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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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後,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

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最主要是以「中國人」和「香港人」這兩個身份為主,不過這兩個身份可以互不排斥地存在,故在研究中也會用到「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混合身份」來予以研究對象選擇[1][2]:1。此外由於成為中國公民不是成為香港居民的必要條件,而香港亦有少數族裔在該處長居[3];香港居民以往在感知上把中國文化、經濟和政體分離[4]——部分學者會把其歸類為「文化中國」、「經濟中國」、「政治中國」[5],所以亦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認同[1]

概論[编辑]

一般認為,香港居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20世紀60-70年代間首現[6]:89[7]:3[8]:79,不過中上階層的華人的香港認同則早在19世紀末便已出現[9]:213[10]:226。當中政治、經濟、文化的獨特性會促使香港居民對香港人這一身份出現認同感,並視中國大陸為他者[11]

英方在管治初期盡量保留香港的本地文化,對其採取盡量不干預的態度[1],比如對華人仍採用《大清律例》約束[8]:118-119、容許華人納妾[1];不過仍在19-20世紀期間對華人採取種族歧視政策,比如華人較難獲得官職、華人公務員福利較少[8]:106-108[12]:12-13。但當時香港華人對這採取不反抗的態度[13]:123。此外在教育上盡量不觸及政治、中國近代史以及香港史。中史教授上一般側重文化層面,以「思想、精神、性格、價值觀」方面的論述為主,不注重培育愛國意識,這樣使得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超越當代中國政治」[1][8]:15-16[14][15]:66-68。而這些政策皆使得70年代以前大多數香港居民仍認同自己為中國人[8]:82,或以祖籍、出生地等地理背景為其身份認同[1]六七暴動以後,香港大部分居民儘管仍對共產政權反感[16],但當時香港的大專學生和知識份子仍投入了一系列帶愛國反殖民色彩的運動,包括1968年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和1971年的「保衛釣魚臺」運動,該些運動強調「中國人」這一身份。此一情況直至四人幫倒台,大專學生失去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美好想像才結束,轉向關心香港社會,塑造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1]

英方在六七暴動過後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以緩解民生、促進社會歸屬感。同時香港居民憑著本土優勢發展經濟初獲成果,皆使得香港居民更認同「香港人」這一身份。戰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嬰兒潮」出生者也於這個時段投身社會,他們自幼便與中國大陸這個「他者」疏離,亦使香港居民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進一步增加[11][17]。在回歸的事實已確定後,對中國的文化認局和政局認同便開始出現排他性,不過相關情況直至2008年後才顯現[18]。回歸初期由於經濟及政治等因素,使得香港居民漸漸出現中國人意識[19],不過隨後由於中港矛盾、政制改革以及修訂逃犯條例所引來的爭議,使得香港居民出現了本土意識,並對中國人身份感到抗拒[20][21][22]

歷史[编辑]

19世紀初[编辑]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沿海的部分人民(包括香港島)欠缺民族意識,以利為先。為此他們不計較受僱於英方,為英國艦隊提供食物及各種服務[2]:15-18[8]:152-153。戰爭結束後,香港便於1842年8月29日正式割讓給英國,成為英國的殖民地[2]:20。之後香港附近的客家人也籍著英國開墾香港島的機會,前往該處謀生。由於他們沒有被戰火波及,因此並不對英國抱有仇恨意識[2]:20[13]:76、122。 不過當華人自覺自身利益會受到英方損害時,便會聯合起來反抗,再加上英國的種族歧視政策、華人少與英方接觸等等的因素,促使屬不同鄉籍的香港華人互相合作,自覺為命運共同體,視香港的英國殖民為「他者」,形成了「香港華人社會」的意識[2]:22-25[13]:123。英方在管治初期盡量保留香港的本地文化,對其採取盡量不干預的態度[1],比如對華人仍採用《大清律例》約束[8]:118-119、容許華人納妾[1];此外在教育上盡量不觸及政治、中國近代史以及香港史。中史教育上一般側重文化層面,以「思想、精神、性格、價值觀」方面的論述為主,不注重培育愛國意識,這樣使得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超越當代中國政治」[1][8]:15-16[14][15]:66-68

