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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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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總統
蔣中正
總裁
蔣中正官方照,半身畫像置中
蔣中正官方標準像
 中華民國第1-5任總統
任期
1950年3月1日-1975年4月5日
副总统 李宗仁
陳誠
嚴家淦
前任 李宗仁(代理)
蔣中正(正任)
继任 嚴家淦
任期
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副总统 李宗仁
前任 首任
蔣中正(國民政府主席
继任 李宗仁(代理)
蔣中正(正任)
中華民國第2、4任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43年8月1日-1948年5月20日
前任 林森
继任 末任
蔣中正(總統
任期
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5日
前任 譚延闓
继任 林森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總裁
任期
1938年4月1日-1975年4月5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逝世後永久保留總裁職銜
蔣經國(中央委員會主席)
中華民國第2、5、7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任期
1939年12月11日-1945年6月25日
主席 蔣中正
前任 宋子文
继任 張群
任期
1935年12月16日-1938年1月1日
主席 林森
前任 汪兆銘
继任 孔祥熙
任期
1930年11月24日-1931年12月15日
主席 蔣中正
前任 譚延闓
继任 孫科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任期
1931年12月15日-1946年5月31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職位廢除
 中華民國第11任外交部部長
任期
1941年12月27日-1942年10月30日
前任 郭泰祺
继任 宋子文
中華民國 四川省政府第5任主席
任期
1939年9月-1940年11月
前任 王纘緒
继任 張群
个人资料
性别
介石
蔣公
出生 蔣周泰
(1887-10-31)1887年10月31日(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大清浙江省寧波府奉化縣溪口鎮玉泰鹽鋪(今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溪口鎮
逝世 1975年4月5日(1975-04-05)(87歲)
 中華民國台湾省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官邸
死因 突發性心臟病
墓地  中華民國桃园市大溪区慈湖陵寝
民族 漢族
国籍  中華民國
公民权  大清(1887–1911)
 中華民國(1912–1975)
政党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其他政党 中华革命党
国民党
中国同盟会
配偶 毛福梅(1901年-1927年結婚)
宋美齡(1927年-1975年結婚)
伴侣 姚冶诚(1911年—1927年)
陳潔如(1921年—1927年)
儿女 蔣經國
蔣緯國
父母蔣肇聰、母 王采玉
亲属 曾祖父 蔣祈增,祖父 蔣斯千
学历

教育程度:

名譽學位:

母校 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
日本士官學校預備學校东京振武学校
职业 政治家军事家
知名于 反抗清朝軍閥混戰、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與中國共產黨內戰失利撤往台灣[1]:265-266
宗教信仰 漢傳佛教(1887年-1930年)
中國基督教新教衛理公會)(1930年-1975年)
获奖 醒獅勳刀
國光勳章
青天白日勳章
一等寶鼎勳章
采玉大勳章
一等雲麾勳章
一等景星勳章
一等卿雲勳章
美國功勳獎章英语Legion of Merit總司令級
大英帝國巴斯勳章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大十字級
比利時利奧波德勳章英语Order of Leopold (Belgium)總司令級
希臘大十字救世主勳章英语Order of the Redeemer
瑞典最高皇家六翼天使勳章
意大利圣莫利斯大綬勳章英语Order of Saints Maurice and Lazarus
大韓民國建國勳章
菲律賓功勳獎章英语Philippine Legion of Honor
菲律賓最高西加都納勳章英语Order of Sikatuna
多米尼加共和國哥倫布大綬金牌勳章
尼加拉瓜共和國魯賓達里奧元首級勳章
巴拉圭共和國國家功績蘇乃若勳環
馬拉維一等雄獅項環勳章
签名
军事背景
服役 國民革命軍
中華民國國軍
服役时间 1911年-1975年
军衔 General Special Class rank insignia (ROC).svg 特級上將
参战 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軍東征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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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2]:15,後改名中正介石[3]:1-2,浙江奉化[4]:1461中国大陆多称其字介石[5],為了與其子區分,又稱老蔣中國政治人物军事家[6]:472。蔣任中華民國自行憲起的第一至第五任總統,並連續當選中國國民黨總裁[1]:277。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7]:456。並曾任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特級上將,及二次大戰時期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等。蔣中正是繼孫中山後,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歷史上的重要領導者之一。

蔣早年于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肄業,考送日本振武學校,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團士官候補生;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30年10月受基督新教洗禮[8]:187。他参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参与創建黄埔军校,逐步成为中国国民党核心人物。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蔣任總司令[6]:472。蔣推翻北洋政府,名义上统一全中国,建設黃金十年。蔣統率军民抗击日本軍國主義,最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中華民国成为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战后主持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实行宪政,成立國民大會并当选为第一任行憲後中華民國总统。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解放军佔領中国大陆,蔣和中华民国政府軍民撤退至台澎金馬。蔣統治台灣,直至1975年去世[7]:456。在台期间,蔣實施台灣省戒嚴令,继续连任总统並实行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且一直主张反攻大陆反共复国

蔣是20世紀領袖,他統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緬印戰區以及冷戰海峽兩岸國共對抗,影響中國近代史東亞史發展。

名號和稱呼[编辑]

性質 名字 解釋
譜名 周泰 族譜記載之名字[2]:15
幼名 瑞元 鄉間名之[2]:70
學名 志清 1902年到寧波上學時所取[2]:15,至少在1913年二次革命時,尚以此名為正名[9]
名諱 中正 1917年至1918年間所取[2]:15。典故《易經》豫卦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10]:34。蔣在台灣地區正式名稱為「蔣中正」或簡稱「中正」[2]:15。蔣逝世後,在台灣戒严時期,多用挪移之尊敬寫法:「先總統 蔣公」稱呼[2]:15
表字 介石 1912年留學日本時於自創雜誌《軍聲》中使用之筆名,後成為字,其名另意為「其介如石」[2]:15。在中國大陸,一般稱為「蔣介石」或者「蔣介石」先生[2]:15
英文綽號 Gimo,Generalissimo,花生米 1935年,任命為中華民國特級上將[2]:56。特別是以歐洲美國為主之英語國家外國人,均習慣暱稱蔣為Gimo,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蔣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特級上將(即大元帥Generalissimo)之英文簡稱[2]:268史迪威打從早年駐華就不喜歡蔣,在日記及其他美國人面前稱呼蔣作「花生米」[11]:222
黨內暱稱 總裁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唯一永久總裁,自蔣過世後,改設中國國民黨主席[12]
化名 石田雄介 1914年7月冒充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辦事處職員,到中國東北執行秘密任務的化名[13][14]
英文译名 Chiang Kai-Shek 此译名源自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和孙中山一样取其姓的国语拼音和其字“介石”的粤语发音[15]:163
英文誤譯 常凱申 源自上文Chiang Kai-Shek。參見“常凯申”误译事件
知名官銜 委員長(尊稱委座 曾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委座」)爾後成為蔣之代名詞[2]:268
校长 蒋氏为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首任校长。早期于黄埔毕业的国、共军官以学生自居,称其为校长。

家庭背景[编辑]

蒋介石(右)、元配毛福梅(左)、母親王采玉(中)与蒋经国(前)

1887年10月31日(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蔣生於浙江奉化溪口镇武嶺玉泰鹽舖樓上[2]:70。蔣自稱是後梁明州評事蔣宗霸宋代光禄大夫蔣浚明後人[16]:2。曾祖父蔣祈增,字懷盛;祖父蔣斯千,字玉表;父親蔣肇聰齋號肅庵,或字肅菴;母親王采玉[2]:70

父親蔣肇聰繼承祖業在奉化溪口鎮經營玉泰鹽鋪,於蔣8歲時去世[4]:1461。蔣肇聰前後娶過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長女蔣瑞春、長子蔣介卿;徐氏死後,續娶蕭鎮孫氏為繼室,孫氏不久亡故,無所出:後又娶嵊縣王采玉為填房,生蔣介石、蔣瑞蓮姊妹四人,其妹蔣瑞菊和弟蔣瑞青夭亡[7]:456。1898年,蔣瑞青4歲而亡,從《亡弟瑞青哀狀》可知,蔣「以母命長孫經國為吾弟後」[17]:2-4。蔣家地產也包括:竹林、梯田茶園,讓蔣家當時成為溪口鎮的五大首富,但仍不算鄉紳等級[18]。據《蔣介石傳》作者嚴如平在浙江奉化實地考察並查閱有關史料,蔣家世清楚,曾有傳說蔣父是河南許昌縣衙師爺,蔣母先前嫁給許昌鄭氏,蔣是出生在許昌之鄭三發子云云,不確[4]:1461[19]。蔣由母親王采玉撫育成人,對母親頗為孝順[4]:1461。1921年6月14日,蔣母親王太夫人去世,蔣回家奔喪,孫中山派陳果夫作為個人代表參加葬禮,還親筆題「蔣母之墓」四個字[7]:460。墓碑兩旁刻着蔣自撰之對聯:「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7]:460

蔣原有妻妾,1901年在家鄉同毛福梅結婚,1910年生蔣經國[4]:1467。蔣在母親王采玉安排下與毛福梅結婚。1921年毛福梅出為王采玉義女[8]:187。1912年,蔣在上海納姚冶诚[4]:1467。1919年夏,蔣介石於張靜江家中認識陳潔如,並展開追求[1]:276。1921年12月5日,蔣與陳潔如之婚禮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樓裡之大東旅社舉行,證婚人為張靜江[1]:168。1927年8月,陳潔如被勸退,離開上海前往美國[1]:168。1971年2月11日,定居香港之陳潔如死於家中,享年65歲,死時身邊旁無他人,橫臥地上,死後一個星期才被人發現[1]:277

1927年,蔣赴日本向宋太夫人倪桂珍面見求婚之際[20],蔣自9月28日起在《民國日報》上,連載《家事啟事》3天如下:「各同志對於中正家事,多有來書質疑者,因未及遍覆,特奉告如下:民國十年,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二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現在除家有二子外,並無妻女。唯恐傳聞失實,易資淆惑,端此奉覆。」[17]:113-114。12月1日,蔣與宋美齡結婚[1]:276,當天上海《申報》刊登兩則啟事,一是蔣宋聯姻,一是蔣之離婚聲明:「毛氏髮妻,早經仳離;姚陳二妾,本無契約。」[1]:29蔣發表文章《我們的今日》,稱他們之婚姻是「神聖的結合」[2]:22。結婚典禮先按基督教方式在宋宅進行[21],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博士來主持,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由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主持婚禮[17]:114-115

早年出身[编辑]

蔣入保定軍校就讀,1907年夏

習文從戎[编辑]

蔣留學日本時留影

蔣五歲入塾,自稱「幼性頑鈍,弗受繩尺」;蔣在私塾誦讀「四書」「五經」及文史典籍10餘年,深受傳統文化思想熏陶[4]:1461。通過報刊和其他信息之影響,蔣打算到外面世界去追尋出路[22]:9

