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事件
| 萨拉热窝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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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危机的一部分 | |||||
 意大利《周日信使报》1914年7月号所刊行刺想象图，阿基莱·贝尔特拉梅依电讯报道绘制，画面细节与现场实况多有出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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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名 | Sarajevski atentat | ||||
| 位置 | 奥匈帝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萨拉热窝阿佩尔滨河路与弗朗茨·约瑟夫街路口 | ||||
| 坐标 | 43°51′29″N 18°25′44″E / 43.857917°N 18.42875°E | ||||
| 日期 | 1914年6月28日 上午10时15分（投弹）、约10时45分（枪击） | ||||
| 目標 |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 ||||
| 類型 | 政治暗杀 | ||||
| 武器 | 半自动手枪、手榴弹 | ||||
| 死亡 | 2 | ||||
| 受傷 | 十余人 | ||||
| 被害人 |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 | ||||
| 主謀 | 加夫里洛·普林齐普 | ||||
| 動機 | 使奥匈帝国治下的南斯拉夫诸地脱离哈布斯堡王朝 | ||||
| 刑事诉讼信息 | |||||
| 审理法院 | 萨拉热窝地方法院 | ||||
| 宣判日期 | 1914年10月28日 | ||||
| 宣判结果 | 十六人有罪，五人判处死刑，九人无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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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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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事件（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Sarajevski atentat；德語：Attentat von Sarajevo）是1914年6月28日发生于奥匈帝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府萨拉热窝的政治暗杀事件。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在结束市政厅接见、返程途中遭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加夫里洛·普林齐普近距离枪击，于当日上午先后死于总督官邸。
行刺者是青年波斯尼亚运动的成员，其目标是使奥匈治下的南斯拉夫诸地脱离哈布斯堡王朝，与塞尔维亚合并。当日在阿佩尔滨河路布点的共六名持械刺客，另有组织者达尼洛·伊利奇往返巡视。上午十时一刻，排字工内德利科·查布林诺维奇向车队投出炸弹，炸弹被弹开后在街心爆炸，伤及十余人而未伤及目标。约半小时后，因改道决定未传达到司机，斐迪南的座车误入弗朗茨·约瑟夫街并倒车折返，恰好停在普林齐普面前，普林齐普在不足两米处连开两枪。
奥匈将罪责归于塞尔维亚王国。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递交限期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塞方7月25日的复照接受了绝大部分要求，仅明确拒绝奥匈官员参与塞尔维亚境内司法侦查一项。奥匈随即断交，并于7月28日对塞宣战。一周之内，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法国与英国相继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行刺者与接应者二十五人于1914年10月在萨拉热窝受审。因奥匈法律规定行为时未满二十岁者不得处死刑，普林齐普等主要刺客各获二十年徒刑，最终有三人被绞死。普林齐普1918年4月死于泰雷津要塞监狱。
背景
[编辑]波斯尼亚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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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878年《柏林条约》第二十五条，奥斯曼帝国治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既未获自治，也未并入塞尔维亚，而是交由奥匈帝国「占领并管理」。[1][2]两省名义上仍属奥斯曼领土，但当时无人认为这次占领会是暂时的。[3]奥斯曼全权代表原本拒绝签字，直到奥匈代表书面声明占领具临时性质才作罢；塞尔维亚方面此后一直援引这一理解。[4]
奥匈在两省修筑道路铁路，带来了物质繁荣与有序行政，并于1910年颁予宪法。雷马克认为，塞尔维亚的愤怒并非因为波黑受压迫，而是因为塞尔维亚自己想要波黑。[5]当时波黑人口略低于二百万，其中塞尔维亚东正教徒超过四成，穆斯林超过三成，罗马天主教徒不足四分之一，族属与宗教几乎重合。[6]
