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軍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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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軍起義是在1900年八國聯軍時期中所發生的一個事件,由唐才常發起,又稱唐才常起義。這段時期正是革命歷史中重要的轉捩點之一,而此事件在激發中國人政治思想轉變上起了關鍵作用、又對隨後的惠州起義造成了重大影響。

1900年,华北發生义和拳之乱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1900年3月改名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維新派、清軍士兵、革命黨、以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

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康有為梁啟超負責向海外華僑募集餉糈,用以接濟義師。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中國議會,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營救光緒皇帝,建立滿人天子漢族執政君主立憲國家。

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攬了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最後卻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許諾的金錢資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了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

起義背景[编辑]

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開打不久即決勝負。中國與日本同在幾十年當中努力於西化,且同樣是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卻能輕易地大敗華夏帝國,中國知識份子皆認定日本之能夠戰勝中國,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盤西化,而清廷始終被跟不上時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為在北京組織舉人,因公車上書事件一炮而紅後,與梁啟超在京都組織強學會[1] 1897年,德國強佔中國膠州灣,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俄軍進駐了旅順,英國佔領了山東威海,再要求進一步地拓展九龍新界,法國也趁機佔領了廣州灣,日本更是大打廈門一帶的主意,清廷面臨了被西方各國瓜分的危機。當時光緒皇帝欣賞康有為的維新主張,讓他在1898年4月於北京成立了保國會

甲午戰爭後容閎認識了口操同樣方言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因他曾長期居住於美國,對西方民主政治與國際情勢見識極深,維新黨人因此對容閎十分倚重。「保國會」成立的那一天,容閎親自到場,當時他已經快滿七十歲了,比康有為還年長三十歲,比梁啟超則整整大了四十五歲,而他也老驥伏櫪,竭盡心力,連下榻之處都成了黨人聚集商議之地,儼然是維新派幕後的總參謀長。[2]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維新於焉開鑼。[3]

大清光緒皇帝像明信片

維新運動與早前的自強運動之不同,在於它著重於教育改革與政治改革,最終目標是要推行「君主立憲制度」。光緒帝一開始就重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這「四小臣」,執行「重用小臣、架空大臣」、「小變不如大變」、「緩變不如急變」等激進的維新主張,範圍於教育與政治之外,更涵蓋了經濟建設、西洋軍事訓練等,一時風起雲湧,似乎前途一片大好。但年輕的光緒帝天真無邪,康、梁、容、譚、楊、林、劉等理想家又不切實際,雖然維新改革的方向正確,但火急硬推,妄想在百天之內就要讓全中國改頭換面,沒考慮「廢八股改策論」、「改廟宇辦學堂」等政策,會剎那間截斷數百萬焚膏繼晷學子的出路、更扼殺了數千萬佛教僧侶與全真道士的生路。有天康有為受光緒召見,走到朝房時與榮祿不期而遇,於是談起變法,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竟回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登時令榮祿變臉。變法大戲緊鑼密鼓之際,慈禧稍早卻已退居頤和園。表面上她任著光緒去變法,但暗地裡內心並不是那麼的安祥篤定。一群頑固大臣早已向她哭訴維新對他們造成的極大損害與不便,更有人危言聳聽,說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的伊藤博文,馬上就會出任新政府裡的重要客卿。

袁世凱(1899至1892)

到了9月15日,光緒多次探刺慈禧,察覺慈禧對他的作為大不滿意後,馬上召見楊銳並給了一道密諭,說「朕位已不能保」,要各維新小臣「共謀良策」。於是康有為找來維新黨人,跪讀詔書一起痛哭後,決定由譚嗣同來誘脅袁世凱,讓他起兵先殺了榮祿,再包圍頤和園,然後由畢永年率領武士入內捕殺慈禧太后,立大功以救光緒。[4] 袁世凱幾乎被譚嗣同說服,差點就要與維新派一同捕殺慈禧,但到了最後關頭卻將圍攻頤和園的計謀一股腦兒向榮祿與慈禧吐露。在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一聲不響地從頤和園搬回大內,並囚光緒於瀛台,自己重掌大權。這就是所謂的戊戌政變,維新運動開鑼一百天便被強制下檔。[5]

