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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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白(楚宝、南琛、维邨)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总台首任总台长
1936年5月-1937年7月
空军前敌总司令部防空总台首任总台长
1937年7月-1941年8月1日
中央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四处驻港八工作队长
1940年10月-1941年8月1日
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总队首任总队长
1941年8月1日-1943年5月
空军前敌总司令部垒允防空指挥部总指挥
1941年8月1日-1942年5月1日
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总台首任总台长
1943年5月-1945年8月
国民政府交通部交警电讯总台总台长
1945年8月-1948年12月
逝世 China Jiangsu.svg 1952年11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国籍 中华民国 中國
军队  中華民國国民革命军空军
政党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军衔 Republic of China Army Flag.svg 空军少将
配偶 沈珍(毅华)(1916年2月1日-2009年2月3日)

陈一白(1905年-1952年11月20日),字楚宝,号南琛、别名维邨江苏省常熟县西北(今张家港锦丰)乡郁家桥镇人,中国空军无线电通讯先驱,抗日爱国将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电信门毕业,历任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程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首任少将防空总台长,空军前敌总司令部首任防空总台长,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总队首任总队长、总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交警电讯总台总台长。是青岛至温州湾、广东沿海、香港、陕鄂湘渝川滇、新加坡、缅甸、印度空军情报网创办人,时称中国两个半电讯专家之一。他还是破译日军密码功臣之一。抗日战争淞沪会战中日首次空战八一四空战大捷、中国空军及陈纳德飞虎队击落日机无数,就是陈一白将军指挥侦译日军情报电讯精确的功劳。夫人沈珍(毅华)(1916年2月1日-2009年2月3日),江苏省吴县人,享95岁高寿。

早年[编辑]

陈一白出生于1905年。其父为陈敏卿,母陈秀姐,先前已育陈贞宝(后适邓汝楚)、陈贞妹(后适黄准华)、陈朝妹(后适秦锦康)三个女儿,陈一白为幺子。

早年陈一白随父敏卿公来到常熟北部沙洲。敏卿公帮助东莱徐韵琴筹资,在段山北夹筑坝断流,北夹淤涨,沙滩逐渐成陆地。1920年敏卿公于此围垦沙田,建有百余亩庄园,遂在此定居。庄园四周是转河,放下吊桥才能进庄,从此形成郁家桥镇。1928年后偏北1公里又形成锦丰镇。

考取交通大学[编辑]

陈一白

1925年7月21日,陈一白参加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部南洋大学考试,9月录取电机工程科(时凌鸿勋为校长,历经李范一接管南洋大学创建无线电工程师养成所、符鼎升代理校长的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电机科、蔡元培为校长的电机科、王伯群兼校长的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孙科为校长的铁道部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电信门,9月16日上午举行开学典礼。电机科助教常熟人王崇植为教务委员和校务委员。在大学里陈一白是交通部南洋大学南洋学会会员、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学生会附属义务学校国文教员[1]、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学生会《交大半月刊》编辑部广告、铁道部交通大学工程学会《工程》出版部编辑、铁道部交通大学学生会《交大月刊》出版部编辑。1929年7月1日,陈一白毕业[2]。7月20日,铁道部令本届毕业生赴各铁路局实习[3]

中国首座国际无线电台工程师[编辑]

1930年,张静江为委员长的建设委员会在李范一成立部分电台的基础上,在上海建成中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陈一白遂在国际无线电台任工程师,时称全国两个半电讯专家之一。后来担任军统电讯处长的魏大铭也在该无线电台,任报务员。时国际无线电台台长为温毓庆。发报台在郊区真茹,收报台侧在外滩沙逊大厦里,与欧美各国通报。1932年国际无线电台由朱家骅为部长的交通部管理,人事属于交通部统一调配。同时,陈一白还是中国心理学研究先驱之一 [4]

陈南琛沈毅华1932.11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侵略气焰嚣张,国民政府的国防部署也越来越紧张。交通部长朱家骅全力发展交通。1933年7月,由于陈一白是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朱家骅慧眼识才,国民政府指派陈一白铺筑了澄(江阴)巫(张家港巫山)军用公路,18公里,路基宽9米,1934年1月完工。以后国民政府巩固江防,再次由陈一白自江阴要塞向东,经杨舍、福前镇东、东莱、合兴至锦丰,抢筑军用公路。春季测量,盛夏施工,建桥筑基。同时琴(常熟)澄(江阴)公路、常(熟)十(二圩港)公路段始筑,其中常十公路43公里,路基宽7米,路面宽3米。以上公路均是常熟(张家港)、江阴历史上第一条公路。