1908年10月，奥匈正式宣布吞并波黑。促成此举的一是三个月前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君士坦丁堡夺权、可能反过来索还两省，二是占领当局若要推行代议制改革，以主权者身份行事远比以他人领土的临时管理者身份方便。[3]斐迪南本人反对吞并，理由是奥匈内政不振，只有稳固强大的国家才承担得起这类实力展示。[5]消息传出后贝尔格莱德街头出现愤怒人群，塞尔维亚政府征召预备役、议会通过战争拨款，直到俄国明言不会为波黑问题支持塞尔维亚作战，贝尔格莱德才让步。[5]1909年3月31日，塞尔维亚在维也纳递交声明，承认吞并的既成事实并未损害其权利，放弃对抗态度，并将军队恢复到1908年春的编制与员额。[7]
塞尔维亚的转向
[编辑]1903年6月10日至11日夜，一批密谋者闯入贝尔格莱德王宫，杀死国王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与王后德拉加，将二人尸体抛下庭院，并杀害两名内阁成员。[8]密谋者主体是年轻军官，其中包括上尉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绰号阿皮斯）与中尉沃伊斯拉夫·坦科西奇，两人日后都与本案有关。[8]阿皮斯是策划者而非动手者：行动一开始他就扑向王宫卫兵并被击成重伤，三颗子弹终生留在体内。[9]政变后彼得一世即位，塞尔维亚被视为要像萨伏依王朝统一意大利那样，充当聚合南斯拉夫诸族的「皮埃蒙特」。[10]
1906年奥塞关税条约期满未获续订，双方爆发被称为「猪战」的关税战。奥匈以一道兽疫命令关闭匈牙利边界，禁止塞尔维亚牲畜入境，起因是塞尔维亚试图摆脱其经济监护，转而与德国签订商约，并打算向法国施耐德公司而非斯柯达厂购买火炮。[11]关税战没有压垮塞尔维亚经济，反而促使它转向新市场并自建屠宰场与工厂。[12]1905年至1909年间，奥匈在塞尔维亚进口中的比重由六成余降至不足四分之一，同期德国对塞出口比重则由约一成升至近四成。[13]
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使塞尔维亚领土几乎翻倍，人口由三百万增至近四百五十万。[14]奥匈以阿尔巴尼亚民族之名迫使塞尔维亚撤出亚得里亚海沿岸，同时征召预备役、向波黑集结部队。[15]胜利之后波斯尼亚境内的反奥鼓动激烈到迫使总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实行新闻检查并一度中止波斯尼亚议会。[6]
青年波斯尼亚
[编辑]波斯尼亚境内的反奥活动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借合法团体作掩护，二是通过自称「青年波斯尼亚」（Mlada Bosna）的地下网络。该网络由若干彼此独立的「小组」构成，各组人数刻意压得很小，成员之间靠专门的联络人往来，以便一旦被捕也只能供出极少数同伙。[16]成员主要出自中学生、大学生与较贫困的农民。[16]他们阅读赫尔岑、克鲁泡特金等俄国革命作者的著作，部分人出国时与流亡的俄国革命者有过接触，因而濡染了俄国恐怖主义者对「个人行动」的崇拜。[17]青年波斯尼亚背后的思想推手是弗拉迪米尔·加钦诺维奇，他是黑塞哥维那一位东正教神父之子，原本攻读神学，接触巴枯宁等人的著作后改换方向。[16]
与之并存的是塞尔维亚境内的两个组织。1908年10月8日，即奥匈吞并波黑两天后，一批人在贝尔格莱德集会创立民族防卫社，与会者包括外交大臣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及若干大臣、官员与将军。[18]1909年春奥匈施压后，该社改组为以教育与宣传为主的文化团体。[19]1911年5月9日，十名塞尔维亚游击队领袖与军官通过秘密团体章程，正式名称为「不统一毋宁死」，通称黑手会，其中数人参与过1903年弑君。[19]1914年时阿皮斯已是上校，任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情报处长，也是黑手会的灵魂人物。[20]
1910年波斯尼亚议会开幕之日，来自黑塞哥维那的塞族青年波格丹·泽拉伊奇向总督马里扬·瓦雷萨宁连开五枪，随后用第六发子弹自杀。[21]瓦雷萨宁毫发无伤；据传他走到血泊中的泽拉伊奇身旁踢了一脚，骂他是「肮脏的狗」，泽拉伊奇的遗体最后被葬在墓园中专供自杀者与罪犯的角落。[21]加钦诺维奇1912年撰写小册子《一个英雄之死》颂扬此举，文中引用泽拉伊奇的遗言「我把复仇留给塞尔维亚民族」；小册子在波斯尼亚青年中流传，并匿名刊于黑手会机关报《皮埃蒙特》，泽拉伊奇的墓自此成为朝圣之地。[17][22]雷马克指出，泽拉伊奇虽成了许多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英雄，直接后果却有限，此后波黑境内再无暗杀发生。[23]
弗朗茨·斐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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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月30日皇储鲁道夫在梅耶林自尽后，继承权转到斐迪南之父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名下，人们普遍认定斐迪南将是新的皇位继承人；七年后其父在赴圣地朝圣途中病故，他在法律上也成为皇位继承人。[24]
斐迪南与波希米亚绍泰克伯爵家的索菲相恋，而哈布斯堡家法规定家族成员只能与「门第相当」者结婚，绍泰克家不在合格之列。[25]1900年6月28日，斐迪南在维也纳霍夫堡枢密会议厅当着皇帝、全体大公、主要大臣、维也纳枢机总主教与匈牙利首席主教的面，立下书面誓言，声明此为贵贱通婚，其妻与子嗣均不得继承皇位。婚礼在宣誓三天之后于波希米亚的赖希施塔特城堡小教堂举行。[26][27][a]此后索菲在宫廷礼仪上处处受限，不得与丈夫同乘御用马车，也不得在宫廷剧院与他同坐皇室包厢。[27]
