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報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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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展報業歷史清治時期首開其端,其後在日治時期逐漸興盛;戰後的戒嚴時期施行報禁曾一度使報業發展發展,呈現少數大報寡占狀態,報禁解除後則恢復為多元色彩。

清治時期[编辑]

全篇使用白話字刊載的《臺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號

清治時期前後,臺灣新聞刊物的主要用途仍限於宣達政令,或是傳揚宗教,形式也與近代報紙大異其趣。臺灣第一家印刷店「松云軒刻印坊」雖早出現在1821年1,但業務仍以刊印佛書、詩文集為主。1885年臺灣巡撫劉銘傳仿北京京報》發行臺灣最早的中文報紙2邸抄》時,是以手抄或木刻製作[1],內容主載法令規章與官員動態,一般市井小民鮮少接觸。同年7月,英國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創辦臺灣第一份印刷刊物《臺灣府城教會報》(今《台灣教會公報》),以白話字作為文字媒介,雖為傳教而生,但是其中不乏社會百態及文藝創作,相較於《邸抄》更接近報紙型態[2][3]

日治時期[编辑]

1895年,清朝甲午戰爭失利,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日人治臺初期遭受不少阻力,因此引進大眾傳播媒體,由日人辦報為殖民政府喉舌,控制言論,文字多以日文為主,就算有中文也是文言文,且嚴禁臺灣民眾發行報刊,以此達到馴化臺灣、便於殖民的目的。初期臺灣有四家穩定經營的日報,分別是北部的《臺灣日日新報》,中部的《臺灣新聞》,南部的《臺南新報》與東部的《東臺灣新報》,此為臺灣近代報紙與報業之濫觴。

報紙立場方面,《台灣日日新報》為親官方的半官半民報紙,民間立場則以民營的《台灣民報》最為著名。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新聞自由仍未完全落入軍政之手,是以有日人來臺創辦報刊,卻對日本殖民政府發表批判議論,其中著名的有《高山國》和《臺灣民報》5,最後都遭到停刊夭折的命運。

臺灣日日新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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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秀實

1896年6月,前任日本大阪府警務部長山下秀實,藉與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的同鄉之誼,帶著大阪《雷鳴新聞》的活版鉛字印刷設備[4]在臺創立《臺灣新報》,為臺灣第一份近代化的報紙。《臺灣新報》初期限於物資匱乏,故採不定期發行,週刊一兩次。同年7月,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郎納《臺灣新報》為臺灣總督府公報,刊登政府律令的發布與解釋,成為一份半官半民的刊物,但也因此得總督府津貼補助,在同年10月改為日報,不過銷路極差,全臺有費報份僅4810份。

1897年5月,另一份《臺灣日報》在總督桂太郎的授意下創刊,同年7月也成為臺灣總督府公報,桂太郎原有意大力扶植,給予優渥津貼,不料卻在創刊前離職,結果補助經費從原來商量好的年津25000圓降至400圓,還遠低於《臺灣新報》的4800圓。差別待遇加上派系問題3,《臺灣日報》開始抨擊總督府,與親總督府的《臺灣新報》反目成仇,展開激烈筆戰,甚至街頭鬥毆。1898年4月,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出面調停,協助日人守屋善兵衛收購兩報,在隔月合併為《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治時期第一大報就此誕生。

《臺灣日日新報》創刊號剪影

《臺灣日日新報》合併之後,人員倍增,發行量反而縮減4,加上兩報員工派系鬥爭,紙張供給不足,使得報業經營內憂外患更陷風霜,社長守屋善兵衛三度萌生放棄辦報的念頭。1900年4月,《臺灣日日新報》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總督府藉此以「愛國婦人會」的名義進行投資,達到直接掌控的目的。改組後,守屋善兵衛仍任社長,同時聘請後來成為《滿洲日報》社長的村田誠治擔任副社長。村田誠治到任後,重金禮聘知名文人學者到社共事,加強新聞品質,豐富報紙內容,又有總督府從旁襄助,至此發行量日廣,業務蒸蒸日上,《臺灣日日新報》在之後的30年間,成為臺灣最大、也是日本官方統治臺灣人民的新聞工具。[5]

最初,《臺灣日日新報》為一日文報紙,限於臺灣民眾大多不識日文,總督府無法藉此有效宣揚殖民思想,推行殖民地行政工作,因此四開一張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在1905年7月發行,翻譯《總督府報》併載其中,並且成為臺籍人士參與報業工作的一扇窗口,先後進入該報工作的臺籍人士包括有舉人羅秀實、漢文學者連橫、黃爾施、巫永福、何春木、李越濤、林佛國、魏清德等人。1911年11 月,《臺灣日日新報》人謀不臧,發生日籍工作人員貪污問題,導致經濟困難,甚至積欠員工薪水,經營幾乎陷入停頓。總督府又怕臺籍人士受中國革命運動報導的影響,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乃將發行了6年4個月的漢文版就此停刊,此後漢文新聞和日文新聞合併發行,漢文新聞只得兩個版面。[6][7]

臺灣新聞[编辑]