70年代以前大多數香港居民普遍以祖籍、出生地等地理背景為其身份認同[1][8]:82,他們對政治不關心,亦因此對香港沒有認同感[13]:123

19世紀50-60年代[编辑]

1868年的文武廟——廟宇對於華人共同凝聚有一定作用

19世紀50-60年代,中國先後出現太平天國運動土客冲突广东洪兵起义等等的戰亂,使得許多內地商人及一般市民為逃避戰火來香港居住[2]:27[13]:123。當時來港的有廣東人四邑人潮州人客家人福佬人。雖然他們互有競爭關係,但由於在殖民統治下面對同樣的困難因而互相合作,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形成華人團體意識。此外他們亦建立了各種廟宇,對於華人共同凝聚有一定作用[2]:29-31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葉名琛以各種方式透過香港牽制英國,包括脅迫港民不要繼續在港做生意,並要求他們回鄉,不然廣東官紳會對他們自身及其家屬不利;此外亦派人燒毀英方糧食。英方也因裕盛辦館毒麵包案對華人產生猜忌[13]:126-127,並捉拿800-900名華人可疑份子。這些因素皆使得7萬4千名港島華人當中有2萬人回鄉。蔡榮芳認為當時的香港華人只以利益為先,因此返鄉一事反映了他們對雙方的反感,且沒有任何愛國思想在內[2]:35-36;丁新豹則認為即使有香港華人被迫回鄉也好,也沒可能這麼齊心,故此是一種愛國的表現[13]:126-127

另一方面,毒麵包案涉事者張亞霖無罪釋放後,華商對英治香港的信心也大增[13]:127。當時部分低下層香港華人及華商再到受僱於英方,支援對中國的侵略,並在戰爭勝利後分得部分滿清政府的賠款[2]:36[23]:28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英國與滿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正式把九龍半島割讓了給英國,當地人民對此並沒有強烈的反殖愛國行為[2]:36、52-53[8]:153

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编辑]

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由於中國先後經歴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百日維新戊戌政變等事件,使得當時的香港商家及知識分子產生復興中國民族意識的思想[2]:60-61[23]:63、77。但是當時的香港華商認為需要先與英國合力,強迫清政府改革,才能救國。而這則受到維新論者康有為的批評[2]:65。當年這些訴求雖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同情,但倫敦方面則要求殖民地政府不要插手[2]:70。一連串帶民族主義色彩的運動反而使香港華商對殖民統治下的資本主義以至相關文化產生認同[9]:213[10]:226

同時,維新黨人和革命黨人也透過在香港開辦《中國日報》、《維新日報》、《有所謂報》[13]:130等報刊宣揚愛國民族思想,不過它們的影響力不大[9]:20。 1914年,國民政府出現內部鬥爭及財政問題,當時的香港紳商便建議跟港英政府合作薵辦貸款,交換條件則是其能協助重組廣東省政府[2]:100

1905年、1908年的兩場對美貨及日貨的杯葛運動、1911年發生的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中,在香港受到關注及參與,並且強化了香港居民的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意識。

這個時期在多場政治改革及運動下興起了中國民族主義,「中國人」成為香港居民主要的身份認同,同時他們亦對身份認同有了更大的關注。

20世紀20-70年代[编辑]

香港在1941年前被日方佔領時有100多萬人,日軍佔領時大量民眾返鄉避難,至1945年二戰結束時香港居住人數只有60萬人。1949年,香港人口在短短4年內增加超過3倍多至220萬人,當中大部份是逃避國共內戰的難民,包括國民黨黨員、資本家、文人、一般人民[17]。內戰後,國共兩黨在香港也有活動,亦各吸引了一些香港居民支持,不過大多數居民都因「難民心態」,而對兩者反應冷淡[16]:203-205[17]