在改制构想上，雷马克与施密特的判断并不一致。施密特称斐迪南晚年一般被认为属意于三元制方案；[30]雷马克则认为他后来觉得三元制不够，晚年很可能倾向于仿照美国与瑞士的彻底联邦制。[31]两书写作相隔近三十年，所据材料不同。两位史家都否定斐迪南是「战争贩子」的说法，施密特指他真正想要的是复活三皇同盟，且其敌意对象是意大利而非塞尔维亚；[32][33]但阿皮斯与黑手会机关报当时恰以此为杀他的理由。
1914年6月的波斯尼亚军事演习是访问的由头。演习实际只动用两个军团，位置在萨拉热窝西南、朝亚得里亚海一侧，施密特在脚注中指出其部署「像是针对入侵的意大利军队」，并非朝向塞尔维亚；雷马克独立给出同向结论。[34][35]访问日期定在6月28日一事，两书判断相反：雷马克称日期纯属偶然，[36]施密特则举出刺客自陈因日期而被激怒、1914年3月萨格勒布报纸已公开预告该日程、以及7月8日尤利乌斯·安德拉希在匈牙利议会质问「怎么会允许在塞尔维亚民族节日访问萨拉热窝」等情节。[37][38]6月28日为圣维特日，在塞尔维亚称维多夫丹，纪念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1914年正值该役525周年。[39]
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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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始于1914年春的贝尔格莱德。普林齐普由同为青年波斯尼亚成员的查布林诺维奇处看到宣告斐迪南将于6月访问波斯尼亚的剪报，随即邀约友人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加入，并写信给旧日室友伊利奇，要他在萨拉热窝就地招募人手。三人通过与军方有联系的米兰·齐加诺维奇，向坦科西奇少校取得武器与越境安排。[40]伊利奇在萨拉热窝招到中学生瓦索·丘布里洛维奇、茨维特科·波波维奇与穆斯林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巴希奇。
5月28日，普林齐普、格拉贝日与查布林诺维奇携武器离开贝尔格莱德，沿萨瓦河至沙巴茨，再经洛兹尼察与德里纳河中的伊萨科维奇岛越境，由民族防卫社的接应人逐站转送，于6月初抵达图兹拉，6月4日到达萨拉热窝。[41]武器由伊利奇于6月中旬取回并藏在其母住处。[42]6月27日晚，伊利奇开始分发武器。[43]
塞尔维亚政府对此事的知情程度是本案争议最大的一环，详见下文「责任归属的争议」一节。
遇刺
[编辑]警备
[编辑]奥匈当局为这次访问部署的警力极为单薄。萨拉热窝全部警备事务由一支不超过一百二十人的队伍承担，其中包括穿制服的警员与便衣侦探。[44]1910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访问波斯尼亚时，当局曾在事前大举拘押嫌疑人；1914年却无法照办，因为其间波斯尼亚已实施新宪法，无充分理由不得大规模逮捕。[45]斐迪南本人也不愿被警卫包围：他以胆识自负，厌恶便衣人员随行，且此行的用意本在让民众见到未来的皇帝，若在人群与他之间布下警戒线便失去意义。[45]
雷马克认为这些理由都不足以开脱当局：1914年夏奥匈当局既清楚秘密团体的存在，也清楚波斯尼亚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崇尚暴力，而以陆军总监兼波斯尼亚总督身份对警方的一切安排或失职负最终责任的正是波蒂奥雷克。虽然事后有数人声称曾明确警告过他，波蒂奥雷克似乎认定演习期间有军队在场即足以保障安全，却忽略了行程最后一天的萨拉热窝之行是一次文职性质的访问：斐迪南在此以皇位继承人而非总监的身份受迎。结果是护卫沿途的警察人数远远不足。[46]福斯特的判断与此一致：波蒂奥雷克有意讨好这位皇位继承人，因而淡化了关于行刺图谋的预警，并无视1910年其前任遇刺未遂这类近例，警备遂只余稀疏的警察岗哨。[47]
刺客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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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上午，刺客混在夹道人群中，沿米利亚茨卡河北岸的阿佩尔滨河路各就其位。最靠前的一岗在楚穆里亚桥附近的奥匈银行大楼旁，由六人中唯一的穆斯林穆罕默德巴希奇担任；离他数步、同在河岸一侧、正对师范学院的，是查布林诺维奇。再往市政厅方向是伊利奇就地招募的丘布里洛维奇与波波维奇。普林齐普守在下一座桥即拉丁桥附近，最末一岗属于格拉贝日，他在滨河路上来回踱步寻找便于射击的位置。伊利奇没有固定岗位，往返于其余六人之间。[48][b]
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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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时一刻刚过，车队驶近。[48]穆罕默德巴希奇觉得有一名警察正好站到了自己身后。他事后供称，当时判断只要掏出炸弹就会被抓住手臂，密谋随即败露，其余同伙也再无下手之机；等他想完这些，斐迪南的车已经过去了。[51]
下一个是查布林诺维奇。车队在欢呼声中缓缓驶过时，他掏出炸弹，在灯柱上磕掉发火帽，上前掷向斐迪南的座车。[51]司机见状加大油门，炸弹因此没有落在预定位置，而是掠过坐在右侧、也就是靠查布林诺维奇一侧的苏菲背后。坐在她身旁的斐迪南同样看见了飞来的物体，抬手护住妻子，这一挡使炸弹落到折起的车篷上，弹入街心爆炸。[52][c]
爆炸没有造成死亡，约十余名围观者受伤，均不严重。伤势最重的在紧随其后的车上：车主博斯-瓦尔德克伯爵被数块弹片击中，波蒂奥雷克的副官埃里克·冯·梅里齐中校后脑受伤，血流不止；坐在他旁边的苏菲的女官兰尤斯伯爵夫人自己也被小块弹片击中，仍镇定地用手帕为梅里齐按住伤口。[54]斐迪南的座车只受轻微损伤，一块弹片撞凹油箱，一块嵌在行李厢，一块卡在折篷里，当时无人留意。[54]
