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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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

红卫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部分特殊人群的一种称呼,其成员大部份是由中学、大专院校学生所组成。红卫兵运动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期间达到高潮并影响全国,红卫兵进行了全国大串连毛泽东曾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期间大量“黑五类”分子及家属遭到迫害甚至屠杀,诸多文物古迹则在“破四旧”中被红卫兵损毁[1][2][3][4][5]。1967年夺权运动起,红卫兵内斗升级,甚至发生武斗,红卫兵造反运动也逐渐被工人造反运动所取代[6][7]。此后,随着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红卫兵运动于1960年代末逐渐消退[8][9]

名词释义[编辑]

定义[编辑]

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口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中学青年学生所组成的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卫东彪”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之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毛泽东语录》, 他们外出行动时高唱语录歌,宣传造势时常跳语录舞。

分类[编辑]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派别林立,互不隶属[7]。1966年下半年, 红卫兵运动波及全国, 工厂, 农村乡镇也成立了各名目红卫兵组织。地方上持不同观点(保皇派或造反派)的红卫兵互相对立,写大字报攻击对方观点,被称爲反帝反修,保卫党中央毛主席革命政权的阶级斗争。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等,许多学者将红卫兵团体大致分为[7][10][11][12]

  • 老红卫兵:係最早的红卫兵,全部是干部子弟(主要是共产党党政部门高级干部), 他们的信条口号是: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子打地洞”或“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目标是赶尽杀绝黑五类, 反动学术权威和共产党中的修正主义分子。 是最早的组织,在一,二周内,各省市高干子女也紛紛成立“联动”红卫兵,在學校抓打批斗“走資派”, 反動學術權威,搞紅色恐怖 。“龙凤”喻红五类子弟, “老鼠”喻黑五类子弟。 但是文革开始后不久,由于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父母被列入要被打倒的走资派行列, 这些老红卫兵受到刚刚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冲击,很快就失势了。
  • “保守派”红卫兵:又称保皇派,老红卫兵的效彷者,绝大部分成员是那些被认爲出身好的红五类家庭子女(指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 他们被视爲最可靠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包括:解放军人子弟、工人子弟、贫农和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部、革命先烈子弟)。 1966年下半年开始,保守派红卫兵的直接对立面就是造反派红卫兵。两派一开始就进入极端对立状态。1966年底开始各地就不断有小规模武斗发生,1967年6、7月更发展到全国各地大规模武斗(包括使用刀棍、枪械、槍炮等),有些地方武斗死伤数以千计, 极其惨重。个别地区连军队都捲入其中。
    文革期间位于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内的红卫兵口号
  • 造反派”红卫兵:与保皇派红卫兵对立,批判血统论,他们多数在文革初期受到老红卫兵(联动)和保皇派红卫兵的歧視甚至迫害。造反派成员的家庭出身成分复杂, 涵盖所有阶层的子弟(除部分“红五类”子弟外,還有出身于知识分子,自由职业,小资,小商,小农-至中农以上,等等处于灰色地带的家庭)。北京“红八月”起,造反派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逐渐壮大,至1966年底,造反派在红卫兵运动中已成为主流。他们積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參與打倒走资派、打倒苏修分子,参与到造一切旧制度的反的革命運動去。后来受到江青、陈伯达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但在1967年“二月逆流”后,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了分裂,分裂为所谓“拥军派”(温和倾向)与“反军派”(激进倾向)。至1967年中期,革命派大夺权以后, 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一样, 各有人选份额进入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建立的各省市的革委会——即“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取代了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的党政机关),造反派红卫兵势力逐渐被工人造反派的势力所取代。
  • “极左派”红卫兵:或“激进造反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北京、上海、长沙、武汉都出现过)。造反派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后,它其中最激进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号称“新思潮”。新思潮逐渐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流派,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侧重于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属“形左实右”。“新思潮”不仅在根本上违背了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超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派划定的所谓思想界限。因此,极左派还未发展成成熟的政治派别即被镇压。

红卫兵运动[编辑]

运动起源[编辑]