蔣十五歲娶毛福梅為妻[7]:457。1903年起,先後轉入奉化鳳麓學堂、寧波箭金公學、奉化龍津中學堂讀書,學習新知識[4]:1461。青年和中年時期,蔣也讀過一些近代書刊[22]:24。鳳麓學堂與龍津學堂是奉化兩所新辦學校,學堂開設英文、算學等新課,但教學重心仍在經史子集等舊學[23]。曾經在龍津中學堂擔任過蔣之英文教師董顯光回憶,蔣給他留下難忘印象,「是他每天搶着上海送到報紙的那種熱切期待的表情」[22]:9[24]:34。時值《辛丑條約》之後,清政府寙敗,民族危機嚴重,又因蔣喪父後家庭社會地位低微,乃決心出國學習軍事[4]:1461

蔣剪掉辮子交給母親,要求出國學軍事,母親同意要求並提供出國經費[7]:457-458。蔣留髮出國,到日本把辮子剪掉[17]:9。1906年4月東渡日本,肄業於東京清華學校,結識在警監學校學習之陳其美,受到反清思想影響[4]:1461-1462。因非公費留學不能入軍校,只好回國[7]:458。蔣沒有像當時許多人那樣選擇理工及教育等和社會發展有關之科目,而是選擇這條和傳統中國文化人並不相契之道路[22]:10-11。蔣试图就讀軍校,因为日清协议,他不是清政府官方保送,到日本後,因非公費留學不能入軍校[7]:458。同年冬返回中國,翌年夏考入清政府開辦之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前身),習炮兵[4]:1462。由於蔣在保定軍官學校深受校長和教官賞識,第二年就成為第一批派往日本深造之四人之一[7]:458

蔣在日本聯隊入伍留影,時年24岁

蔣與陸軍速成學堂62名學生,一起到東北陸軍部集合,自大連乘輪船赴神戶,然後轉往東京,進入振武學校[17]:9。1908年春被選送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學軍事;隨由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參與反清革命活動[4]:1462。振武學校是幫助中國學生學軍事之預校,與士官根本無關[17]:10。陳其美是蔣介石同鄉,比他大11歲,成為蔣在政治上之良師益友,後來陳其美之兩個侄子陳果夫陳立夫受到蔣之重用[7]:458。蔣1910年11月從振武學校畢業時,其總成績在62名畢業生中,排名第55,倒數第八,不能算是優秀[25]:53-84。1910年冬振武學校結業後[4]:1462,和張群編入高田炮兵第十三師團士官候補生[7]:458,受到嚴格軍事訓練[4]:1462。蔣分配至日軍野戰炮兵第19聯隊實習,表現相當不錯[25]:53-84。振武學堂是1903年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所創立之日本國立軍人養成學校,是為了預計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或陸軍戶山學校就讀之清國留學生,而特別設置之預備教育學校[26]:246。所學課程以軍事科目和日本語為主;高度軍事化教育,造成蔣強烈軍事化思維[22]:13。1911年6月,晉升炮兵一等兵;8月,晉升炮兵伍長;后到新潟县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原定于当年12月晉升軍曹[25]:53-84[27]。蔣為將自己學歷作實,以捐會費為名,派其副官陳銘閣到北京米市胡同南兵馬司,找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同學會總會負責人劉宗紀,要他將蔣說成是日本士官學校第6期畢業,並捐款5萬大洋[28]

革命與護法[编辑]

蔣第一張西裝照攝於1912年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消息傳到日本,蔣和張群等即向高田联队请假[27]:188長崎乘趁日輪回中國,10月30日抵上海;11月3日陳其美奪取上海,並為攻佔南京聚集力量[7]:458。蔣奉陳其美委派,任敢死隊隊長,與王金發等人率領隊員百餘人赴杭州,參加11月4日光復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滬軍第五團團長[4]:1462。蔣隶属第二师,師長是黄郛,旅長是張宗昌[7]:458。時與滬軍都督陳其美、督署參謀長黃郛甚為相投,遂結為異姓兄弟[4]:1462。蔣被認為是黨內有數之軍事人才[22]:14

1912年1月14日,因派系之爭,陳其美命蔣將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暗殺於上海广慈医院病房[29]:1164。另有資料記載是蔣親手槍殺陶[4]:1462。孙中山下令「嚴速究緝」,蔣因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蔣在日本學習德文,準備去歐洲,還出版《軍聲》雜誌[7]:458-459

蔣說在討袁之役初起之時,孫才對蔣單獨召見,二人之初見該在1913年,當孫在上海之時[17]:18。1913年7月,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蔣在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指揮下,參加攻打江南製造局之役[4]:1462。滬軍都督楊善德下令緝捕蔣,蔣被迫逃進陳其美之娘姨姚冶誠臥室內,遂納姚怡誠為側室[7]:459。8月各地討袁軍先後失敗[4]:1462。蔣於9月1日抵達長崎,10月29日由陳其美結拜兄弟張人傑做監誓人,填寫誓約,加入中華革命黨[17]:23

王金發企圖利用袁世凱招降之投誠令,徵得謝飛麟與陳其美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沒有出賣同志[17]:24。1914年春奉命回中國組織反袁軍事活動[4]:1462,蔣奉孫令主持上海討伐袁世凱軍事,自兼第一路司令,負攻取上海西部之責;袁遂下令嚴緝蔣,並收買黨人王金發加以暗圖,蔣覺察走避,應陈電邀赴日本[30]:32。後奉孫命赴哈爾濱視察東北形勢,居月餘,上書孫述歐戰趨勢及倒袁計劃[30]:32。袁下令通緝蔣,在令文中明白指出:「此次謀亂,係蔣介石代表孫文主持一切[31]。」蔣在東北策劃討袁工作,但因日本勢力控制东北,難有進展,於秋間返回日本[2]:105。蔣返日本研讀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之著述,並研究軍事戰略[7]:459

1915年9月,陈其美滯留上海,設總機關於法租界,由蔣擔任軍事職務;10月,蔣奉孫命回上海,擬定「淞滬起義軍事計劃書」,供陳其美參考;11月10日,陈其美派同志王明山等刺杀袁氏死党郑汝成;製造局守軍同志不能及時響應;陳其美偕蔣退回機關部,及法國巡捕房偵探前來搜捕,自露臺越屋走避;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遭刺客刺殺於法租界漁里機關部,蔣聞死載屍歸其私寓,經紀喪事,復為文以哭之[30]:32-33

1916年4月,蔣協助楊虎等攻打江陰要塞,楊虎明言與蔣一道離開江陰要塞,並且於離開前還救蔣一命[17]:27。6月初孫中山任命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參謀長,難著成效;及袁氏暴斃,居正去北京,由許崇智代其職,呈請解散,蔣乃赴北京觀察政局,同年秋復回上海[30]:34。蔣先後與張靜江、許崇智等人焚香換帖,結拜為異姓兄弟[4]:1462

青年蔣任第二支隊司令時之標準戎裝像,1918年

1918年2月,海軍總長程璧光桂系所刺殺,孫益無所恃,乃電召蔣赴廣東以為助,3月11日蔣奉派赴汕頭,出任援閩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30]:38。因受排擠,於7月辭職[7]:459。8月18日回到上海[17]:40。蔣奉派到粵軍中工作,先任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繼任粵軍第二支隊司令,指揮所部攻取大埔永泰[4]:1462。10月28日,蔣去日本[17]:41

1920年,孫命蔣、朱執信等赴福建漳州,促陳炯明等回師廣州;10月5日,蔣抵汕頭總部策定作戰計劃[30]:39。11月,蔣不願與陳炯明共事而回上海,與蘇州女子陳潔如同居;陳潔如受過中等教育,能說俄語,與蔣領養一女,取名蔣瑤光;陳潔如1971年病逝,蔣瑤光獲准赴香港奔喪[7]:460。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為虞洽卿陳果夫為第五十四號經紀人,他老闆是蔣[17]:28-29。1920年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經營證券買賣,成為交易所「恒泰號」經紀人,曾以所獲部分資助粵軍及其他革命事業[4]:1462。由於蔣對投機之奧妙瞭解非常透徹,在證券起落中,經過一年時間,賺了一百萬元,為孫中山籌措了一筆活動資金[7]:459

作為一個對時事相當敏感之人物,蔣對當時波及全國之新文化浪潮有所了解[22]:24。孫想要以廣東為基地,打算武力統一中國[17]:54。1921年10月,蔣返回廣州,受孫之命擬訂進軍兩廣進而統一中國之作戰計劃[7]:460。陳炯明則贊同章太炎等倡導「聯省自治」,認為中國問題要走美國聯邦制才能解決,武力統一只造成中國更糜爛、衰弱;陳炯明認為孫不如先完成廣東一省之自治,再徐圖其他[17]:54-55。1922年1月,蔣應孫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廣州鞏固後方再圖北伐之建議未被孫採納,於4月返上海[4]:1463。3月,蔣乘機大力主張討伐陳炯明[17]:55。6月16日,陳炯明發動武裝,孫避往永豐艦,6月18日電蔣「盼速來」[32]:152。6月17日孫登上永豐艦,率海軍對抗,6月19日收到孫之急電:「事急盼即來此」[7]:460。6月29日,蔣抵廣東;自是,蔣每日跟從孫中山,指揮海軍沿省河進攻叛軍,直到8月9日聞北伐軍回師失利消息,蔣始侍孙離粵赴上海,8月14日抵滬[30]:40。孫還曾對外國記者說:「蔣某此來,不啻增加二萬援軍也。」[7]:460蔣撰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孫親為作序,贊蔣「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蔣由此博得孫很大信任和重用,大大提高政治聲譽;10月,孫編組「東路討賊軍」討伐陳炯明,任許崇智為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蔣為第二軍參謀長,蔣感到「軍中將領,界限甚深,每相排擠」,不久便離開福建回到上海[4]:1463。11月24日,孫長信致蔣,說:「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毫無進步,則無可如何等語。吁,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云云,子蔭當來滬,此事己不成問題,即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為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達滅陳之目的,爾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此候籌祺。孫文[17]:48-49。」當時孫派蔣到福建去,和安福系軍閥建立聯繫;在他們幫助下,孫於1923年回到廣州[33]:45。在上海,同鄉虞洽卿指點蔣:拜青幫頭號老大黃金榮為師[34]:114

第一次國共合作[编辑]

蔣身穿軍服,攝於1923年
孫中山任命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之委任狀
孙中山在黃埔軍校开学典礼结束后,與蔣合影,1924年6月
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結束後,與蔣(中)、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左)、第二團團長王柏齡(右)合影,1924年6月