《臺灣新聞》其實就是《臺灣日日新報》在臺灣中部地區的分報。1899年12月20日,《臺中新聞》日報創刊,因物資人力缺乏,只得隔日出刊,創刊初期在中部地區並無競爭者,經營穩定。1901年,《臺灣日日新報》將臺中分社改組為《臺中每日新聞》,很快的以其雄厚的實力威脅到《臺中新聞》的生存,最後宣告停刊,前後僅1年4個月。1903年,《臺中每日新聞》改組為公司組織,更名《中部臺灣日報》,1907年才再易名為《臺灣新聞》。[8]

臺南新報[编辑]

《臺南新報》的前身為1899年創刊的《臺澎日報》,以臺南為據點發行報刊,是臺灣第一家地方報,後來經營不善,1903年改組為公司組織,更名《臺南新報》。《臺南新報》遠離北部強大的競爭對手,佔有地利,因此得以穩定發展,漢文學者連橫曾擔任過漢文版的主筆,有關米、糖等民生經濟的報導也比其它報紙正確,吸引不少臺灣工商界人士訂閱,在一次大戰前後期發行晚報,並代印官方宣傳品《臺南州報》隨報附送。1937年4月1日再度改組,更名為《臺灣日報》。

東臺灣新報[编辑]

一次大戰後,東臺灣日漸開發,但當地交通不便,往往只能看到兩三天前的報紙,日人齋藤敏介遂在1916年提出申請,開發這塊報業處女地,創辦晚報《東臺灣新報》,只是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業務受限於臺灣東部,故發行量不高,最初採不定期出刊,後改日刊,成為臺灣第四家日報。

高雄新報[编辑]

1934年於高雄創刊,最初每週發刊兩次,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民眾對戰爭日漸關切,使得報刊發行量大增,《高雄新報》在此一形勢下,改為日刊,但該報經濟基礎不穩固,始終沒有發揮太大的影響力。

高山國[编辑]

《高山國》1898年11月3日創刊於臺北,創辦人為日本眾議員照山佐佐木安五郎,《高山國》發行期間持續批判時政,曾抨擊臺灣總督屠殺臺灣民主國革命黨人而轟動全臺,並且漫畫圖片諷刺官員,當時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因而把《高山國》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高山國》後來公開徵求批評材料,遭當局之忌,創刊不到兩個月就被迫停刊,為日治時期政府干涉言論自由的首宗案例。[9]

台灣民報(日人發行版)[编辑]

《臺灣民報》創刊於1898年6,當時臺北日籍律師團為反對臺灣總督中央集權,有違基本國法,因而集資創刊,批評日本殖民政策,後來《高山國》的創辦人照山佐佐木安五郎擔任主筆,筆鋒更烈,最後在1904年遭下令停刊解散。[10][11]

臺灣民報(台人發行版)[编辑]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20年春,林獻堂等人在東京共組「新民會」,創辦《臺灣青年》雜誌社,發行月刊,創刊號有臺灣總督、蔡元培楊度等三人題字,編輯兼發行人為蔡培火,創刊後廣受海內外臺胞捐助支持,未淪為日本官方預期的「三號雜誌」7。《臺灣青年》創刊初期內容中規中矩,強調青年奮起與文化發展,其後逐漸染上民族色彩,成為日本當局管制的對象,而無法順利運往臺灣,甚至被迫禁止發行。1922年,《臺灣青年》改名《臺灣》,內容中日文各佔一半。為穩固經濟基礎,蔡培火回臺籌募基金,籌組股份公司,隔年《臺灣》雜誌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21年秋,臺籍留日學生與臺籍人士三百多人,在臺北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林獻堂為總理。1923年1月,臺灣文化協會的第三次設置議會請願運動遭日本當局禁止,2月,請願者在東京的《臺灣》雜誌社內成立「臺灣議會同盟會」,4月,臺灣文化協會第二份宣傳刊物《臺灣民報》半月刊創刊,後因東京大地震火災暫時停刊,復刊後改為半月刊,12月,日本當局對年初臺灣議會同盟會的與會者展開逮捕行動,史稱「治警事件」,《臺灣民報》許多工作人員皆遭收押判刑,一度因此暫停出刊。日本政府審訊當天,《臺灣民報》均出特刊詳盡報導,一時洛陽紙貴,而《臺灣》月刊也在《臺灣民報》站穩市場後停刊,《臺灣民報》改為周刊,《臺灣》雜誌社股份有限公司也改稱《臺灣民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民報》在此之前,均在東京發行,文稿從臺灣寄到東京總社,編排印刷後再寄回臺灣銷售。1926年,對臺灣人具有好感的臺灣文官總督伊澤多喜男,核准《臺灣民報》雜誌社遷回臺灣,條件是必須有部份版面刊載日文。

戰後初期[编辑]

戒嚴時期[编辑]

《自由中國》[编辑]

《自由中國》雜誌最初的構想是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之前發生的。當時有一部分國民黨黨員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要堅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須要有一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機關,因此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等人,研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但不久後中華民國政府暫退台灣,《自由中國》雜誌無法在大陸地區發行,遂於1949年11月在臺北創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

