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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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超人說。
| 人文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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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主題 |
超人类主义（英語：Transhumanism，缩写为H+或h+），或譯為超人文主义、超人主义或跨人類主義，是一个与人类增强类似的术语。它现在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智力运动，支持使用科学技术来增强精神、体力、能力和资质，并用来克服人类不需要或不必要的狀態，比如残疾、疾病、痛苦、老化和偶然死亡。
超人类主义思考者研究发展和使用人类增强技术以及其他以此目的的新兴技术可能性和后果。此外，这些强大的新技术带来的危险和好处，以及对人类生活状态的改变，也是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关注方向。 [1]
超人类主义的哲学与文化发展历史
[编辑]20世纪以前
[编辑]尼克·博斯特罗姆和詹姆斯·休斯[2]认为，超人类主义的倾向至少可以追溯到《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对永生的追求，以及历史上人们对青春之泉、长生不老药等延缓衰老和死亡的努力[3]。
古希腊哲学家最先使用逻辑推理，而不是基于纯粹信仰。苏格拉底和智辩家将批判思维的应用范围由形而上学和宇宙学扩大到包括伦理及人类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这些在人文主义文化范围外的研究，是西方科学、政治理论、道德、法律的一个重要的思潮。一些研究认为，现代超人类主义者借鉴并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哲学或罗吉尔·培根的科学思想传统[4]。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从支配了千年的中世纪神学和经院模式中苏醒过来。人类与自然世界在此成为合法的研究对象。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鼓励人们信赖自己的观测与判断，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顺从于宗教的裁决。超人类（trasumanar）这一词首次出现在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名著《神曲》天堂篇第一章中[5][6][7][8]。
在16世纪到18世纪，具有超人类主义特征的愿望与科学想象力的交织开始出现，甚至包括人类能通过科学的应用发展自身的观点，如弗朗西斯·培根等启蒙运动先驱的作品[9][10][2]。勒内·笛卡尔在1637年的著作《談談方法》中，设想了一种可以赋予人类肉体永生和更强大心智的新医学[11]。本杰明·富兰克林梦想能够随意中断和重启生命进程。孔多塞侯爵和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也认为，人类最终不仅能够通过理性战胜压迫和不平等，还能战胜死亡和疾病[2]。德尼·狄德罗在1769年的著作《达朗贝尔之梦》中提出，大脑可以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智能动物和人兽杂交是可行的，而精密的机器也可能拥有意识[2]。达尔文则认为“我们所知的人类很可能并非处于进化的最终阶段，而处于一个初始阶段”[3]。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是否能被视为对超人类主义的影响存在争议，虽然他提出了超人说（Übermensch）并崇尚超人，但该哲学强调的是自我实现而非技术变革[3][12][13]。斯特凡·洛伦茨·索格纳自述他的超人类主义哲学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14]。
由俄国哲学家尼古拉·费多罗夫发起的、兴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宇宙主义运动，因其预示了超人类主义思想而受到关注[15]。
20世纪早期
[编辑]超人类主义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英国遗传学家J·B·S·霍尔丹发表的名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1923年）[16]的论文。文中探讨了将先进科学应用于人类生物学将带来巨大的好处，即使每一项这样的进步最初都会被某些人视为亵渎神明或道德扭曲，“有伤风化和不自然”[17]。该著作被认为是超人类主义的早期想象[18][19]。
霍尔丹的文章引发了学术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剑桥大学晶体学家J·D·贝尔纳于1929年出版了《世界、肉体与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一书，书中探讨了太空移民的前景，以及通过仿生植入和认知增强技术对人体和智力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性[20][2]。这些思想此后一直是超人类主义的常见主题[3]。
赋予超人类主义更广范围含义的是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他的观点在作品《无启示录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revelation，1927年）中得到阐述。赫胥黎自比为一位助產士，孕育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进化人文主义”（evolutionary humanism）或“无启示录的宗教”。他认为人类应该掌控自身的进化，力求达到尽可能接近完美的状态，从而在宇宙中找到应有的位置。他的愿景更接近泛神论而非有神论[21]。赫胥黎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超人类主义的创始人，他在1957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并使用了“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一词作为标题[22]。但实际上，“超人类主义”一词最早源于加拿大哲学家W·D·莱特霍尔于194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23]。