紅衛兵臂章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據駱小海與宋柏林的回憶,張承志最早的筆名是“紅衛士”),意为“保衛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多由“老红卫兵”领导,他们均出身高干子弟[7][10]。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1966年6月毛泽东曾对他说:“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的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13][14][15]

运动高峰[编辑]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1966年6月以来,红卫兵开始用暴力手段“破四旧”,进而对早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黑五类分子及家属施加暴力迫害甚至屠杀,在北京的“红八月”期间达到高峰并影响全国,致死致伤成千上万[1][2][3][4][5]。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表示支持[16],而早在7月8日,毛在给江青的信中就提道[17][18]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据1980年官方数据,在1966年8-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1][19][20]。红八月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文革期间“红色恐怖”的源头[21][22][23]

红卫兵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靠的是國家補貼紅衛兵全國大串連,紅衛兵吃住不花錢,各地紅衛兵與北京紅衛兵間互聯絡,以及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16][24][25]。毛泽东检阅时的装束便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8月18日起,全国范围内效仿“老红卫兵”的保守派红卫兵大量涌现,而10月之后造反派红卫兵势力逐渐壮大,至年底已发展成为政治行动的中心[7][11]。至11月下旬,“大串连”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25]。大串联破坏了正常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动乱,不仅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而且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中国大陆迅速扩散开来[16][24][25]

内斗分裂[编辑]

1967年大连海运学院步行前往北京串联的红卫兵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裡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相互对立,而工人造反派势力则逐渐壮大、毛泽东转而支持工人阶级[6][7][10][11][26]。1967年“二月逆流”后,造反派红卫兵分裂为所谓“拥军派”(温和倾向)与“反军派”(激进倾向),保守派红卫兵死灰复燃[10][11]。1967年夏,红卫兵内部派系之间以及其他阶层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发展为持续大规模武斗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10][27][28]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北京爆发“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29]。7月28日,毛泽东紧急接见了首都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30]。毛泽东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31] 这意味毛泽东决心要把为红卫兵造反派赶下政治舞台[26][32]。此后,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26][30][33]

消退及后续[编辑]

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的政治组织逐渐解散[8][9][26]。1969年的九大之后,随着“復課鬧革命”的中央号召,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

1975年,在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併,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共青团十大於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同期,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1978年后,少先队恢复。

影响[编辑]

1966年11月,红卫兵砸毁手表商“亨得利”的牌子。

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34][35]。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等,而“打砸抢”的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利用工具之一[34][35]。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红卫兵大肆进行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简称破四旧,并毁害中国大量文物,迫害民进人士,并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破坏中共的党政机关,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严重动乱[16]

红卫兵在领取毛泽东的旨意后,奔赴全国各地。他们忠心不贰,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到宗教信仰的境界[36]。毛泽东组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后称四人帮)进行立体全面的行销整合,从整体推广策略到各类的宣传形式,如大字报、红色宣传画、具有宗教特色的忠字舞、日常生活语言中每句必有的宣誓口号等,利用各种传媒载体通过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和文艺等多方面对民众进行思想灌输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前, 中共中央宣传就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得文革运动能在发动后极短的时间内达到高鋒,并持续了长达10年的时间。

评价[编辑]

1966年,蔣介石認為,毛澤東對中共黨政軍領導幹部及黨員團員乃至群衆都喪失信任,「所以它不得不寄望下一代無知的孩子們,組訓『紅衛兵』來保衛它個人生命,來保衛它獨夫暴政、生殺予奪的淫威特權」。[37]

1981年,邓小平会见金庸时说道[38]

‘文革’使得全国人民思想混乱。十年动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几万青年从大学毕业,中学毕业生至少几十万,‘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红卫兵瞎捣乱。... 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情形一时还扭转不过来。培养人才是长期性的事,破坏10年,恢复至少要20年。娃娃们习惯了‘文革’时瞎捣乱的习气。无政府主义猖獗,大家不守纪律,以为标新立异、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说这是民主、自由。其实不守纪律、没有节制的民主,正是破坏民主。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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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