當時官府在京城裡到處捕抓維新黨人,容閎、康有為、梁啟超、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們一同商討如何請美國公使、英國公使、及日本公使等來營救黨人,保護皇帝。[6] 康有為離京後,搭乘英國商船到上海,後改乘英國軍艦到香港,再由孫文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等陪伴東渡日本[7];而當時正在北京訪問的伊藤博文也幫助梁啟超脫逃,讓他乘火車到天津,再搭日本軍艦到日本。容閎則先藏匿於上海租界數月,再於1899年輾轉逃往香港。

維新黨與革命黨嘗試合作[编辑]

1900年時的孫文
《西學東漸記》裡的容閎
梁啟超聯合維新派與革命黨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槍桿子來暴力革新了。其實在「戊戌政變」之前,維新派與革命派就多有聯繫。[8] 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又同成天涯淪落人,有鑑於此,宮崎滔天、犬養毅(日本當時之極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熱心中國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9] [10]

過了一年多,興中會與維新派合作的機會來了。1900年夏,義和團十萬之眾進入北京,大肆屠殺洋人與信洋教的中國信徒,引發庚子事變,最後導致八國聯軍進據北京,逼得慈禧與光緒逃離京都,避難於西安。[11] 雖然東南各省依東南互保來避免被戰事波及,但全中國在一段日子裡還是處於無中央政府的危險狀態,兩派人士都覺得這是天賜良機,此時發難最有成功機率。早在義和團拳匪還侷限於山東與直隸時,容閎便已積極往返新加坡,會見康有為,為新加坡富商邱菽園以及前台灣民主國的義勇軍統領丘逢甲等拉線,商討「維新派」在長江流域和廣東地區武裝起事的細節。容閎更與「興中會」裡偏向楊衢雲的一派人有直接聯繫。比容閎小三十七歲的族弟容星橋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曾考入耶魯大學,在1891年與孫文義父關元昌之女關月英結婚,在婚禮中結識孫文,從此成為摯友。孫、容與關景良(關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稱,容星橋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興中會」,以孫文在漢口代表的身份在當地聯絡革命友人。[12]

孫文與梁啟超對中國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識,認為要成功必定要雙方同志攜手並進。梁啟超還寫信勸他的老師康有為早早退休,以便由梁來主導兩派的合作。當時人在加拿大的康有為收信後大發雷霆,派人至日本強押梁啟超離開是非之地的東京,讓他到夏威夷開拓 保皇會(中國維新會)。雖說如此,梁啟超在夏威夷還是致力聯合,他甚至說要「舉皇上為民主總統」,始能結合兩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標,藉以聯合革命與維新力量。時機緊迫之際,各黨皆派遣菁英遍至中國各地招兵買馬,但各自計畫的武裝起義仍都暗地裡互通信息,皆以聯手一舉而消滅奄奄一息的清廷為共同目標。另一方面,朝廷的漢人大臣則如坐針氈,但同時又蠢蠢欲動:雖說清廷面臨了空前的危機,如果他們個人能在朝廷、八國聯軍、與各種維新革命組織這些選擇中下對注,那麼前途會更光明也未可知。1900年的前半年間,全國從個人至大小團體,上至清廷大員、下至會黨會眾,都在私下與其他團體連絡互動,卻又同時互探底細。[13]

袁世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從1882年平定朝鮮「壬午兵變」開始便步步高昇,到了1900年初補授山東巡撫後,袁世凱已成清廷漢臣的後起之秀,儼然與東南三督的劉坤一、張之洞及李鴻章比肩齊名。袁世凱在「戊戌政變」時將圍攻頤和園的計謀向榮祿與慈禧吐露,贏得了內廷的信任。1900年義和團拳匪全盛時期,袁世凱雖身處濟南府,但有軍機處的榮祿日遣驛馬「八百里加急」從斷了電訊的北京來回傳遞信息,可說是坐知千里,而他因先前出賣過維新派,已不能再走背叛清廷的這條回頭路,於是袁世凱在列強中全力周旋,將濟南府在一夕之間轉變成列強與困於北京各公使的通訊樞紐,因此他獲得了西方各國的信任與讚美,這也與辛亥後各國普遍支持袁世凱當總統的情況大有關係。[14]