1923年2月17日,孫特任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2]:112。8月,蔣奉孫派遣,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一行四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歷時三月餘:蔣對蘇聯軍隊實行政治委員、黨代表制深表贊賞;對其軍械武器之研究與進歩,也認為可與歐美各國相競爭;但對於蘇聯沒有同意蔣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向北京進攻之軍事計劃很失望,對於蘇聯之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認為蘇聯沒有放棄其「侵略」之野心,因而認為蘇聯對中國之援助是別有用心;蔣還認為蘇維埃政治制度是「專制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不能仿傚;蘇聯之行加深蔣對蘇聯之認識和疑慮[4]:1463。蔣在蘇聯考察幾個月,正值列寧病重,看到史達林托洛茨基內鬥,對蘇聯政治中「排斥異己」風氣盛行充滿失望[35]。孫在11月22日信中鼓勵蔣説:「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其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33]:4511月27日面見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對蔣說臨別贈言:「忍耐和活動二者,不可缺一。」;蔣把它做為成功立業之要素,12月15日回到上海,並寫一個考察報告[7]:461

1924年1月16日,蔣到廣州向孫覆命[7]:461。1月2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委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2]:138。10天後,又任命他為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7]:461。2月6日,蔣設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於廣州南隄[30]:51。蔣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孫叫蔣回廣州,蔣回信說:中正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7]:461一個月後,蔣辞职,开始发放遣散費;4月,孫批復蔣“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2]:138。4月9日,蔣對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講話,聲言「一定要仿傚俄國共產黨辦法」[36]:12,獲得蘇聯顧問之好感和信任[4]:1464。4月21日,蔣返回广州[2]:139。5月3日,孫又任命蔣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7]:461。蔣在軍校極力樹立校長權威,培植個人勢力,重用何應欽王柏齡等人[4]:1464。10月廣州發生商團事變,蔣承擔孫交給之率黃埔學生平叛之任務[7]:462。蔣把軍校師生編組成教導團,成為保衛南方政權和統一廣東根據地之一支武裝,於當年10月與工團軍、農民自衛軍等合力平定廣州商團武裝事變[4]:1464。11月孫北上,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時,黃埔軍校學生組織東征部隊第一次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7]:462

中山艦事件[编辑]

蔣攝於1920年代
蔣攝於1920年代

1925年2月,蔣參加國民革命軍東征討伐陳炯明[4]: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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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執會應蔣之請,因教導團改稱黨軍,校長名義又不能指揮黨軍,遂「任命蔣中正為黨軍司令官」[17]:68。6月,蔣回師廣州平定楊希閔劉震寰[4]:1464。8月20日,廖仲愷在廣州被害,國民政府組織「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得到蘇聯顧問鮑羅廷信任和支持之蔣與汪精衛、許崇智為委員,被授予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處理廖案及時局[4]:1464。8月24日,蔣當上廣州衛戍司令[7]:462。蔣先支持汪精衛將胡漢民驅送出國,繼而又將握有軍權之許崇智迫離廣州,收編粵軍部分師旅,一躍成為軍事實力首要人物[4]:1464。8月26日,蔣把黃埔軍校兩團學生軍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自任軍長[7]:462。蔣再次討伐陳炯明,將粵境叛軍全部肅清[4]:1464。汪精衛於9月18日授蔣以廣州衛戍司令[17]:71。10月間,黃埔學生軍和部分革命軍第二次東征,肅清陳炯明勢力[7]:462

1926年1月,蔣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向大會作軍事報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後又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4]:1464。1月28日,毛澤東和蔣介石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毛澤東報告宣傳審查委員會決議案,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蔣介石提出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7。2月8日,蔣辭國民革命軍總監之職,2月9日再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汪精衛既不批准,亦不挽留[30]:64

蔣首先向汪精衛表示制裁共產黨[7]:463。此時蔣以為汪精衛和蘇聯顧問某些舉措將削弱自己軍權,甚或被放逐蘇聯,乃於3月20日稱中山艦擅自行動密謀叛亂,宣佈廣州戒嚴,派兵逮捕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國共產黨員李之龍,包圍蘇聯顧問團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衛隊和糾察隊槍支,製造「中山艦事件[4]:1464。蘇聯顧問鮑羅廷承認3月20日以來蔣所取得之權力,並按照蔣之要求,令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也批准中國國民黨以「同情黨」名義參加共產國際,並選蔣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名譽委員」[7]:463。斯大林堅持國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蘇聯顧問遂向蔣妥協,更阻止汪精衛組織「反蔣聯盟」[17]:84。嗣後蔣諉過於汪精衛,說汪挑撥國共關係,迫使汪離開廣州出國[7]:463

中年經歷[编辑]

一次北伐[编辑]

1926年7月9日,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東校場誓师北伐时留影

兩廣統一後,蔣極力主張北伐[7]:464。由於中共中央執行共產國際命令之妥協方針,蔣在1926年5月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之「整理黨務案」[4]:1464:規定中國共產黨員不能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執會主席,不允許中國國民黨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員任職中國國民黨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不能超過三分之一[17]:82。國民革命軍北伐,蔣在蘇聯顧問幫助下,制定各個破敵方針[6]:472。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於6月4日任命蔣為總司令,直到7月1日下北伐動員令,到7月9日在廣州舉行大規模誓師典禮[17]:86。在北伐軍7月11日攻克長沙後半個月,蔣率總司令部人員離廣州赴前線指揮作戰;8月23日在長沙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北上進攻武漢[4]:1465。北伐有兩股力量推動:其一自五四運動以來,經過五卅慘案,使民族主義彌漫,形成風潮;其二自蘇聯援助,人力物力[17]:88。北伐軍在攻克汀泗橋賀勝橋後,於9月6日攻占漢口漢陽吳佩孚部死守武昌 ;蔣急於破城,幾次下令北伐軍攀城強攻均未奏效[4]:1465。11月9日蔣進駐南昌[17]:92

北伐軍繼續分三路進軍[7]:466。蔣於1927年1月3日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會後通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17]:94。蔣拒不出席3月在武漢舉行之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4]:1465,全會選出蔣為武漢國民政府委員[37]:380。國民政府於3月20日在武昌宣誓成立[17]:95。蔣不斷派人與英、美、法、日等國聯繫[4]:1465。3月,蔣在上海,連日召集秘密會議,與汪精衛等人商討「反共問題」,得到李宗仁等人支持;蔣下令取消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支持吳稚暉、張靜江等人在上海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議,通過吳稚暉提出之《查辦共產黨案》[4]:1465-1466

寧漢分裂與四一二事件[编辑]

蔣攝於1926年

隨著北伐戰爭勝利,蔣擴大自己軍事實力[7]:466。1927年,蔣離開上海赴南京,4月11日發出「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之密令;4月12日蔣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而此時正逢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然而蘇聯代表鮑羅廷以及中共中央卻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力量在後”為理由意圖反對北伐;4月18日,蔣聯合胡漢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政府對峙[4]:1466。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廣州遷移南京,寧漢分裂[30]:69。四一二事件使國共反目,兩黨結下血海深仇;事件原因複雜,其中包括蔣和汪精衛爭奪領導權[35],同時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間不斷滲透國民黨內部使部分右派黨員及將領不滿,並且無端於地方發起暴動、迫害其所謂的資產階級並掠奪其擁有合法財產等因素[38]。據當時《中國周報》記者斯諾估計,被殺害之左傾分子在5,000人以上[17]:101。上海流氓勢力反共清黨有功,後來杜月笙成為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17]:103

一次下野[编辑]

蔣西裝照
蒋与宋美龄婚礼留影,1927年12月1日

馮玉祥主張停止寧漢之爭,共同北伐[7]:468。1927年6月20日至6月21日,蔣、胡漢民、吳敬恒等與馮玉祥會於徐州,協議統一指揮,完成北伐,6月22日由馮致電汪精衛,指責武漢之恐怖政策[30]:70。7月,被北伐軍擊潰之孫傳芳在直魯聯軍張宗昌幫助下,在津浦鐵路上反攻,7月24日攻陷徐州;8月6日蔣退回南京據江而守,威信驟降,擁兵自重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機逼蔣下臺;在武漢之汪精衛和唐生智又組織東征軍通電討蔣;而何應欽等嫡系親信此時亦不願出來維持蔣之地位;蔣被迫於8月13日宣布辭總司令職下野,回家鄉住一個多月後,於9月28日赴日本訪問,與日本朝野各界廣泛接觸[4]:1466-1467,会见了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义一只表示支持蒋反共和统一中国南方,不支持他北伐及统一整个中国[39]:108。蔣下野後,李宗仁於8月16日電告汪精衛,請將武漢中央政府盡快遷往南京,汪精衛翌日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稱,南京政府已經無人負責、停止辦公,汪精衛遂覆電李宗仁,決定遷南京,寧漢合流[17]:107。9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蔣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37]:381。10月,宋太夫人原不同意蔣宋婚事,其時蔣表示已與妻妾離異,並表示要遵守基督教義,宋母方予允准[4]:1467。蔣11月8日離日回中國[17]:114。12月1日,蔣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4]:1467

1927年11月10日,蔣抵上海,11月16日汪精衛、李宗仁到上海與之商談取消特委員會和召開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事,蔣、桂實現聯合;12月10日,南京政府任命蔣為總司令[7]:469

二次北伐[编辑]

蔣下令查辦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等廣州成立之中國國民黨中執委臨時辦公室,汪精衛再度被迫出國[7]:469。1928年1月3日,蔣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37]:382。2月2日,蔣在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政委主席和軍委主席,從此黨政軍權再度集中於蔣手[7]:469。蔣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對奉系軍閥北伐[4]:1467。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得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40]:228。蔣集中優勢兵力,專門攻擊奉魯軍薄弱環節山東地區;而在河北、山西一帶則採取守勢,只投放有限兵力,比張作霖之戰略步署略高一籌[41]:391

張作霖不敢戀戰,帶領文武官員離京出關,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7]:470。蔣以南京政府名義,於1928年6月15日發表宣言,通告統一完成[17]:123。7月6日,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在北京開會,到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成報告祭」;8月9日,蔣派方本仁到奉天,勸張學良把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旗[7]:470。中國國民黨中執會常務會議乃於10月3日通過《訓政綱領》以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並於10月8日產生南京新政府[17]:127。10月10日,蔣就任國民政府主席[2]:189。12月29日,張通電「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蔣即電覆,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諸兄匡扶黨國,表示精神,無任佩慰!……願與諸公共策之。」[7]:470

中原大戰[编辑]