“八·一四”空战的幕后英雄[编辑]

1934年,为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战争威胁,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又在南京通济门成立中央防空学校,开始大规模培养空军人才,聘请当时的电讯工程师陈一白任中央防空学校电讯班教官。陈一白由此投笔从戎,进入空军,为实现科技救国的远大抱负,以提升我国空军电讯技术至世界先进水平为己任。陈一白就此和年轻的中国空军结下不解之缘,并很快进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1935年,陈一白又任浙江警官学校第六届无线电训练班教官,专门培训航委会防空总台的无线电通讯员。无线电训练班设在杭州雄镇楼30号,大铁门永远紧闭,门口也没有任何牌子。浙江警官学校,是朱家骅所创建。

1935年秋,国民政府为对日防空需要,航委会密令陈一白布置第一线情报据点,北起青岛,南至温州湾,绵亘千余公里。建立崇明、海州、温州、杭州湾外桃花岛、陈钱山、小洋山、大洋山等十个监视台。以舟山群岛为布置中心,拱卫沪杭重要战略区域。1936年5月航委会成立防空总台,派陈一白为首任总台长[5],主办情报。陈一白经一年多的努力,刚完成部分布置,而日军就蠢蠢欲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日军海空军动态需求迫切,陈一白肩负使命,如百里负重。幸赖全体战友共济时艰,在抗战初期作出了颇多贡献。

沈珍(沈毅华)

1937年8月14日凌晨,上海,伴随着潮乎乎的暑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对日作战,一举击沉日舰一艘。下午,日军木更津联队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准备轰炸杭州笕桥空军基地。温州监视台长阮鹿年中尉在第一时间发现敌机,急电杭州友台。中国空军接到情报后,四大队高志航少校大队长率队迎击,全大队击落日机6架,而我军在空战中无一伤亡。中日首次空战,高志航和他们的战友们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蒋中正在8月15日的日记中记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此后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提议以后每年8月14日为中国空军节。“8·14”空战大捷,是防空总台第一线情报明悉日军鬼谲行动之功劳。而身为空军前敌总司令部防空总台首任总台长的陈一白将军和他的战友们,则是默默无闻多年,无人知晓他们为抗战作出的贡献[5][6]

部署敌后电台[编辑]

淞沪弃守,京杭沦陷,国民政府为长期抗战,西迁入蜀,陈一白随空军前敌总司令部退至汉口。此时人心混乱,情势危岌。按照上级部署,陈一白着手调整第一线布置,并开始部署沦陷区地下工作。

未久,日军占武汉,陈一白退衡阳,又西行至重庆,再转往成都。在这个艰难的阶段,陈一白领导下的工作成效虽没有抗战初期那样显著,但是沦陷区地下的电讯联络,以其机动灵活,已发挥至令人满意的境地。既然到了成都,就从事长久之计,陈一白调整思路,举凡人员调配、器材补给、专业培训、机构增强等等,均列出计划并逐步实施,以适应长期抗战的要求[7]。 当时,日军在华中以武汉为基地,窜扰南北,企图西犯。陈一白领导武汉地下电台,在日伪的严密搜索下,监视日本海陆空军整个动态。凡是日军的部队调动、辎重运输、舰船行驶、飞机升降和去向,中国战机出击所需日机空域气象等,都能力探迅报。武汉地下电台播报武汉日机每次袭击中方,已于数小时前预为防范,减少了大后方有形无形的损失。1938年5月,为加强南京的地下情报工作,把空军防空总台第八分台调进城里,改为军统南京区电台。虽然受军统支配,但驻汉口的空军防空总台长陈一白,命令南京区分台长潘光祥必须把搜集到的有关气象及日本飞机场的情况和日本海空军的情报向空军防空总台报告,为此潘受到陈一白的嘉奖[8]。可惜当时我空军实力与日军相差甚至远,这些情报直接应用于军事进攻的很少,以担任重要城市的防空任务为原则,所以空军前敌总司令部防空总台肩负重大使命。

破译日军密码[编辑]