但其他漢人大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已無顧忌。在慈禧還未向十一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兩湖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都只袖手旁觀,坐看情勢發展。當時維新黨人除了領頭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外,絕大部份都是從湖南與上海來的知識份子,因湖南維新黨人與張之洞有極深的淵源,便分別遊說兩湖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想贏得他們支持維新派的武裝起事。[15] 興中會方面則是由孫文的老師何啓擬定了一份兩廣獨立計畫,再由港督卜力負責接洽兩廣總督李鴻章,欲舉李鴻章為獨立後的大總統。

籌備東南大起義[编辑]

畢永年

這個偉大的聯合武裝起義在當時雖無正式名稱,但不管維新黨或是革命黨,都通稱此計畫為長江中下游與廣東的中國東南大起義,範圍包括湖北、湖南、安徽與廣東,武裝力量則由幾萬人的會黨群眾與清軍士兵組成。「會黨」的力量來自遍佈於長江流域的哥老會與兩廣的三合會,此兩會皆是洪門(天地會)的支派,在畢永年與宮崎滔天的努力下,兩會於1899年冬與興中會結合,成立了興漢會,並一致推選孫文為總會長,以便伺機在湖北、湖南與廣東同時大舉。[16] 軍人同志中有一部份從張之洞訓練的新軍而來,湖北新軍身處於兩湖維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傳播維新信念者,加上張之洞遣派優良學子赴日留學,他們在日本與革命黨人接觸過後,皆興奮地將革命信念帶回兩湖新軍。除此之外,長江水師綠營中人受「哥老會」薰陶後,也都積極投入起義計畫。

這個群聚裡人際關係複雜,但大多數都在維新與革命陣營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閎、畢永年林圭等。[17] 許多主要成員甚至身兼維新黨與革命黨的雙重領袖身分,比如起義時任前軍統領的秦力山吳祿貞就是。[18] [19] 1899年終唐才常和林圭離開日本,返國準備起義事宜時,孫文、梁啟超、與宮崎滔天就都同來送行祝福[20],孫文還特別關照林圭返湘漢之後,務須與在漢口的容星橋接洽。稍後在1900年4月,容閎代表維新派,同香港的興中會會員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聯繫,繼續商討兩黨聯合起義的細節。

另一個凝聚維新黨與革命黨的外來力量,則出自於日本的「東亞同文會」。此會由「玄洋社」的子會「東亞會」(包括著名日本浪人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樂善堂」的子會「日清貿易研究所」與「同文會」(日本駐華間諜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及日本政要(如犬養毅等),在1898年10月戊戌政變後結合而成,成為中國改革陣營贏取外部支持的一股關鍵力量。因此不論是維新黨或革命黨皆積極尋求「東亞同文會」在人力、財力、與戰略上的支持;而「東亞同文會」也樂得相助,希望藉機擴大他們對中國未來的影響力量。[21] [22]

宮崎滔天星洲入獄[编辑]

熱心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

就在大起義蓄勢待發的時刻,半路忽然殺出了個程咬金劉學詢。劉比孫文大六歲,是孫的同鄉,進士出身,卻靠操縱賭博致富。他1893年就與在廣州行醫的孫文結識,在1895年興中會廣州起義中曾擔任「農學會」發起人之一。後來劉學詢成為李鴻章的幕僚,靠著他與孫文的舊關係,成了1899年後半至1900年初孫文與李鴻章間的溝通橋樑,以「兩廣獨立」為前提來拉攏兩方人物。但直到1900年6月中旬,慈禧處理義和團的對策到底是剿是撫,還未能作出明確的決定,逼得李鴻章只能首鼠兩端,其「兩廣獨立」策略暫時也只得以模稜兩可的態度來處理。