1960年至1970年代
[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些趋势方向，造就了今天的超人类主义。英国密码学家I. J. Good于1965年最早提出技术奇点这一概念，意指超人类智能的超高速出现：
我们不妨将超智能机器定义为：能够远远超越任何、无论多么聪明的人类的所有智力活动的机器。由于机器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智力活动，超智能机器可以设计出更优秀的机器。届时无疑将出现“智能爆炸”，人类的智能将远远落后。因此，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需要进行的最后一项发明。[24]
计算机科学家马文·闵斯基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撰写关于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文章[25]。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一领域不断涌现出像汉斯·莫拉维克和雷蒙德·库茨魏尔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26][27]。一个具有识别性的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形成始于20世纪后期的几十年。罗伯特·埃廷格于1964年出版的《不朽的前景》（The Prospect of Immortality）奠定了人体冷冻技术运动的基础[28]。1972年，埃廷格发表了《从人到超人》（Man into Superman），将“超人类主义”的概念进一步完善[29]。1973年，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超人类主义者，伊朗裔美国未来学家FM-2030发表了《向上之翼宣言》（Upwingers Manifesto）[30]。从1970年代开始，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和玛吉·皮尔西等女性主义者提出，人造子宮能够将女性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2]。
1980年以后
[编辑]第一批自称超人类主义者的人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正式聚会，该校也成为超人类主义思想的主要中心。FM-2030在此宣讲了他的“第三条道路”未来主义思想。他于1989年出版了著作《你是超人类吗》（Are You Transhuman）[31]。FM-2030和另一位超人类主义者娜塔莎·维塔莫尔在洛杉矶举办超人类主义者聚会，参与者包括FM-2030课程的学生和维塔莫尔艺术作品的观众。1982年，维塔莫尔撰写了《超人类主义艺术声明》（Transhumanist Arts Statement）[32]。1987年至1993年，她担任有线电视节目《跨世纪更新》（TransCentury Update）的主持人和制片人，该节目探讨了超人类主义[33]。
1986年，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发表了《创造引擎：纳米技术即将到来的时代》[34]，探讨了纳米技术和分子组装器的前景，并成立了前瞻學會。作为第一个研究、倡导和实施人體冷凍技術的非营利组织，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会的南加州办事处成为了未来学家的中心。1988年，马克斯·莫尔（Max More）和汤姆·莫罗（Tom Morrow）出版了第一期负熵杂志（Extropy Magazine）。1990年，战略哲学家马克斯·莫尔以“负熵原理”（Principles of Extropy）的形式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超人类主义学说，并通过赋予其新的定义奠定了现代超人类主义的基础：[35]
超人类主义是一类试图引导我们走向后人类状态的哲学。超人类主义具有人文主义的许多要素，包括对理智和科学的尊重、对进步的承诺以及对人类（或超人类）今生存在的重视。……超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承认并预见到各种科学和技术对我们生活的性质和可能性造成的激进改变。
数学家兼科幻作家弗诺·文奇于1993年首次提出“奇点”的概念，认为它是超越人类的机器智能开始快速自我提升的临界点，最终将终结人类主导的历史[2]。
1998年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和大卫·皮尔斯创建了世界超人协会。
21世纪
[编辑]凯文·凯利在其2010年的著作《技术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中提出，人类与科技一直在沿着一条目的论的軌跡共同演化，最终将智能扩展到整个宇宙[2]。
目标和任务
[编辑]超人主义是一种思考未来的方式，许多超人主义理论家与倡导者希望运用理性、科学和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减少贫困、疾病、残疾和全球各类折磨人的疾病。许多超人主义者积极关注潜在的未来技术和创新的社会系统，以改善生活质量，并寻求履行在法律和政治面前人人平等，消除天生性智力残缺和身体上的障碍，使人类生存条件得到更好的改进。超人主义哲学家认为，为人类的进步和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必须保留一个完美的道德规范，而且这是可行的。由于技术发展和科学认识速度的加快，我们正在进入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将面对真正的人工智能前景。另一方面，超人主义者认识到一些未来的技术可能会给人类的生命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使我们的整个宇宙的生存都处于危险之中。
