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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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文化,亦作闽都文化,是閩文化的分支。主要分布于中国大陆(福建福州)、中華民國连江县(马祖)、马来西亚诗巫与日本、阿根廷、美国等地的福州华人华侨社区。它的渊源主要来自古闽文化、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闽都文化开始随着福州人往海外移民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一种文化,为中華民國连江县(马祖),马来西亚诗巫与日本、美国等地的福州人社区的主要文化。闽都文化的内涵主要包含了福州话,闽剧,闽菜,拗九节及游神文化等等。[1][2][3]

產生[编辑]

《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9世纪末,楚熊霜去世后,因三弟争立,“叔堪亡,避难于濮”。《国语·郑语》载:“叔熊逃难于濮而蛮。”贾公彦于注疏中指出:“叔熊避难于濮,随其俗为蛮人也,故曰蛮。”又云:“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七闽也”;“闽虽与蛮,七、八别数,其本是一,俱属南方也”。庄边山汉墓位于闽侯县竹岐乡春风村西。从1959年起先后发掘九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东,排列有序,大小略等,长2.3米,宽1.2米,随葬器物多为灰硬陶,还有石璧、环等。器物组合以鼎、豆、壶、盒为常见,也有瓮、匏壶、香熏、盆等,有浓厚的楚文化遗风。发掘资料表明:至迟在战国中期,楚人已来到福州定居。从发掘的九座墓葬的延续年代和特征看,包含了战国中、晚期甚或秦汉之际,有的墓主人就是楚贵族。

越人的迁移闽族地区有史可稽的主要有三次。一、干越族(越族的一支)被吴灭亡,部分干越族人逃入较安定的七闽。二、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越国夫椒之地打败越王勾践的军队,并派重兵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勾践被迫“请为臣,妻为妾”;越国战败,国破家亡。为了逃避战乱,大批于越族(越族的另一支)人南逃到七闽;福州于山就因于越人聚居而得名。三、越王无疆之时,越国出兵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军,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于楚”。这就是越人的第三次入闽,他们带来了吴越文化,同原有土著结合成为闽越。《春秋集览》云:“越人居闽地,故并称闽越地。” 前110年,汉朝灭闽越,闽越人被强制迁徙到江淮一带,闽越族消亡,闽都衰落。[4][5]

自汉以后,中原人有三次大規模入閩。第一次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亂,“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据史志记载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士族南迁入闽,其中相当部分安家在福州地区。第二次是唐末跟随王审知兄弟入闽,所谓“十八姓从王”,实际有三四十姓,新编《固始县志》载有三十四姓入闽;仅随王审知部将张睦入闽的就有二十四姓。[2]

發展歷史[编辑]

距今四千五百至六千五百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土著的闽人即壳丘头和昙石山人形成氏族部落,学会制作和运用石、骨、玉、贝等器具和陶网坠,特别是夹灰陶,从事渔、猎活动,并开始了饲养畜类和简单的农业劳动,崇拜蛇,以此为图腾。到距今三千一百至三千六百年的青铜器时代,闽地出现大量几何印纹硬陶,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无论造型和装饰都富有仿铜器的色彩。这是进入鼎盛时期的闽族文化。《山海经》称:“闽在海中。”[6]

战国时期,越王允常聘欧冶子在闽地炼剑,至今留下欧冶池及其传说。汉初,公元前202年,无诸在东冶建立闽越国,筑冶城,兴冶炼业,不仅有铁制的兵器,而且有铁制的农具和手工业工具;闽越人已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并会生产荃葛。孙吴历经六十二年、五次用兵入闽,方取得对全闽的统治,使闽江下游的生产、商贸和海上交通得到发展,闽江上出现“宏舸连轴,巨舰接舻”的盛况。晋太康三年(282),晋安郡郡守严高修筑子城,凿东西湖,利于灌溉,农业生产已摆脱火耕水耨状态。这里设立典船校尉,专司造船;还设有温麻屯等颇具规模的造船工场。[6][7]

