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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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反革命運動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1951).jpg
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海报
日期1950年 - 1953年底[1][2]
地點
方法
  • 处决
  • 逮捕
  • 結果中国共产党成功肅清留在大陸地區的國軍、國民黨特務、认定的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傷亡
    官方數據:712,000~873,600人死亡[3]
    拘捕2,620,000人
    關押1,290,000人
    管制1,200,000人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鎮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1][2][3]。镇反运动对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工以及傳統會黨幫派土匪等地方武装势力进行了镇压,具体方式包括处决劳改、送监等[1][3]。据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于1954年的官方统计,镇反运动中共有260余万人被捕、130余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诸多冤假错案[3][4][5][6][7]。1996年的官方文件显示镇反运动镇压了157万多人,其中87.3万余人被判死刑[3][4]。外界则估计有100-200万人遭处决[5][8]

    发展过程[编辑]

    1950年[编辑]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0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6][9]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动用军队开始“全国大剿匪”及镇反运动。但中共政权刚刚上台,西南华南许多地区尚未占领,财政金融混乱,经济恢复的任务相当繁重,加之还要进行的土地改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非常之谨慎。对于土改,毛提出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他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解释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还提到中共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因此,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10月9日,毛泽东让罗瑞卿彭真等人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毛泽东认为[10],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于1950年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罗瑞卿在会议上做报告说,会门(以一贯道為主)是當時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中共在东北已从组织上打垮会门,华北已进行过若干重点取缔,但潜伏势力依然存在。接下來中共在老區要直接鎮壓會門,在新區則先針對會門領袖,為直接鎮壓製造條件。[11]

    双十指示发布前后,各地出现各种暴动。

    1951年[编辑]

    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

    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12]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这一指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纸空文。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极其严重地扩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

    1951年4月30日,毛泽东批示说[13]

    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1951年5月8日,此意见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中被正式表达[14];由此发明了“死缓”这一刑罚[13]。1951年5月10日至5月15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总结贯彻“双十指示”以来镇反运动的情况,贯彻中央谨慎收缩方针,部署当前斗争任务。毛泽东、彭真等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决议中宣布:“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5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15]

    1951年9月11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检查了贯彻、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的情况,总结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1951年底后,镇反运动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检查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研究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完成镇反运动任务的部署,并研究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问题。镇反运动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了部分人员。

    历史影响[编辑]

    运动结果[编辑]

    镇反运动中,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取缔,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16][17]

    195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占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3][4][5][6][7][18]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3][4][6] 外界有学者估计镇反运动处决了100-200万人,甚至更多。[5][8]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戰爭三者同時進行,彼此協調。在1950到1953年間,中國共產黨總共对于2-5百萬人进行了軍事清洗,部分被捉拿關押,部分農村武裝力量反抗而變成地方上的內戰,所有反抗在1953年後平息。中國共產黨因此剷除了反對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冤假错案[编辑]

    在镇反运动中,许多中華民國國軍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管”、“关”[19],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地下党推翻国民党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參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卻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80年代获平反[15][20]。1949年抗日名将池峰城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在北京狱中病逝,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80年代平反)[21]

    1957年5月22日,反右运动前夕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即“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罗隆基随后被毛泽东划为右派,且至今未获改正。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在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人士长期未获平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15][22][23]

    历史评价[编辑]

    这场政治运动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异见人士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目的是鞏固新政权,不顧人民生死,自相殘殺。[24][25] 但是中国共产党官方及部分民间学者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基本肃清了敌对势力分子,维护了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26]

    参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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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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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