情況一直要到6月15日才算明朗化。那天軍機處忽然傳下旨意,要原先因榮祿之排擠下放兩廣的李鴻章迅速回京擘畫剿匪,而身膺大任的李鴻章因此投鼠忌器,只得暫緩「兩廣獨立」。哪知道這個劉學詢原來自1898年戊戌政變後就身懷密任,是慈禧批准與遣派的暗殺隊主持人,專門追殺康有為及維新黨人。此時的劉學詢仍想借刀殺人,就繼續設法以「兩廣獨立」套孫文上鉤,但這次卻要求興中會要拿康有為的項上人頭作「投名狀」,為此劉學詢還特地拿出三萬元給孫文的代表宮崎滔天,作為暗殺康的頭款。而孫文這方面也樂得將計就計,將到手的錢用於起義事宜,兩人並計畫分別搭船至新加坡,欲將此事件告知康有為。

沒想到劉學詢老謀深算,同時亦在康有為陣營反押一注。他早已算定即便不能讓孫文等執行暗殺任務,也要讓維新與革命的合作受到嚴重破壞,因此搶在宮崎滔天還未抵達星洲前就匿名向新加坡放出消息,說「有日本刺客受雇要來謀害康有為」。宮崎滔天抵星洲欲見康有為,立時成了康有為門人的兩難,他們發現原來刺客便是兩年前解救康有為脫離戊戌政變的恩人。康有為與門人在反覆推拒後終於還是向新加坡政府報了警,於是宮崎滔天一行人7月6日便被捕下獄,迨孫文抵達已無補於整個局面之挽回。而原本便看不起孫文的康有為,為此更與孫文反目成仇,使居中調解的梁啟超有心無力,他的恩師康有為從此不再與革命黨人來往。[23]

中國議會[编辑]

「刺客事件」發生時,慈禧又轉而支持義和團,在1900年6月21日下詔向英、美、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但東南各總督公然抗命。他們對列強解釋,說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所發的「亂命」,仍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牽累,這便是近代中國史上所稱的東南互保運動

同時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界,一群人則正殫精竭慮地為了近在眼前的聯合起義而準備,其主要籌劃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4] 唐與戊戌政變時被殺的譚嗣同是同鄉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賢能的光緒帝以續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憲計畫。與唐同鄉的畢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譚嗣同與唐才常在長沙創辦的南學會,三人是維新運動裡公開鼓吹西方民權自由的激進派,立場介於傳統維新黨人與孫文的革命派之間。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25] [26],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清軍士兵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使兩湖的準備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緒。[27] 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容閎從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維新黨人,而容星橋也從漢口趕至上海,成為革命黨人的代表之一。[28]

1900年7月26日,這批人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一場熱烈的會議[29],有稱為中國議會者,也有人稱為中國國會。會中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容閎以英文草成對外國宣言,曰:「決定不承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議會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殺了慈禧太后,營救光緒皇帝,再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惟會中維新人士佔多數,與偏向革命之士針鋒相對,還在最後關頭為了起義的最終目標不同而起爭論。議會招開前不久,畢永年才為了他的摯友唐才常最終不肯放棄「保皇」立場而黯然離去。一年前,梁啟超在日本將維新黨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紹給孫文,經過了一段革命薰陶,章太炎也學會開口閉口排滿。他大鬧會場,主張驅除會議中的滿人代表與蒙古人代表,並且發誓不與滿人光緒同存。鬧完後又戲劇性地找來一把剪刀,當場剪斷了自己的辮子,以示他不再當滿奴的決心,將尚有可為的合作氛圍一掃而光。[30]

自立軍發難[编辑]

中國議會採取了折中路線,雖然力主「保皇」,但也堅持「立憲」與「普選國會議員」;所謂保皇者,取悅維新黨人也,而普選者,則安撫革命黨人也。蓋任由全中國的老百姓自由選出議員,當不會有半個滿人中選,自能保證全中國的政治由漢人一手包辦。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啟超頻頻以此勸誘革命黨人加入聯合起義,說這是「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但他在維新派內卻又力持「名為革命,實則保皇」之說,讓許多革命組織到最後覺得受騙了,紛紛脫離此大聯盟,如孫文的「興中會」與遍佈廣東的「三合會」便因此沒有被正式列入自立軍起義計畫裡。雖然如此,「自立軍」裡確實仍存有極大的革命力量。當時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仍普遍支持維新黨人,康有為流亡北美洲與東南亞、到處興辦「保皇會」分會,受到華僑的熱烈支持,僅北美之行就獲得六十萬美元鉅額捐款。與之比較,革命黨的孫文在美國東奔西走,總共也不過就募了個幾百塊美元。起義固然靠人,確也離不了錢,沒有錢就不能置辦軍火,也不能養活起義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興漢會」並立誓效忠孫文與革命黨的「哥老會」會友來講,他們在這時也只能對現實低頭,終被維新派收買勸服而編入了「自立軍」。[31]