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出现了闽人与中原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融合,进一步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福州地区开始种植水稻,培植水果,并能织出上乘的锦缎,陶器工艺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寿山石雕已有石猪等工艺品产生;佛教的乾元寺、道教的城隍庙都已兴建。这个时期,有几位名流任职晋安郡,除严高外,还有编撰第一部《闽中记》的陶夔、创立郡学堂的虞愿、著作《神灭论》的范缜以及著名诗人江淹,等等。[6]

唐中叶以后,福建观察使李椅、常衮重教兴学,使福州人才初露头角。王审知治闽二十九年,大力兴修水利,围海造田,促进农业生产;利用濒海优势,开辟甘棠港,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加强城市建设,先后修筑罗城、夹城,福州成为福建的中心城市。他还重用人才,大兴“四门学”,使闽都文风大振。陈衍《闽诗录》中说:“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到唐始有诗人,唐末五代中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唐五代福州文化的发展,为宋代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唐文化对闽都语言的影响也很深远,至今福州话中还保存许多唐音。五代的宗教文化也格外兴盛。闽王崇奉佛教,福州寺庙大兴,“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而且,出了许多名僧,禅宗五宗的创始人几乎都与福州有关。王审知的儿子尤崇道教,陈靖姑的“三奶教”在五代闽国盛极一时。[6][1]

北宋末至南宋,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实现闽都与中原人民第三次大规模的融合。这时福州文风昌盛,甲于东南。不仅张伯玉蔡襄程师孟曾巩李纲陆游赵汝愚朱熹梁克家辛弃疾文天祥等宦游福州,而且涌现出理学名家“海滨四先生”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闽学主要传播者和奠基人黄幹,豪放派词人张元幹,音乐家陈旸,画龙名家陈容,诗人、画家郑思肖,等等。宋乾道二至八年三科,永福县人萧国樑、郑侨、黄定连中三状元;宋嘉定元年一榜三鼎甲全是福州人(状元侯官郑性之、榜眼福清孙德舆、探花侯官黄桂);两宋间福州地区共举进士二千二百四十七人,居全国各省城第一。[6][1]

鴉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形成大宗货物的集散地,曾列入全国“三大茶市”和“三大木材输出地”之一。清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之后,福州更全面地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和人才的交流。清末,福州已办起十六所教会中等学校,多数附设小学;同时,还有四所官私办大学、十二所各类官办学堂。民国时期,福州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清代后半叶,福州有一批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化人;20世纪20-30年代,福州的文学艺术活动日趋繁荣,闽剧、评话进入了兴盛时期。[6][1]

建築文化[编辑]

福州的傳統民居建筑屬于閩海系建筑區中的閩東民居。[8][9]典型的福州傳統民居材料以木構為主,輔以磚石,[10]其平面布局多采用“三合內庭型”,即縱軸上一次安排“門廳—內庭—廳堂—內庭—廳堂—……”,以主廳堂為核心,主廳堂有三开间、五开间或七开间的,天井英语Impluvium兩側是廊廡。大型的民居往往采用在軸線兩側重復模式單元來橫向擴展成多橫多進的院落,而有時則是在兩側配以護屋或花廳,花廳是休閑會客之處,多以假山、楼阁、凉亭、水榭裝點成小型的私家園林[9][11][12]福州民居結構上多用穿斗式和抬梁式,由柱承重[10],挑檐則是扁作直梁式的插栱挑檐。[13]

福州民居外观上最显著的特征是馬鞍形封火墻、大門等結構,它们也是福州和閩東地區所特有的。福州的封火山墻采用馬鞍曲線型,墻體高大、隨著梁架起伏,兩端翹起,動勢強烈,也被稱為馬鞍墻或馬頭墻,這種墻體形式在中國除閩東外的其他地區几乎是不存在的,[10][14][15]墻體用牡蠣殼灰或石灰涂抹成白色,而墻頭和翹角都施有彩繪雕塑,有些雕塑包含了大量與海洋有關的元素。[14][16][17]波浪般連綿的馬鞍墻曲線在20世紀中葉之前構成了福州城市天際線的輪廓。[14][15]福州民居的大門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插拱支撑单坡屋顶形成似為門罩的雨罩,另一種是采用三间六扇门或明三暗五六扇门,門廊寬敞,施雙坡頂、兩側由封火墻延伸出牌堵[14] 大門后用一扇插屏門隔擋第一進院落,[11]第二種大門的中間正門僅在重大儀式時打開,平時進出都走兩側小門。[18]建筑中的門窗、斗拱、梁架等部位常常修飾以精致的木雕。[11]

