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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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國》雜誌封面

《自由中國》雜誌(1949年11月20日-1960年9月4日[1]),是一本在中華民國發行,以擴展民主自由空間為宗旨的政治刊物,由從中國大陸臺灣自由主義者以及政治人物所出版。因為在國民黨於臺灣的威權統治下,該雜誌在臺灣的言論市場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幾乎是整個1950年代在檯面上唯一可以聽到的異議聲響。因雷震等臺港在野人士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觸怒了國民黨當局,1960年9月4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藉《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寫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以涉嫌叛亂的罪名將雷震等人逮捕,該雜誌停刊。[2]

沿革[编辑]

《自由中國》雜誌最初的構想是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之前發生的。當時有一部分國民黨黨員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要堅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須要有一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機關,因此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等人,研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但不久後中華民國政府暫退至臺灣,《自由中國》雜誌無法在大陸地區發行,遂於1949年11月在臺北創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殷海光

《自由中國》創辦之初,與時任總統蔣介石關係良好,立場亦傾向擁蔣。但是,隨著韓戰的爆發,蔣介石重獲美國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加上國民黨實施黨改造後,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逐漸成形、鞏固。黨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於不滿蔣的政策,紛紛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臺灣內部問題,及批評國民黨政府政策弊病,而和執政當局關係逐漸惡化。

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投書〈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批評黨國干擾學校教育(如救國團)之後,12月蔣介石在“宣傳匯報會”上下令開除其黨籍(薛化元 1996,120)。國民黨秘書長唐縱表示雷震到臺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蔣介石說:“沒有黨籍也要開除!”。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我们的教育》和《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两篇文章響應雷震。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指出蔣政府一黨獨大,為所欲為。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張臺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給予執政黨壓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1960年,《自由中國》發表七論反對黨的文章,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在這種情況下,雷震開始多方奔走,試圖結合臺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6月26日,雷宣布李萬居高玉樹、雷震3人為新黨發言人;雷震、李萬居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郭國基、黃玉嬌等17人為召集委員,由雷任新黨秘書長。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編輯群的舉動逐漸進逼至國民黨當局的禁忌,國民黨三大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於是對雷震等人予以反擊,宣稱組建新黨是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臺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雷震終於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為其罪名是「包庇匪諜」,10月8日宣判當天,蔣介石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3]。《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楊碧川 1997,405)。

左舜生針對此一事件,曾批評蔣介石“不失為東方一個碩果僅存的標準獨裁者,同時也通明透亮表示了他對民主絲毫不能理解,絲毫不感興趣,不惜以走極端的態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同國內外一切主持公道與正直人士挑戰。”[4]

版面內容[编辑]

文藝欄[编辑]

聶華苓1949年起在《自由中國》半月刊擔任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陳之藩《旅美小簡》中的文章即在《自由中國》文藝欄發表。

各界評價[编辑]

臺灣戒嚴時期各種短命的黨外雜誌

根據林淇瀁(1999年)的整理,從反對運動的角度來審視,《自由中國》至少有以下三點重要的貢獻:

第一,在臺灣自由報業理念的傳揚上,《自由中國》雜誌以小媒介的形式,卻發揮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加緊新聞箝制的政策之際,堅持媒介應有的新聞自由價值及理念,為後來的黨外雜誌樹立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典型。這是《自由中國》在臺灣報業史上發散的可貴光芒。

再者,《自由中國》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中尋求突破牢籠的奮鬥與實踐,也給予後起的臺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影響了從1970年代開始,逐漸再抬頭的政治運動」,「為臺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薛化元,1996:391-392)。這是《自由中國》雜誌在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即使《自由中國》對臺灣民主運動貢獻良多,但亦有其缺失[原創研究?]

  1. 理論層面的論述,缺乏實際層面思考
  2. 中國格局論述,少見臺灣在地觀點
  3. 省籍意識強烈

亦有說法指出,因中國民主黨吸收了大量的臺籍菁英,造成執政當局不滿,乃至日後遭到迫害。雷震獄中手稿亦提到:「臺灣人的心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層...而覺得自己吃了虧,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自由中國》編委會委員戴杜衡甚至說過:「把臺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受其欺壓的。」《自由中國》為一追求自由民主的政論雜誌,於發行期間卻沒注意到臺灣最根本、日後漸趨嚴重的省籍認同問題,而大多數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論述。

最後,《自由中國》由政治論述起,終於政治實踐的特質,表現了論述與實踐相與結合,言談與改革並進的政論雜誌/政治機器典範,更是深刻地啟發了其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思想者、言談者與行動者三合一的民主參與模式,從此成為黨外雜誌與國民黨黨政軍三合一體制對抗的本錢。1970年代末期的《美麗島》雜誌及政團併體雛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點。

雜錄[编辑]

  • 2009年電影《淚王子》戲中出現《自由中國》雜誌一幕,該年是1954年在臺中清泉崗機場,空軍劉將軍之妻歐陽千珺(關穎飾)喜讀該雜誌,並出現在她的書桌。不過劉將軍曾囑咐屬下不要再提供該雜誌供她閱讀,意含不希望受之影響。

相關條目[编辑]

注釋[编辑]

  1. ^ 高淑芬. 《臺灣歷史辭典補正·期刊詞條補正》. 臺北市: 臺灣學生書局. : 105、106頁. ISBN 978-957-15-1477-2. 
  2. ^ 李筱峰, 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類型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4-10-09., 新台灣新聞周刊, 2000/11/23
  3. ^ 《雷震案史料彙編》第331至332頁,國史館
  4. ^ 《聯合評論週刊》119期,〈雷震與團結〉,1960年12月2日。

參考資料[编辑]

  • 沈超群,2007年4月,〈白色恐怖與新聞自由─政經氛圍與黨外雜誌傳承的系譜(1950-1980)〉,《史轍》,第3期,頁141-180。
  • 傅正,1992,《自由中國》的時代意義,見澄社,臺灣自由民主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9-269。臺北:自立晚報。
  • 錢永祥,2001,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見錢永祥,縱欲與虛無之上,頁179-236。臺北:聯經。
  • 任育德,1999,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 薛化元,1998,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1960):以《自由中國》的反對黨問題為中心,見殷海光基金會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臺北:桂冠。
  • 薛化元,1999,戰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當代 141:32-45。
  • 魏誠,1984,民國四十、五十年代臺灣政論雜誌的發展: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淇瀁(向陽),1999,〈臺灣報業史〉初論 1 暗夜‧黑潮‧《美麗島》:臺灣「黨外」報業政治傳播路徑的歷史分析 [online]。np:向陽網聯。[引用於2004年10月29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 薛化元,1996,《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縣板橋市:稻香。
  • 楊碧川,1997,臺灣歷史詞典。臺北: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