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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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即使主要戰場是在歐洲而非東亞。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日本入侵中國及介入中國政治的機會,日本隨後在山東的租借地擊退了德國,使中國喪失山東的主權,此一事件打擊了中國民眾的自尊,激發了中國人的反日情緒與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思潮。同時歐洲列強苦於戰爭,使部份知識份子對歐洲文明失去信心,派赴歐洲的華工則帶回了勞工運動的經驗,為日後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和運動埋下伏筆。中國的參戰提升了其國際地位,一戰對中國的工業和出口也有正面影響。因此,一戰在諸多層面深刻地影響了中國。

傷亡[编辑]

為英軍進行維修工作的一戰華工

1917年,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加入對德作戰,期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和租界[1]:374。中國派遣華工到歐洲,在公路、鐵路、礦山、農田、森林、兵工廠、彈藥庫和兵營工作[2]:43,14萬華工中,約有5千人捐軀[3]:47

領土與主權[编辑]

日軍在青島登陸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均勢瓦解,日本利用列強無暇他顧之際,欲將中國淪為其後院[3]:44,鞏固其在東亞地區的利益。1914年9月,日本向德國宣戰,封鎖了德國租借地境內的青島,並計劃從後方進攻德軍炮台,要通過中國領土[4]:107-108袁世凱宣佈中立,並禁止在中國領土交戰,但在日本威脅下,承認山東東部為交戰區。日本派軍27000名[5]:167,在山東半島北岸登陸,但沒有集中兵力攻打膠州灣炮台,反而佔領濰縣,並西進佔領至濟南山東鐵路全線,隨後佔領青島(見青島戰役)。德國投降以後,日軍仍駐紥於鐵路沿線。這時中國孤立無援,英國、俄國都默許日本的入侵,美國即使同情中國,也不願與日本對立[4]:108-109

一戰使中國一度喪失山東的權益,形成山東問題。1915年1月18日,日本呈交二十一條要求給總統袁世凱,保證如加接受,日本將控制在日的中國革命黨[4]:109。廿一條第1號,就是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經過長期磋商,美國隨後介入反對,袁世凱堅決拒絕廿一條中第5號,5月4日談判破裂,日本繼而放棄第5號各條,於5月7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不接受即開戰。當時在南滿與山東日軍共有6萬名,袁世凱自知並不具備對日開戰的力量[5]:168, 170,5月9日終於接受。1917年1月,英國請求日本海軍到大西洋助戰,日本則要求英國支持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以及佔有赤道以北的德國領地。日本向俄國、法國和意大利亦提出同樣要求,四國都秘密承諾,日後在和會支持日本的要求。直至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中日才解決山東問題,日本把膠州灣地區交還中國,濟南鐵路亦全部移交中國,日本從山東撤出所有軍隊[4]:110, 114, 119

內政[编辑]

一戰之後,北洋政府段祺瑞的實力短暫地增強。日本在山東的權益得到列國確認後,鼓勵中國參戰,並以貸款利誘總理段祺瑞。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奧宣戰,日本決定經濟援助段祺瑞,同時禁止向南方國民黨提供任何貨款、武器或援助。1917年-1918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供八筆貨款,總數約14500萬日元,約合7250萬美元[4]:115;貸款段祺瑞都用作擴充軍備[5]:182。段祺瑞亦鞏固了在國會中的勢力,其參謀徐樹錚成立安福俱樂部,實力強大,收買了許多國會議員,佔據許多部門要職[2]:98。日本雖然在財政上增強段祺瑞,但其政權1920年即被推翻[4]:116

民族情緒[编辑]

五四運動時期抵制日貨

日本入侵山東後,東南亞華僑開始抵制日貨,其後波及全國。在日中國留學生提出抗議,全體回國,國內發起籌款運動,準備對日作戰[5]:171二十一條前4號日本要求控制山東、滿洲內蒙、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其中最陰險的的是第5號,要求中在政治、財政、軍事和治安方面,僱用日本顧問,中國至少50%軍火要向日本購買[6]:496,暴露出日本的侵略野心[7]:432;反對聲音全國可聞,群情激憤,幾乎所有報紙都強烈抗日,29省都督向中央呼籲拒絕廿一條。1915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舉行反日集會,參加者數萬人,開始抵制日貨;抵制運動並傳播到長江沿岸和北方其他城市,上海、北京、杭州、長沙、廣州都成立了抵制運動的組織,使日本對華貿易遭受空前損失。5月7日和9日成為國恥紀念日,「勿忘國恥」的標語觸目可見,貼於牆上,附於商標或印在信紙信封[2]:24, 26-27,各地舉行不忘「民族恥辱」的示威和集會。部份知識份子原本立志參考日本模式推行改革,從此卻與日本決裂[5]:170-171

一戰引發中國人強烈的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改變了中國繼後的發展。廿一條激發的屈辱感,使年輕人開始嚴肅思考民族存亡的問題,甚至思考傳統文明應否作根本徹底的改革[2]:7, 27。1919年,巴黎和會決定依照戰時日本與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秘密協議,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這決定公然違背了公開外交、民族自決威爾遜原則。5月4日,北京12所學校3千多個學生在天安門集會,反對巴黎和約,抗議北洋政府1918年與日本秘密勾結,允許日本繼續佔據山東。示威者襲擊親日官員,燒燬內閣次長的住宅,要打倒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賣國賊[2]:147。北洋政府逮捕了數百名學生,喚起全國性的愛國運動,200多個地區爆發學生運動,上海商人罷市一星期,約40家工廠工人罷工。這是中國民族主義新的表達方式[7]:432;結果中國代表拒絕了對德和約。五四運動成為中國思想革命的催化劑,部份極度失望的知識份子,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轉向信奉馬克思主義[6]:506。許多知識份子投身於文化改革,寄望以新文化運動挽救中國[2]:267,主張解放舊思想、舊道德、舊價值和肯定人權,採用白話文和創作新文學,有人視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6]:512。民族主義和文化改革,此後共同把中國帶往新方向[1]:379