查布林诺维奇掷弹后吞下随身携带的氰化物，跳进滨河路旁的米利亚茨卡河。时值枯水期，河床水浅。至少四人随后下河，其中两人是围观者，一名店主与一名理发师，另两人是警察和便衣侦探。理发师殴打倒在河床上的查布林诺维奇，店主踢他的左手；理发师还拔出手枪，被警察拦住。[55]氰化物没有起效。
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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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外，全体市政官员正等候迎接。十时一刻他们听到一声沉重的爆响，起初以为是为迎宾鸣放的礼炮。[56]车队驶到时他们才知道出了事。市长费希姆·埃芬迪·丘尔奇奇下车准备按安排致欢迎辞，斐迪南却压不住怒气，在他开口前打断道：「市长先生，人家来访问，得到的却是炸弹迎接，这是岂有此理。」停顿片刻后他才说：「好了，你现在可以讲了。」[57][d]
市长照原稿念完了那篇在当时情境下极不合宜的颂辞。[58]斐迪南的答辞则显出临场应变之能，他称自己乐于接受市民的效忠表示，并说人群的欢呼「更让我看到他们对暗杀未遂的欣慰」。答辞先以德语发表，末段改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请市长向全城居民致意。[59]随后众人进入市政厅，苏菲上楼接见当地穆斯林妇女代表团，斐迪南与随员留在楼下门厅。[59]据福斯特，波蒂奥雷克担心一场重大警备失误会损及自己在维也纳的政治声望，否决了调动部队护卫的提议，理由是当地驻军没有合适的礼服。[47]
拉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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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行程是先参观国家博物馆约一小时，再往总督官邸赴告别午宴。刚遭一次炸弹袭击之后再穿行旧城狭窄拥挤的街道显然不妥，行程因此改变。[60]但改道的决定未能传到司机那里。斐迪南座车的司机不知当日计划已变，只是跟着前面市长的车走。[61]此人为波希米亚籍的利奥波德·洛伊卡。[47][e]车队于是按原定路线在拉丁桥北端右转驶入弗朗茨·约瑟夫街。波蒂奥雷克立刻发觉走错，探身向司机喊道：「这是怎么回事？走错了。我们该走阿佩尔滨河路。」司机踩下刹车倒车，这一动作恰好把车停在了普林齐普正对面。[62]
普林齐普上前拔枪，在不超过五英尺的距离上连开两枪。[f]站在车左侧踏板上的哈拉赫伯爵位于背离路缘的一侧，未能构成阻挡。一发子弹穿透斐迪南的颈部，另一发射入苏菲的腹部。[62]普林齐普后来称，他预定的第二个目标本是波蒂奥雷克。[47]普林齐普在案发后不久的首次讯问中对预审法官说：「我瞄准的是大公……我不记得当时想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开了两枪，也许更多，不知道打中还是打偏。」[62]
开枪后普林齐普把枪口转向自己，想以第三枪自杀，站在他身后的旁观者安特·韦利奇看出他的意图，扑上去抓住他的右臂，人群随即围拢。[63]混乱中警察一度挤不进去，神学院学生达尼洛·普希奇揪住他的衣领，格赖因中尉与莫尔塞男爵拔出军刀劈砍；普林齐普把持枪的手夹在两膝之间，众人始终未能夺下他的枪。[63]最终由穆斯林侦探斯迈尔·斯帕霍维奇与其小队长将他拖离人群。[64]混乱之中，普林齐普设法取出氰化物吞下。与查布林诺维奇的情形一样，毒药失效，只引起剧烈腹痛与呕吐；两人从贝尔格莱德带来的氰化物已经过期。[64]
死亡
[编辑]波蒂奥雷克在枪响时正看着普林齐普的脸，对手枪声响之轻感到意外。他转头看斐迪南与苏菲，见二人仍端坐，误以为没有打中，但仍决定取消原定的医院之行，命司机倒车经拉丁桥驶往总督官邸。[62]
驶往河对岸官邸的途中，这一判断很快被推翻。车子倒车转上拉丁桥时，一道血线从斐迪南口中喷到俯身照看他的哈拉赫伯爵右颊上。苏菲见状喊道：「老天，您这是怎么了？」随即从座位上滑落，脸伏在丈夫两膝之间。哈拉赫与坐在对面的波蒂奥雷克都不知道她已中弹，以为她只是受惊晕厥。[65]斐迪南却似有所感，不顾自己颈上的枪伤转向妻子说：「索菲，索菲！不要死！为了我们的孩子活下去！」话毕他身子也开始下沉，那顶插着绿羽、使他成为普林齐普易辨目标的将官帽落到车底。哈拉赫抓住他的军服领子把他撑住，问他伤得重不重，他以微弱但可闻的声音答「没什么」，随后又把这句话重复了六七遍，声音愈来愈弱。[66]
车抵官邸时，随员将二人抬上二楼，苏菲安置在波蒂奥雷克卧室的床上，斐迪南安置在隔壁书房的长沙发上。[66]医生很快断定苏菲已无可救治：致命伤是右腹股沟一处细小的暗红色创口，普林齐普的子弹穿过车门与座椅衬垫射入她腹中，割开胃动脉后停留体内，她死于内出血，被抬进官邸时很可能已经没有生命。她中弹后那句询问丈夫伤势的话成了遗言。[67]
斐迪南陷入深度昏迷，呼吸微弱，血自颈部与口中涌出。[68]约十一时，在苏菲死后一刻钟之内，军医帕耶尔宣告「此处已无人力可施」。他同样死于内出血，子弹刺穿颈静脉后停在脊柱中；医生曾考虑就地施行紧急手术，但以子弹所在位置，手术必致死亡。[69]两名神职人员随后为夫妇二人行临终赦罪与傅油礼。[69]
后续
[编辑]反塞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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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当晚萨拉热窝已有零星的反塞示威，警察局长格尔德请求调兵，卫戍司令阿佩尔派出两个步兵连，但当晚人群情绪尚属平和。[70]真正的暴乱爆发于6月29日上午九时半左右，由克罗地亚人与穆斯林组成的人群开始袭击城中塞族居民。[70]福斯特径称萨拉热窝的反塞示威系由波蒂奥雷克鼓动，随即演为骚乱与迫害。[47]关于暴徒的成分，同时代记者的描述并不一致：《泰晤士报》记者认为他们出自最下层，一名维也纳记者却报称在人群中看到「许多衣着考究的先生女士」。[71]