蔣以中央政府名義強調「統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團軍「奉還大政」、「歸命中央」[7]:470-471。1929年1月,蔣以「裁軍建設」相號召,召開全國編遣會議,對各派軍事首領委以高官,但奪掉他們兵權[4]:1467。3月蔣桂戰爭一舉打敗桂系,收編李宗仁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通電下野[7]:471。馮玉祥不肯就範,知蔣必不肯罷休,乃作戰略撤退,向豫西移動,以縮短戰線,並及時炸毁隴海鐵路、京漢鐵路之橋樑和隧道,以阻蔣運兵[17]:132。5月22日蔣下令討馮,5月23日宣布開除馮黨籍,5月24日下令通緝馮,馮部將韓復榘、石友三投蔣,5月27日馮通電下野[7]:471。韓就任蔣所授之西北軍總指揮,石就任蔣委任之第十三軍軍長[17]:133。12月張發奎與駐廣西桂軍聯合反蔣,蔣派何應欽將其擊敗,唐生智和石友三舉兵反蔣,不久即被蔣擊敗[7]:471

蔣用重兵進攻、分化瓦解等辦法戰勝對手[4]:1467。1930年2月28日,閻錫山迎馮玉祥到太原商議聯合反蔣,宣布閻任總司令,馮為副總司令,4月2日蔣下令免閻職拿辦,4月5日又下討伐令,4月6日宣布永遠開閻黨籍[7]:471。蔣於5月1日發布討伐閻馮誓師詞[17]:137。5月11日,中原大戰爆發,蔣由濟南抵徐州,設行營於隴海鐵路,以居中指揮,當晚下總攻擊令,以中央軍第二軍團為主力,沿隴海鐵路向歸德進攻,與晉軍、西北軍開展大規模接觸,孫殿英部被迫退往鹿邑亳州,萬選才部退至歸德附近[42]:3589。5月爆發「中原大戰」,在蔣軍事進攻和政治策略兼施下,閻、馮軍在隴海鐵路、津浦鐵路相繼受挫,9月18日張學良通電擁蔣揮師入關;8月汪精衛、陳公博改組派和鄒魯、謝持西山會議派聯合倒蔣,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無疾而終[4]:1467-1468。蔣10月3日於開封軍次,致電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告捷[17]:140

二次下野[编辑]

面對中國國民黨內部矛盾和紛爭,以及社會輿論強烈要求民主、法治,蔣在中國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胡漢民反對;蔣於1931年2月28日將胡漢民軟禁於南京湯山,導致5月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另組「國民政府」[4]:1468。4月30日,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與監察委員鄧澤如、蕭佛成、林森聯名發表「彈劾蔣中正電」,指「蔣氏猜忌為心,陰險成性,總理以其長軍旅,畀以練兵之任,未及期年,總理逝世,迭乘時變,竊奪軍權,浸而盤踞中樞,把持國柄,潛植羽翼,威脅老成。諸同志仰總理之遺志,急國家之危難,慶其才勇,降心相從。乃瀕年以來,不知斂抑,肆虐愈深,為禍滋甚」[17]:151-152。5月1日,汪精衛通電中國國民黨海內外各黨部,略謂蔣禍黨禍國,「暴橫日甚,言之痛心」,現廣東方面奮起討蔣,「事變至此,宜即依據總章,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蔣在國民政府紀念周報告,略謂古應芬等通電,似以監委資格彈劾本人,而手續不合,似別有作用,本人對此電決不計較,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內平亂,不虞動搖時局[42]:3825-3826。5月2日,蔣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自請議處,略謂廣州鄧澤如、古應芬等4監委聯名通電「指斥中正罪狀」,「倘果確實,則在黨紀國法皆無可恕」,鄧等通電,雖「於正式彈劾手續有所不合,但中正為尊重黨紀計,不得不請求中央徹底查辦」,並表示「中正理當靜候查辦,服從黨命,決不稍有戀棧」,中監會旋致書蔣,謂鄧澤如等通電,「其語皆摭拾浮言,任意指斥」,所言不合彈劾手續,請蔣「暫勿深究」[42]:3827。5月5日,國民會議在南京開幕[42]:3830。5月6日,出席國民會議之全體代表由蔣帶領冒大雨前往中山陵謁陵,並在陵前宣誓,誓畢,一一在誓詞上簽名蓋章[42]:3830。5月8日,國民會議舉行第一次大會,于右任主席,討論《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蔣講演「約法」意義,戴季陶報告「約法」起草經過[42]:3831。5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張繼見蔣,商調停粵事[42]:3840。6月,蔣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37]:574。6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大會決議: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蔣兼任行政院院長[42]:3860-3861。6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會議推定蔣為政治會議主席[42]:3862。6月21日,蔣離開南京赴南昌親自組織對江西紅軍實行第三次大「圍剿」[42]:3864-3865。6月26日,蔣為集中一切力量「圍剿」紅軍,在南昌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蔣自兼委員長[42]:3868。7月1日,蔣在南昌行營發出第三次「圍剿」江西蘇區紅軍之命令,蔣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線總司令,聘用英、日、德軍事顧問,調集30萬國軍採取「長驅直入」之戰略,即日開始行動[42]:3871-3872。7月12日,蔣密電張學良,對日軍在東北之挑釁,須極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對日作戰之時」[42]:3878。8月4日,蔣在南昌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堅持「安內可以攘外」,中央對當前國民排日運動「應取慎重態度,免為日方借口」[42]:3895。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日軍迅速占領東北三省[4]:1468。9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急電蔣回南京主持一切[42]:3922。9月21日,蔣自江西回南京,在陵園官邸召集在南京中央委員討論時局及應付日本侵略辦法,議定:一、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研議機關;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攻粵部隊及「剿共」計劃,悉予停緩;三、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張繼、陳銘樞專程赴粵,磋商統一團結禦侮辦法;四、民眾方面:由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分別發布告全國軍民書及黨員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准備自衛,並信賴國際聯盟公理處斷[42]:3926。蔣請陳銘樞赴粵謀和,即以下野為條件,「亦甚願接受」[17]:153。9月22日,蔣電告張學良,若日方脅迫以簽字承認「二十一條」為退兵條件,望設法嚴拒,此案已在南京歸為國際交涉[42]:3929。10月14日,胡漢民離開南京赴上海,結束自2月28日以來被蔣幽禁之生活,陳銘樞、吳鐵城、張靜江偕行[42]:3954。10月21日,何應欽奉蔣電召由南昌返回南京,南昌行營事務由參謀長賀國光代理[42]:3960。11月6日,國民政府任命谷正倫為憲兵司令,11月7日谷向蔣請示關於組織憲兵司令部及其職權問題;南京「剿匪」總司令部奉蔣令取消,南京衛戍司令部改番號為第八十三師,移防蚌埠[42]:3975。11月14日,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大會,出席代表341人,中執監委24人,蔣任大會主席[42]:3984。11月15日,全國財政委員會在南京成立,主席蔣;全國經濟委員會在南京成立,蔣報告經濟建設、農工商振興及交通建設等情況和計劃[42]:3985-3986。11月29日,蔣致電汪精衛,請促粵方早息糾紛,從速入京,俾中央全會得以定期舉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圖北上,立待全會開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蔣下令將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秘密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42]:4000。蔣迫於各方壓力,於12月15日再次辭職;一個月後,他利用政局不穩,和汪精衛在杭州舉行秘密會談,決定兩人合作,蔣主軍、汪主政[4]:1468。12月15日,蔣通電下野,略謂因粵方「胡漢民等同志微(5)日通電,且有中正必須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語。是必欲中正解職於先,和平統一方得實現」,「權衡輕重,不容稍緩須臾,再四思維,惟有懇請中央准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臨時常務會議決議:准蔣辭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職務,推選林森代理國民政府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院長;張學良電蔣,請辭陸海空軍副司令職,同日國民政府准張學良辭職,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42]:4015-4016。12月22日,蔣出席四屆一中全會開幕後,下午偕宋美齡乘飛機赴上海轉返原籍浙江奉化,臨行前致函于右任等,表示決還鄉歸田,從此拒絕任何函電來往;張學良電蔣,謂「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最後指針」[42]:4021。12月28日,中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第四次會議決議:一、推舉胡漢民、汪精衛、蔣、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葉楚傖為秘書長;二、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蔣、汪精衛、胡漢民、唐紹儀張靜江、蔡元培、蕭佛成、鄧澤如、謝持許崇智王法勤李烈鈞鄒魯、邵元沖、陳果夫、葉楚傖、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閻錫山馮玉祥趙戴文王樹翰薛篤弼劉尚清柏文蔚程潛經亨頤孔祥熙恩克巴圖楊庶堪馬福祥33人為國民政府委員;三、通過中央政治會議組織原則,推選蔣、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充當會議主席等[42]:4026-4027。前軍統沈醉明言,殺中央研究院楊杏佛,為警告宋慶齡,殺《申報》主筆史量才,因懷疑與中國共產黨有關係,都出自蔣意[17]:147

第一次國共內戰[编辑]

蔣在江西,1933年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在軍事上把主要力量放在消滅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由蔣當總統,把五院院長統一置於總統管轄之下[7]:472。1930年7月23日,蔣發布《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30]:91。蔣還建立陳果夫、陳立夫CC系「中統」和黃埔系「軍統」,專事破壞中國共產黨,並防範中國國民黨內反蔣派系;他於9月密令取締「左聯」等團體;12月下令頒布《出版法》,查禁「宣傳共產主義」、「鼓吹階級鬥爭」之書籍[4]:1469。在將各派系軍隊收編改組後,蔣即從1930年12月起,連續五次向中共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先後調動上百萬軍隊,並聘請外國軍事顧問,經過四年鏖戰,迫使紅軍退出江西、福建、湖北、河南、安徽等根據地長征[4]:1468。1931年5月29日,蔣發動之對江西中央蘇區之第二次大「圍剿」被紅完全打破,15天內,紅軍由西向東橫掃700里,共殲敵3萬餘人[42]:3845

蔣一面在各根據地反覆「清剿」,一面命令西南地方軍隊堵截紅軍長征,借機「整理」西南諸省軍政,逐步掌握雲南、貴州、四川三省[4]:1468。1932年1月22日,蔣、汪返抵南京,汪於1月28日繼任行政院長,並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指定蔣、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五人常委[17]:154。3月18日,蔣就任委員長,並兼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40]:277。蔣設立南昌行營,組織侍從室,到1936年1月,正式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錢大鈞任侍一處主任掌軍事,陳布雷為侍二處主任掌政治與黨務[17]:149。9月1日,軍政部航空學校正式更名為中央航空學校,蔣親自兼任校長[43]

南京十年[编辑]