1939年春夏之交,空军防空总台选派人员和军统密电研究组在重庆市七星岗神仙洞街94号豁庐合作,研习破译日本空军无线通信密码,不数月即成效显著。在重庆一次空战中,中国防空部队击落一架日军轰炸机,俘获飞机上跳伞的无线电通讯员石信三,空军和军统密电合作组把俘虏要来,于俘虏口供中,得知日军所用日文50字母组成的密码,经过努力,陈一白、冉一鹤、钟逢甲、叶宗元等人联合破译了密码[9]。随后以航委会名义,成立空军电信监察总队,陈一白兼任重庆分队队长,成都、昆明、西安等地分队长,分别为沈燕笙、冉一鹤、王惠民担任。

日寇空军的活动,均用无线电下达命令,受令机群接到指示,空军电信监察总队也同样收到,再转知防空哨所,施放或解除警报,迅速又准确,从未失误或谎报过。

1940年4月1日,蒋中正把在重庆的国民党各派系从事密电侦收和研译工作的:空军防空总台、军统密电研究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军令部二厅监测台、军政部研译室、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等7个业务相同的机构,统一合并起来,在重庆南岸黄桷垭的刘家花园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1940年下半年航委会少将副主任、空军第一路司令毛邦初向蒋中正申请,要求技术研究室把浮图关下徐家坡侦收台扩大改组为对日军电讯的重庆监察侦译工作队[10],隶属于驻上清寺的空军第一路司令部,获悉日机动向,专供空军参考利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密电情报的侦译工作。陈一白兼任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副主任。技术研究室设6个组,各组组长都是少将军衔。原7个业务相同的机构负责人是:空军防空总台长陈一白少将,军统密电研究兼组长魏大铭少将,交通部密电检译兼所长温毓庆中将,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长毛庆祥少将,军令部二厅监测台杨宣诚海军中将,军政部研译室直属何应钦陆军上将,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王芃生。技术研究室成立后,温毓庆虽为主任,被挤走去香港养病,魏大铭副主任想把所有人员强行拉入军统,遭到各机构抵制。因此该室表面上是按业务归口分工,实质上依然是自成体系。所以军统密电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军政部研译室、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这些情报分工单位依然各自为政;军令部二厅本来就是情报汇总单位,空军防空总台是情报应用单位,所以各机构侦译到日机动向,专供空军。当时各地无线电设备修理厂,都是在军法执行总监部监督下最快的时间内修复空军防空总台和美国空军的设备[11]。1942年2月,毛庆祥密告魏大铭抓权不轨,蒋中正撤掉魏大铭并宣布技术研究室的一切事务军统不得过问。后来军统另外成立特种技术研究室,和原技术研究室对峙[12][13]

破译的密码成为中国空军对敌作战的秘密武器,屡与日本空军“空中斗法”,使中国空军驱逐机多次以少胜多。凭此密码,1941年12月2日17时30分,监察侦译工作队截获破译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情报,蒋中正决定尽快向美国通报,通报分别由两条渠道同时进行:一是通过空军电讯总台联系中国驻美武官郭宝权少将、副武官肖勃少将在华盛顿直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秘密通报;二是由军令部二厅海军中将厅长杨宣诚在重庆召开盟军驻渝军事代表紧急会议,会上向美大使赫尔利通报,这样提前4天通告美国,但是美方却不以为然。12月8日日机果然偷袭珍珠港。是日,监察侦译工作队又侦获破译了几份从西贡起飞的日本轰炸机的电报,确认日机将轰炸英国远东舰队主力韦尔斯亲王号和利巴尔斯号。监察侦译工作队将译出的电文逐一报吿给英国驻华大使柯尔,柯尔竟然连声说:“不可能”。等到12月10日两舰被击沉噩耗传来,英大使后悔莫及[12][14]

与英国驻香港陆军合作[编辑]

1940年秋天,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然已风云日紧。鉴于陈一白在侦破日本空军电讯方面的建树,英国陆军驻港部队正式邀请中方派员予以协助。9月15日,陈一白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十期受训一个月,未及参加毕业典礼,10月中旬,他即随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郑介民去香港,与英军洽商如何建立空中及地下情报组织问题。随即陈一白奉命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名义,建立驻港第八工作队,从事香港航空情报侦测工作,侦报广州、三灶岛、海南岛各地的敌机动态。此外,港英政府还联同中国在广东沿海组织防空情报网。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协助盟邦并肩作战,陈一白深引为荣。

但是英方一面祈求中方的协助,一面又猜忌中方的布置。先是借口殖民地的规则,拒绝中方在港配置通讯机构,继而竟以莫须有污蔑中方,并电请蒋中正将陈一白撤换。幸蒋明察其奸,复电称“我国所派人员,果有失职情事,自有惩处办法。”于是英方无可奈何,但还是经常借故与中方为难。陈一白则始终坚守国家立场,理直气壮与英方抗争。直至陈一白的驻港工作队获得驻台湾的日本空军主力西调海南岛,有袭击香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的情报后,英方才一改过去的面目,对陈一白大为赞赏,并誉称陈一白为GOOD STAFF。