尝试了解这些危险并致力于防止灾害发生是超人主义者议程的任务之一。
技术预测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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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超人类主义者认为，价值并不由人类的形态和当前的人类生物学来界定，而是由个体的愿望和理想决定。更多的个体能按照他们深层的价值观来塑造自己、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与其他个体的关系，就是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具体体现在科学技术的改进上[37]。
一些超人类主义者对新兴技术的预期益处采取抽象的理论方法，而另一些则提出了人體改造（包括基因改造）的具体方案。超人类主义者经常提及增强人类神经系统的方法。尽管有些人提议改造周围神经系统，但大脑被认为是构成人的共同基础，因此也是超人类主义实践的主要目标[38]。
作为自我增强和身体改造的倡导者，超人类主义者倾向于利用现有的、被认为可以提高认知和身体机能的技术和方法，同时遵循增强健康和延长寿命的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39]。一部分人担心，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可能无法活到享受未来技术带来的益处。然而，许多超人类主义者对延长寿命的策略以及资助人體冷凍技術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使后者从一种未经证实的方法，变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40]。马克斯·莫尔将人體冷凍技術称为“生命停滞”（biostasis）[41]。
超人类主义者支持新兴技术的出现以及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等技术的融合，并支持包括模拟现实、人工智能、超级智能、意识上传、化學腦保存和人体冷冻等未来技术，认为人类能够并且应该利用这些技术成为超人類或超越人类的存在[42]。超人类主义者支持、承认和保护知识自由、形态自由和生育自由作为公民权利，以保障个体及其后代使用人体增强技术的可能性[43]。雷蒙德·库茨魏尔的著作《奇点迫近》和加來道雄的著作《未来物理学》都推广了各种人体增强技术，并深入探讨了这些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44][45]。
超人类主义内部流派
[编辑]超人类主义思想的内部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主张。许多重要的超人类主义思想家都在不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修改和发展的情况下，容纳各种复杂、微妙的观点[46]。
政治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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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超人类主义（Democratic Transhumanism）
[编辑]民主超人类主义一词由詹姆斯·休斯于2002年提出，指的是那些拥护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或激进民主主义观点的超人类主义者的立场[47][48][49][50]。这一超人类主义的流派提倡平等正当的采用科技使得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以促进社會平等，并防止技术加剧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鸿沟[51]。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Anarcho-transhumanism）
[编辑]无政府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反資本主義政治运动，旨在将超人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相结合[37]，主张废除国家。该流派认为，由于技术进步，国家存在的需求和必要性终将消失[52]。
自由意志超人类主义（Libertarian Transhumanism）
[编辑]自由意志超人类主义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意志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47]。该流派认为自我所有權是自由意志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共同的基本理念，主张理性利己主义和倫理利己主義[53] ，并将其延伸至一种“生物自由意志主义”（biolibertarianism）[54]。他们反对民主超人类主义者所倡导的由政府监管和保障的人类增强技术公共政策，因为他们担心任何国家干预都会引导或限制他们的个人选择[55][56]。
其他政治流派
[编辑]- 左翼超人类主义（Left Transhumanism）：一种融合了左翼思想和超人类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57]，主张通过革命或改革，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让大众真正体验到超人类主义社会带来的机遇。
- 后政治主义（Postpoliticism）：旨在建立基于理性和自由获取增强技术的“后民主国家”[58]。
快乐主义（The Hedonistic Imperative）
[编辑]该流派又称享乐超人类主义（Hedonistic transhumanism），由大卫·皮尔斯提出。皮尔斯在1995年出版的《快乐主义》（The Hedonistic Imperative）中，论证了“后人类（Posthuman）继承者将重写脊椎动物基因组，重新设计全球生态系统，并消除整个生物界的痛苦”[59]。
皮尔斯捍卫消极功利主义，他的思想启发了一种名为废除主义（Abolitionism）的超人类主义学派[60][61][3]。
奇点主义（Singularitarianism）
