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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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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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农奴制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與部分學者對1959年之前西藏社會制度的描述。[1][2][3][4]此一描述引起很大爭議。

西藏農奴制度引起的爭議有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在政治方面,中國方面將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會描述為“封建農奴制”和“人間地獄”,聲稱這賦予中國統治西藏的道德權威[5][2]在學術方面,有學者認為使用「農奴」一詞並不適合,或是反對將「農奴」自動與「酷刑」連在一起。[6]:123-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西藏和平解放時承諾要「維持西藏現有的社會階級」,共同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勢力,並沒有提到「解放農奴」。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西藏後的前幾年也保留了當地貴族對農民的權利。相關文獻指出,1940年代西藏農民的生活遠比中國其他地方的農民富有。195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在西藏推行階級鬥爭土地國有化,农奴議題才逐漸浮現[7]

人權組織西藏獨立運動的支持者认为1959年前西藏无农奴制度,強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西藏的勞改營侵犯人權。[8][9]經濟學家董輔礽認為,中國的人民公社制度從經濟學意義上說是現代農奴制。[10]徐明旭則主張人民公社只是準農奴制。[11]

農奴制[编辑]

欧洲農奴制是一種在封建制度下、特別是莊園制度下的與農民地位相關的奴役制度。農奴制度主要存在於歐洲10世紀中世紀中期,持續到19世紀中葉。

農奴受到法律、經濟和社會關係上的多重束縛。農奴與奴隸不同,農奴的領主只有不完全的人身佔有權。領主不能處死農奴,但能隨意處罰(黥面)或連同土地買賣、抵押和轉讓。農奴有義務為領主無償勞作,農奴的勞力也被定義為領主的產權。

中國在周朝實行奴隶制度。James Lee教授認為中國在清朝時存在農奴制。[12]美國華人學者徐明旭認為:「農奴制和漢地封建制的區別在於﹕農奴是農奴主的財產﹐沒有人身自由﹐而漢族農民和地主並沒有人身依附關係。」[11]

相關引用中國文獻的記載[编辑]

中國官方《西藏文史資料.第六輯》記載,在1950年,有數十名武裝僧人(扎巴)來到工布江達宗,他們以一到就以沒有給他們安排好住房、馬夫、廚役為籍口亂打老百姓:「『我們三大寺九代表及帶領的紮巴,是噶廈政府委派來的,是為了驅逐佛教之敵紅漢人——共產黨而來的。原先譯倉列空(噶廈政府的秘書處)任命我們九名代表時,都是平等對待,但是,夏爾孜代表一到這裡就鋪上紅氈、用上華蓋,為什麼不給我配備這些?哲蚌代表有接馬人,我們甘丹寺兩代表為什麼沒有?』 話畢,就對負責接待的根保和百姓鞭打腳踢。哲蚌果芒扎倉的代表也藉口住房設備不好,把七十歲的房主文瓊老人從樓房上推下(文瓊老人因摔傷,一個多月不能起床),把五、六個百姓、傭人用皮​​鞭抽打。」[13]

观点[编辑]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编辑]

中共政權的观点是,西藏在1959年土地改革運動前是一个农奴制的社会[2]。在1959年以前,西藏95%的人民是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农奴[1]

西藏目前唯一的女活佛,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2008年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旧西藏非常黑暗,农奴们的生活还不如马匹和牲畜”。[14][15]

中共管治前的在西藏被沿用300多年的古法典《十三法典》中有著鮮明的階級性:「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並且有各種「肉刑」的刑罰[16][17]

西藏流亡政府[编辑]

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西藏在1959年前不存在农奴制度,於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政府噶廈在努力使到西藏现代化,195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改营人民公社才是农奴制度。[8]

对于这段历史,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应表示,他亦曾经谴责过许多西藏的封建传统,又称在1951年之前,还是个年青人的他已经有意愿变革体制了。[18]他的前人已经禁止极刑死刑[19],他也进行过重要的改革,比如在1951年西藏解放前去除债务遗传。[18]

學者的观点[编辑]

1989年,中國政府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西藏百題問答》,[20][21]一一反駁達賴喇嘛與其支持者的批評,並且提供一套中國版本的「西藏真相」。[22]西方學者們認為《西藏百題問答》根據的史料很少,著書 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作學術性的回應,並註明史料的出處。[23][24]此書簡體字譯本《驗證西藏:回應西藏百題問答》被評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西南工程」2010年項目優秀成果。[25]台灣2011年出版正體字譯本〈遮蔽的圖伯特: 國際藏學家解讀中共版《西藏百題問答》〉(以下簡稱《遮蔽的圖伯特》)。

查爾斯.貝爾(Sir Charles Alfred Bell)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一書裡形容十三世達賴是名符其實的獨裁者,並把他比喻為希特勒墨索里尼;書中亦指出十三世達賴喇嘛以輪迴說和地獄威逼藏人服從自己[26]