當時新加坡富商邱菽園早先已與容閎商討聯合起義,他認捐的二十五萬元也早已匯至,做為起義的基本用費。自立軍眾人摩拳擦掌,就等著坐鎮新加坡的康有為將華僑為「保皇會」所捐的款項匯至即可舉事。康有為稱手中已握有北美華僑所捐的六十萬元,但他扣留了四十萬元,只答應將剩餘的二十萬匯給唐才常。起義日期8月9日前夕他還因自立會中滿佈革命黨人疑懼不已,認為自立軍可能劫持他的保皇運動去搞「實革命」,為此他一再拖延匯款,許諾的二十萬元最後連一分錢也不匯至,導致自立軍糧餉不繼而造成一片恐慌,會眾紛紛離去,逼得總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義、改訂為8月22日。[32] 原訂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軍、湖北漢口中軍、湖南常德左軍、安徽安慶後軍、與武漢總會皆按兵不動,卻不料統領安徽大通前軍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因未獲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發難,他們一鼓作氣佔領了大通縣城,但終因孤掌難鳴,在與清軍激戰七日之後退走九華山。[33]

自立軍失敗[编辑]

八國聯軍士兵

同時在華北,八國聯軍兩萬人已在8月2日從天津出發,沿著北運河兩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與吳祿貞在大通發難時,八國聯軍已攻破了清軍在北倉鎮所設的防線,直隸總督裕祿戰敗自殺。8月9日當天,李秉衡的軍隊在南下迎敵的路上與聯軍相遇,敗退至通州時部隊已經所剩無幾,李秉衡最後吞金自殺。自立軍大通前軍還在大通苦戰清軍時,八國聯軍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聯軍佔領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緒和一眾滿清權貴倉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懷來縣。

這時全中國都屏氣凝神,睜大眼睛注視著八國聯軍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聯軍趕盡殺絕,欲致慈禧於死地,那「東南互保」的各總督就要執行協議好的獨立自保計畫。關鍵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早已洞悉「自立軍」的整個佈署,連起義從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報都已掌握,容閎所草擬的、定於8月24日發給列強的《通告友邦書》,他自然也應該知悉,之所以還任憑自立軍在眼皮下自由活動,為的只是觀望局勢變化,因為隨時都還有可能要招攬自立軍來助成他自己的獨立計畫。何況張之洞與此次起義的領導人也都擁有特殊關係,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讀於他在武昌創建的新式學堂「兩湖書院」,吳祿貞是他公費保送到日本學習軍事的,章太炎更曾應其邀赴武漢辦報,而容閎曾經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懷來縣後,在8月20日,以光緒的名義發佈《罪己詔》,讓光緒帝譴責他自己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國至此才終於喘了一口大氣,相信洋人不致於要瓜分中國。發佈《罪己詔》隔天,也就是自立軍起義日前一天的21日,張之洞包圍了英國租界裡的自立軍總部與各機關,當場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多人。鑒於起義的主事者與自己的曖昧關係,必須立即斬草除根以杜後患,他次日清晨更馬上下令,將唐才常等悉數殺害。退往九華山的秦力山、吳祿貞得此惡耗後決定解散部隊,不久湖北新堤右軍的起事也跟著潰敗。接下來兩湖、安徽、江蘇等各省官府開始全力緝捕「哥老會」會眾,殺了上千人。「自立軍」起義至此宣佈失敗,秦力山與吳祿貞逃回日本。[34]

惠州起義[编辑]

孫文與逃脫的自立軍領導人在日本合照(左二唐才質、右二秦力山、右一沈翔雲)

