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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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哲學是一門哲學的分支，對語言的用法、來源及本質作理性的研究。對於分析哲學來說，有四個主要關心的問題：意義的本質、語言用法、語言認知及語言與現實的關係。對分析哲學家來說，語言哲學是邏輯、歷史甚至政治的一部分。
在二十世纪初“语言学转向”中诞生的分析哲学将语言哲学置于中心地位[1]。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2]。而在传统的欧陆哲学中，语言没有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相反，它是许多其它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现象学、结构符号学[3]、数学语言、解释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
历史发展[编辑]
古希腊哲学[编辑]
在西方，对语言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系统描述语言的语法传统大约于公元前5世纪在印度出现（见耶斯迦），于公元前3世纪在希腊出现（见赫里亚努斯）。而在印度和希腊，语言学推测（linguistic speculation）都比这种语法传统更早出现。
在对话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讨论了事物的名称是由约定俗成还是自然决定的问题。他批评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因为约定主义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论，即任何事物都可以约定俗成地以任何名称命名。因此，它无法解释名称的正确或错误应用。他声称名称有一种天然的正确性。为此，他指出复合词和短语有一定的正确范围。他还认为，原始名称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因为每个音素都代表着基本思想或情感。例如，对于柏拉图来说，字母 l 及其发音代表了柔软的概念。然而，在克拉底鲁篇的结尾，他承认名称的决定也涉及一些社会习俗，并且音素具有单独含义的想法存在错误[4]。柏拉图通常被认支持极端实在论。
亚里士多德的兴趣涉及逻辑、范畴学和意义创造等问题。他将所有事物分为种（species）和属（genus）。他认为谓词的意义是通过抽象化各种个体事物之间相似性而确立的。这种理论后来被称为唯名论[5]。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将这些相似性视为由形式的实质共同点构成，因此他更常被认为支持温和实在论。
斯多葛派哲学家在语法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将语言分为五个部分：名词、动词、称谓（名称或修饰词）、连词和冠词。此外，他们还发展了一种复杂的 lektón 学说：lektón 是每个术语的意义，它与语言的每个符号相关联，但与符号本身和它所指的事物有所不同。一个句子的完整 lektón 就是（如今所说的）它所表达的命题[6]。只有命题被认为是“真实性的载体”（即，它们可以被称为真或假的），而句子只是它们的表达载体。除了命题之外，不同的 lektá 还可以表达命令、问题和感叹等[7]。
中世纪哲学[编辑]
中世纪的哲学家对语言的微妙之处及其用法非常感兴趣。对于许多经院学者来说，这种兴趣是由将希腊文本翻译成拉丁文的必要性所激起的。中世纪涌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语言哲学家。根据 Peter J. King 的说法（尽管这一点仍然存在争议），Peter Abelard 预见了现代指称理论[8]。此外，奥卡姆的威廉在《逻辑学大全》中第一次严肃地提出了编纂一种思维语言（mental language）的建议[9]。
中世纪盛期（11世纪到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例如奥卡姆和约翰·邓斯·斯科特斯，认为逻辑是一门语言的科学（scientia sermocinalis）。他们对语言哲学概念的阐述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视。中世纪的思想家预见到了现代语言哲学中许多最有趣的问题。他们对模糊和歧义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导致人们对与使用诸如“与（and）”、“或（or）”、“非（not）”、“如果（if）”和“所有（every）”等附庸词（syncategorematic words）相关的问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范畴词（categorematic words）及其性质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0]。经院哲学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发展之一是指称理论。 术语的指称是其在特定上下文中的解释。它可以是恰当的或不恰当的（如被用于隐喻、转喻和其他修辞时）。当一个恰当的指称指向非语言对象时（如“查尔斯是一个人”）是形式（formal）的，而指向作为语言实体的自身时（如“查尔斯有七个字母” ”）是实质（material）的。这种分类方案是现代区分使用和提及、语言和元语言的先驱[11]。
11 世纪到 13 世纪存在一种叫做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的传统。其代表学者包括达契亚的马丁和艾尔福特的托马斯等。
现代哲学[编辑]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许多语言学家，如 Johannes Goropius Becanus、 Athanasius Kircher 和约翰·威尔金斯，受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a ) 影响，开始对一种可以消除语言混乱的哲学语言产生浓厚的兴趣。这种思想与一种可能存在的通用音乐语言的概念类似。
直到18世纪中叶，欧洲学术界才开始逐渐吸收印度语言传统。这一进程由 Jean François Pons 和 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 世纪梵文语法学家）发起。
19 世纪初，丹麦哲学家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坚信语言应该在西方哲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认为目前哲学界没有足够地重视语言在认知中的作用，而未来的哲学应该有意识地关注这个方面。
当代哲学[编辑]
“语言转向”一词被用于描述当代哲学家对语言的高度重视。
20世纪初，语言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议题。德国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是参与这一发展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在19世纪后期的工作对哲学逻辑和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20 世纪分析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重要性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一段时间内，在分析哲学领域，哲学本身被理解为语言哲学的问题。
在欧陆哲学中，该领域的基础著作是费迪南德·索绪尔于1916年逝世后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3]。
主要議題及子領域[编辑]
意义（meaning）[编辑]
语言哲学中受到最多关注的话题就是意义的本质（nature），即解释“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谈论意义时的意思。在这个领域内的问题包括：同义词的本质、意义本身的起源、我们对意义的理解、组合（composition）的本质（有意义的语言单元如何由较小的有意义的部分组成，以及整体的意义是如何从其各部分的意义中派生出来的问题）。
关于语言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存在几种不同的解释。每一种都与其自身的文献体系有关。