三坊七巷中典型的福州民居大門、馬鞍墻和牌堵

宗教文化[编辑]

由于历史的原因,闽都文化兼收并蓄,广泛吸纳外来文化,所以福州人乐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较少顽固性;福州人讲究宽容,善与人处,较少排外性;福州人目光远大,心胸开阔,较少狭隘思想;福州人地域观念不强,易于吸收外来文化,较少门户之见。因此,吸收快、传播快、结果快,是闽都文化的又一特点。如福州宗教的发展,不仅广泛容纳了全国各民族的多神宗教,而且较早地传播外来的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尤其是佛教禅宗五宗的创始都与福州密切相关。至今福州民众中仍延续着多神的信仰,许多社区和村庄还有自己的地方神,每年福州各地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迎神和游神活动。[10]福州迎神、游神活动是农历正月的重要习俗活动,常常在正月初十到十五这段时间内举行,活动多以村或社区为单位,有时几个社区也会联合迎神,具体仪式是将神祇塑像接入大轿中,并由人抬着在社区街道上巡游,而当地百姓往往会夹道迎接或观看,信徒则会烧香放炮,并在家门口摆设供品,希望迎神队伍能够在家门多停留一些时刻。迎神往往是社区一年中最热闹的活动之一。[19]除了正月之外,特定的神祇还会有其独特的纪念日来进行迎神,此外有的神祇的迎神还会中元节前进行。[20]妈祖临水夫人是福州最重要的神祇,其餘武夷王白馬王開閩王威武王裴真君董真君許真君扣冰祖師法主真君五福王爺懿德夫人等地方神祇,也都在福州享有盛名。福州的道教始于公元3世纪,10世纪五代闽国时期福州成为闾山派的中心,道教大为兴盛。到了清朝道教被朝廷抑制[21],但福州的道教与民间宗教相渗透,仍广为流行至今,民间信仰的神灵种类繁多,许多社区和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神,有人估计福州各地的神灵多达上百种,其中还包括了福州典型的榕树崇拜,如照天君[22][23][24]

飲食文化[编辑]

闽菜(主要指福州菜)是全国八大菜系之一,它有自己的特色,但在形成与发展中,不断吸收外来的养分。南宋以后,“苏杭雅菜”烹调方法的引进,促使福州菜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五口通商后,福州菜又采纳了“京广烧烤”的特点,丰富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州菜的烹调在擅长用糖、糟的基础上,融粤、鲁、川乃至西洋菜之长,使之跃上新的台阶。其特点為味道偏甜、酸、淡,[25]尤其重视的烹制,有“一汤十变”之说,烹调方法上则以溜、蒸、炒、煨、炖最为常见。福州菜常用的典型调味料有虾油红糟等。[26]传统福州菜常以虾油取代食盐酱油等作为咸味调料进行烹饪,而其注重清淡、鲜香的特点也决定了福州菜极少使用像辣椒一类的辛辣调料。[10]福州菜著名菜肴有佛跳墙、红糟鸡、淡糟香螺片,鸡汤汆海蚌等。[26]近代福州菜重要发源地之一為创建于清代中后期的福州聚春园餐馆,佛跳墙也是由聚春园的厨师郑春发所发明的。福州菜中还有大量的著名小吃,如鱼丸扁肉燕鼎边糊線麵光饼拌麵蛎饼等,其中很多都有很长的历史。福州菜还被福州移民带往了台湾东南亚北美等地,在全球许多福州人社区,比如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砂拉越州詩巫美国纽约华埠等地,都能见到福州菜,[27]

戲劇文化[编辑]