自立軍事敗後,容星橋與容閎也逃脫了,他們與甫從南洋途經日本抵達上海的孫文會合後,於1900年9月1日一起由上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三人不只在旅途密商,到達長崎後又繼續在旅店裡閉門長談。孫文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但從來只是遙相心儀,要到了這次海上相遇才真正有了接觸,容閎不禁勉勵孫文要有「華盛頓、弗蘭克林之大志」。[35] 而這次「自立軍」雖能收攬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卻也因康有為據款不匯而造成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大勢使得即便孫文要勉強招集殘餘的「三合會」會眾來單獨起事,他們此時薄弱的力量恐也無補大局。雖說如此,容閎因此大變而對未來有了定見,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開始對孫文鼓勵有加,要他再接再厲,因而加強了孫文繼續南下台灣,加緊籌劃華南起義的決心。孫文則更擬對容閎委以重任,打算一等起義告捷,就要請容閎與何啟一起在新政府裡主持外交大計。[36] [37]

兩人長談取得共識後過了一個月,1900年10月6日「興中會」與「三合會」終於在惠州發難,鄭士良黃福帶領會黨黨眾、日本浪人、與南京東亞同文書院的師生(日本間諜),一口氣佔據了三洲田,不久前才離棄自立軍的畢永年也回來共襄盛舉,鄉民皆拿起鋤頭來加入,義軍從六百人迅速增至兩萬人。先前興中會曾多次援助反抗美國的菲律賓獨立軍,獨立運動失敗後菲律賓友軍乃將他們購買還庫存在日本的大量槍械彈藥交給興中會,此次惠州起義便打算用這些軍火長期作戰。但沒想到開戰後宮崎滔天去開倉運械,卻發現中間人中村彌六私吞了軍費,只賤價購買了大量廢械舊彈來搪塞。另一方面,孫文也剛與嘗試出兵佔領廈門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達成協議,約定只要革命黨能在廣東與廈門造成混亂局面,日本不但就會從台灣出兵廈門,還會供給革命黨武器彈藥。惟天不從人願,晴天霹靂隨之而來,日本政情的突變,迫使台灣方面撤銷了早先的一切約定。起義軍在槍械彈藥接濟無著的情況下,仍與真槍實彈的清軍僵持了把個月,最後鄭士良無法再撐,只得於11月7日解散部隊,「惠州起義」遂告失敗。[38] [39]

自立軍事件的迴響[编辑]

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是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從「君主專政」走向「民主共和」政體的一個心理轉捩點。在自立軍以前,國內的知識份子與海外的華僑皆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大抵無人敢問津。如孫文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的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一群賊黨,可見一斑。1900年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特殊關係,才促進了維新黨與革命黨嘗試攜手合作的意願,雖然聯手起義最終仍告失敗,但兩批人馬卻已經建立起龐大有效的通聯網絡。「自立軍」的失敗更讓維新人對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頂,這個卡在被囚的光緒帝與他們之間的龐大官僚制度,逼使維新黨人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的殘酷現實。除了少數如康有為等頑固人物還繼續保皇,大多數的維新黨人都已在1900年後背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自發性地追隨了容閎的帶頭作用,開始鐵了他們的心,全力拼「革命運動」去了。

容閎經歷了「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與「君主立憲運動」,他之一路走來卻最終投入革命,實際上已對「保皇立憲」運動劃上了大半個句號,並真正把「排滿革命」的意識帶入政治革新運動的主流。[40]

注釋[编辑]

