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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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冷战[1][2],亦称新冷战[3]冷战2.0[4][5](英語:Second Cold War[6][7]、New Cold War[8][9][10]、Cold War II[11][12]),指的是冷战结束以后在对立的地缘政治集团之间再度发生的政治与军事紧张局势:自201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不再维持和平合作共同发展,重新开始陷入有克制的全面对抗,如同1945年至1991年的冷战时期一样,故而得名。对于第二次冷战是否已经发生,学界未有定论。

一般认为,第二次冷战的一方是美国及其盟友,另一方是俄罗斯及其盟友,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一方面,中国虽然与俄罗斯关系较为密切,但不是盟友关系[13],但中国又与美国相对抗[14],并且客观上与俄罗斯实施协作[15];另一方面,欧盟日本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也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政治、外交上出现一定独立性,但仍然保持军事上的协同关系;此外,美国、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各国还需要合作面对非常规的国际性的挑战,如伊斯兰恐怖主义气候变化

第二次冷战的特色在于,相较于第一次冷战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军事方面的竞争,第二次冷战各方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经济、国际贸易、军事、科技、文化、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各个层面全面实施对抗。

2019年9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对中美贸易战表示担忧,“我担心可能出现‘大分裂’,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建造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都有自己的主导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自己的因特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16]。”

简史[编辑]

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塑(1991年-2000年)[编辑]

1980年代后期,世界各国出现了争取民主化的浪潮。当时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极权主义国家,在1989年为集中爆发期的一系列革命中纷纷倒台;大韩民国中华民国等一批实行威权主义的美国盟友也迅速完成民主化,开放了党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暴力手段结束其境内的民主化呼声,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变色,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结束了1972年以来对中国的以利用为主的特殊关系;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苏联,不仅共产党失去了权力,而且国家在1991年解体;美国成为仅剩的一个超级大国,开始长期的一强独大冷战以美国的彻底胜利告终。

冷战结束之后,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实施去共化,主要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然而并不顺利:在部分国家,旧共产党政权的高官和政商新贵互相勾结,成为寡头,使得普通群众很难享受到去共化的积极成果。经济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一是采用政治上迅速肃清共产党势力,经济上在迅速学习西方经验的国家,如波罗的海三国;二是政治上继续由共产党领导,在经济上实施受控的缓和的自由化的国家,如中国。东欧各国的去共化和经济转型基本上在2007年宣告完成。

共产党消失后,其继业者基本上不能维持对国家各地的高压管制,各地骚乱频发。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本来在一个国家下的兄弟民族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反目。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积极要求独立并成功[17];在外高加索,出现了三个微型国家;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在塞、克、波黑、科索沃大打出手[18]。在部分骚乱严重的国家,原共产党政权出身者重新领导国家,实行威权统治,如白俄罗斯

作为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对抗的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美国而言,其对手永远需要被遏制甚至消灭至对其不再有威胁。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虽然表列了一些“暴政据点”、“邪恶轴心”和“流氓国家”,但这些国家只是短期内对美国内政外交不利,且美国有能力使用制裁和局部战争等方式消除其威胁,而俄罗斯和中国有能力对美国发动直接挑战,且美国不能保证能完全抵抗这种挑战,又不能诉诸武力,因为这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故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只能采取遏制其发展能力和战略回旋空间的方法。

美国在欧洲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将北约推到俄罗斯的国境线前[19][20];在亚洲强化岛链以防止中国三军出海[21],同时与日本、韩国、东盟列国、台湾结盟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美国在非洲、中东和拉美扶持亲美国的势力,一方面防止自己后院起火,另一方面稀释中国在这些区域的影响。经济上,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成功摆脱恶性通货膨胀后,美国拒绝提供过多援助,使得俄罗斯陷入经济衰退[22]。宣传上,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向俄罗斯、中国和旧大陆的其他与美国相对抗的国家进行富有争议的广播服务,作为意识形态战争的工具。冷战早期提出遏制策略乔治·凯南在1998年称北约东扩为“新冷战的开始”,并预测“俄罗斯将逐渐做出相当不利的反应并将影响到其政策”[23]

危机再临(2000年-2014年)[编辑]

2000年初,亲西方的叶利钦突然辞任俄罗斯总统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接任,并且逐渐疏离西方。2001年初,海南島發生撞機事件;同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遇了恐怖袭击。部分学者,如英国作家爱德华·卢卡斯[24]复旦大学教授王义桅[25]等认为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人类实际上已经进入新冷战状态。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内政外交政策被认为是与前任迥异:普京更倾向于使俄罗斯变得强大,以至再次成为超级大国[26],全然不似叶利钦般顾及西方国家的感受。英國歷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英语Max Hastings曾在他的文章《我們是否要在本世紀和俄羅斯戰鬥?》中描述普京是“斯大林的精神繼承者”[27];《时代》杂志对普京的评价则是“沙皇再世”[26]

在1993年至2001年的一系列军事危机之后,中国在21世纪的前10年,终于有机会重新启动因经费不足而长期中断的军事科技研发。随着中国积极入世,承接中低端产业,中国的经济在2001年之后,呈腾飞态势;甚至A股崩盘国际金融危机都没能阻挡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虽然部分开放但仍相对集中的经济体系,又使得中国经济的飞跃能够迅速的在财政收入上体现出来,进而反哺科技,尤其是航天、信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武器产业。到2013年,习近平接手的是一个拥有五代机、航空母舰、空间站、独立自主的互联网、全球唯一的全门类工业产业链、一系列初具规模的民族品牌、世界第二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与世纪之交相比,中国再次实现了飞跃。中国崛起——在中国国内常被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21世纪第一个有能力改变国际局势的地缘政治事件[28]