暴徒先是抬着黑纱覆盖的旗帜与皇帝、斐迪南、苏菲的画像到行刺地点跪地祈祷，随后转而洗劫塞族人的财产。到当日下午早些时候，萨拉热窝几乎已没有一处完好的塞族学校、俱乐部、住宅或店铺；塞尔维亚东正教都主教的宅邸窗户被砸，他本人在窗后目睹暴乱时被碎玻璃割伤左手，而两天前他还是斐迪南在伊利扎国宴上的贵宾之一。[71]波蒂奥雷克当天陷于无所作为，最终由阿佩尔自行下令弹压，三个营与一个骑兵中队在不到四小时内清空街道，未开一枪。[72]当日下午四时波蒂奥雷克颁布戒严令，规定客栈晚八时、咖啡馆与一等旅馆晚十时关门，街上不得三人以上同行，禁止一切集会。[72]
骚乱造成五十人受伤，死亡一人；死者并非塞族人，而是一名被塞族人正当防卫时打死的暴徒。财产损失的粗略估计高达五百万克朗。[72][g]骚乱波及南斯拉夫各省，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议会内一名塞族议员高呼「彼得国王万岁」，招来「打倒刺客」的怒吼。[73]财政大臣比林斯基不顾波蒂奥雷克反对，明令用政府经费赔偿萨拉热窝受损市民；波蒂奥雷克则只肯发放应急补助，理由是塞族人对斐迪南夫妇明显缺乏哀悼之情。[74]施密特认为，行刺后立即对波斯尼亚塞族居民采取的严厉报复措施，正是煽起贝尔格莱德报界激愤情绪的起因，奥方官方政策因而要为两国报界的仇恨负相当责任。[75]
葬礼
[编辑]遗体经防腐处理后于遇刺次日停放在总督官邸会客厅，6月29日傍晚运离萨拉热窝，在要塞火炮二十四响礼炮声中启程。[76]此后的安排由皇帝的宫廷总管阿尔弗雷德·冯·蒙特努沃主持，处处贬抑索菲的贵贱通婚身份。他最初主张把斐迪南葬入哈布斯堡家族传统墓地嘉布遣会地宫，索菲另葬阿茨施泰滕城堡，因有人指出斐迪南遗嘱明确要求与妻子并葬而作罢。[77]宫廷总管府又裁定索菲不可与丈夫并排停灵于霍夫堡宫廷小教堂，新任储君卡尔大公为此面见皇帝，皇帝才下旨举行合并的安魂弥撒。[77]
7月3日上午小教堂仅对公众开放四小时。两具灵柩虽并排陈放，公爵夫人的一具却明显低于丈夫一档；储君棺上陈放勋章、亲王冠冕、将官军帽与佩刀，索菲棺上除勋章外只有一副白手套和一把扇子，暗指她当年侍女的身份。灵台前一只白玫瑰花圈由三个孤儿所献，只写着「索菲、马克斯、恩斯特」。[78][79]没有任何外国王室成员到维也纳出席；奥匈外交部在案发次日即放话不希望有外国君主或使团出席，真正的难处在于一旦邀请一位君主就得邀请全部，其中包括塞尔维亚的彼得国王。[80]
葬仪的寒酸在维也纳报界引来连日批评，连保守派《帝国邮报》都引用一位高级将领的话说，这场葬礼「同为一个六岁孩子安排的葬礼没有两样」。[81]蒙特努沃曾施压要求持有高等宫廷荣衔者不要随灵送行，结果适得其反：灵车驶上环城大道时，一百多名帝国最古老门第的成员突然插入送葬行列，步行至车站并在两具灵柩两侧列队。[82][83]遗体最终葬于阿茨施泰滕城堡教堂下方的地宫。[84]
侦查
[编辑]萨拉热窝的司法程序几乎在案发同时启动。法官莱奥·普费费尔在普林齐普开枪前就已受命侦办查布林诺维奇的投弹案，随后被任命为整个谋杀阴谋案的侦查法官。[85]警方的搜捕勤勉而盲目，被抓的既有刺客的亲友，也有仅仅被怀疑亲塞的人，其中不乏无辜者。[86]直到行刺后第三天，普费费尔仍不知道当天街头另有五名刺客。[86]侦查的突破来自伊利奇被捕：他本是例行讯问的对象，却因恐惧而主动交代，供称此案是一个共七人的阴谋，其中三名刺客来自贝尔格莱德，另外三人由他本人在当地招募。[87]六名刺客中只有穆罕默德巴希奇逃脱，7月中旬越境进入黑山。[88]
审判
[编辑]
审判于1914年10月12日上午八时在萨拉热窝地方法院开庭，被告共二十五人，实施刺杀者与事前事后提供帮助者一并受审。[89]罪名为谋杀与叛国，两罪最高刑均为死刑；但法律另定，行为时未满二十岁者以不超过二十年的徒刑代替死刑。[89]合议庭由三名法官组成，阿洛伊斯·冯·居里纳尔迪任审判长，公诉人为弗兰约·斯瓦拉；依欧陆通例不设陪审团。[90]庭审在菲利波维奇兵营一间狭小的法庭内进行，虽非秘密审判，法警却只放进寥寥数名旁听者。[90]
查布林诺维奇与格拉贝日当庭认罪，唯有普林齐普拒不认罪，答称：「我不是罪犯，因为我除掉的是一个作恶者。」[91]三名从贝尔格莱德来的被告在庭上采取一致策略：把罪行说成源于波斯尼亚本地对奥匈统治的不满，绝口不提黑手会，把执行责任全部揽下。[92]普林齐普的最后陈述只有四句话，大意是暗示行刺由他人指使即是背离真相，念头产生于他们自己心中，也由他们自己执行。[93]
对普林齐普量刑的关键不在参与程度，而在生日的确切日期。公诉方主张他生于1894年6月26日、行刺时已满二十岁；普林齐普则称生日在7月26日。本堂神父作证称官方教堂登记簿记为7月26日，另一本编排不严格的簿册则记为6月26日。[94]法官最终裁定，关于出生日期的矛盾证据须作有利于被告的解释。[93]
普林齐普、格拉贝日与查布林诺维奇各获法定最高刑二十年徒刑，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判十六年，波波维奇判十三年。[95]伊利奇与另外三名主要帮助者被判绞刑，另有两人分获死刑与无期徒刑，共五份死刑判决；二十五名被告中有九人被宣告全部罪名不成立。[95]上诉法院维持了大部分判决，只将其中两份死刑改判，因而最终执行绞刑的只有三人。[96]死刑于1915年2月3日上午在萨拉热窝监狱庭院执行。[97]
服刑者被分送各处监禁，普林齐普与查布林诺维奇等人在波希米亚的泰雷津要塞监狱服刑。[97]查布林诺维奇于1916年1月底死于肺结核，一个月后格拉贝日也因肺结核死去；普林齐普于1918年4月28日傍晚死在特雷津监狱的医院里。[98]七名参与者中只有三人活到战争结束。1920年，普林齐普、查布林诺维奇与格拉贝日的遗骸自特雷津迁回萨拉热窝合葬。[99]
萨洛尼卡审判
[编辑]1916年底至1917年3月间，塞尔维亚警方逮捕了阿皮斯及其大批同伙，其中包括逃到塞尔维亚的穆罕默德巴希奇。1917年5月这批人在萨洛尼卡受军事法庭审判，罪名有二，一是图谋推翻塞尔维亚合法政府并与敌国媾和，二是1916年8月行刺摄政王亚历山大未遂。[100]雷马克认为这是一场司法闹剧：法官人选是被告的私敌，公诉方传唤八十名证人却无人能就叛国罪提出实证。[100]施密特亦指出，行刺摄政王一案的证据「已被立场极为分歧的各派作者认定缺乏说服力」。[101]