西藏學者湯姆·戈倫夫(Tom Grunfeld)在《現代西藏的誔生》認為:1950年代有關西藏「農奴」的數量根本沒有可靠的文件記載,過去的西藏並沒有詳細的記錄,僅有的資料多遭到人為破壞。1959年後,相關「農奴」資料又被中共拿來證明鎮壓西藏有理,只能反映北京觀點與西藏史無關。戈倫夫估計西藏當時約有六成的「農奴」人口,而非中共宣稱的95%人口都是「農奴」,若細看這六成人口裡約有一半都屬於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只是以勞力向政府、寺院、貴族付稅,再加上如康省和安多等省份的農民根本沒有主人,藏東農民也不肯讓藏中貴族在藏東施行同樣制度,因此,這類主題缺乏可靠資料,其經濟複雜程度也無法籠統探討的[27]。戈倫夫亦認為,中共官方數據資料遭到刻意扭曲[28]

美国藏学家梅爾文·戈爾斯坦英语Melvyn Goldstein(Melvyn C. Goldstein)被同行認為立場親中。[註 1]他在《喇嘛王國的覆滅》裡形容十四世達賴喇嘛頑固而脾氣暴躁的父親拒絕照常支付其莊園的賦稅,並開始在不經噶廈允許的情況下強行徵用其他「農奴」無償支應烏拉差役勞役,並開始私設公堂自行判案斷案,讓拉薩的人們向他致以空前的敬意[30][31]

梅尔文·戈尔斯坦英语Melvyn Goldstein认为“西藏社会在1959年前的不平等的制度可以被称为一种普遍的农奴制度”,並指出絕大多數在西藏的人都是農奴,須要納稅、做勞役,所生子女的歸屬權都要由農奴的主人決定,農奴要結婚和暫時離開所屬莊園的權力也要等到農奴主人的許可[32]。根據《遮蔽的圖伯特》一書,

  •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英语Katia Buffetrille指出,西藏從未存在過領主有權決定生死的奴隸制。西藏傳統社會等級分明,非常不平等,大部分人生活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只有政府、寺院和貴族擁有土地,絕大部分居民都是農民。農民與土地關係密切,要繳稅,服徭役,但這並不是奴隸制。這些賦稅和勞役按戶分配,而不是按人頭分配。由於西藏傳統社會中,每一戶都有很多人,賦稅和徭役按戶分配,意味著只要家中有幾個人可以承擔賦稅和徭役,其他人就可以離家從事如經商等別的行業。這種制度的結果是有些農民也可以很富有,擁有為他們自己勞動的人。此外,進入寺院生活可以使相當一部分人生活在領主體制之外。[23]
  • 梅尔文·戈尔斯坦英语Melvyn Goldstein认为,他們為討生活而被土地所束縛,也必須對地主盡一定的義務,因此可被描述成「農奴」。但他反對將「農奴」自動與「酷刑」連在一起。[24]:81[6]:123
  • 羅伯·巴聶特英语Robert Barnett (scholar)認為,這個制度雖以農奴為基礎,但不一定屬於封建制度,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證明過去的領主對他們的農奴施加酷刑,但所謂「農奴制」卻不可避免的與人身虐待連結在一起。只有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學者才認為西藏的制度與人身虐待密不可分。況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西藏時並非要解放當地的社會制度,而是不願西藏遭到帝國主義英國美國)的殘害,「解放西藏免於封建主義壓迫」的說法,是到了1959年後才開始出現在中共文宣中[6]:126, 129
  • 法蘭茲·麥可(Franz Michael)、畢翠絲·米勒(Beatrice Miller)認為,以平民(commoner)或子民(subject)來形容會比農奴(serf)來得正確,因為他們多數都有能力償還應繳的賦稅與義務,也可自由遷移至另一地,何況過去的西藏司法系統也允許他們提出訴願[24]:81[6]:123
  • 迪特·舒赫英语Dieter Schuh表示:那些被稱為「農奴」(被土地所束縛)者實際上生活過得相當不錯,另外一些「不依附於某塊土地」的人則更為窮困,嚴格說來這些人不能稱作「農奴」[24]:81-82[6]:123
  • 威廉·柯爾曼(W. M. Coleman)認為,「農奴」一詞的政治色彩與道德譴責太過濃厚,應該避免,以他們所擁有的自主權來講,以「一群擁有特別債務與稅務責任的普通農民」來形容更合適[24]:82[6]:123-124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材料也证明西藏的奴隶制度是有效率、有结构的。[33]