閩劇是用福州话演唱、念白的福建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以福州市为中心的闽东地区,也传播到闽北闽中以及台湾东南亚各地。闽剧形成于末,兴盛于民国年间。闽剧大量吸收福建民间儿歌俚语谚语歇后语等,乡土气息浓郁。闽剧的音乐唱腔由粗犷激越的“江湖调”、通俗平畅的“洋歌”、典雅婉约的“逗腔”以及清新活泼的“小调”这四大类组成,其中前三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弋阳腔昆曲徽调的影响,并保留着高腔的帮腔形式,后台帮腔叫做“掏岭”。演唱时男女均用本嗓,其特点是高昂激越,朴实粗犷,但也有细腻柔婉的唱腔。主要管弦乐器横箫唢呐头管二胡椰胡等。打击乐器青鼓战鼓,大、小,大、小等。传统闽剧的场面一般只有七个人,俗称“七条椅”。早期闽剧的角色分行比较简单,儒林班、平讲班的行当由生、旦、丑三个角色构成“三小戏”,后来吸收徽班、京剧的分行,角色渐趋完整, 增加到七个,曰“七子班”,再到九个,称“九门数”。随着行当的细致化,又逐渐发展为“十二角色”。[28]

貿易文化[编辑]

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州),始设东冶港。“建初八年……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至今遂为常路”。这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位于今天两广与越南北部和中部,说明在东汉前期,东冶与中南半岛已经开辟了定期航线,来自中南半岛的商品皆在此集散转运。

中唐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国的对外经贸文化交流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使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又有所发展,开始种植双季稻,出现冬耕,闽荔已成贡品,方山“露芽”,为全国名茶;侯官为全国盐铁的十监之一。全省六个盐县,福州占其四。当时和福州港有交通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琉球日本林邑赤土真腊婆利新罗三佛齐天竺等。唐末五代商船由福洲港出发,北上东海,纵跨南海、横越印度洋,至东南亚,远达非洲,将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物产运往海外,带回香水、毛织品、玻璃器皿、象牙等异域珍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描绘当时福州的情景:福州“有一条大江(即闽江)穿城而过。江面宽一点六公里,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制造大量食糖……这里各种物资供应充足,还有许多赏心悦目的园林。出产优质美味的瓜果”。第一座横跨闽江的石桥万寿桥和江南第一佛福清瑞岩弥勒石像,也都在这一时期建造的[29]

福州港从汉晋肇始到唐五代的鼎盛,奠定了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格局,进而推动和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水利工程建设的水平大大提高,还发明了龙骨水车,便利灌溉。当时,福州已普遍种植双季稻,成功引进占城稻,并向江浙各地推广;还引进棉花生产,也有了茉莉花茶加工,福州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果园区,并会生产冰糖。城里设立官办的文绣局,丝织品质量列为特优;陶瓷生产达到新高度,已分黑、白、青瓷三种。印刷业十分发达,举世闻名的释、道三大藏——《崇宁大藏》、《毗卢大藏》、《万寿道藏》都在福州刊刻。造船技术达到全国一流水平,而且民间造船业兴起,宋绍兴十年朝廷下令在福州一次造舟千艘。[29][2]

明初福州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在这里候风补给,从而促进了福州与南洋的交往,也繁荣了福州的工商业,奠定了它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成化十年以后,福州更成为福建与琉球贸易最有活力的港口。福州的造船业跃居先进水平,高大如楼的“福船”成为海内外闻名的船型。明初,由于实行屯田、垦荒、水利等恢复经济的措施,城乡经济复苏,海外又传入番薯、花生、烟草和玉米等新种,使福州农业生产更加多样化;特别是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不仅有利渡荒,而且提高粮食产量。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并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福州的手工业作坊林立,纺织业发达;尤其弘治年间,民间织造工人林洪发明“改机”,提高产量、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使福州成为“丝城”。同时,矿冶业、造船业乃至果林业都出现雇佣关系,大大促进商品生产。[29]

19世纪60—90年代,由于欧美茶叶市场对头春新茶的大量需求,高额利润使得各国茶商间展开运茶的竞赛。福州繁华的茶叶贸易成了福建省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经济基础的支持下,洋务派在福州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的尝试,朝廷批准闽浙总督左宗棠在闽江口岸创立了福州船政。1883年后,福州一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成为牵动欧美经济中枢的世界茶都。茶叶贸易和近代化海防建设同步进行,这正是福州港有别于中国其他港口的重要特点。洋务运动中,福建船政勃起,独树一帜,带动了福州机械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矿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有损有荣,由于粮食生产发展迟缓,迫使农民大量扩种番薯,其他茶、蔗、柑橘、龙眼、荔枝等产量也都有提高。福州辟为通商口岸,也很大地促进了茶叶贸易的拓展,马尾港茶叶出口额最多时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四;同时,木材的输出量大有增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又一度刺激福州民族工业的发展,不仅行业范围扩大,除轻工业外,还有几家矿业,而且开始兴办公用事业和交通事业。[29][2]