之後在60-70年代,內地在中國共產黨管治下發生了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事件,再出現大批「逃港者」。他們在邊界封閉後透過抵壘政策成為香港合法居民[24][25]

這些來自中國的逃亡者抵達香港時皆抱有一種「難民心態」,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在香港居住的過客,只為了尋找經濟上的機遇,或視香港作資金避難港,或視逃避政治動亂的地方,在動亂結束後便會離開。同時,英方在1951年以前沒刻意切斷香港跟中國大陸的聯繫,故此他們始無法對香港產生認同感[1][8]:21、80。當時他們的身份是雙重的——殖民地下的「順民」及炎黃子孫[19]

1967年發生六七暴動,左派的形象嚴重受損,以致對港英政府的認同增加,及後港英政府推出新政改善民生問題。60年代之後,逃亡者們目睹中國內地經濟及冶安的不穩定,開始放棄返回中國居住的念頭[26]。無處可歸的他們開始產生「香港是我家」意識。在這個時候,「香港人」身分認同首次地萌芽[24]

另一方面,香港的大專學生和知識份子仍投入了一系列帶愛國反殖民色彩的運動,包括1968年的「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運動和1971年的「保衛釣魚臺」運動,這些運動也是超越「殖民地居民」身份,並更為重視「中國人」身份。

麥理浩時代(1971至1982年)[编辑]

第25任香港總督麥理浩是少有外交官出身的港督[27],與身為殖民地官員的前任總督不同,外交部的背景使他沒有殖民地的包袱,他雖然不是公共行政專才,但擁有對政局敏銳的分析力[27][28]。為了重拾香港市民自六七暴動以來的信心,麥理浩甫上任便強調香港已儲備足夠的經濟能力,現在是改善生活的時候[29]。透過大幅增加公共開支,他在任內大刀闊斧地推動前所未有的新政,幅度和深度比前任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政策不單令香港出現既深且廣的發展,也令政府在市民心目中重新塑造良好而正面的形象[27][28][30]

在麥理浩前後10年半的港督生涯中,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地下鐵路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紛紛在他任內推出,香港在房屋、廉潔、教育、醫療、福利、基建、交通和社會各方面均有深刻的改善[31][32]。他的各項政策改變香港原有的面貌,促成香港的經濟起飛,香港由一個相對傳統的殖民地,蛻變成一個急速發展的大城市[33][34]。受惠於他的政策,市民大眾的生活水平得到明顯的提升,各項大型基建也直接改變市民原有的生活方式[34]。這一系列的轉變及改善也進一步強化了「香港是我家」的意識,令香港居民慢慢對香港人這一身份產生認同感[35]

1976年中國共產黨四人幫倒台後,香港大專學生和知識份子失去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美好想像,對「中國人」身份的重視受到影響。他們繼而轉向關心香港社會,塑造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1]。而在這種本土意識建立的初期,他們更認同自己為「不一樣的中國人」,沒有全面否定中國人這一身份[4]

在70至80年代,在香港出生亦在香港長大(俗稱土生土長)的香港成年居民開始出現,港產片粵語流行曲香港漫畫等香港本土文化盛行,經濟起飛以至贏得「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美譽,使得香港和中國不單在政制和社會上有差異,在自身的文化和經濟的差異也急劇變得明顯。另外,1981年英國政府通過《英國國籍法令》使250萬名香港居民失去英國居留權。在這些種種因素影響,港人本土意識進一步萌芽[9]:216[17][18][36]:209-210

後殖民地時代(1980至1997年)[编辑]

由於香港92%的土地經《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而來,以99年為限,期滿後英國將喪失該92%土地的一切權利[37]。香港將無法單憑這8%剩下的土地而運作,英國須與中國商討香港前途[38]。 學者林鴻達宣稱,香港革新會在1982年3月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民意調查,報告結果是逾八成市民希望繼續由英國管治,只有百分之四受訪者表示願意由中國大陸管治[39]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前夕,香港有150萬名市民參與遊行,表達他們對中國示威學生的支持,成為當時香港歷史上最多人參與的游行活動[40][41]。六四事件以武力清場結束後,香港居民對中國失去信心,並趨向認同「香港人」身份。

