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优良条目,点此获取更多信息。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即使主要戰場是在歐洲而非東亞。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日本入侵中國及介入中國政治的機會,日本佔領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使中國喪失青岛港的主權,打擊了中國民眾的自尊,激發起中國人的反日情緒與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思潮,許多知識份子失望下轉向信奉馬克思主義。戰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點,使部份知識份子對歐洲文明失去信心,派赴歐洲的華工則帶回了勞工運動的經驗。中國的參戰提升了其國際地位,擴大了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一戰也促進了中國工業的發展,改善了出口貿易。因此,一戰在諸多層面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及重要轉折點」[1]

傷亡[编辑]

為英軍進行維修工作的一戰華工

1917年,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加入對德作戰,期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和租界[2]:374。中國派遣華工到西歐,在公路、鐵路、礦山、農田、森林、兵工廠、彈藥庫和兵營工作[3]:43,14萬華工中,因在赴歐途中受德國潛艇攻擊,或死於歐洲,約有5千人捐軀[4]:47。戰爭期間,俄國從中國招聘了約16萬以上的勞工,他們工作環境惡劣,待遇艱苦[5]:461, 471,傷亡總數有人估計達3萬人[6]

領土與主權[编辑]

日軍在青島登陸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均勢瓦解,日本利用列強無暇他顧之際,欲使中國淪為其後院[4]:44,鞏固其在東亞地區的利益。1914年9月,日本向德國宣戰,封鎖了德國租借地境內的青島,計劃從後方進攻德軍炮台,要派軍通過中國領土[7]:107-108,並承諾日後將把膠州灣交還中國[8]:189袁世凱宣佈中立,並禁止兩軍在中國領土交戰,但在日本威脅下,承認山東東部為交戰區。日本派軍27000名[9]:167,在山東半島北岸登陸,但沒有集中兵力攻打膠州灣炮台,反而佔領濰縣,並西進佔領至濟南山東鐵路全線,隨後佔領青島。德國投降以後,日軍仍駐紥於鐵路沿線。這時中國孤立無援,英國、俄國都默許日本的入侵,美國即使同情中國,也不願與日本對立[7]:108-109

一戰使中國一度喪失山東的權益,形成山東問題。1915年1月18日,日本呈交二十一條要求給總統袁世凱,保證如加接受,日本將控制在日的中國革命黨[7]:109。二十一條第1號,就是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經過長期磋商,美國隨後介入反對,袁世凱堅決拒絕二十一條中第5號,5月4日談判破裂,日本繼而放棄第5號各條,於5月7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不接受即開戰。當時在南滿與山東日軍共有6萬名,袁世凱自知並不具備對日開戰的力量[9]:168, 170,5月9日終於接受。1917年1月,英國請求日本海軍到大西洋助戰,日本則要求英國支持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以及佔有赤道以北的德國領地。日本向俄國、法國和意大利亦提出同樣要求,四國都秘密承諾,日後在和會支持日本的要求[7]:110, 114。戰後巴黎和會上,列強決定把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原先享有的一切權益,完全轉讓日本,中國代表團力爭無效[8]:164, 168。直至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後,日本把膠州灣地區還與中國、將濟南鐵路全部移交中國,并從山東撤出所有軍隊,中日方才解決山東問題[7]:119

民族情緒[编辑]

五四運動時期抵制日貨

日本入侵山東後,東南亞華僑開始抵制日貨,其後波及全國。在日中國留學生提出抗議,全體回國,國內發起籌款運動,準備對日作戰[9]:171二十一條前4號日本要求控制山東、滿洲內蒙、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而最苛刻的第5號,要求中國在政治、財政、軍事和治安方面僱用日本顧問,而且至少一半軍火要向日本購買[10]:496,暴露出日本的侵略野心[11]:432;反對聲音全國可聞,群情激憤,幾乎所有報紙都強烈抗日,29省都督向中央呼籲拒絕二十一條。1915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舉行反日集會,參加者數萬人,開始抵制日貨;抵制運動並傳播到長江沿岸和北方其他城市,上海、北京、杭州、長沙、廣州都成立了抵制運動的組織,使日本對華貿易遭受空前損失。5月7日和9日成為國恥紀念日,「勿忘國恥」的標語觸目可見,貼於牆上,附於商標或印在信紙信封[3]:24, 26-27,各地舉行不忘「民族恥辱」的示威和集會。部份知識份子原本立志參考日本模式推行改革,從此卻與日本決裂[9]:170-171