[编辑]奇点主义是一种基于技术奇点理论而建立的道德意识形态，主张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来实现奇点并确保其安全[44]。
奇点主义者关注能导致超越人类的智能出现的技术，并相信其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62]，如大脑-电脑对接和通用人工智能。
该流派认为，由于现在我们技术的最终源头是智慧，奇点主义者预期超越人类智能的技术创造的出现将是历史一个分水岭，影响可以媲美智人的出现而要超过以往的技术突破。
奇点主义者强调确保这些超级智能伴随道德辨别能力一起出现的重要性。
提升主义（Uplift）
[编辑]主张通过生物工程等手段，将非人或非智能的物种提升到智能水平[63]。
其他流派
[编辑]- 技术平等主义（Equalism）：一种社会经济理论，其核心思想利用新兴技术，在技术奇点时代，通过资源的平等分配来终结社会分层[64]。
- 负熵主义（Extropianism）：一个早期超人类主义思想流派，其特点是主张对人类进化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35]。
- 永生主义（Immortalism）：认为彻底延长寿命和技术永生是可能且可取的，并倡导进行研究和开发以使其实现[65]。该流派以抗衰老运动为研究热点。
- 后性别主义（Postgenderism）：主张通过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殖技术，自愿消除人类物种的二元性别分化[66]。
- 沙龙超人类主义（Salon transhumanism）：以艺术与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实体沙龙活动，探索并传播超人类主义思想与价值观[67]。
- 技术盖亚主义（Technogaianism）：一种鲜绿环境主义哲学，主张新兴技术可以帮助恢复地球环境，因此，开发安全、清洁的替代技术应该是环保主义者的重要目标[68][50]。
对超人类主义的批判及超人类主义者的回应
[编辑]超人类主义为改变人类的这一概念和对此做出的前景分析一直备受争议，反对超人类主义的学者和组织大部分为原始主义者（拒绝科技发展，回归自然）、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及其他反进步和反革新形式主义者。追求长生不老是人类的一个最古老与根深蒂固的愿望。从保存下来的最早期的书面故事，就可以看出，这个主题建立在关于精神永生和来世的希望—世俗宗教的教义基础。超人主义之前，唯一逃避死亡的方法是通过复活或来世转生。超人主义者认为，如今，可以預見最终废除老化的可能性，并可以选择积极的措施，如通过生命延长技术，及另外一种手段——冷冻复苏[69]。这也是一些存在主义者所批判的，因为他们认为，死亡是必要的，它能够给予生命意义。技术的环境影响取决于如何运用它。保护自然需要政治意愿及良好的技术。超人主义者认为，目前的技术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正在使用的必要资源，比如石油，金属矿物及人类对空气的污染，都超过自然的更新能力。以目前的消费速度来看，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资源将用尽，所以需要提出替代这些资源的方案，包括提高技术到更先进的水平。
超人类主义者从事跨学科的方法来克服生物学的限制。原始主义者认为，人应该遵从自然、回归自然，而不应该违背自然，应避免那些高科技造成的破坏。对此，超人类主义者娜塔莎·维塔莫尔的回应是“自然”的定义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自然并没有赋予人类眼镜，现在也很少有人以“违背自然”为由主张应该禁止眼镜[70]。无政府超人类主义者和异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自然”未必是“善”的，主张“如果自然不公正，那就改变自然”[71][72]。
其他对超人类主义的批判，包括质疑认知和生理能力的提升会加剧并加剧不平等，因为这些技术进步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到。娜塔莎·维塔莫尔认为这种担忧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富人往往是新技术早期版本的“小白鼠”，他们使得生产商能够更快地掌握技术，并生产出更便宜的版本。例如2008年时，iPhone曾是富人的专属，但如今（截至2023年）它已成为数十亿人的日常用品[70]。
对部分超人类主义流派的批判
[编辑]研究认为，尼克·博斯特罗姆所主张的超人类主义概念存在认识论的悖论[73]。其他超人类主义者也认为，博斯特罗姆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过于夸大[74]。
超人类主义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编辑]科幻文学
[编辑]以超人类主义的主题的作品，通过各种类型文学形式得到体现。自21世纪以来，当代科幻小说往往包含积极的新技术及其对人类的影响。隨著科技发展，当代科幻类作品被赋予的含义和范围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大量乌托邦（特别是技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类作品的产生。一些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后人类小说”[75]或“后人类文学”[76]等概念，用来指代一系列深受超人类主义主题影响的文学作品。还有一些科幻小说，描写人类机能增强后，与具有生命的物体进行的斗争。较为悲观的场景则以反乌托邦的故事内容为主。在超人类主义作为一场独立的运动出现之前，早期具有超人类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拉撒路·朗》系列（1941-1987年）、范·沃格特《斯兰》（1946年）、艾萨克·阿西莫夫《我，机器人》（1950年）、阿瑟·克拉克《童年末日》（1953年）、吉米·居厄《L'ère des biocybs》（1960年）、考德懷納·史密斯《买下旧地球的男孩》（1964年）和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机器人大师》（1967年）等[50]。