對日本帝國主義,蔣實行「攘外必先安內」之方針[7]:471。1934年2月,蔣發起「新生活運動」,謀求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號召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實踐「禮義廉恥」,來革新個人、改造社會、復興民族;蔣自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會長,在全國各地建立分會推動,但收效甚微[4]:1469。5月,蔣任航空委員會委員長[37]:471。1935年4月1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特級上將[44];蔣介石在貴陽對記者稱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謂:「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與解除全國民眾之痛苦,須有一個運動繼新生活運動而起,其名為『國民經濟之建設運動』。此國民經濟運動,乃以振興農業、改良農產,保護礦業、開發礦產,扶助工商、調節勞資,開辟道路、發展交通,調整金融、流通資金,促進實業為宗旨,而以革除苛捐雜稅,減免出口稅,與要求新憲法之實施,禁止紙幣之濫發,為建設國民經濟之初步。今日政府增加中央、中國與交通三銀行之資本,以謀社會經濟之安定與農工商業之進步,亦即此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之一種。」[42]:4863-4864。4月6日,蔣介石乘調大軍入貴州追堵紅軍之機,壓迫貴州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交出軍政權力,是日王以「身兼縱隊司令,不能兼顧省政」為辭電蔣介石請辭省主席職,繼又辭去軍職,調任軍事參議院參議[42]:4867。4月13日,蔣介石派李仲公為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42]:4871。10月18日,蔣介石秘密會見蘇聯駐華大使鮑洛莫洛夫,以中國軍隊總司令之身份建議中蘇訂立「秘密軍事協定」,對付日本侵略,保證遠東和平[42]:4981。11月1日,王亞樵集團剌客、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嗚於南京中央黨部禮堂舉行之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剌蔣不成,汪精衛遇剌重傷[34]:102-104。12月30日,國民政府令蔣等47員分別給予雲麾勳章[45]:66。但是經濟之微弱增長遠遠趕不上日益龐大之軍費開支,財政入不敷支[4]:1469

蔣對日主張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判[7]:473陳友仁批評蔣之對日妥協政策:「余敢正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不接受日人之要求。」[17]:1551932年2月1日,俞濟時自杭州呈陷電:「滬案嚴重。十九路軍應戰頗獲勝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將本師團調滬增援。乞示」;蔣覆電:「中本日隨政府同人已到豫,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中正。東」[17]:158。4月29日虹口公園爆炸案尹奉吉當場炸死河端貞次白川義則重傷而死,植田謙吉重光葵炸斷腿,野村吉三郎炸瞎眼,蔣一改態度,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設置韓國人特別班等,積極支援韓國獨立運動[46]。在國統區大批捕殺中國共產黨人士,查禁書籍;派宋子文去美國簽訂五千萬美元之棉麥貸款協定,實際上是謀取剿共之經濟支援[7]:475。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實施「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先後同意簽訂淞滬、塘沽、何梅等一系列協定;他還阻撓馮玉祥組織察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抗禦日本,鎮壓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人發動之「福建事變[4]:1468。1933年,胡漢民致陳嘉佑、程潛密函:「西南抗日軍隊出發,以賢初為總師之任,渠以抗日為倒蔣,如能師出武漢,北局有變,一切正可相機而動。」[17]:171蔣推行聯保連坐法,要各户互相監視[4]:1469。蔣認為農村安定靠地主,故不惜代價扶助地主恢復其威權,對地方鄉紳,尤視為反共支柱[17]:179。蔣於7月28日,以「妨害統一政令」為名,通電迫馮玉祥解散民眾抗日軍[17]:195。1934年11月7日,蔣在綏遠會見榮王、德王、潘王等蒙人與黨政人員,並對各主席和邊外將領指導一切[47]:366

西安事變[编辑]

西安事變時蔣與黨員合照

中國共產黨中央紅軍到陝西省保安縣吳起鎮和陝北紅軍會師[7]:476。1936年春,蔣調集中央軍5個師入山西,準備打擊經過長征實際逃亡進入西北之共軍,同時也準備對日本侵犯綏遠有限度抵抗[40]:493。蔣仍然想要武力「剿滅」工農紅軍,在西安成立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一再督飭張學良、楊虎城進兵陝北;張、楊「剿共」受挫,受抗日運動推動和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之影響,主張聯共抗日[4]:1470。中共方針應是「逼蔣抗日」[7]:477。1936年冬,蔣趕到西安,催逼張、楊出兵;張、楊反對繼續內戰,向蔣苦口極諫遭拒,乃發動「兵諫」,於12月12日晨將蔣扣押;後在中共和張、楊以及宋子文、宋美齡等多方面努力下,達成改組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協議[4]:1470。蔣被迫接受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29]:1587。12月25日,蔣由張陪同離開西安,到南京後扣押張,隨即軟禁;繼又迫楊辭職、出國,分化瓦解叛變之東北軍、西北軍,調往河南、安徽[4]:1470。毛澤東說:「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1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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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共合作[编辑]

1937年蔣介石發表廬山聲明

「西安事變」後,蔣被迫停止內戰,接受抗日[7]:481。迫於軍民要求抗日,蔣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改設西安行營;先派顧祝同等,以後又親自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人多次談判國共合作事宜[4]:1470-1471。2月18日,蔣呈請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辭去本兼各職;全會決議:一、陝變張學良所提八項主張,不予置理;二、懇切慰留蔣[42]:5368。3月4日,蔣以禁煙總會總監名義通電全國,要求切實推行禁政,務期如限肅清煙毒[42]:5378。3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准蔣辭國民政府委員職[42]:5390。7月4日,廬山暑期訓練團第一期學員訓練開始[42]:5461。7月蘆溝橋事變起,日本發動全面戰爭;蔣籌劃之抗戰各項準備工作遠未就緒,乃決定「不屈服、不擴大」,應付時局;在軍事上緊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即赴保定,「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堅持到底,處處固守」;同時調集九個師向石家莊、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廬山發表談話;此時,蔣還企望蘆溝橋事件能就地和平解決,以犧牲局部換取全局之苟安,連續接見英、美、法、德國駐華使節,希望列國出面調停;蔣對宋哲元在北平於日方談判也「極度容忍」,沒有採取果斷措施及時調遣部隊增援,延誤戰機,使日軍入關輕易擊潰第二十九軍,而於7月29、30日佔領平津地區;蔣急於取得各黨各派勢力合作和支持,在廬山、南京同周恩來等多次會談,同意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4]:1471。8月12日,蔣在南京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得到各地各派軍事首領和中國共產黨代表支持和擁護,舉為陸海空軍大元帥[4]:1472。8月16日,國防最高會議決議,由國民政府授權蔣為陸、海、空三軍大元帥,統帥全國陸海空三軍對日作戰;蔣以中日尚未宣戰,不宜組織大本營,只擴充軍事委員會編制,設第一至第六6個部及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後方勤務部、衛生勤務部等,另有管理部[42]:5559。9月,蔣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親自指揮淞滬會戰,迅速調集73個師約40餘萬兵力(佔當時全國可調動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長江下游三角洲狹小地區陣地戰,日軍死傷5萬餘人[4]:1472。大本營副參謀長白崇禧等再三苦諌,蔣才准予向吳福線和錫澄線國防陣地轉移[17]:242。期間蔣一直指望英、美各國出面制止戰爭,期待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但英、美等國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只有蘇聯於8月21日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給予軍事貸款,派志願空軍助戰[4]:1472。蔣得知九國公約將於11月3日開會,可能制裁日本,又決定收回成命,嚴令各部回到原有陣地死守[17]:242。政府既收編中共,中共中央於9月22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願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30]:121。12月2日,蔣召集軍事長官滙報,先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陶德曼從漢口到南京,下午5時見陶德曼[17]:260。12月3日,蔣再度約見陶德曼,感謝德國政府努力斡旋,願意接受日本11月之條件為和談基礎:一、中國接受該條件議和;二、華北領土與主權獨立完整;三、德國自始至終調停;四、和談不涉及與第三國之協議[17]:261。12月23日,日軍渡過黃河,擔任津浦路北段作戰指揮之韓復榘不戰而退,為穩住戰局和嚴肅軍紀,蔣將韓處決[4]:1473

日本在淞滬會戰後,展開誘降活動;1937年11月5日,蔣在南京會晤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聽取他轉述日本提出七項和談條件,表示願意以七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11月12日日軍直指南京,蔣調集共15個師約10餘萬人,統交唐生智守衛[4]:1472-1473。11月20日,蔣宣佈遷都重慶,是為陪都[2]:40

193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六十二次會議議決,兼行政院長蔣辭職照准[42]:5725。2月,高宗武奉命在香港設立「日本問題研究所」,暗中與日方聯繫[17]:262。3月29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国代表大会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舉行開幕典禮[42]:5789;4月1日在武昌舉行第四次會議,決議:一、制定《抗戰建國綱領》;二、選舉蔣为中國國民黨总裁,汪精衛為副總裁;三、成立國民參政會;四、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42]:5795-5796

蔣決定保衛徐州,不讓日軍主力離開津浦鐵路,一面先後調集60万兵力以備決戰,一面處決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7]:482。1938年3月至4月上旬,蔣曾親赴徐州督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籌劃作戰,台兒莊戰役大捷,擊敗日軍兩個精銳師團,殲敵萬人以上;嗣後日軍增調兵力占領徐州,趁勢沿隴海鐵路西進,直撲中原要地鄭州,蔣下令於6月9日炸毁花園口黃河大堤,以洪水泛濫將日軍第14師團第16師團及機械化部隊困陷其中,戰局暫告穩定,但河南東部和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受淹地區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也受到嚴重損失;黃河決堤後,日軍沿大別山北麓和長江兩岸向武漢推進[4]:1473-1474。日軍5月19日攻陷徐州[30]:114。蔣重新部署武漢防務,以轉入山地與湖沼地區作戰為主,配置129個師及騎兵、炮兵等共約100萬兵力,以及海軍、空軍,層層進行陣地戰,盡量消耗日軍有生力量,前後達4個多月,大小戰鬥數百次,迫使日軍前後投入40萬人以上,消耗軍力重大[4]:1474。6月26日,馬當要塞失陷[42]:5855。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奉蔣令,於7月5日自香港抵達神戶[17]:262日本外相宇垣日语宇垣一成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計劃與孔祥熙在軍艦上晤面;9月25日馬伯援自香港取道河內赴重慶,與蔣、孔祥熙詳商,蔣也派鄭介民到香港會談;陸相坂垣征四郎反對和議,外相宇垣被迫於9月29日辭去外相職務,會談流產[17]:264。10月25日武漢失守,蔣於10月30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要堅持抗戰到底[4]:1474。12月,日本首相近衞文麿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闡明日本政府同「新生的中國」調整關係總方針[42]:5970。12月19日,龍雲電呈蔣:「重慶,委員長蔣鈞鑒:僭密。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昨夜及臨行時兩次電詳呈。職龍雲。效秘印」[17]:266-267

汪精衛、新四軍[编辑]