回歸初期(1997至2010年)[编辑]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從1997年至2006年,身份認同調查中被訪者回答「廣義香港人」的比率呈緩慢下降趨勢;「廣義中國人」的比率就呈緩慢上升趨勢。相關數值在初期亦出現認同「廣義中國人」多於認同自己為「廣義香港人」的情況[42]。這可歸因於香港主權移交以無衝突的形式完成,象徵「一國兩制」成功落實、中國申辦奧運成功、香港回歸初期經濟不景氣、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篷勃等因素[19]

2004年10月1日開始,中國為宣揚愛國主義,在晚間新聞之前播放以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為主題音樂的宣傳短片《心繫家國》 。

自2009年起,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性顯著下降,在2010年12月同類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為21%,下跌了7%[43],而香港人認同則升了11%,至36%,相信是受中國政府阻撓劉曉波領獎事件、打壓其他維權人士及馬尼拉人質事件的影響[44]

中港矛盾升溫(2010至2018年)[编辑]

近年來,香港政府嘗試以各種方式增加香港人對中國及中華民族的認同感[45],包括2012年嘗試在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2016年簽訂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透過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香港及中國政府合力消除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空間規劃及社會政策上的區隔,將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進行「互聯互通」來強化雙方關係[45][46]。大律師李柱銘則認為,中央政府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的是要模糊香港人的身份定位[47]。以上一系列的嘗試及政策都在香港民間受到強烈的抗議,使市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加劇。

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論》成為暢銷書[48],其以香港人作本位表述社會現象,呼籲停止寄望中國變得民主化,並探討香港自身的族群意識。

由2012起,中國大陸與香港矛盾明顯升溫,並出現光復上水站孔慶東辱罵港人事件D&G禁止香港人攝影風波等大型風波。這些矛盾導致「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出現嚴重對立。社會間甚至出現「被稱呼是中國人是一種侮辱」等言論。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提出「831決定」,與泛民主派多年要求的真普選的原則互相違背,因而被視為對選舉自由及民主的打壓,此舉加深了市民對中國政府的仇恨。繼後產生的雨傘運動促使本土思潮的興起以及「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提高。

此時,香港居民對自身身份認同開始變得非常重視。2014年9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香港民族論》論證香港民族主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出現搶購潮[49][50][51]

現狀[编辑]

2019年,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塗鴉。

截至2019年6月,香港居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感是1997年以來最高峰。相反地,對於「中國人」身分認同感則錄得1997年有紀錄以來新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2019年6月27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認同「香港人」比例為53%,認同「中國人」比例為11%,認同「香港的中國人」比例為12%,認同「中國的香港人」比例為23%。換言之,76%認為自己是「廣義香港人」,23%則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21]。其中年齡為18-29歲組別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比例更高達75%[52]

2019年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群眾運動,其中在6月16日的遊行共約200萬人參加。運動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及「香港人加油」為成為主要口號,運動其間發起手牽手組成橫跨香港各區的人鏈的和平行動「香港之路」以及抗爭者創作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並在多個地區的商場進行大合唱等種種行為不但促使市民偏向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也證明了市民對「香港人」身份十分重視。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稱「一個新的香港人的身分很明顯地建構中,(反對運動)當中的精神已經超越五個訴求」[53]

重要事件[编辑]

中法戰爭[编辑]

到了中法戰爭時,香港居民因受到法國軍艦的直接威脅,及「共同抗敵,保衛家園」的愛國主義色彩宣傳的影響,而自發出現愛國主義的表現[2]:53[13]:130。並由於港英政府對拒絕運載法國人貨物的船夫的高壓處理手法激起民眾不滿,使得「原本排外抗法的情緒,擴大為反英抗法的民族情緒」[2]:53[23]:37-38。不過仍有香港華人受僱於法國人,擔任密探等工作[2]:53-54

租借新界[编辑]

