则认为天帝可以降下“大鲁令(命),用保我家、朕位、胡身”(《胡簋》,《集成》4317)。还有的彝铭谓“肆皇帝亡斁,临保我又(有)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静。”(《师訇簋》,《集成》4342),意思是说,辉煌的帝不厌其烦地俯视和保佑着我们周王朝,以及四方庶民,使得普天之下无不安康稳固。周代的“帝”不仅“降懿德”,还能监视臣民的一言一行[7],以“帝”、“天”为主的神灵世界成为周代王权强有力的后盾,并确立了以“天命”为核心的统治观,周王则与“天”类比于父子关系,因此开始出现了“天子”一称[3]。周人的这种做法就是神道设教,宗教变成了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适应了宗法王权的需要。[8][9][3]儒家思想则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当圣人的言论被当作“神”的训条之时,“神道设教”就成为一种无神的人为的特殊宗教

神道设教就是以鬼神之道立教,语出《周易》彖传语[10][11][12]俗谓巫卜之事为“神道”,与《周易》所说之本义有别。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宗教信仰的政策,借“天人合一”的神权来强化自己的统治,亦称神道设教。用祭祀、卜筮等鬼神迷信的宣传来愚弄人民,与《周易》之本义略有出入。但也有一些思想家不迷信鬼神,范缜彻底否定鬼神的存在,但肯定神道设教的作用。说它“可以治国安民,移风易俗”。

参考文献[编辑]

  1. ^ 后汉书·隗嚣传》:“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
  2. ^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3. ^ 3.0 3.1 3.2 晁福林《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4. ^ 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5. ^ 《清华简·系年》: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6. ^ 《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7. ^ 尚书·周书·吕刑》:上帝监民。
  8. ^ 谢乃和,付瑞珣《从清华简《系年》看“千亩之战”及相关问题》
  9. ^ 雷晓鹏: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宣王“不籍千亩”的真相,《农业考古》,2014,(4)
  10. ^ 《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11. ^ 礼记·祭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12. ^ 孔颖达周易正义》:“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而四时之节气见矣。”
  • 《中国哲学大辞典》
  • 《四书五经辞典》
  • 《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