蔣全身軍裝禮服標準像,1940年
蔣與宋美齡、蔣經國及蔣緯國留影,1940年代

此後,日本加強「政治謀略」攻勢,方針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蔣對於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等一批親日分子與日本方面秘密勾結談判「和平」之行徑,表示嚴正態度,於1939年元旦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將汪精衛開除出黨,嗣後並下令通緝[4]:1474。河內刺汪案是戴笠奉蔣之命幹,戴笠還於2月底3月初親往河內布置[17]:268。1939年底,高宗武與陶希聖突然出走,抵達香港,於1940年1月21日在《大公報》上刊登來函,公布汪精衛《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17]:271。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精衛政權[30]:127。1942年5月28日,陳布雷電報駐美大使胡適:「胡大使:咸(27)日由賀主任耀祖名義滙上美金四千元,係委座發高君宗武旅費,即請轉交高君,並覆為荷。弟陳布雷。勘」[17]:272

為實施其反共方針,蔣一方面大搞「國民精神總動員」,宣傳「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以達到維護「軍政軍令及行政系統之統一」之目的,並在全國推行「新縣制」,實行縣、鄉、保、甲之體制,把政治、武力、教育合為一體,在精神上組織上強化統治;另一方面,不斷與八路軍、新四軍武裝磨擦[7]:484。1939年11月,中國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舉行第七次大會,確定蔣兼任行政院長,孔祥熙改任副院長[42]:6151。蔣任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主席[37]:547。1940年11月15日,國民政府令:蔣請辭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職,派張群兼理[42]:6414陳布雷稱:「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軍事要親自處理,個人辛苦固不辭,但國家大政不與各主管官商定,恐將脫節」[17]:309

日本除繼續採取政治誘降外,又施加軍事壓力,對中國國民黨正面戰場局部進攻[7]:485。1941年12月8日晨1時,日軍開始對美國檀香山珍珠港偷襲,同日炸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等,於是英國、加拿大、澳洲、荷蘭、美國等對日宣戰,美國並宣佈對德義兩國進入戰爭狀態;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佈告對日宣戰,並聲明對德、義立於戰爭狀態[30]:128-129。12月27日,蔣兼理外交部部長[37]:521

蔣採取保存實力,實行反共政策[7]:485。1942年1月3日,美國宣布蔣為同盟軍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等)陸空軍最高統帥[7]:486。蔣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爭取美、英等國提供貸款和軍用物資,抽調精銳部隊組建遠征軍入緬作戰,協同美、英軍隊重創日軍[4]:1476。2月4日,蔣偕宋美齡,與王寵惠、張道藩、董顯光及前英大使卡爾(已離華駐蘇)由重慶飛往印度訪問,當晚抵臘戍,2月5日偕宋美齡及隨行人員由臘戍飛抵印度之加爾各答[42]:6729。2月8日,蔣偕宋美齡及隨行人員由加爾各答乘火車赴新德里,2月9日抵新德里;2月10日蔣與印度總督林里資哥及印度軍總司令哈特萊就印度政治、軍事、如何團結印度民眾共同對抗侵略問題交換意見,旋又會見前印度國大黨主席尼赫魯談印度問題;2月11日蔣會見尼赫魯及現任印度國大黨主席阿柴德,聽取其陳述印度國民對太平洋戰爭之態度,並勸以宜用政治方法完成其志願;2月12日蔣在新德里會見尼泊爾王國王子巴哈度,伊奉其父卓達王之命前來致敬,並貢獻卓達王親獵之虎皮一張,又以印幣五萬盧比為救護中國戰時難胞之用,蔣欣然接受,又逢尼赫魯拜訪討論如何使英國給予印度國民以實權等問題;2月13日,蔣視察印度、阿富汗邊境之開伯爾山隘要塞,並出席阿富里提等族之歡迎會;2月14日,蔣赴拉合爾,即返新德里接閱甘地函,與印度政府商定兩國互派常駐代表;2月16日,蔣偕宋美齡及隨行人員由新德里赴加爾各答;2月17日再次會見尼赫魯並交談,指出印度革命黨利用今日世界大戰之機會參加民主戰線作戰對印度將會有利,同日會見印度回教同盟領袖真納,印度總督林里資哥定3月8日為「中國日」感戴蔣訪問印度並表示敬佩中國軍民;2月18日,蔣偕宋美齡在加爾各答白拉爾公園與甘地會晤,談話5小時,蔣「希望印度國民大會改變主張,作參戰的決定」,並謂「我相信印度參戰,對本身有益而無損,且與推倒英國在印度統治權之目的並行不悖,殊途而同歸。」[42]:6732-6740

蔣派員交涉,與美國、英國先後簽訂取消在華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之新約[4]:1476。美國、英國於1942年10月9日聲明願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特權;1943年5月20日中美及中英新約分別在華盛頓、重慶互換批准本,並自即日起生效[30]:133-134

開羅會議[编辑]

蔣宋夫妇與史迪威中將於緬甸,1942年
1943年,蔣介石、罗斯福及丘吉尔於開羅會議

約瑟夫·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與中國全面抗戰之戰略觀念不同,遂公開反抗蔣之命令[30]:131。蔣對美國總統代表史迪威想要獲得指揮中國軍隊全權之要求予以拒絕,並迫使羅斯福改派魏德邁接替史迪威[4]:1476。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換杜聿明軍長不獲中國政府同意,乃不經預告,於二日後將中國戰區作戰之美國第十隊轟炸機,全部調埃及助英軍作戰;其後史氏曾拒絕將租借法案下撥給中美商業組織之中國航空公司兩架運輸機轉交中國空軍,不肯向華盛頓代轉中國前線500架飛機之作戰計劃,反對美軍1000桶飛機汽油之借用;史氏甚至要求擔任中國三軍統帥,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為中國朝野所不滿[30]:131。1944年6月底,羅斯福曾派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至重慶,蔣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態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斷,華萊士隨即向羅斯福報告;到9月6日羅斯福派赫爾利為私人代表抵重慶,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國戰場如艾森豪威爾之在歐洲」[17]:291。蔣於9月25日要求撤換史迪威後,在10月19日得到羅斯福覆電,同意調回史迪威[17]:293。1945年1月28日,蔣、赫爾利、魏德邁應美國互通廣播公司之請,於是晚10時在重慶播講《中印公路開辟之意義》,蔣宣布命名該路為「史迪威公路」,以紀念史迪威將軍打通該路之努力[42]:7646

蒋標準戎装照,攝於當選國民政府主席後

1943年8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選任蔣代理國民政府主席;9月1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十一中全會在重慶選舉蔣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30]:133

蔣夫婦自重慶飛埃及參加開羅會議[7]:487。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蔣應邀出席中、美、英三國開羅會議,和羅斯福、邱吉爾共同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對日處置方案;會議加強中國作為四強之一國際地位,並決定戰後中國收復東北、台灣之基本方案,蔣得到美國支持,取得外交成功;對於美國政府派赫爾利來華「調處」國共關係,蔣堅持中共必須先交出軍隊,實現「軍事統一」[4]:1476。1945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青年遠征軍編練總監羅卓英對記者談話稱:「此次蔣委員長號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預定發動十萬青年,分兩批征集。現時僅兩月,而全國從軍青年已超過十二萬人」[42]:7626

日本投降[编辑]

蔣1945年3月巡視空軍基地
蔣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書,1945年8月24日

經日美海戰後,日軍喪失作戰主動權,美軍轉入戰略大反攻,日軍節節敗退[7]:486。1945年8月14日,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29]:3712。8月11日,美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中、美、英、蘇經瑞士答覆日本,同意其要求,至8月14日日本天皇遂頒佈无条件投降之《敕書》,8月15日國民政府接獲日本投降電文[30]:146。在美國海、空軍運輸力量幫助下,蔣把長期分布在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等地之國軍迅速運到南京、上海和華東、華北、華中各戰略要地;並派出大批官員到收復區接收資產[4]:1477

雙十協定[编辑]

抗日戰爭尚未結束,蔣已在籌劃內戰,以消滅中国共产党在抗戰八年間組建而壯大之武裝力量;1945年5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兩日,蔣調動10個師軍隊進攻新四軍,7月又指令胡宗南調動9個師進攻陝甘寧邊區[4]:1476

抗日戰爭勝利之際,鑒於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與民主,蔣打著「和平建國」旗號,「休養生息」、「民主憲政」、「軍隊國家化」為內政三方針,主動要求恢復中斷之國共兩黨談判[7]:490。1945年8月,蔣連電約毛澤東來到重慶會談,毛在重慶一個多月,始回延安;8月14日,蔣給毛發出第一封邀電:「萬急,延安。毛澤東先生勳鑒: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蔣中正未寒。」[7]:490經過43日斷續談判,國共雙方簽訂《會談紀要》,確定「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4]:1477。9月17日,延安《解放日報》稱:「人民公敵蔣介石發出了內戰的信號」[7]:489。蔣盤算如何「消滅中共」,他秘密下令80萬國軍沿津浦鐵路平漢鐵路同蒲鐵路平綏鐵路沿線進攻中共解放區[4]:1477。在國際國內和平輿論壓力下,蔣被迫於1945年12月31日,同意簽訂《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議》[7]:493。雖因人民反對內戰,國際輿論也反應強烈,在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調停下,蔣於1946年1月10日向所屬部隊下達停戰令;但是他密令所部趁停戰命令下達前佔領有利地點,隨後又堅持東北地區不在停戰範圍之內,連續向關外增兵[4]:1477。2月,美國國會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廣泛權力為蔣編練軍隊,以及提供武器和設備[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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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肖像懸掛於北平天安門城楼,1945年12月3日
蔣還都南京,1946年5月

蔣在關外以「接收主權」為名,增兵東北[7]:494。1946年5月5日,蔣率黨、政、軍要人在南京中山陵舉行還都大典,與會者萬餘人[42]:8047。6月10日在上海成立海軍軍官學校,蔣親兼校長,1947年12月1日全國各軍事學校改制,蔣辭兼職,任名譽校長[49]

第二次國共內戰[编辑]

1946年10月21日,蔣(中)與宋美齡(左)巡視台灣,背景是C-47美齡號

全國內戰爆發開始,蔣實行全面進攻戰略[7]:494。蔣在1946年10月11日國軍佔領張家口後,立即發布召開國民大會之命令;蔣憑藉美國政府支持和援助,擁有強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月至12月半年間佔領共軍大小城鎮105座,但卻損失兵力70餘萬人[4]:1477-1478。沒有捕捉到解放軍主力,佔領土地與城市使戰線愈拉愈長,成為防守負擔與消耗,蔣更密令於修復據點後構築防守工事,務必不再為解放軍攻克擊毁,益發加重負擔與消耗,而兵力耗損甚巨[48]:5