思想[编辑]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其十四點和平原則給中國帶來希望

一戰之後,「民族自決」的精神席捲了全球,直接鞏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倡政治理想主義,主張廢止秘密外交,保障小國政治獨立,民族自決,吸引了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增強了中國人的希望[2]:11。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和十四點和平原則,使許多人相信世界民主終於來臨[6]:504,寄望戰後列強會有公正裁決。當列強在巴黎和會上重新確立其殖民政策時,中國大失所望,使民族主義空前高漲[2]:114, 11。一戰同時導致許多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的失望,戰後部份歐洲知識份子持悲觀情緒,認為戰爭是物質和科學文明的結果[2]:449。歐戰亦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點,在中國,戰前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再是思想主流[7]:546-547梁啟超首先質疑「科學萬能」的夢想,張君勱則指出西方文明在戰後已受西方人懷疑,中國應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引起知識份子間的「科玄論戰[2]:455, 457。激進知識份子日益痛恨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害,不再信奉英、美模式的民主體制,加速轉向馬克思主義[7]:550-551

社會[编辑]

一戰期間,中國的赴歐華工中有近3萬人是受過教育的,他們在歐洲組織工會,成立許多勞工組織,如工會、勞工社、儲蓄會、讀書會、自治會等等,謀求改善福利[2]:43-44,得到基督教青年會晏陽初等中國知識份子提供教育[1]:377,並舉行了20多次罷工。戰爭結束後,回國工人和學生帶回勞工運動的經驗,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們協助上海工會的組織。周恩來李立三鄧小平等一些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戰時或戰後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2]:45-46。在戰爭期間新興的工業和企業,則造就了新的商人階層和勞動階層,促動了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6]:497

外交[编辑]

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右上為顧維鈞

在外交部分,中國開始成為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中國對德、奧宣戰,開始收復自鴉片戰爭以來失去的國家主權,廢除與德、奧兩國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兩國在中國的租界,並終止支付德、奧庚子賠款,取消兩國治外法權。戰後並躋身巴黎和會,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設[3]:46,簽訂與奧地利條約,自動成為國際聯盟的一員[6]:506駐美公使顧維鈞是起草國際聯盟憲章的十五人委員會成員之一。中德兩國1921年訂立條約英语Agreement Regard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te of Peace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1921),則是近代中國與歐洲大國簽訂的第一份界定雙邊關係的平等條約[3]:47

經濟[编辑]

在經濟方面,中國本土企業趁著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振興了經濟的發展。19世紀後期開始,西方列強以特權在中國傾銷其工業產品,中國工業沒有什麼擴張機會[2]:8。一戰期間,歐洲列強忙於軍火生產,加上運輸車船短缺,減少對中國的出口,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也十分少,為中國工業發展提供大好時機。在一戰及戰後幾年,華資工業有顯著增長:1913年有698家工廠,資本3億3千萬元,工人27萬名;到1920年,工廠增至1759家,資本5億,工人55萬多名[7]:47-48。為填補進口商品的不足,紡織、麵粉、絲綢、火柴、水泥、煙草等華資工廠開始繁榮起來[6]:495輕工業有顯著發展,可說是工業史上的黃金時代[2]:8。但戰時很難從歐洲獲得機械設備,工業發展仍然有限。一戰亦使中國出口有所增長,戰爭提高了歐洲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戰後重建也需要更多原料。在上海,1919年的出口值比前一年提高30%,外貿總值從1918年10.4億,上升到1923年16.7億。一戰時,中國資金減少來自國外的投資,中國銀行開始蓬勃發展,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銀行[7]:798-799, 801。一戰期間,中國政府在英國等協約國的壓力之下,清理德華銀行等德國在華企業。[8]

注釋[编辑]

  1. ^ 1.0 1.1 1.2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追尋現代中國》. 溫洽溢譯. 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ISBN 9571333719 (繁體中文).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周策縱. 《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 周子平等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6. ISBN 7214017792 (簡體中文). 
  3. ^ 3.0 3.1 3.2 3.3 徐國琦.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PDF). 《二十一世紀》. 2005, 90: 40–49 [2015-06-28] (繁體中文). 
  4. ^ 4.0 4.1 4.2 4.3 4.4 4.5 費正清(J. K. Fairbank) (编). 《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 章建剛等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ISBN 7208015589 (簡體中文). 
  5. ^ 5.0 5.1 5.2 5.3 5.4 菊池秀明.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 馬曉娟譯.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9535217 (簡體中文). 
  6. ^ 6.0 6.1 6.2 6.3 6.4 6.5 6.6 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 計秋楓等譯.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2. ISBN 9789622019881 (繁體中文). 
  7. ^ 7.0 7.1 7.2 7.3 7.4 7.5 費正清(J. K. Fairbank) (编). 《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 章建剛等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ISBN 7208012679 (簡體中文). 
  8. ^ Ghassan Moazzin, "From Globalization to Liquidation: The Deutsch-Asiatische Bank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China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16 (2015), 52-76.. cross-currents.berkeley.edu. [2016-06-25]. 

延伸閱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