  1. ^ 維新主張、戊戌變法的概念、康有為、與梁啟超,請參閱:《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一百年後看戊戌變法〉、〈解剖康有為〉與〈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2. ^ 容閎與戊戌變法:《容閎評傳》,第四章,第二節,〈參與戊戌維新〉。
  3. ^ 百日維新的背景還可參考:楊天石,《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香港三聯書店,二○一一),〈體制內改革-戊戌維新運動及其失敗〉。全書資料出處有詳細註記。
  4. ^ 欲從日本人眼光來看「戊戌政變」者可參閱:陳鵬仁譯,《近代中日關係史論》,五南出版社,二○○○(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傳》,葦書房,一九八七,亞洲上篇及中篇部份),第一冊,第五章〈戊戌維新〉、及第六章〈菲律賓革命〉。全書資料出處皆有註記。「戊戌政變」內容詳參:楊天石,《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風雲時代,二○○九),〈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康有為「戊戌密謀」補證〉、〈天津「廢弒密謀」是維新派的虛構〉與〈袁世凱戊戌記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全書有註。
  5. ^ 戊戌變法始末: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6. ^ 有關李提摩太救維新黨人請參閱: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 Reminiscences(《親歷晚清四十五年》), New York :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 266。中文譯本,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五,頁二四七。
  7. ^ 宮崎滔天簡介:張家鳳,《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下兩冊,秀威資訊,二○一○),上冊,頁三○一至三一七。全書有註。宮崎滔天與田野橘次保護「萬木草堂」的學生,宮崎滔天勸救康有為離開香港並陪同東渡日本,後又努力撮合康有為與孫文合作,內容詳見: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東京國光書房,一九○二。中文譯本,陳鵬仁譯,水牛出版社,一九八九,此書有大量譯註,更附吉野作造所寫三十三年之夢解讀、及宮崎之子宮崎龍介所寫簡介。
  8. ^ 一八九六年「興中會」的馮鏡如等在日本橫濱組織華僑中文學校,孫文曾推薦梁啟超主持,並親自取名「中西學校」。康有為不希望梁啟超離開《時務報》,便派遣另一個學生徐勤赴任。康有為又曰中西二字不雅,將之改為「大同學校」,並親書匾額相贈。但是到了一八九八戊戌維新時,康有為成為官府體制內的領袖,又以帝師自居,才認為不宜再與流亡國外的革命黨人有所糾葛。
  9. ^ 有關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冊,第六章〈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10. ^ 有關日本人實際接觸中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與下兩。還可參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書局重印,上下兩冊,二○一一),冊一,〈革命黨與日本志士之關係〉
  11.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四冊.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
  12. ^ 維新人與革命黨人的合作與破裂之簡介:《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兩派的合作與破裂》。章節中皆可發現容閎參與保皇與革命運動之蛛絲馬跡。
  13. ^ 從「同盟會」與「國民黨」角度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之合作與破裂,可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保皇兩黨之衝突〉與〈正氣會及自立會〉。亦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中山先生革命藉助國際人士原因》。
  14.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五冊.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捲入三大危機、一項運動〉。
  15. ^ 唐才常遊說張之洞:《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唐才常佚札與維新黨人的湖南起義計畫》。
  16. ^ 興漢會的成立參閱《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與《近代中日關係史論.興漢會的誕生》。「哥老會」及「三合會」參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二(東方出版社重新編校出版,二○一○)。革命黨與洪門各支派的聯繫參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
  17. ^ 畢永年相關事宜參閱:《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畢永年生平事跡鉤沉》、《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與其他相關章節。亦可見:馮自由,《革命逸史》(一九四八。重印更名為《馮自由回憶錄:革命逸史》,上下兩冊,東方出版社,二○一一),〈畢永年削髮記〉。
  18. ^ 有關秦力山參閱:《革命逸史.秦力山事略》。
  19. ^ 有關吳祿貞參閱:惜秋,《民初風雲人物》(三民書局,二○○六)上冊,第五章〈吳祿貞〉。
  20. ^ 有關唐才常與維新黨人及革命黨人之互動參閱:陳善偉,《唐才常年譜長編》(上下兩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下冊,頁五七一至五七二。全書有註,下冊並附有「自立會」名錄、緝捕名單、「自立軍」參考文獻、唐才常著作目錄索引、及總索引。
  21. ^ 有關日本各浪人、極權主義右翼、及間諜等團體請參閱:《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下冊.國際人士襄助中山先生革命評析》。