蔣為挽救其政治軍事危機,鎮壓民主運動[7]:495。1947年1月23日,國民政府任命蔣兼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42]:8272。2月底,蔣下令驅逐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之談判代表,最後關死和談大門[7]:495。3月1日,蔣主持舉行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決議:行政院長宋子文辭職照准;蔣兼任行政院長,張群任行政院副院長[42]:8298;中央政治大學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組為國立政治大學,蔣兼任校長[42]:8300。蔣放棄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陝北和山東兩大解放區;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餘萬人進犯陝北,3月19日佔領延安[4]:1478,但這「是一個既浪費又空虛的、華而不實的勝利」[50]:358。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6月4日致電美國國務院說,中國現狀悲劇是蔣及其周圍之人,不能理解全國人民和平之渴望,而只相信他們之特務,以至於不能迎合大眾訴求,只能用殘酷之鎮壓,實在幫共產黨大忙[48]:41。6月25日,即發布《平字第一九〇六號訓令》,通緝毛澤東[7]:496白宮於7月11日宣布派出代表團訪華,魏德邁做一個多月實地調查,走訪南京、台北、廣州、上海以及華北、東北等地;魏德邁指出中國國民黨文武官員普遍貪污和腐化,徵兵極不公平,權貴子弟紛紛出國留學,以逃避兵役,甚至在瀋陽直斥熊式輝說不出軍中實有人數,暴露國軍中吃空額之大弊病,並責駡熊從未到過軍醫院視察,所以不知道醫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邁於8月24日離開中國前夕,在報端發表談話,批評蔣政權「精神破產」[48]:41-42。8月15日,蔣為黨團統一組織發表《告黨團同志書》,稱黨團組織合併統一,造成戡亂建國之動力,更是當前急切之圖[42]:8397。10月10日,解放軍總部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之號令[7]:496。蔣11月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部,建立中原防禦體系,分別組設東北、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和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國防部漢口指揮部等,加緊調兵遣將,四出巡視督戰,力圖挽回頹勢[4]:1478

臺灣二二八事件[编辑]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因軍紀不佳、政府腐敗,加上一連串經濟、省籍問題,導致民怨四起,台灣人民對國民政府信心也急速下降[51]。1947年2月28日,由於臺灣菸公賣局之查緝私煙,引發流血衝突,一時社會秩序頓形混亂,至3月12日國軍登陸[30]:159。當時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先是安撫群眾,並與地方仕紳組成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交涉,之後卻致電要求蔣中正派軍回台[51]。上岸後迅速開始進行大規模鎮壓行動[51],緊接著以「清鄉」的名義對全台各地民眾進行捕殺[51]。3月18日上午8時,蔣經國抵達基隆,第一次踏上台灣土地,由要塞司令史宏熹陪同視察[42]:8315。1950年4月5日,根據蔣指示,行政院決定將二二八事件人犯迅速予以保釋[52]

總統選舉[编辑]

1947年中華民國國大代表選舉中,蒋以一般中華民國國民身份投票,並选出化学家陈裕光为南京选区国大代表

1947年7月4日,在第六次國務會議上又通過蔣提議之《厲行全國總員,以勘平共匪叛亂案》[7]:496。蔣於7月5日發布《剿共戡亂令》[48]:9。7月23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黨團統一組織原則》,決定:一、現任省、市、縣支區分團部幹事監察,一律改任為省、市、縣黨部執監委員;二、擴增後之省、市黨部執行委員,由中央指定五至九人,組織黨團統一委員會,負黨團統一組織任務;三、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一人,由中央指定之[42]:8387

蔣獲得不受憲法限制之「緊急處置的權力」[4]:1478。1948年4月4日,蔣以總裁身份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討論總統、副總統選舉提名,中央委員們紛紛發言,一致擁護蔣為總統候選人;蔣表明:第一屆總統不一定由本黨內選出,應該選黨外的人;黨外的人具有下列條件可當選:忠於憲法,努力推行憲政;有民主精神;有民族國家思想;對於中國文化歷史有深刻認識[34]:66-67。4月19日,第一屆國民大會舉行選舉總統會,蔣以2,430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5月20日,蔣在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宣誓就職大典,由國民大會主席吳敬恒監誓[3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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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費開支龐大使財政經濟瀕臨崩潰,財政赤字在1947年達到總支出百分之九十,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蔣督飭國軍、警察、憲兵、特務強化統治與鎮壓,國統區陷入「白色恐怖」之中[4]:1478。1948年1月,蔣採取重點防禦戰略,將戰區分為20個綏靖區,設司令長官令,掌握軍政大權,組訓民眾,以充實兵源,同時集中兵力於主點、主線之上[48]:9。8月上旬,蔣召開南京軍事會議,決定實行重點防禦之戰略,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企圖收縮戰線,集中兵力,依托戰略要點之堅固陣地堅守防禦,同時組成強大兵團機動作戰,以攻為守;為此,裁併綏靖區,減少機關,擴大機動兵團,並在大後方加緊編組訓練二線兵團;蔣在會上打氣說:「我個人蒙受如此的奇恥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繼續奮鬥,毫不灰心,亳不氣餒,我不忍放棄這剿匪責任。所以,我不能不領導一般同志,艱苦奮鬥,來定完成戡亂建國的使命。」[7]:497-498。蔣於8月19日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限期收兌民間黃金、白銀、外幣等;還頒布《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強令限制物價;黑市猖獗,不到三個月財政經濟即完全破產,金圓券迅速貶值幾成廢紙,社會更加騷動不安[4]:1478-1479。11月,美軍駐華顧問團團長包大維英语David Barr向白宮報告說:「我深信那軍事情況已經壞到唯有美軍積極參與才有辦法。自我抵華之後,沒有一次敗仗是由於槍械不足。他們的敗仗,在我看來,完全歸咎於世界上最壞的統御術,以及其他有損士氣的因素,以至於全無鬥志。」[48]:43

三次下野[编辑]

1948年8月15日,李宗仁離開北平飛往南京前,對記者發表談話,希望恢復「和談」;12月24日,白崇禧首致電政府停止作戰,主張邀請美、蘇,聯合調停衝突,同時程潛竟通電要求蔣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再度通電主和,張軫亦於同日要蔣下野[30]:165。12月31日,蔣召集黨、政、軍要員開會竟日,研究下野文告,四易其稿[42]:8764。美國政府對蔣失去信心,在中國公開策動倒蔣活動,中國國民黨內也有不少人要求蔣下野[4]:1479。蔣在考慮下野時,也與少數親信討論法律問題,如何保留總統職位[53]。蔣準備撤出大陸,派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把庫存277餘萬兩黃金、1,520萬枚銀元以及大量珍貴文物、檔案資料等運往台灣[4]:1480

蔣為預作恢復之準備,曾於1949年1月10日,命蔣經國赴上海轉告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政府庫存黃金外匯密運臺灣;1月21日,蔣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正式宣佈引退,旋即發布引退謀和文告,下午蔣乘專機離開南京飛杭州,蔣經國等隨行;1月22日,蔣轉返抵奉化溪口故里[30]:166-167

1月2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緊急宣傳通報》說:「總裁雖暫不行使總統職權,但仍以總裁地位領導本黨。」[7]:498-499。蔣下野後,代總統李宗仁力謀與中共和平談判,派出代表團赴北平;但是蔣認為「毛澤東之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直等於投降」,對於李宗仁、何應欽等人設想之國共「隔江分治」之和談方案他也不首肯,堅持「和談必須先訂停戰協定」,以致國共談判破裂[4]:1480

代總統李宗仁和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最終亦認為中共八項條件與投降無異,故命代表團拒絕簽字,至此國共談判正式破裂。4月20日解放軍渡江直指南京,蔣於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等人秘密會商,決定繼續作戰[4]:1480。決議如下:政府今後惟有堅決作戰;聯合全國自由人士共同奮鬥;由何應欽院長兼國防部部長;加強中國國民黨之團結;實行全面動員[30]:170。4月25日,蔣拜別母墳,然後走上鳳凰山,對故鄉最後一次眺望[54]:186。蔣父子離開溪口,乘車到下陳,至寧海團堧村,由象山乘竹筏駛至汽艇上太康號赴上海[1]:192。蔣乘軍艦於4月26日抵吳淞口,召集顧祝同湯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禦[4]:1480。4月26日,蔣駐節復興島;4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中央非常委員會組織條例」,以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由蔣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30]:170-171。但在解放軍凌厲攻勢下,企圖利用堅固工事掙扎之20萬國軍毫無鬥志[4]:1480

5月7日,蔣乘靜江輪由上海啟程至舟山,預作上海撤退國軍停頓之安排;蔣旋即經澎湖飛臺北[30]:173-174。6月24日,蔣扺達台北,入駐草山第一賓館[55]:137。7月10日,蔣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邀請,飛馬尼拉訪問,與季里諾會議於碧瑤,至7月12日發表聯合聲明,號召東亞各國成立「亞洲反共聯盟」,以抵抗並消除共黨勢力之威脅[30]:174。7月蔣至廣州,組設中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自任主席,指揮國軍作最後抵抗;蔣先後在廈門、廣州、重慶一再部署防禦,企圖負隅頑抗,各路軍隊無不兵敗如山倒[4]:1480。7月20日,中國國民黨宣佈要在臺北成立總裁辦公室,黃少谷任秘書長,下設黨政組,主任谷正綱;外交組,主任王世杰;財政組,主任俞鴻鈞;軍事組,主任王東原;秘書處,主任張其昀[56]:206

蔣鑒於局勢之嚴重,於8月23日飛往廣州,與李宗仁、閻錫山等籌劃戰守事宜;8月24日飛重慶主持西南軍政人員會議;9月12日飛成都佈置防務;9月22日飛昆明與駐軍將領會商西南局勢,而大勢已無法挽回[30]:174

蔣為第二次國共內戰兩岸分治前首任、唯一的中華民國總統。11月14日,蔣自台北飛到重慶[54]:267。11月29日,主持軍事會議,指示重慶外圍作戰計劃,入夜林園行邸已聞槍聲,兵工廠爆炸,始至白市驛機場;翌日晨飛抵成都,重慶於同日下午陷落[30]:176。12月6日,蔣約見邱昌渭及劉士毅,要兩人隨政府先赴西昌[57]:238。是晩,蔣認為西昌決不能作國府駐在地[58]。12月7日,蔣指示閻錫山作好當晚離開成都之準備[59]。蔣立即決定國府遷移台北,指示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60]:160。是晚,行政院舉行會議,通過國府遷設台北,隨即發佈「總統令」:「政府遷設臺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此令。」[61]:532-533四川軍人劉文輝鄧錫侯等,與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密謀,欲扣留蔣[30]:176。蔣12月10日從成都敗退到台北後,聲稱要「反共復國」、「光復大陸」,以「三民主義建設台灣」[4]:1480

晚年生活[编辑]

