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發號事件
羅發號事件亦稱羅妹號事件，是一場發生於清同治年間，因美國船難者誤闖臺灣原住民族領土而被視為侵略者，遭屏東排灣族出草捍衛家園，繼而引發的外交事件；事後美軍並自行前往報復臺灣原住民部落，史稱福爾摩沙遠征事件，惟此趟報復遠征並未成功，是美國海軍史上敗戰的一次紀錄。
經過[编辑]
1867年（同治六年）三月（陽曆），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又譯羅妹號）自汕頭開往牛莊，途經臺灣海峽時，遭風浪漂流至屏東七星岩觸礁沉沒，遇難船員於獅龜嶺海岸一帶登陸[1]（位於恆春半島，今墾丁附近），於「龜仔甪社」（今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旁社頂部落）上岸，誤闖排灣族領地，被誤認為侵略者，故遭到原住民武力反擊，船長亨特·漢特（J. W. Hunt）夫婦等十三人遭「出草」殺害。唯一倖免的粵籍華人水手逃至打狗一帶（今高雄），並向當地清廷官府報告。由於清廷其“理番”政策以教化程度高低，被劃分為熟番、生番兩地，對法律無法管轄“生番”地帶向來以不歸王化的理由，不願介入。清廷地方官員以番治番、以夷治夷的守舊觀念，企圖消極處理，便在地圖明顯標出官權不及的「番界線」，以枋寮至鵝鑾鼻為排灣族之地，不在管理之內作為緣由而不受理此事，美國於是決定自行處理。
後續交涉[编辑]
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聞訊後赴台，希望能與原住民直接聯繫，但被拒絕上岸[1]。1867年6月，美國海軍派軍艦二艘、水兵181名遠征，在英國商人畢麒麟引路下成功登陸，惟仍遭臺灣原住民伏擊得手，遠征軍指揮官麥肯齊上校戰死，美軍撤退，美國政府態度轉趨強硬。
見到美國政府態度強硬，清廷才驚覺事態嚴重，恐開罪美方，便命令台灣總兵劉明燈率兵士500員進發，至柴城一帶（今屏東車城鄉）受阻於排灣族十八番社的抵禦。劉明燈乃與首領卓杞篤見面，企圖說服解散聚集的原住民[2]。
李仙得見清廷方面亦不得要領，自偕同「通事」六人於9月4日扺臺，後於10月10日在「琅𤩝」[3]（今屏東縣恆春鎮）與臺灣排灣族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直接交涉[1]，雙方達成口頭協議[1]，同意歸還船長亨利夫婦的首級及所劫物品，並允諾將來海事受難者皆以「紅旗」為信號求援，表示對臺灣頭目的友好，也希望不再殺害船難者，是為南岬之盟。但美方要在象鼻山設立炮臺、燈塔的要求，為當時出席的清廷官員（知府（兵備道吳大廷）、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否決，造成日後美方直接繞過清廷與排灣族「親善盟約」的另一項因素[4]。
同治八年（1869年）2月，李仙得再度來台確認原住民是否遵守該條約，2月28日與卓杞篤再度會面[1]，雙方正式簽訂了「親善盟約」的書面協議，建築砲台、駐紮守軍、建設燈塔，並保證不攻擊殺害西洋船難者，羅發號事件始告落幕。
影響[编辑]
由於李仙得在此事中獲得大量有關臺灣的珍貴資料，之後在臺灣牡丹社事件（屏東）中，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器重，獲日本聘任為「外交顧問」，協助日本交涉和對付臺灣住民，特別是屏東原住民。
在「親善盟約」中，李仙得要求在「番界」中建築砲台、駐紮守軍，讓原住民感到「威壓」的存在，然而此砲台後遭清廷所廢棄。終於，在同治十年（1871年）又發生琉球國人民船難事件，甚至進而引發史上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受船難事件頻傳之影響，以及羅發號及牡丹社事件後，美國與日本等國際壓力，於1875年清廷在恆春設立燈塔（即今著名的鵝鑾鼻燈塔），保障臺灣海峽東南部與巴士海峽之海上運行及作業安全。
相關作品[编辑]
- 《傀儡花》，陳耀昌著，台灣，INK印刻出版，2016年1月。
參見[编辑]
註釋[编辑]
- ^ 1.0 1.1 1.2 1.3 1.4 《征臺記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第一章。作者/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翻譯/陳政三，出版日/2003年2月，出版社/原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ISBN 957-8491-95-6，原書籍/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1875年4月於東京)
- ^ 羅發號事件. 懇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2010-04-16 [2016-05-16] （中文（台灣））.
- ^ 關於「琅𤩝」的地名，由於現代中文已不使用「𤩝」一字，部分電腦沒有內建字形，因此網路上多以「琅嶠」或「琅喬」代替。但當時的奏折與公文書往來，均作「琅𤩝」，「𤩝」方為本字。
- ^ 劉明燈統帥過福安村題名碑. 車城鄉公所. 2010-04-16 [2016-05-16] （中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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