- 观念论，通常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联系在一起，认为意义是由符号引发的心理表征[12]。虽然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遭受了许多问题的困扰，但在一些当代理论家以语义内在主义的名义重新提出后，它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13]。
- 真值论，认为意义是使一个表达式可能为真或为假的条件。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弗雷格，并与以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和唐纳德·戴维森等哲学家为首的许多现代作品相关联[14][15]。（另见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图像论。 )
- 功用论，通常与维特根斯坦晚期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启发了“意义即功用”的思想和社群主义的语言观。维特根斯坦关注社群如何使用语言，以及它能够推广到什么程度[16]。这个理论也与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约翰·瑟尔、罗伯特·布兰顿等哲学家联系在一起[17]。
- 推论主义论，认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来源于它与其他表达式之间的推论关系。这个观点被认为是“功用论”的延伸，其最著名的支持者包括威尔弗里德·塞拉斯和罗伯特·布兰顿。
- 直接指称论，认为一个词或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它在世界中所指的对象。尽管这种观点在语言的一般使用方面遭受了广泛的批评，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曾为这种观点的一种形式辩护，且索尔·克里普克和露丝·巴肯·马库斯都为直接指称论在专有名词上的应用辩护。
- 语义外在主义论，认为意义不是纯粹的心理现象，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环境特征决定。这种观点大致分为两种派别：社会派（social）和环境派（environmental）。第一种与泰勒·伯吉相关，第二种与希拉里·普特南、索尔·克里普克等人相关[18][19][20]。
- 验证主义论，通常与 20 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有关。这种理论的传统表述是：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它的证实或证伪方法。在蒯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发表后，大多数哲学家接受了蒯因的整体主义确证论，放弃了该形式的验证主义论[21]。然而，迈克尔·达米特自 1970 年代以来就提倡一种经改进的验证主义观点。在这个版本中，句子的理解（以及意义）在于听者识别（recognize）对句子真实性的证明（数学、经验或其他）的能力[22]。
- 语用学意义理论，包括任何认为句子的意义（或理解）是由其应用的后果所决定的理论。邓梅特将这种意义理论归功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其他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实用主义者[22]。
- 心理学意义理论，侧重于说话者的意图（intention）在确定话语意义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的一位著名支持者是保罗·格莱斯，他的观点同时适用于了非语言意义（即通过身体语言传达的意义、作为后果的意义等)[23]。
指称[编辑]
研究语言如何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理论被称为指称论。戈特洛布·弗雷格倡导间接指称理论，他将每个表达式的语义内容分为两个部分：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句子的涵义即是它表达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是抽象的、普遍的、客观的。任何子句（sub-sentential）表达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其嵌入句所表达的思想作出的贡献。涵义决定指称，也决定表达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所指是词语从世界中挑选出来的对象。一般句子的所指是真值（真或假）。而对于嵌套在命题态度表述或其它晦暗语境（opaque context，将某一词语替换为同指的词语后可能导致真值改变）中的句子而言，它们的所指是它们的通常意义[24]。
伯特兰·罗素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出于与他在认识论中的亲知理论相关的原因，认为唯一直接指称的表达是“逻辑专名（logically proper names）”。逻辑专名是诸如我、现在、此处和其它索引词的术语[25][26]。他将上述类型的专名视为“限定摹状词的缩写”（参见摹状词理论）。因此约瑟夫·R·拜登可能是“现任美国总统和吉尔·拜登的丈夫”的缩写。限定摹状词是指称短语（见“论指称”）。罗素将限定摹状词分析为存在量化（即至少存在一个满足描述的对象）的逻辑结构。然而，这些对象本身并不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而只有在它们所属的句子所表达的命题中才有意义。因此，对于罗素而言，它们并不像逻辑专名那样是直接指称的[27][28]。
根据弗雷格的说法，任何指称语都具有涵义和所指。这种“间接指称”的观点较密尔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例如，共指的名称，如鲁迅和周树人，会给直接指称的观点带来问题：因为有人可能听到“鲁迅是周树人”并感到惊讶，所以这两个共指名称的认知内容似乎并不相同。
尽管弗雷格和罗素的观点存在差异，但他们通常被作为关于专名的描述主义者一并提起。这种描述主义在索尔·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中受到批评。
克里普克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模态论证”的理论：考虑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与“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逻辑学的创始人”和“亚历山大的老师”的描述。亚里士多德显然满足以上所有描述（以及我们通常与他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其他描述），但“如果亚里士多德存在，那么他满足以上任意一个或所有描述”并不一定是真的。亚里士多德很可能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他为后人所知的事情。他可能已经存在但根本不为后人所知，或者他可能在婴儿期就死了。假设玛丽将亚里士多德与“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描述联系在一起，而（实际的）亚里士多德在婴儿期就去世了。那么玛丽的描述似乎指的是柏拉图。但这是非常违反直觉的。因此，根据克里普克的说法，名称是严格指示词。也就是说，它们在该个体存在的每个可能世界中都指代同一个体。在同一著作中，克里普克亦阐明了其他几个反对“弗雷格-罗素”描述主义的论点[29] （另请参见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称理论）。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其各种著作中批评了研究指称的整个哲学事业[30][31]。
语用学[编辑]
重要人物[编辑]
- 索爾·阿倫·克里普克
- 阿塔納斯·珂雪
- 約翰·威爾金斯
- 戈特洛布·弗雷格
- 希拉里·懷特哈爾·普特南
- 丹尼爾·丹尼特
- 崔斯基
- 諾姆·喬姆斯基
- 魯道夫·卡爾納普
- 邏輯學家理查德·蒙塔古首創的蒙塔古語法
- 唐納德·戴維森
- 威拉德·馮·奧曼·蒯因
- 維特根斯坦
- 本杰明·李·沃尔夫
參見[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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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知識：Knowledge of Languag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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