1917年5月23日，阿皮斯与另外六名军官被判死刑。[102]在向被告宣布上诉裁定之前，一名法官逐个走访囚室，请他们就萨拉热窝一案的牵连作出保密陈述。阿皮斯照办，写下一份真伪混杂的自白，承认自己在刺杀中的角色，却把与刺客的联络人说成同案被告马洛巴比奇而非坦科西奇。[102]施密特记述，这份文件从未公布，且他在贝尔格莱德访问时发现有人质疑其价值，认为阿皮斯是在与奥匈单独媾和谈判进行之际被以「为国牺牲」相诉求而诱使签署的。[103]1917年6月26日凌晨，阿皮斯与另外两人在萨洛尼卡被枪决。[104]1953年，南斯拉夫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认定他们在萨洛尼卡被定的罪名不能成立。[104]
七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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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上午，奥匈外相贝希托尔德的内阁主任亚历山大·冯·霍约斯携弗朗茨·约瑟夫致威廉二世的亲笔信抵达柏林。[105]同日在波茨坦，威廉二世不等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表态，即授权奥匈驻德大使转达奥匈可以指望德国的全力支持，并称对塞行动不应拖延，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德国「空白支票」。[106][h]
奥匈外交部派往萨拉热窝调查的弗里德里希·冯·维斯纳于7月13日致电贝希托尔德，报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甚至不足以令人怀疑塞尔维亚政府参与了策划、准备该罪行或提供武器，反而有诸多理由认为可以排除这一点。[108]尽管如此，7月7日御前会议记录已载明，除匈牙利首相蒂萨·伊什特万外全体与会者认为纯外交上的胜利毫无价值，必须向塞尔维亚提出使其确定拒绝的苛刻要求，以便为军事解决打开道路。[109]
在筹划期间，维也纳与柏林对外维持平静的假象，甚至让主要决策者按常例外出度假；威廉二世认为此举「幼稚」。蒙鲍尔指出，正因这一番刻意的掩饰，其余列强直到7月23日最后通牒递交之日才真正介入这场危机。[110]最后通牒于7月23日下午六时由奥匈公使吉斯尔在贝尔格莱德递交，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终点为7月25日晚六时。递交时点系精心选择，以求对法俄两国最为不便——法国总统当时正从圣彼得堡返程途中。[110][111][112]照会指控萨拉热窝的谋杀系在贝尔格莱德策划，凶手所携武器由属于民族防卫社的塞尔维亚军官与官员提供。[113]十项要求包括查禁反奥出版物、解散民族防卫社、清除公共教育中的反奥内容、清除军政机关中从事反奥宣传者、接受奥匈代表在塞境内协同镇压颠覆运动（第五项）、由奥匈代表参与对6月28日阴谋从犯的司法侦查（第六项），以及逮捕坦科西奇少校与齐加诺维奇等。[114][112]格雷于7月24日读到照会后表示，他从未见过一个国家向另一个独立国家发出如此严厉的文件。[115]
塞尔维亚复照于7月25日下午近六时递交。复照对第五项作出保留而非拒绝，称塞方无法明确领会奥匈机关在本国领土上「协同工作」的含义与范围，但愿意接受符合国际法原则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协同。[116]复照唯一明确拒绝的是第六项，即奥匈派员参与塞境内司法侦查，理由是这将违反塞尔维亚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复照同时表示在具体案件中可将侦查结果通报奥方代表。[116][i]复照结尾提出，若奥匈不满意，塞尔维亚愿将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庭或提交1909年声明的各签署大国处理。[119]施密特总结说，塞尔维亚照会远比任何人预期的更接近妥协。[117]后世史家的评价亦同：克拉克称这份复照是「外交上含糊其辞的杰作」，而贝尔格莱德在文面上几乎接受了全部要求，反使奥匈预先定好的拒绝显得可疑。[120]吉斯尔受领任务时得到的指示则是：「无论塞尔维亚人对最后通牒作何反应，你都必须断绝关系，且必须走向战争。」奥特因而认为，「官方答复无论多么让步，都不可能足够。维也纳想要的是战争。」[120]俄国外相萨佐诺夫7月27日致电各使称，该答复在克制程度上超出俄方一切预料，除非维也纳是在寻找开战借口，否则看不出还能提出什么要求。[121]
吉斯尔当即宣告断交，于当晚六时半乘车离开贝尔格莱德。[122][123]塞尔维亚已在复照递交前的下午三时下达动员令。[124]7月28日，奥匈以明码电报向塞尔维亚宣战。[125]贝希托尔德呈请批准的宣战草案中原含塞军已在特梅什库宾攻击奥匈部队一节，该句在发出前被删去；次日贝希托尔德才奏报该交火消息未获证实。[126]
俄国于7月29日夜下达四个军区的局部动员令，7月30日下午四时改为总动员。[127][128]德国于7月31日宣布战争危险状态，同时要求俄国在十二小时内停止一切战争措施、要求法国在十八小时内声明是否中立。[129]德国于8月1日晚对俄宣战，8月3日下午对法宣战。[130][131]8月4日，格雷要求德国就尊重比利时中立作出满意答复并须于当晚十二时前送达伦敦，英国随即参战。[132]
责任归属的争议
[编辑]塞尔维亚政府对刺杀计划的知情程度，是本案自战后延续至今的核心争议。塞方一贯否认与刺杀有任何直接关系。[133]转折出现在1924年：1914年帕希奇内阁的教育大臣柳巴·约万诺维奇在纪念文集《斯拉夫之血》中撰文《维多夫丹之后》，述及内阁中若干人在案发前近一个月即已知悉萨拉热窝的行刺计划，却未采取足以逮捕密谋者或警告奥匈当局的措施。[133]
费伊认为，这一出自塞尔维亚高层官员的自述若属实，将大大加重塞尔维亚应负的责任，并使奥匈官员在1914年怀疑却无法证明的事得到印证。[133]施密特则给出较为节制的结论。他引述约万诺维奇原文后指出，帕希奇当时正任南斯拉夫政府首脑却一言不发，塞顿-沃森1925年2月致函《泰晤士报》促其澄清亦无结果。[134]但施密特随即写道，现有材料并未说明帕希奇究竟得知多少，「无论塞尔维亚政府的知情有多确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政府批准了这一密谋或协助其准备」。[135]