  22. ^ 有關「東亞同文會」協助維新黨人之細節參閱:《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唐才常佚札與維新黨人的湖南起義計畫》。有關「東亞同文會」協助革命黨人細節參閱:《近代中日關係史論 》。亦可參閱簡述:《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兩派的合作與破裂》、及桑兵所著〈「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近代史研究》,二○○六年,第三期。
  23. ^ 「兩廣獨立」與劉學詢在此事件中扮演角色之相關史料眾說紛紜,當事人宮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中或因實不知真實情況、或企圖故意掩蓋事實而將之模糊顯現,卻讓讀者一頭霧水。另篇《近代中日關係史論.宮崎滔天入獄新加坡》則以日本間諜報告與日本官方記錄旁證孫文與劉學詢之互動。興中會相關官方記載則可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李鴻章之獨立運動》。
  24. ^ 有關唐才常的生平、理想及著作:《唐才常年譜長編》上下兩冊。
  25. ^ 有關「東文譯社」切確名稱,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正氣會及自立會》中稱「東文學社」,彭澤周則引據田野橘次所謂「東文譯社」,參閱:彭澤周,《近代中國之革命與日本》(台灣商務,一九八九),頁三三至三四,註六。另《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五八○頁敘唐才常致書唐才中亦稱「東文譯社」。
  26. ^ 有關唐才常與「興亞會」、「亞細亞協會」、「東亞會」及「東亞同文會」之互動,可參考:《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自「論興亞義會」開始,至唐才常死亡之敘述,頁五三七至六三二,惟唐之「興亞義會」似為「東亞會」之誤,見〈「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
  27. ^ 有關唐才常介於維新及革命之間的矛盾立場:《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一至五八五。
  28. ^ 有關「自立會」的成立、「自立軍」的籌備、及容閎在其中所扮演之角色,請參閱:《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六至五九九、頁六○六至六二七。
  29. ^ 許多史書宣稱中國議會在「上海張園」召開,恐是受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之誤導,詳見:《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九九至六○二。
  30. ^ 有關中國議會的成立:《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九九至六一○。
  31. ^ 有關康有為在海外之募款活動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近代中日關係史論.興漢會的誕生》,頁二○七至二○八、以及《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中山先生革命藉助國際人士原因》,頁四五。
  32. ^ 有關保皇黨向海外僑胞募集餉糈、最終卻匯款不至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六至五八八、六一四。
  33. ^ 秦力山大通之役:《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
  34. ^ 有關張之洞圍捕漢口自立軍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六一二至六三二。
  35. ^ 有關容閎對孫文之評論參閱: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一九四六,〈紀先師容純父先生〉。《容閎評傳》中所以誤解此事發生時間,認為容閎與孫文早在一八九六年便已認識,恐係因劉禺生引用容閎所說「孫逸仙自倫敦釋回,訪予談數日,予亦以此義告之」所致。其實孫文自一八九五年遭清廷緝捕後即浪跡天涯,倫敦蒙難發生於一八九六年,孫文須至一八九七年才返回日本,一直要到一九○○年才有機會再次踏上國土,而容閎於一八九六後皆在上海與北京活動,所以一九○○年前孫文不可能有機會訪問容閎。
  36. ^ 容閎與孫文的互動參閱:《近代中日關係史論.惠州起義》。又可參閱:李君如,《細說孫中山》(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二),第六章,第二節,〈兩位「總統」的忘年交〉。
  37. ^ 有關孫文在一九○○年各事件中的角色可參閱:《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孫中山在一九○○年》。
  38. ^ 日本浪人、興中會與菲律賓革命,參閱:《近代中日關係史論》,第六章〈菲律賓革命〉、及第七章〈布引丸事件〉。又可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黨與菲律賓志士之關係》。以日本人的眼光看「惠州起義」之來龍去脈,則除《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外,還可參閱《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亦可見《近代中日關係史論.惠州起義》及其前面幾章。興中會的官方記載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惠州之役》。
  39. ^ 孫文與日本友人的互動詳載於當事人所寫之第一手資料中,參閱:陳鵬仁,《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水牛出版社,再版一九九○。
  40. ^ 有些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在一九○○年時尚無「革命黨」與「立憲黨」之分,如:容應萸,〈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容閎與康梁〉,《歷史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也有學者認為容閎在一九○○年後並未馬上全心加入革命:劉玉全,〈容閎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轉變辨析〉,二○一一。有關容閎「未全心加入革命」的觀點,還可以參見:Lawrence M. 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116 & 257n5。康有為一九○五年訪美謁見老羅斯福總統時,容閎為其翻譯,此外,容閎還是康有為女兒康同璧在康乃狄克州讀書時之監護人,惟這些似乎只是容閎為老友盡地主之誼而已,不足以妨礙容閎從一九○○年後未再參與保皇會運動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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