賽博朋克风格，例如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年）和布鲁斯·斯特林（1985年），作品尤其关注的是人体智能改变后一系列问题。超人主义的主题作品得到普及，激发了广泛的讨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产生了《血色音乐》（1985年）、格雷·格熊的《异种三部曲》（1987－1989年），明锐·巴特勒。
下面是一些相关的超人主义类通俗读物：
- “黄金时代”三部曲，约翰·怀特
- “超人”，尤里·尼基京
- “奇点天空”、“温室”，Charles Stross
- “深渊之火”、“深度的天空”、“彩虹的尽头”，弗农·维格
- “启示录空间”系列，阿拉斯泰尔·雷诺兹
- “文图斯”、“夫人的迷宫”，卡尔·施罗德
- “文化”系列，伊恩·M·本科撒
- “风熄灭了波浪”，布鲁斯·斯特林
- “纳米技术网络”，“宇宙技术”，拉扎雷维奇·亚历山大
- “機動戰士GUNDAM系列”的新人类，富野由悠季和SUNRISE
其他风格的科幻小说出现如“奇异小说”和“超人主义的太空歌剧”。出现集体科幻超人主义的主题（ “猎户座之手”） 。
视觉与表演艺术
[编辑]超人类主义主题也延伸至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领域。超人类主义者娜塔莎·维塔莫尔选择投身艺术[70]，2007年她被《纽约时报》称为“第一位女性超人类主义哲学家”[77]。奥兰开创了一种以人体为主要材料，以外科手术和生物技术等科学和医学手段为创作方式的雕塑形式[78]，她将其称为肉体艺术（carnal art）而非身体艺术（body art）[79]。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利用整形手术、美白药物和高压氧疗法等技术，改变了他的艺术形象，模糊了他的性别、种族和年龄特征[80]。澳大利亚艺术家史泰拉克的作品则专注于通过机器人技术和组织移植来改变身体[81]。南斯拉夫裔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探索了身体艺术、耐力艺术、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极限以及心智的可能性[82]，她自称“行为艺术的祖母”（grandmother of performance art）[83]。其他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探索了身体转变相关的主题，如马修·巴尼等[84]。
音乐
[编辑]超人主义者的想法也启发了很多音乐家（特别试用于各个领域）。在音乐领域注入了超人主义的先驱是Kraftwerk及他们的专辑《The Man Machine》和《Computer World》。较近期的是Cyanotic的《Transhuman》和Vortech的《Posthumanism》，这些组合乐队他们都属于重金属摇滚风格。其中Complex Numbers和Unreal也都属于这类。
超人类主义与宗教信仰
[编辑]尽管一些超人类主义者声称信奉世俗化的灵性意识形态，但大多数成员是无神论者[85]。然而，少数超人类主义者遵循东方哲学传统的自由主义形式，例如佛教和瑜伽[86]，或者将他们的超人类主义思想与西方既有宗教（例如自由主义基督教[87]或摩门教[88]）相融合。尽管在超人类主义者中世俗态度盛行，一些成员仍然抱有传统宗教所信奉的希望，例如永生[65]。与此同时，从20世纪末开始兴起的一些新兴宗教运动，例如雷爾運動，明确接受了超人类主义的目标，即通过运用改变身心的技术来改造人类的境况[89]。另一个新兴宗教组织吸血鬼神庙也追求永生[90][91]，其部分成员支持超人类主义和人體冷凍技術[92]。
大多数超人类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存在超越性的人类灵魂。超人类主义人格理论也反对将道德主体和行为主体完全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并认为从伦理角度来看，将非人类、超人类和复杂机器排除在外是一种物种歧视[93]。
超人类主义与信仰之间的首次对话是2004年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94]。继此次对话之后，威廉·西姆斯·班布里奇（William Sims Bainbridge）在《进化与技术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认为，宗教态度与对超人类主义思想的接受度呈负相关，并指出具有高度宗教信仰的人往往将超人类主义视为对其精神信仰的直接、竞争性的冒犯[95]。
基督教超人类主义协会于2014年成立[96]。
物理学家兼超人类主义思想家朱利奥·普里斯科（Giulio Prisco）认为“基于科学的宇宙主义宗教，或许是避免鲁莽追求超级智能和其他危险技术的最佳保障”[97]。
超人主义的政治影响
[编辑]在2012年7月，先是俄罗斯，后是美国、以色列和荷兰[98]发布了关于建立超人政党的公告。这类新政党打败了保守派，其中最主要的参与者还是超人主义者。这些政党建立的目的在于：通过政治支持，尽可能多的保障并延长人类寿命，同时能进入到无疾病的新社会过渡期。在无健康阻碍的社会里，人类的寿命得到了延长，阻止了衰老，可以使人类更好的发挥个人机能，在更多的生命里创造更多财富和成就。[3]
參見
[编辑]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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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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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超人类主义组织
[编辑]- 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umanity+）
- 法国超人类主义协会
- 波兰超人类主义协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俄罗斯超人类主义协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澳大利亚超人类主义
- 英国超人类主义协会
- 意大利超人类主义协会
- 芬兰超人类主义协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后人类主义中国论坛
- 基督教超人类主义协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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