蔣攝於台灣,1950年1月

在中晚年,除特殊情況外,蔣基本上不飲酒,不吸煙,勵行規則刻板之生活[22]:184。蔣還專門成立「敵後工作委員會」和「大陸游擊總指揮部」來具體負責向中國大陸騷擾浸透[62]:194。生活幾近吝嗇,吃過之蘋果也要一一清點;一件衣服通常穿5、6年,且平時不穿高級衣料,除個別出訪場合外,拒穿西裝;與此同時,他在臺灣修建30多座行館,有些從未去住過[22]:192

復行視事[编辑]

蔣与长子蔣經國(左),1954年
1958年1月1日《民声日報》,當日頭條置放蔣肖像,頭條副標題為:「匪共四面楚歌,覆亡為期不遠」

蔣想辦法使李宗仁回到台灣辭職,可是李宗仁也用各種辦法來搪塞,一直滯留國外[34]:74。1949年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鑑於中國西南地區戰況艱危,決議先設法促請李宗仁回四川視事,否則即請蔣復職[30]:178。1950年2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在臺北賓館召開,對復職事做最後討論;蔣在會中説,過去一年來,他健康表面上看似一如往昔,但記憶力已大不如前[60]:207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央政治委員、中央非常委員,均應邀出席,一致要求蔣復職;蔣為順應輿情,乃於3月1日在臺北復行視事[30]: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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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政革新[编辑]

1958年在台北,蔣與胡適合照
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6月18至19日訪問台灣,與蔣乘車前往圓山行館途中接受群眾夾道歡迎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蔣憑台灣之戰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國支持和庇護[4]:1481。蔣於1952年青年節發表文告,號召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10月31日正式成立,由蔣兼任團長,蔣經國任主任委員[30]:182。1953年1月,政府公佈「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餘由政府用徵收補償方法交佃農承租耕種[30]:184。1954年12月和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4]:1481

內政外交[编辑]

蔣與岸信介(中)及宋美齡(右)攝於1957年
蔣攝於双十节庆典,1966年

蔣在台灣總結在大陸垮台之教訓,與副總統陳誠推行減租、公地放領和征收地主多餘土地放給佃農等政策,竭力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穩定財政經濟;同時大力「改造」中國國民黨,加強統治[4]:1481。另一方面,對內加強極權統治,深化一黨專政的政權。在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實施長達數十年的臺灣白色恐怖時期,透過警備總部對言行可疑或政治上異議人士進行肆意拘捕、濫殺[63]

蔣不斷宣稱要「反攻大陸」的理念,拒絕中共提出之兩黨協商和平解放台灣之建議;也反對「台灣獨立」和「國際托管」等種種「兩個中國」論調,表示「中國事可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堅持一個中國立場,抵制美國、日本等勢力覬覦台灣[4]:1481。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蔣很多活動都以實現其既定之政治目標為出發點,因此,他之文化觀念具有強烈政治性質;只有透過政治帷幕,深窺其文化意義,才能深入了解現代中國歷史行程中出現之蔣現象,作出科學之評估[22]:5

1967年7月28日,臺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起大會,蔣任會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隨即推行[64]:230。蔣緊密地連接政治與文化,使現代中國既產生一批文化附庸從屬於政治權威體制,同時也鍛鍊出一支文化新軍積極投身於反對黑暗政治現實政治;單純之文化建設和純粹之文化人,在現代中國難以立足生根,這是蔣將文化政治化之必然結果[22]:5

在外交方面,面對冷戰世局,蔣站在自由國家陣營,爭取國際支持,保衛聯合國席位,後因國際環境轉變,外交處境日益困難,終致1971年10月25日失去聯合國代表權[65],抵擋不住中共日益強大和國際形勢發展和變化,於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在2758號決議的結果出來前宣佈退出聯合國[4]:1481

逝世[编辑]

蔣中正遺像,2008年以前經常懸掛於學校或軍營等公眾場所
「蔣總統萬歲」宣傳畫

蔣自1972年起多病,於5月連任第五屆總統後,即任命蔣經國為行政院院長,將統治台灣實權交給兒子[4]:1481。1975年4月4日,蔣以突發性心臟病,於下午11時50分在臺北士林官邸逝世,當時告知嚴家淦及其他要員和家人到士林官邸瞻仰遺容[1]:254。蔣靈柩暫厝於台北市南60公里處桃園縣大溪慈湖賓館正廳[1]:261

軼事[编辑]

蔣在日本振武學校就讀三年,1910年第十一期畢業[66]:10。畢業後,蔣在高田第13師團野炮兵第19聯隊入伍,據師團長長岡外史日语長岡外史在回憶錄中稱,留學時期之蔣君,才能膽略,內蘊不露,說不出有什麼出人頭地之表現[2]:88。令師團長吃驚是,蔣在1927年11月,首次下野到日本時,特意走訪他,這使長岡對此頗感意外,而蔣臨走時,特別寫下「不負師教」四字[2]:88

蒋早年由陳其美的帶領下,開始沈迷風塵,爾後也多次前往妓院尋歡作樂,蔣曾在日記中多次記錄[2]:111。有一次蔣來不及等待整理就入房,結果看到床舖髒亂,最後「拂袖而去」[67]

1942年,侍衛長俞濟時介紹蔣用定海人郭輔明,蔣出門時發現沒帶手帕,就說:「拿隻絹頭來」,郭輔明很快拿塊磚頭來[68]:90

1945年,蔣擴建豐鎬房,隔壁賣千層餅的周順房主人卻不願意騰出自己家的地盤[69]。由於周順房主人是蔣當年的父執輩,蔣得知後也無可奈何,只好苦笑著說:“遷不遷,由他去罷!”[70]

1951年11月19日,蔣曾在草山陽明山莊講《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張橫渠說:‘學者須先變化氣質。’又說:‘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這就是說教育的要務,莫要于學者能變化氣質……如要完成革命責任,必先要變化氣質。”[71]

1954年,蔣在《陸軍軍官學校黃埔建校三十周年紀念訓詞》中,稱自己的話為“訓詞”,多次自稱為“領袖[72]

修憲後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此項規定[73]:144-145。蔣當年口口聲聲反對修憲,但他從未表示不要三連任,而國民黨的策略是在臨時條款上動手腳;將憲法四十七條的限定總統任期廢掉,如此既能讓蔣三連任,又能達到他「反對修憲」的堂皇主張[74]:192

1960年代,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蔣開始跟蘇聯接觸,共謀推翻中共政權:駐墨西哥大使陳志平和蘇聯駐墨西哥大使暗中談判;蘇聯駐英國記者維克多也親自到台灣接觸蔣方[35]

1965年,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開始利用統一編號進行編管,蔣擁有「編號第一號」身分証,編號為Y10000001(Y是陽明山管理局的英文代號);但不知何故,戶政單位在蔣介石身分證學歷欄上,填上「日本士官學校[75]。其實蔣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預校東京振武學校,而非日本士官學校[6]:472

1970年代後「反攻大陸」無望,蔣積極建設台灣,發展科學教育,奠定台灣經濟起飛基礎;後人則多認為是蔣經國功勞[35]

1971年11月,蔣因便秘,要求副官錢如標潤滑肛門;錢如標用甘油球為蔣通便,不慎使蔣肛門流血,因此被關了好幾年,直到蔣逝世,錢如標才獲釋[1]:260

1975年4月4日深夜,台灣大雨,整個台灣在漫天大雨中,而蔣也於夜裡11時50分病逝[1]:254

紀念[编辑]

淡水魁星宮內的蔣介石之神像。
高雄市蔣公感恩堂內的蔣介石神像。

蔣去世後,慈湖中正紀念堂中華民國三軍儀隊站崗,蔣的逝世日期放假一天(与民族掃墓節同一天,之前並不放假)[76]。當時政府規定行文必須挪抬稱他為「蔣公」,以示對蔣崇敬之意[64]:48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奉化蔣氏故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鎮武嶺路,包括豐鎬房,分為大門、前庭、内門、前廳、内庭及後堂,兩側且有東西厢房。後堂名「報本堂」,上為吳敬恒手書之黑府金字橫匾[77]:263。兩側是蔣中正手書楹聯,左聯是,「報本尊親是謂至德要道」;右聯為「光前裕後所望孝子賢孫」[77]:263。本堂分四排供奉著蔣中正從尊祖父以下四代靈位[77]:263。報本堂屋頂上福、祿、壽三星高照[77]:263

另外為紀念蔣過去於二戰後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的寬容政策,日本乃建立中正神社。以蔣中正為主神,是附屬於愛知縣額田郡幸田町貴嶺宮的攝末社[78][79]

淡水魁星宮亦有祀奉蔣介石之神像,廟方稱之為「蔣公中正天尊」;在彰化花壇金盾城隍廟則將蔣介石尊稱為「中華禪師」。另外於高雄市蔣公感恩堂、新竹縣寶山玖龍宮也有供奉蔣介石(廟方尊稱為中天玉聖大帝)。

去蔣化[编辑]

臺灣,隨著1987年解除戒嚴後政治民主化,以及社會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盛行,民間對蔣的評價逐漸由「神格化」回歸正常化;許多台灣人開始追究蔣在二二八事件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所應負的責任,2000年民主進步黨首次上台後,時任總統陳水扁大力實行去蔣化,推動移除蔣中正在台的銅像,並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園區,2008年由時任總統馬英九改回原名「中正紀念堂」[80]

2016年總統蔡英文推動「轉型正義運動」。2018年,反蔣團體為紀念二二八事件71週年及對蔣的不滿,到桃園慈湖蔣的陵寢違法潑紅漆表達憤怒[81]

評價[编辑]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在寫給蔣母的祭文中認為他與蔣「如身之臂,如驂之靳」,並評價蔣是「守經達變」之人[2]:124。孫書贈蔣之字幅,題中敬稱「介石我兄」,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囑蔣,亦稱為後來孫之遺囑;另外曾經是中國國民黨黨員的汪兆銘則代總理之筆筆寫出著名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等字[2]:153

李宗仁檢討蔣在政治上造成過失,對蔣說:「你主政二十年,貪贓枉法之風甚於北洋政府時代。輿論曾譏評我們為『軍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實,此種評語尚是恕辭,因北洋官僚政客對輿論抨擊尚有所畏忌,而我國民政府則以革命旗幟為護符,凡譏評時政的,即誣為『反動分子』,以致人人鉗口,不敢因片言惹禍。你對此情形竟亦熟視無睹,明知故縱!……」[82]:903

著作[编辑]

《蔣介石日記》本為私人日記,目前暫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已開放供研究者參閱[83]:10

蔣一生語論、文電甚多,散見於報刊及內部檔案,中國國民黨官方曾出版過他之言論集多種,1956年編印過《蔣總統言論滙編》24卷,1984年出版《先總統蔣公全集》三冊,1985年出版《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40卷,都只是有選擇收錄他部分著述[4]:1481。蔣著有《西安半月記》、《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等[29]:1587

部份影視形象[编辑]

电影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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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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