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蒋中正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陈一白回国述职,去成都筹组新工作机构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总队,首任总队长。并去中缅边境创建云南垒允防空指挥部。为配合英美在远东的战局,对日空军电讯侦译业务,已由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移交给空军电讯监察总队主管[12]。1941年底陈一白又分别在成都、西安、重庆、香港、仰光等地建立监察分队,各队负责人如下:成都陈一白兼、西安王惠民、重庆冉一鹤、香港梁伯嵛、仰光(未成)[15]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时,没有目睹英军投降的惨状。

协同美国“飞虎队”作战[编辑]

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落成主要中美负责人合影

1941年9月1日,陈纳德率部来到中缅边境云南垒允中央制造厂,因工厂原在杭州,当时习惯简称叫中杭厂。当时美国尚未参战,国民政府以中杭厂的名义招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队长陈纳德,拥有当时先进的P40驱逐机100架。

美国志愿队大队部设在垒允中杭厂内。中杭厂的中方监理钱昌祚,是常熟(今张家港)鹿苑人,他作为雇主和陈纳德签订了合作协议。防空指挥部也设在中杭厂内,首长是陈一白,他在垒允周围创建了20多个监察电台。陈一白有两位的助手:一位叫黄元明,常熟西北乡(今张家港塘桥镇)黄家桥人;一位叫曹振民,常熟青果巷人。垒允危急时他们坚持工作,并准备一旦垒允沦陷就转入地下。另外飞虎队地勤发动机组技术员樊友谅,常熟(今张家港)福前镇二圩港人;为钱昌祚、鲍雷、陈纳德三方传令员周光祚,常熟(今张家港)鹿苑镇人;中杭厂的警卫大队长蒋伯范,常熟福山人;中杭厂美员招待所、俱乐部负责人钱树琼,常熟南门阔墩里人。陈纳德负责迎击来犯日机,钱昌祚负责战机维护,陈一白负责指挥侦报日机情报[16][17][18][19]

在垒允的电讯监察台几乎每次都能预先侦察到日机的来犯,为美国志愿队迎战提供了时间。当时美机用“飞虎牌”油漆在座舱外画上一只双翼猛虎,加上战果辉煌,被称为“飞虎队”。飞虎队参战一个多月后,陈纳德到中杭厂演说,感谢中杭厂的良好合作。这其中也包括了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电讯的精确及时[20][21][22]

1942年5月1日下午,日军进占缅甸,继而进攻云南,迫于地面战事不利,中杭厂被迫从垒允撤退。陈一白将军焦急地在防空指挥部等待着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中将的指示,他的助手曹振民,黄元明神情紧张地不停拍发电报,他们坚持到最后,等飞虎队陈纳德和厂长钱昌祚率队撤离后,中国远征军参谋团林蔚文将军发来急电:飞机厂必须紧急撤退!陈一白大声命令:“毁掉所有电报稿!三人一组携带电台,潜伏滇西各县!”队员们齐声回答:“是!长官!”[23]陈一白转赴成都,化名何非光,回到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总队,总队设在西门大街共和里一百四十几号,是一所洋房。

与英国驻印度空军合作[编辑]

1942年5月,英军在东南亚战场失败后,英国皇家空军向中国提出派遣军事情报主管前往英方,陈一白派一队人员前往新加坡,未及到达,而星洲已陷。随后又在缅甸仰光开展工作,未久仰光又被日军攻下,该队全体人员辗转回国。

1942年秋,复应英空军要求,经蒋介石同意后由军令部二厅海军中将厅长杨宣诚赴印度,与英国驻印总督蒙巴顿元帅共商情报合作大计,配合英印联军总司令部作战。会谈中定下,由中国政府派遣航委会建制下的电讯情报人员驻印,陈一白遂派队到印度。10月24日,全体队员30多人集中在重庆上清寺空军招待所,携带无线电侦察设备及日军无线电通信的研究材料,从重庆直飞昆明,再分两批从昆明直飞加尔各答,在加城东北皇后公园地区,成立中国驻加城电讯监察队。魏大铭推荐倪耐冰为分队长,邱沈钧任副队长。这是陈一白建立的第6监察区队,简称印队。当时英空军情报部门驻印有150多人,但是英印军东方军区空军指挥部情报处长福尔克纳上校就曾说:“我们对日军航空部队的无线电侦察没有基础。”我印队展开工作后,很快破译了日军密码,侦获了日军航空部队在印支地区的兵力、分布、隶属关系、战斗序列、活动方式。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印队先后侦获日本驻缅甸陆军航空队300多件情报、而英印侦查机构却一无所获,英印空军往往依靠我印队情报来指挥作战,对日本空军予以沉重打击,福尔克纳非常满意[12]。鉴于此前在香港与英方的合作经验,在人员未出发之前,详定合作条例,照会英方,不使英方有借口推诿的地方。