一戰引發中國人強烈的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啟動了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的五四學生運動[12]:92。二十一條激發的屈辱感,使年輕人開始嚴肅思考民族存亡的問題,甚至思考傳統文明應否作根本徹底的改革[3]:7, 27。1919年,巴黎和會決定依照戰時日本與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秘密協議,讓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這決定公然違背了公開外交、民族自決威爾遜原則[3]:147。5月4日,北京12所學校3千多個學生在天安門集會,反對凡爾賽條約,抗議北洋政府1918年與日本秘密勾結,允許日本繼續佔據山東。示威者襲擊親日官員,燒燬內閣次長的住宅,要打倒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賣國賊[3]:147。北洋政府逮捕了數百名學生,喚起全國性的愛國運動,200多個地區爆發學生運動,上海商人罷市一星期,約40家工廠工人罷工。這是中國民族主義新的表達方式[11]:432;結果中國代表拒絕了對德和約。五四運動成為中國思想革命的催化劑,部份極度失望的知識份子,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轉向信奉馬克思主義[10]:506。許多知識份子投身於文化改革,寄望以新文化運動挽救中國[3]:267,主張解放舊思想、舊道德、舊價值和肯定人權,採用白話文和創作新文學。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10]:512。民族主義和文化改革,此後共同把中國帶往新方向[2]:379

思想[编辑]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其十四點和平原則給中國帶來希望

一戰之後,「民族自決」的精神席捲了全球,直接鞏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倡政治理想主義,主張廢止秘密外交,保障小國政治獨立,民族自決,吸引了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增強了中國人的希望[3]:11。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和十四點和平原則,使許多人相信世界民主終於來臨[10]:504,寄望戰後列強會有公正裁決。當列強在巴黎和會上重新確立其殖民政策時,中國大失所望,使民族主義空前高漲[3]:114, 11。激進知識份子日益痛恨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害,不再信奉英、美模式的民主體制,加速轉向馬克思主義[11]:550-551

一戰導致許多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的失望,戰後部份歐洲知識份子持悲觀情緒,認為戰爭是物質和科學文明的結果[3]:449。戰爭的殘暴與巨大傷亡,呈現西方「文明」與「野蠻」共存的現象,使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由敬畏轉為懷疑,由樂觀轉為悲觀,有「西洋文明破產」之說[12]:92, 140,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弱點。戰前中國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再是思想主流[11]:546-547梁啟超首先質疑「科學萬能」的夢想,張君勱則指出西方文明在戰後已受西方人懷疑,中國應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引起知識份子間的「科玄論戰[3]:455, 457

內政[编辑]

一戰一度增強了北洋政府段祺瑞的實力。日本在山東的權益得到列國確認後,鼓勵中國參戰,並以貸款利誘總理段祺瑞。1917年8月14日,中國對德、奧宣戰,日本決定經濟援助段祺瑞,同時禁止向南方國民黨提供任何貨款、武器或援助。1917年-1918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供八筆貸款,總數約14500萬日元,約合7250萬美元[7]:115;貸款段祺瑞都用作擴充軍備[9]:182。段祺瑞亦鞏固了在國會中的勢力,其參謀徐樹錚成立安福俱樂部,實力強大,收買了許多國會議員,佔據許多部門要職[3]:98。日本雖然在財政上增強段祺瑞,但其政權1920年即被推翻[7]:116

外交[编辑]

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右上為顧維鈞

一戰促使列強長期以來在中國維持的勢力均衡瀕於瓦解,為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以及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提供有利的國際條件[1],中國開始成為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中國對德、奧宣戰,開始收復自鴉片戰爭以來失去的國家主權,廢除與德、奧兩國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兩國在中國的租界,並終止支付德、奧庚子賠款,取消兩國治外法權。中國戰後躋身巴黎和會,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設[4]:46,簽訂與奧地利條約,自動成為國際聯盟的一員[10]:506。中國代表拒簽凡爾賽條約,敢於向西方舊世界說「不」,開創了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向列強抗爭,維護中國主權的先例[8]:197, 199駐美公使顧維鈞成為起草國際聯盟憲章的十五人委員會成員之一。中德兩國1921年訂立中德協約英语Agreement Regard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te of Peace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1921),則是近代中國與歐洲大國簽訂的第一份界定雙邊關係的平等條約[4]:47

社會[编辑]

一戰促進了中國的勞工運動。一戰期間,中國的赴歐華工中有近3萬人是受過教育的,他們在歐洲組織工會,成立許多勞工組織,如工會、勞工社、儲蓄會、讀書會、自治會等等,謀求改善福利[3]:43-44,得到基督教青年會晏陽初等中國知識份子提供教育[2]:377,舉行過20多次罷工。華工受過工會組織洗禮,開始著重工人生活水平,回國後帶回勞工運動的經驗,組織和領導新工會,推動以後上海的工潮,五四運動期間協助上海工會的組織[3]:45-46[13]:186。在戰爭期間新興的工業和企業,造就了新的商人階層和勞動階層,也促進了中國勞工運動的發展[10]:497