奥匈自身的调查结论与后来的指控并不一致。派往萨拉热窝的维斯纳在7月13日的电报中明确排除塞尔维亚政府参与策划或提供武器，而十日后递交的最后通牒仍断言谋杀系在贝尔格莱德策划。[108][113]
关于阿皮斯的角色，唯一直接的材料是他1917年在萨洛尼卡狱中所写的自白。雷马克指出该自白真伪混杂，其中把与刺客的联络人说成马洛巴比奇而非坦科西奇一节即与其他证据不合。[102]施密特则记录了当时贝尔格莱德方面对该文件价值的质疑。[103]此外，1914年10月萨拉热窝审判中被告一致回避黑手会，判决书本身认定被告关于共济会的陈述是掩盖民族防卫社活动与塞尔维亚官方共谋的手段。[136]
当代史学的取向
[编辑]围绕一战起源的争论已延续逾百年，七月危机尤为其中争议最烈的一环。蒙鲍尔指出，1919年战胜国以条约形式将「战争罪责」归于德国及其盟国，使这场辩论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真伪之争上；而各交战国在危机期间及战后的自我辩解与掩饰，又进一步遮蔽了后人的视野。[137]
2003年，哈密尔顿与赫维格提出，劳合·乔治所谓各国「无意间滑入」战争的说法「与现今可见的证据尖锐抵触」。[137]克拉克2012年的《梦游者》则被视为修正主义的代表：该书调动大量国际材料而不将罪责归于任何单一国家，其名句谓「这个故事里没有冒烟的枪；或者毋宁说，每一个主要角色手里都握着一把」，并在很大程度上为长期几乎独负其咎的德国开脱，转而将注意力引向其他列强的决策。[137]
蒙鲍尔本人的结论较为折中。她认为依现存文献，确可构造出一套把责任归于1914年七月任一或全体主要角色的叙述；但制造这场危机的是维也纳与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与伦敦则是对这一蓄意挑衅作出反应的一方，故「若说所有决策者都负有责任，其责任并不相等」。她并指出，维也纳蓄意排除了纯外交胜利的可能，而伦敦直至危机最后数日仍在寻求外交解决。[137]至今学界对一战起源仍无共识。[137]
纪念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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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蒂奥雷克与财政大臣比林斯基事后互相指责对方未尽力防止此案。波蒂奥雷克在战争爆发后出任东南战线总司令，一度深入塞尔维亚，1914年12月败退后被解职，1933年死于克恩顿。[138]
在两次大战之间与南斯拉夫时期，行刺地点被改造为纪念场所。拉丁桥一度更名为普林齐普桥，伊利奇住所所在的街道改名伊利奇街；席勒食品店门前的人行道上凿出普林齐普的脚印，标示他开枪时所站的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萨拉热窝设立了普林齐普博物馆。在此数年之前，店门上方揭幕了一方黑色大理石铭牌，金字铭文写道：「加夫里洛·普林齐普于圣维特日、即1914年6月15日／28日，在此历史地点开启了自由。」[139]
至于黑手会一方，雷马克写道，由于其理念与战后的南斯拉夫格格不入，直到他写作的1950年代，没有任何纪念碑、铭牌或街名彰显迪米特里耶维奇之名。[140]参与此案的其他人下场各异：审判长居里纳尔迪在萨拉热窝一处耶稣会静修院度过晚年；侦查法官普费费尔战后退休，其回忆录免除了塞尔维亚政府对此案的责任；辩护律师齐斯特勒则在1930年代末为筹建普林齐普纪念碑而作巡回演讲。[140]
斐迪南遇刺时所穿的军服、所戴的军帽与二人乘坐的格拉夫与施蒂夫特敞篷车，今陈列于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的专门展厅。
就事件本身的历史地位，福斯特认为其重要性一般被归结为触发了七月危机；但即便撇开这一灾难性后果单独衡量，萨拉热窝事件本身仍可视为社会动荡与政治疏离之后果的一则警示。[141]
文艺作品中的描绘
[编辑]刺杀事件多次被搬上银幕，包括1975年南斯拉夫电影《萨拉热窝谋杀事件》、2014年奥地利与捷克合拍的电视电影《塞拉耶佛》，以及2021年英国电影《金牌特務：金士曼起源》开篇对刺杀场面的改编。
参见
[编辑]注释
[编辑]- ^ 部分较早的著述把1914年6月28日径称为二人的结婚纪念日，如施密特将当日列为科索沃战役、1881年奥塞秘密条约与斐迪南夫妇结婚的三重纪念日。[28]但按雷马克，6月28日是斐迪南立放弃继承权誓言之日，婚礼在三天之后。[29]
- ^ 当日在阿佩尔滨河路布点的人数因计法而异。持械待机的行刺者为六人，若将往返巡视的伊利奇计入则为七人，雷马克在全书开篇即作「七名青年」。当时奥匈方面亦无定说：匈牙利首相蒂萨在案发约一周后的秘密内阁会议上说的是「六七个警方本已知悉的人」。[49][50]
- ^ 施密特除记炸弹「从大公座车上弹开」外，另录一种说法称斐迪南把炸弹抓起扔出，但他自己也只将其作为「一种说法」处理。[53]
- ^ 施密特所记这句斥责的措辞与雷马克不同，作「市长先生，我到这里来访问，得到的是炸弹。你还谈什么效忠」，并称索菲当场安抚了丈夫；雷马克无此情节，只写大公自己停顿平复。[53]
- ^ 雷马克与施密特均未记下司机姓名，其名见于福斯特。[47]雷马克认为头车之所以走原路，或因司机不熟悉临时改动，或因市长本人也未分清谁去博物馆、谁去医院；施密特则称第二辆车的司机不熟悉市区，因而自然跟随头车。[61][53]
- ^ 雷马克正文作「开了两枪」，但同页所引普林齐普供词中他本人称「我开了两枪，也许更多」；施密特只笼统称他射击了大公与公爵夫人，未记次数。[62][53]
- ^ 施密特给出的损失区间为一百五十万至一千万克朗。[73]
- ^ 费伊认为德皇及其顾问「给了奥地利自由之手」，是一次盲目的跳跃；施密特则反驳说维也纳已明确告知柏林其方案就是对塞采取军事行动，柏林是接受并承诺支持该方案，故「空白支票」在「放任奥匈自行拟订方案」这一意义上不成立。[107]
