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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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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國共戰爭
国共战争的一部分
日期: 1927年8月—1937年
地点: 中国
結果: 国共双方停战,進入第二次合作時期
參戰方
青天白日旗 中國國民黨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国民革命军军旗 国民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193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
(1935-1936)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5-1936)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
(1936-1937)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 中国工农红军

指揮官和领导者
中國國民黨 国民政府 蒋中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朱德
中国共产党 博古
等人
兵力
220萬人 30~50萬人

第一次国共内战是指中國在1927年-1937年间,在四一二事件後,由中國國民黨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性政权之間的战争,此战争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後趋向隐化,以国共摩擦形式贯穿抗战始终。中國國民黨稱為剿共。中国共产党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十年內戰[1][2]

背景[编辑]

1926年的蒋中正

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派閥蜂起,蘇聯加速分化國民黨[3]。出现了以蒋中正为首的金陵派,后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派,及以陈济棠为首的广州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开始对中共进行清剿。随着汪精卫陈济棠逐渐倾向于归顺蒋中正領導的中央政权,國民黨逐將共产党列為非法,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的黨委等管理机构逐渐受到破坏,领导人也被逮捕禁錮

经过[编辑]

反政府战争(1927年-1931年)[编辑]

作为起义军总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现为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中共反政府暴动[编辑]

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蒋介石,於1927年8月1日舉行南昌起事,打响武裝反抗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枪[1]。由此建立起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军队。其后此队伍与秋收暴動等建立的部队联合,建立根据地。

由于中国国民党的势力尚在完成北伐战争,无暇顾及地方尤其是南方的军事实力,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得以壮大。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推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地权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在地方军阀未有触及的不发达地方建立根据地,用游击战术避开军阀的进攻。这套政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各省的中国共产党分部纷纷复制其经验建立起地方根据地。

國民政府全面围剿中共[编辑]

1928年6月,奉軍大元帥张作霖日本關東軍炸死,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奉天通电东北易帜,除卻北洋政府五色旗,改懸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宣布歸順南京,北伐成功,中國象徵性統一。國民政府虽然完成北伐,但由于其过程是通过与地方军阀部队妥协,遂花费十年时间消滅地方军阀勢力。其中在蘇聯支持下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地方政权,也被视为統一中國的障礙。

中共的盲目乐观及国统区的受挫[编辑]

在東北易幟與孫中山死後,國民政府雖名義上統一了全中國,但處理背後各自有列強撐腰的各地軍閥的武力實權便是下一步穩定國家的重點,中共當然因此也是重要的目標之一。

委員長李立三仍支持「城市革命」路線,希望由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入手。他認為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是很好的時機,動員城市和鄉村的共產黨組織向附近的大城市進攻。但因為城市的組織因此暴露行蹤,使得自1927年清黨以來好不容易恢復的工人組織能被國民政府一網打盡。這樣錯誤的時間點行動代表著「城市中心論」政策失敗,李也因此遭批鬥罷黜。中共也隨著接下來的十年建設/國民政府剿共階段,將注意力放在如何獲得大多數貧農支持與獲得武器資源的「回到鄉村」路線上。

分离主义战争(1931年-1937年)[编辑]

分离政权的建立[编辑]

1930年至1932年6月,國民政府四次对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中央蘇區“圍剿”[1]。由于中国國民黨内部派系意见不一,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成功游击战术,四次围剿均告失败。

1931年4月,顾顺章在上海被捕。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二人的被捕及處決代表共產黨勢力徹出了城市。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中共也逐渐迁往江西瑞金的根据地。博古李德等蘇派排挤毛泽东,直接指挥部队。

对分离政权的清剿[编辑]

1933年4月,江西新淦為中國工農紅軍所陷,國軍軍心搖動,局勢險惡[4]。蔣隨後發表《告各將領先清內匪再言抗日電》,申明「外寇不足慮」,中國共產黨實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中國共產黨,「則決無以禦外侮」[5]。1933年9月,蔣介石發動對蘇區的第五次围剿[1],兵力達到100萬人。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戰略指導下,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結果使反“圍剿”遭到失敗[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除留一部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1]

为转移到北方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地,途中部分其它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也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一方面采取迂回战术,避开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利用地方军阀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取道地方势力较强的地区。部分地方军阀因与蒋中正領導的国民政府有矛盾,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交战。[來源請求]

中国共产党主力部队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召开遵义会议,至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6]。之后过程红军主力部队辗转从四川到达陕西,因多次与中国国民党部队的冲突和缺水缺粮等因素损失大半兵力,与陕西根据地部队会合。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也因受国军攻击而有所受损。

分离运动的放弃[编辑]

1935年至1936年间,驻扎在陕西的红军部队与国民政府部队多次发生冲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1936年2月红军以进入河北、热河抗日为名,袭击太原的阎锡山部队,向地主搶糧,以解決缺糧問題[7][8]。以及1935年开始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共军的攻势。

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逐渐改变对日政策。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蔣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联共抗日之條件[1]。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借联合抗日之名获得喘息机会。1937年2月,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共产党发出《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主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内战的结束。

国民革命军内斗(1937年-1946年)[编辑]

中共军队的改编[编辑]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分为两个部队(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政府军队编制,但实际上仍受中共絕對控制。虽然中共与國民政府在军队调动上的矛盾时有激化,甚至发生例如皖南事变那样的冲突,但至抗日战争结束仍保持合作关系。同时中共借抗日战争的机会,在日军未能完全控制的区域发动游击战,以及通过多种政策收编民众,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其主力部队壮大至13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

国共的合作与摩擦[编辑]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共产党实力的增强,以及共产党与國民黨之间意识形态矛盾的加剧,以及冷战开始的影响,终于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

国民革命军番号的放弃[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1989年版),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9月,第4922頁,ISBN 978-7-5326-0083-0
  2. ^ Christopher R. Lew; Edwin Pak-wah Leu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Scarecrow Press. 2013-07-29: 6. ISBN 978-0-8108-7874-7. (英文)
  3. ^ 墨爾. 蔣介石的功過: 德使墨爾駐華回憶錄. 1994年.「史達林承認過去以共黨分子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唯有蔣介石才能牽制日本,須先嚴防日本侵犯中國而逼進蘇聯邊界。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也公開支持蔣中正」
  4. ^ 陳布雷等編著. 《蔣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8-06-01: 27. 
  5.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第35-36頁
  6. ^ 薛慶超.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主要依據. 《光明日報》. 2013-10-09. 
  7. ^ 陳永發.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新史學》. 1990, 第一卷 (第四期): 41–1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8-09). 
  8. ^ Chen Yung-Fa.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编) Tony Saich; Hans J. Van de Ve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M.E. Sharpe. 1995: 266–267. ISBN 9781563244285.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