谁知这样还不行。在1943年4月,陈一白召集各队干部至重庆举行情报检讨工作会议时,印队队长倪耐冰因携带文件被阻于机场,以致迟返重庆。英国大使馆空军武官华伯顿据报后,向中方提出抗议,並以印队拒绝指导英方技术、未给技术参考资料为名,对我国相关人员表示不满。

陈一白开完会议,接到转来的英方抗议,无奈只好以私人身份登门拜访华伯顿。华伯顿马上邀请相关人员参与会谈,以非外交人员不得携带文件的国际惯例,公开向陈一白发难,并列举一条条中方违规之状。华伯顿气势很盛,然而陈一白不以为意。

陈一白微笑着向华伯顿指出:依照合作条例,交换应为情报而非技术资料。又闻印度上空有敌机被英国空军击落,但日军俘虏口供及文件等情报,始终未见英方交换。中方交换技术资料或派人指导,未获上级批准,印队自难照办。考虑到印队协助英军作战,可比照外交人员可携带资料的惯例,予以优待。陈一白又见所邀人员中有位叫牛津的,是前香港英陆军总部的空军情报承办员,于是正言牛津:香港沦陷后,第八工作队在港潜伏人员,已有一人殉难,希望英方对印队人员妥为保护。

陈一白舌战群“英”,弄得华伯顿语塞。是年7月,驻印度电讯监察队奉令撤回,停止了与英方的合作,英方当然知道是自己的过错。

为鄂西会战制胜日军提供情报[编辑]

1943年5月,陈一白作出新的部署,合并地下工作部门,各系统情报归空军前敌总司令部电讯监察总台管理,陈一白首任总台长。同时,在重庆磁器口繅丝厂背后的钟家山,陈一白兼任了中美合作所电讯总台长,这里要特别提出的,就是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说服了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用中美合作所的无线电设施同美国罗斯福总统直接通讯联络。在中国的蒋中正和赫尔利同在华盛顿的罗斯福之间的最重要的来往电报,都通过中美合作所电讯总台[24]

是时,鄂西会战激战正殷,最高统帅蒋中正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很多是参考了陈一白提供的情报。最后凭借陈一白的意见,下达反攻令。本次会战日军伤亡4000人,被迫退回原驻地,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日军妄想通过这次战役夺取重庆门户——石牌要塞的企图破灭。蒋中正在收到6战区司令陈诚发来的战报后,致电宋子文:“宋部长:敌进攻我长江上游要塞之三个最精锐师团,三日以来,已为我军完全击溃,其余尚在围歼中,此役不久可获得万全胜利。中正。”故在会战结束后的军事检讨会议中,空军电讯监察总台博得了很多的赞誉。

在此阶段中,陈一白对国家贡献巨大,然而,他的个人处境非常恶劣。陈一白自香港返回后,即因下属组织叛乱,受到株连,夫人沈珍及子女蒙难月余。由于陈一白把全部精力放在抗战救国中,不适应官场生活,在官场争斗中遭到倾轧。1942年,他为了充实组织编制,提高人员待遇,遭到空军最高领导的压迫,陈一白消极抵抗了一年之久。

1944年5月,陈一白兼任航委会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负责人,这个训练班设在重庆遗爱祠,实际上是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所办,以空军名义招收大学生几十名,专门训练密电码破译技术。该班于当年秋季结业,其中有两人被分别派到军统兰州特警班和福建建瓯东南特警班担任密码教官[25]。而在当年,陈一白再遭挫折,他后来在《参加八年抗战工作经过》[26][27][28]中回忆中说:“复遇奸恶之摧残,余不惜以个人去留力争,未有使团体工作受辱。”

一心报国而在空军内部屡遭挫折,他于1944年7月另就专员之职,12月任副主任。使陈一白颇感“体倦神疲,无何推进”。

将军的书生本色[编辑]