有学者认为农奴制度的提法和封建制度一样源于欧洲,往往和庄园制度相联系,是一种在中世纪之前就存在的社会制度,西方术语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本身能否用于东方社会存在争议。比如贺第·费捷得(Heidi Fjeld)认为西方术语封建制度和农奴的定义不能用于西藏社会,1959年前的西藏社会更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34]

Geoffrey Samuel 教授主張西藏社会並非农奴制度,而是與某些回教社會類似的無政府狀態。[35]

達賴喇嘛在被問及對1959年以前的舊西藏的社會制度以及“反動的落後的農奴制”的看法時表示:「沒有一個藏人認為,舊西藏是完美無缺的,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製度,這一點我是非常明確地認識到的……雖然舊西藏社會是落後的,但是絕不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絕對不是這樣。在舊西藏社會中生長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臉,絕對是充滿快樂的,笑瞇瞇的……中國的農奴制度,印度的農奴制度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不一樣,這裡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滿快樂,主要是由於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錢有勢的人,欺負自己的農奴,這樣的現象是有,不是沒有,各個地方總能找得到。但是從總的來說,舊西藏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觀念,與中國和印度及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相比是沒有辦法比較的,好多了……」[36]

美國藏學家戈倫夫(A. Tom Grunfeld)將西藏的社會跟歐洲的中世紀作比較,認為兩者非常相似[37]

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指出:「中共統治殘暴,西藏的傳統社會也不盡甜美。中共的殘暴是針對上層階級(至少在1960年代),傳統西藏的壓迫卻是對下層階級,是以多數人的苦難維繫少數人的特權。共產黨顛倒了這種關係(“翻身”一詞是非常形象的描述),把上層社會的財富分給過去的農奴。當那些世世代代苦命的人們得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而且被告之他們成了主人的時候,他們的驚喜是可想而知的。」[38]藏學家次仁夏加教授反駁王力雄,指出由於西藏土地廣闊而人口稀少,所以從來沒有出現過大批農民沒有土地、沒有生存權利、擔心衣食沒有著落的問題。王力雄是用西方殖民主義蔑視被統治者的手法來剝奪其人性,合法化中國統治。1969年尼木事件針對的目標是中共官員和與殖民政權合作的西藏人,它不符合中共塑造的「翻身農奴」形象,王力雄的解釋也忽略事件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成份。[39][40]

國際婦女勇氣獎得主、藏族作家唯色表示(王力雄與唯色是夫妻),中共說的「農奴解放」是一個政治神話,「西藏百萬翻身農奴」的後代持續不斷的反抗,是對「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諷刺。[41][42]唯色認為,中共電影《農奴》這類紅色文藝,導致中國人對西藏認識產生曲解。該片基於中共意識形態所需、配合中共軍事、政治的帝國主義意圖,對西藏、藏人及其宗教文化進行歧視性及妖魔化的描寫,醜化了西藏各階層[43]

徐明旭引述法國記者董尼德(Donnet, Pierre-Antoine)的著作《西藏生與死》(蘇瑛憲譯):[44]「連堅決支持西藏獨立的董尼德也不得不承認,舊西藏是『做得太過分的封建農奴制』」[11]

下表比較中共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雙方形容1959年前的西藏時所使用的關鍵字:[2]:19

中共 西藏流亡政府
酷刑 滿足
壓迫 快樂
生活痛苦 貧窮
悽慘 平和
難以置信的野蠻 令人愉悅
殘酷 善良
未開化 溫暖
夢魘 滿意
人間地獄 美麗的國家
奴役 自由
最黑暗、反動 覺醒
黑暗、殘酷、野蠻 一貫祥和
不人道的政治壓迫 仁慈的
像牲口一般工作 悠閒的工作
封建農奴制 沒有階級制度
神權政治 宗教虔誠
獨裁 達賴喇嘛政府
奴隸主 沒有優越感或自卑感
吸血剝削 沒人管
疾病蔓延,早死 無人餓死

}

註解[编辑]

  1. ^ 梅爾文•戈爾斯坦的研究經常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能夠從中國政府方面拿到其它西方學者得不到的材料,在西方學界有「親中」的名聲。他是一個資料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學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也很重視他所收集的文獻和實地調查資料。[29]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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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All of this would not have become an issue except for the Yabshi Kung's disdain for the law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e father, strong-willed and hot-tempered, refused to pay the usual taxes on his estates and started to requisition free transport and labor from other serfs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government. He also interfered in government legal cases and disputes and began himself to judge cases and issues brought to him by individuals. Futhermore, he demanded unheard-of deference when traveling in Lhasa; for example, all mounted persons, regardless of rank, haad to dismount and pay respects to him or risk being beaten by one of his servants. On one occasion, when a sick person en route to the British Mission for treatment did not dismount, the Yabshi Kung immediately confiscated the man's horse." Goldstein, M.C., Rimpoche, G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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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