- ^ 施密特把这一拒绝标为「第五项」，与一手文本的条次不符，本条目依《外交文件汇编》所收复照原文作第六项。[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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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编辑]- Fay, Sidney Bradshaw,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I: Before Sarajevo —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Wa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英语）
- Foster, Samuel, Ute Daniel; Peter Gatrell; Oliver Janz , 编, Sarajevo Incident, 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1版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9, doi:10.15463/ie1418.11263/1.1 （英语）
- Mombauer, Annika, Ute Daniel; Peter Gatrell; Oliver Janz , 编, July Crisis 1914 (PDF), 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0版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7 （英语）
- Remak, Joachim, Sarajevo: The Story of a Political Murder,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59 （英语）
- Schmitt, Bernadotte E.,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 I, New York; 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0a （英语）
- Schmitt, Bernadotte E.,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14 II, New York; Lond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0b （英语）
- Collected Diplomat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15 （英语）
延伸阅读
[编辑]- Albertini, Luigi, 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 I–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1957 （英语）
- Dedijer, Vladimir, The Road to Sarajevo,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6 （英语）
- Owings, W. A. Dolph, The Sarajevo Trial, Chapel Hill, NC: Documentary Publications, 1984, ISBN 0-89712-122-8 （英语）
- Clark, Christopher,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Allen Lane, 2012, ISBN 978-0-7139-9942-6 （英语）
- MacKenzie, David, The "Black Hand" on Trial: Salonika 1917,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95, ISBN 978-0-88033-320-7 （英语）
- Magrini, Luciano, Il dramma di Seraievo: origini e responsabilità della guerra europea, Milano, 1929 （意大利语）
- Donia, Robert J., Sarajevo: A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ISBN 978-0-472-11557-0 （英语）
- Mitrović, Andrej, 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1-55753-477-4 （英语）
- Strachan, Hew, The First World War, Volume I: To A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BN 978-0-19-926191-8 （英语）
- MacKenzie, David, Apis, the Congenial Conspirator: The Life of Colonel Dragutin T. Dimitrijević,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9, ISBN 0-88033-162-3 （英语）
外部链接
[编辑]
- 1914年6月28日的欧洲地图（Omniatlas，存档本）
- 有关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新闻纪录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遇刺案后在狱中访问普林齐普的报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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