科舉文化[编辑]

宋初为复兴儒学,在“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于海上”。1126年,金朝大军南下,南宋迁都临安。“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在闽中首倡理学,名闻天下。朱熹传承洛、濂、关理学三学派学说,克服了儒家经典学究化、泥古不化、脱离实际的自身问题,集其大成而为闽学,建立起新儒学体系。闽学作为朱熹的学说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其思想影响持续到宋之后的各个朝代。随着宋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福州作为八闽首府,书院达37所,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最盛”。宋代科举状况尤盛。据梁克家《三山志》记载:“由太平兴国五年,至今淳熙八年,凡二百有二年,以科目进者一千三百三十有九人。……何其日盛一日也。”据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全国共取进士28933名,福建进士有7144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7%,近乎1/4,居全国之首。而福州进士达2799名,居全省第一。再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代科状元录》记载,宋代有文献可考的113位状元中,闽籍有19位,其中8位为福州籍,几占全省状元总数的一半。[2]

文化名人[编辑]

宋代,闽清人陈旸精于乐律,著成《乐书》两百卷,目录二十卷,前九十五卷摘录《四书》、《五经》,后一百零五卷为乐图论,对前代和当时的雅乐、俗乐、胡乐及乐器等均作详尽说明,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永乐年间,“闽中十才子”中的王偁、王褒、王恭等数人都参修《永乐大典》,王偁、王褒任副总裁,王偁最为总裁解缙所推允。清代康熙年间,闽县人陈梦雷,费十五年心血,编撰成《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三千六百余卷,一亿六千余万字,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大篇,是中国历史上采集最博、收录最广的一部类书。同一时期,闽县人林云铭(字西仲),精心编注《古文析义》一、二两编,共十四卷,收录了自先秦至明末的历代名家文赋五百六十篇,逐一加以评注,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范文选。现有足够事实证明,如今名闻遐迩的吴楚材、吴调侯合编的《古文观止》是在它的基础上二度选编的。[1]

清侯官人林则徐是众所周知的一代名臣,又是文学家、诗人、书法家。侯官人沈葆桢,船政之父、中国洋务运动主将,又是诗人、书法家,尤其是福州诗钟的能手。闽县人林纾,古文学家、诗人、画家,又是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一生靠别人口述,意译欧美小说一百八十多部。侯官人严复,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还是书法家。侯官人陈季同,外交家、翻译家,尤其精通法文,是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介绍给法国的第一人,与辜鸿铭、林语堂齐名。长乐人郑振铎,中国现代文坛主将、翻译家、文史学家、考古学家。闽县人邓拓是全国闻名的新闻学家、杂文家。[1]

方言文學[编辑]

18世纪的乾隆年间,笔名为里人何求的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闽都别记》,该小说中大量使用福州话,记录了许多民间故事、福建野史、风俗习惯、俚谣俗谚等,是福州历史上最重要的本土文学作品之一。[30]此后,随着基督教在福州的传播,又出现许多用汉字书写的福州语《圣经》和圣诗(如《榕腔圣诗》)。19世纪中后期平话字发明以后,也出现了用平话字写成的福州语圣经和其他的基督教相关作品。[31][32][33] 福州语文学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戏剧,比如闽剧剧本都是用福州语(汉字福州俗字)写成的。1949年之后,用汉字或平话字编写的福州语书籍的出版停止了,但闽剧剧本的编写仍然在延续。[34]已知最早的福州话韵书是明朝晚期的《戚参将八音字义便览》,后于清朝编入《戚林八音》,清末又出现了《加订美全八音》。平话字发明后,福州的基督教会编写了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等榕-英或英-榕向的词典。

參考来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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