九一一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利用民意并联合盟友和全世界其他有相似目标的政治势力(甚至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发动反恐战争[29]。美国并借机发动伊拉克战争以铲除反美的萨达姆政权[30],在伊斯兰世界各国扶持亲美势力,挑动阿拉伯之春[31],并进而促使利比亚反美的卡扎菲政权倒台。但旷日持久的美国在中东行动使得美国大量军力被集中在西亚、北非、印度洋,无暇顾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难以遏制中国。在2001年,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在役海空军装备仍然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水平,以当时空军大量的歼-7、歼-8、海军大量的052、053,甚至无力巡航南海,遑论突破岛链;但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在理论上拥有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32],美国的军事重心却仍然被拖在阿富汗、叙利亚,顾此失彼。

微危机,主要是朝鲜半岛和原苏联地区的危机,开始逐渐激化。在朝鲜半岛,朝鲜独裁者金正日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社会的调解,但暗地里由于国际社会不能满足其野心,仍然继续其核武器和导弹的开发计划,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几近破裂;而且由于朝鲜开发核武器的试验基地位于朝鲜最东北,亦最靠近中国和俄罗斯的咸镜北道,使得中俄都因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切实的威胁而不再支持朝鲜,朝鲜因而陷入彻底的孤立——讽刺的是,朝鲜早年试图向全世界开放的窗口罗津也在咸镜北道境内。金正日最后在全球制裁导致的内外交困中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

原苏联地区的危机则更加激烈。苏联为了保证中央权威,在各个加盟共和国都设置了与主体不连接的飞地,或者主体民族是其他民族的民族聚居区: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阿塞拜疆的纳希契凡阿尔扎赫、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之间、乌克兰的东部俄罗斯族人聚居区、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地区……俄罗斯为控制格鲁吉亚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不惜违背奥林匹克精神,选择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开战。长久来看,俄罗斯对周边俄罗斯人占主体的地区的渴求将成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

国际金融危机是促进第二次冷战降临进程的另一重要因素。面对金融危机,美国[33]和中国[34]分别抛出近万亿美元的救急方案,但经济救急方案后来被证明只是兴奋剂式的方案——很多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激化的趋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而后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疲软、通货紧缩贫富差距加大[35]失业率增长、债务增加[36]、房价上涨[37]购买力下降。各国国内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分工的国家之间,愈发割裂开来,孤立主义民族保守主义开始盛行,甚至法西斯主义也开始重新抬头,经济全球化趋势遭到挑战。这个情形将最终导致特朗普勒庞这些极端孤立主义者的出现。

新冷战前夜(2014年-)[编辑]

2010年2月7日,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选举亚努科维奇为总统。该总统在2013年,转而采取亲俄的外交政策,停止加入欧盟的努力[38],导致部分乌克兰人选择示威[39],致使亚努科维奇于2014年2月下野[40]流亡俄罗斯[41];而新政府采用过分的手段消除俄罗斯的一切影响[42],又使得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克里米亚诸州先后发动示威,其中克里米亚更径自宣布独立和加入俄罗斯[43],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也成立了独立政府,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交战中甚至有载有艾滋病学专家的民航飞机被击落。这促使乌克兰更加靠近西方,而美俄、欧俄关系彻底恶化[44]。《外交政策》杂志认为克里米亚危机是第二次冷战的重要开始标志[45]。而在2016年,随着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开始转向。特别是在2018年美国中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则是加速了新冷战的步伐。

主要国际关系[编辑]

美俄、欧俄关系[编辑]

中美关系[编辑]

中俄关系[编辑]

中俄目前并非盟友关系,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明确站在俄罗斯的反面,表示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46],至今中国地图出版社自然资源部的世界地图上都将克里米亚划为乌克兰领土。但在2019年后,两国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准盟友关系,并为日后可能发生的第二次冷战结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47]

中欧、中日关系[编辑]

中国与欧盟、日本交好,一方面是为了使欧盟、日本能在可能发生的中美冷战时保持一定的中立,避免中国自己届时再次陷入全面孤立的窘态,另一方面是为了今后一带一路协作发展,以及横跨整个亚欧大陆的合作共赢的关系。

中欧关系[编辑]

中国与欧盟之间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从2007年起,双方开始谈判提升关系到新的合作伙伴层面,目前已经有20多个项目的谈话和协定签署,涉及环保、教育等领域[48]。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视欧盟为一带一路的终端节点,同时欧盟亦视中国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因而双方皆相当重视[49]。中国与欧盟的主要国家,如法国和德国,都维持有较高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日关系[编辑]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起伏不定,但主要影响因素并非是美国,而是两国之间复杂的关系史以及两国政府和民众相背离的历史认知。在昭和末平成初(1989年至1995年)和平成末令和初(2018年至今)中日关系都相对较好,而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单方面国有化钓鱼岛都曾使得中日关系变得冷淡。

美台关系[编辑]

美日关系[编辑]

韓美關係[编辑]

朝美關係[编辑]

朝韩關係[编辑]

日韩關係[编辑]

美欧关系[编辑]

烏歐關係[编辑]

烏俄關係[编辑]

參見[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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