《自由中國》創辦之初,與時任總統的蔣介石關係良好,立場亦傾向擁蔣。但是,隨著韓戰的爆發,蔣介石重獲美國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加上國民黨實施黨改造後,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逐漸成形、鞏固。黨內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於不滿蔣的政策,紛紛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台灣內部問題,及批評國民黨政府政策弊病,而和執政當局關係逐漸惡化。

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投書〈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批評黨國干擾學校教育(如救國團)之後,12月蔣介石在「宣傳匯報會」上下令開除其黨籍(薛化元 1996,120)。國民黨秘書長唐縱表示雷震到台灣後並沒有參加國民黨的歸隊登記,蔣介石說:「沒有黨籍也要開除!」。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我們的教育》和《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兩篇文章響應雷震。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指出蔣政府一黨獨大,為所欲為。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張台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給予執政黨壓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1960年,《自由中國》發表七論反對黨的文章,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在這種情況下,雷震開始多方奔走,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6月26日,雷宣布李萬居、高玉樹、雷震3人為新黨發言人;雷震、李萬居、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郭國基、黃玉嬌等17人為召集委員,由雷任新黨秘書長。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編輯群的舉動逐漸進逼至國民黨當局的禁忌,國民黨三大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於是對雷震等人予以反擊,宣稱組建新黨是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台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雷震終於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為其罪名是「包庇匪諜」,10月8日宣判當天,蔣介石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3]。《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楊碧川 1997,405)。

左舜生針對此一事件,曾批評蔣介石「不失為東方一個碩果僅存的標準獨裁者,同時也通明透亮表示了他對民主絲毫不能理解,絲毫不感興趣,不惜以走極端的態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同國內外一切主持公道與正直人士挑戰。」[4]

開放報禁[编辑]

注釋[编辑]

註解1臺灣此前有否印刷活動,並無明文記載,推測早前書籍可能是在大陸印刷後再運來臺灣。[12]
註解2也有學者認為此類刊物僅供帝制統治下的知識份子瞭解朝廷動態,並未具備傳播媒介應有的基本條件,不能算是報紙。[13]
註解3《臺灣新報》的山下秀實和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同鄉,都是薩摩藩人士,《臺灣日報》的川村則和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一樣,出身長州藩。[14]
註解4有不少家庭同時訂兩報,合併後,原本訂兩報的家庭變成訂一報,使得《臺灣日日新報》發行量明顯下降。[15]
註解5與後來臺籍人士創辦的《臺灣民報》同名,但無淵源。
註解6洪桂已的〈光復以前之臺灣報業〉一說為1900年。
註解7日本俗語,不少雜誌常發行三期就停刊,故稱之。

相關條目[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

資料出處[编辑]

  1. ^ 洪桂己著,〈光復以前之臺灣報業〉,《中國新聞史》第535頁,1979年9月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 ^ 王天濱著,《臺灣新聞傳播史》第二章·初始期─清領時期,2002年,臺北:亞太圖書。
  3. ^ 王天濱著,《臺灣報業史》第一章·混沌初開─臺灣報業伊始,2003年,臺北:亞太圖書。
  4. ^ 陳柔縉著,《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第130頁,2005年8月版,臺北:麥田出版。
  5. ^ 洪桂己著,〈光復以前之臺灣報業〉,《中國新聞史》第538-540頁,1979年9月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6. ^ 洪桂己著,〈光復以前之臺灣報業〉,《中國新聞史》第543-544頁,1979年9月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7. ^ 王天濱著,《臺灣報業史》第35-41頁,2003年4月版,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8. ^ 王天濱著,《臺灣報業史》第24頁,2003年4月版,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9. ^ 洪桂己著,〈光復以前之臺灣報業〉,《中國新聞史》第537-538頁,1979年9月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0. ^ 洪桂己著,〈光復以前之臺灣報業〉,《中國新聞史》第541-542頁,1979年9月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1. ^ 王天濱著,《臺灣報業史》第25-26頁,2003年4月版,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12. ^ 王天濱著,《臺灣新聞傳播史》第66頁,2002年,臺北:亞太圖書。
  13. ^ 賴光臨著,《中國新聞傳播史》第8頁,1992年第六版,臺北:三民書局。
  14. ^ 陳柔縉著,《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第130頁,2005年8月版,臺北:麥田出版。
  15. ^ 王天濱著,《臺灣報業史》第39頁,2003年4月版,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参考書目[编辑]

  • 王天濱著,《臺灣報業史》,2003年4月版,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 王天濱著,《臺灣新聞傳播史》,2002年8月版,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 王天濱著,《臺灣社會新聞發展史》,2002年3月版,臺北:亞太圖書出版社。
  • 陳國祥、祝萍著,《臺灣報業演進40年》,1991年11月版,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蘇嫻雅著,《煞不住的下衝列車──臺灣媒體批判》,2004年12月版,臺北:米羅文化有限公司。
  • 李瞻主編,《中國新聞史》,1979年9月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