經濟[编辑]

中國本土企業趁著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振興了經濟的發展。19世紀後期開始,西方列強以特權在中國傾銷其工業產品,中國工業沒有什麼擴張機會[3]:8。一戰期間,歐洲列強忙於軍火生產,加上運輸車船短缺,減少對中國的出口,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也十分少,為中國工業發展提供大好時機。在一戰及戰後幾年,華資工業有顯著增長:1913年有698家工廠,資本3億3千萬元,工人27萬名;到1920年,工廠增至1759家,資本5億,工人55萬多名[11]:47-48。為填補進口商品的不足,紡織、麵粉、絲綢、火柴、水泥、煙草等華資工廠開始繁榮起來[10]:495,煙草、麵粉和紡織業的增長率,在1914—1920年分別達到37%、23%及17%,工業生產以年平均15%的速度高速增長[14]:371,發展顯著,可說是工業史上的黃金時代[3]:8。來自歐美的進口機布因戰爭而銳減,1918年英國棉坯布出口中國減至戰前的25%,日本棉布出口中國也因反二十一條的抵制日貨運動而未能增長。結果中國的棉坯布進口量,在1916年減至1913的約60%,減少了800萬匹。中國的織布業與紡織業都得以發展和成長,在低支紗(粗紗)領域增長尤其顯著,市場地位超越了日本紗[14]:122, 233。但戰時中國很難從歐洲獲得機械設備,工業發展仍然有限。金融業方面,一戰時中國資金減少來自國外的投資,中國銀行開始蓬勃發展,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銀行[11]:798, 801

一戰導致中國出口有所增長,戰爭提高了歐洲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戰後重建也需要更多原料。在上海,1919年的出口值比前一年提高30%,外貿總值從1918年10.4億,上升到1923年16.7億[11]:798-799。由於進口減少,出口增加,中國的貿易收支得到改善,一戰前1913年入超曾達2.1億兩,到1919年,由於出口激增,收支差距縮至1600萬兩[14]:190一戰華工每人每月平均向中國滙款約20法郎,有助於中國的國計民生;華工受過訓練,視野較開闊,戰後回國,將簡單的工業常識傳佈於國內,並促進中國的工業化[13]:184-186

注釋[编辑]

  1. ^ 1.0 1.1 徐國琦.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影響〉. 人文與社會. 2014-05-29 [2017-09-15] (簡體中文). 
  2. ^ 2.0 2.1 2.2 史景遷. 《追尋現代中國》. 溫洽溢譯. 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ISBN 9571333719 (繁體中文).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周策縱. 《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 周子平等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6. ISBN 7214017792 (簡體中文). 
  4. ^ 4.0 4.1 4.2 4.3 徐國琦.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PDF). 《二十一世紀》. 2005, 90: 40–49 [2015-06-28] (繁體中文). 
  5. ^ 奧爾加‧阿列克謝夫(Olga Alexeeva).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俄國華工〉 (PDF). (编) 魏格林等. 《一戰與中國:一戰百年會議論文集》. 北京: 東方出版社. 2015: 451–475. ISBN 7506087979 (簡體中文). 
  6. ^ "August 14: China enters the war".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2017-08-14 [2017-09-29] (英语). 
  7. ^ 7.0 7.1 7.2 7.3 7.4 7.5 7.6 費正清 (编). 《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 章建剛等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ISBN 7208015589 (簡體中文). 
  8. ^ 8.0 8.1 8.2 陳三井. 《中國躍向世界舞台:從參加歐戰到出席巴黎和會》. 台北: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ISBN 9862212632 (繁體中文). 
  9. ^ 9.0 9.1 9.2 9.3 9.4 菊池秀明.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 馬曉娟譯.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9535217 (簡體中文).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 計秋楓等譯.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2. ISBN 9789622019881 (繁體中文).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費正清 (编). 《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 章建剛等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ISBN 7208012679 (簡體中文). 
  12. ^ 12.0 12.1 丘為君. 〈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2005, 23: 91–146 (繁體中文). 
  13. ^ 13.0 13.1 陳三井. 《華工與歐戰》. 台北: 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 1986. ISBN 9860017204 (繁體中文). 
  14. ^ 14.0 14.1 14.2 森時彦. 《中國近代棉紡織業史研究》. 袁廣泉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 ISBN 750971222X (簡體中文). 

延伸閱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