八年抗战期间,陈一白深明民族大义,遵守国共合作条例。据当时是新四军地下党特派员的何洛(原名陈锡清、又名陈志辉,系陈一白表外甥)回忆,陈一白曾向新四军陈毅部传递日军情报,由何洛亲自取情报飞报陈毅军长。

1945年8月,抗战宣告胜利了,八年辛苦,陈一白无愧于国家和民族。不久,陈一白离开空军,叶彦世继任空军电讯监察总台少将总台长[29] 。陈一白调到南京任交通部交警电讯总台长。总台机关在南京评事街18号。开始夫人沈珍和大女陈珊屏住在上海沈珍娘家,陈一白带着长子陈亚屏、次子陈东屏(陈森权)住在机关宿舍。

陈森权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因为在机关,叔叔们都穿军装,所以印象很深。父亲穿的是将官制服,他的秘书胡鸿业穿的是校官制服。”当年任交通部交警电讯总台工作的张立平回忆:“娘舅陈一白虽为将官,但他很低调,很少穿将军制服。制服就挂在办公室后面的一个玻璃柜子里。”

抗战期间,陈一白的父亲敏卿公去世。陈一白一直在抗日战场最前线,忠孝不能两全,自己是独子却不能回来奔丧,忍痛让姐姐们把遗体封存在老家。三年后抗战胜利,陈一白随政府迁回南京,才回乡为父亲举行葬礼,守灵三天。他的一个连卫队,跟随首长回老家,发丧时鸣枪致敬。据何洛大儿子陈乐行介绍,当时蒋宋孔陈(蒋经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均亲笔题赐匾额送到郁家桥丧礼上。据陈家后人回忆,陈一白当时还出资在老宅开办敏光小学,后改名为郁家桥小学,邀请在上海的内弟沈克翔来当校长,还从上海请了几个女知识分子来校当老师教学生。

抗战胜利初期,陈一白的一个学生当过汉奸,想求老师帮忙来逃脱惩处,愿意送他一栋上海愚园路的别墅,被一口回绝。实际上,陈家并没有自己的房子,全家人住在陈一白单位里,或者租房借住。1948年后,全家回到上海,住在夫人沈珍在豫园的娘家,30平方挤着七、八口人。

1947年8月9日,陈一白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江苏省代表竞选,得票2230票落选[30]

1948年冬天,由于下属2个监测台投奔解放军,陈一白被保密局以“下属通共”而问责,被毛人凤关押一个多月。释放后,他想起多年来遭到的摧残压迫,看透政治,决心退隐,于当年底辞去一切职务,打算留在上海研究学问并为国家培养无线电人才。他也不打算去台湾,因为根据自己一生事迹判断,有功于抗日,对共产党也有功,不会有危险。

1949年4月,解放军进入了陈一白的老家郁家桥,不久,他就把百余亩庄园祖产全部送给了新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上将发出邀请,请陈一白北上,负责组建邮电部,拟任邮电部副部长。并请原19路军上将陈铭枢来征求陈一白的意见。当时国共两党都在抢科技人才[31]

魏大铭将军给陈一白将军夫人沈珍的亲笔信

未及回信,陈一白就遇到了大麻烦。1950年某日,蒋中正派陈一白在浙江省警校的某学生来到上海,由陈一白的妻表弟祝仁波介绍上门。祝仁波是军统电台报务员,参加过松山战役,后来离开军统,埋头做生意,他的妻子是中共叛徒顾顺章遗下的孤女。台湾来的学生见到老师,并没有告知来沪目的,陈一白也就没有向上海市公安局报告。没想到这就铸成了大错,因为公安局早已盯上了台湾来人,由此,也注意上了陈一白。过了几天,陈一白被通知去国际饭店开会,从此一去不复返。过几天公安局前去抄家。陈一白虽为将军,两袖清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著作被抄走,英国人送的一枝派克金笔和一块瑞士手表,没有写收据就被拿走了。这时家人才知出了大事。

据陈一白家人告知,陈一白性格刚强,只说自己抗日无罪,也没有说出受邀组建新政府邮电部之事,更闭口不谈给陈毅提供日军情报一事,自己身陷囹圄,还担心祸及好友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亲戚何洛、赵惕义。当时解放军24军70师教导队队长(后任天津警备区参谋长)高建华曾亲赴提篮桥监狱探望,但此时陈一白已不愿意多说了。

1952年11月20日,将星陨落,他的衣冠葬于苏州天灵山。[32][33]

著作[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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