1898年,英國跟滿清政府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區及235個島嶼租給英國,為其99年[13]:114。雖這得到香港部分商家的支持[23]:70,但卻激起當地人民反抗[8]:154-155。儘管一些內地史學家會認為這是當地人民的抗英反殖行為[8]:155,但按照當年新界居民的抗英文書,土地擁有權問題、害怕地方習俗受到侵犯、謠傳英國人會對他們不善才是抗爭的主因[2]:66-67[54]:21-22

杯葛運動[编辑]

1905年,因應美國存在歧視華人的風氣及美國通過了禁止華工的條約,各地華人紛紛參與了杯葛美貨的運動,香港亦有很多知識份子、辦報者及一部分華商參與這場帶有中華民族主義色彩的運動[13]:130[2]:71-72[23]:77。1908年反日杯葛運動亦同樣反映了當時香港華人的民族主義[9]:94

五四運動[编辑]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部分香港師生及民眾跟隨這場帶愛國主義色彩的運動,一起抵制日貨。而商人則在較後時期才跟進事件,提倡中國產貨物[2]:102-103

辛亥革命[编辑]

辛亥革命發生後,不少在港華人對中國政治再度關切,激起民族主義意識,並認為下一步應驅除英國人,故此引發了一系列暴力事件,但很快就被平息[2]:85、90-91[9]:99-101

六七暴動[编辑]

六七暴動使得其他香港居民認同儘管以往印像很差,但仍對抗「暴徒」的港英政府。令他們出現了一種隱約的本土意識。

六七暴動是1967年香港的左翼親共份子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發動的一場鬥爭,其目標主要是針對港英政府,並四處埋伏炸彈襲擊警察,不過仍傷及一般市民。由於當時大部分香港居民皆是逃避中國共產黨所帶來的政治動亂或其他戰亂而來港避難的,故群眾普遍對此感到不滿,認為不應把鬥爭帶來香港,並視該些親共份子為「暴徒」;繼而認同儘管以往印像很差,但仍對抗「暴徒」的港英政府。令他們出現了一種隱約的本土意識[8]:82-83[17][55]

六七暴動亦殖民管治的轉捩點[24]。事件發生後,港府反思管治模式後察覺到在施政上的不足,並發現市民「對香港沒有歸屬感」。在第24任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的帶領下推行多項新政,當中包括修改勞工法例,進一步保障勞工權益、另外還加強官民溝通、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56][27]。然而,戴麟趾作為殖民地出身的官僚,往往施政上偏向保守,始終以維持殖民地的財政穩健為依歸,大大限制了改革的力度[28]

六四事件[编辑]

六四事件期間,香港居民透過不同方式支持這場運動,使他們在情感上跟中國大陸再度聯繫,而當運動以鎮壓形式結束後,香港居民便更趨向認同香港人這一身份——這場運動加強了香港居民對「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9]:249[57]

中國經濟急劇發展[编辑]

21世紀初期,隨著2001年中國便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及2003年與香港簽訂兩地更緊密經貿合作協議[58]等事件,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急速地上升,使得兩地的經濟優勢差異相對減少,香港並需在經濟上更依賴內地。香港居民因此對中國人的認同增加,香港人認同則減少[36]:257

雨傘運動[编辑]

雨傘運動過後,本土思潮有更激烈的趨勢,部分香港市民因應雨傘運動的訴求得不到正面回應,而轉向認同本土理念,認為只有本土思潮的內容才能使香港實現「真普選」,他們因此較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轉向認同自己為香港人[20]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编辑]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所引發的示威使得香港居民對香港人的認同創1997年以來的新高[21]

影響或相關因子[编辑]

出生地[编辑]

20世紀70年代亦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戰後青年投身社會的時機[17]。他們成長經歷一般差不多,擁有共同的經歷[1],沒有經歷上一代人的難民心態[12]:53,同時沒有上一代對中國的認知,媒體對中國的負面描述及親身體驗令他們對中國感到疏離以至抗拒。上述因素令他們發展對香港人這一身份的認同[1][9]:216

而在回歸至2016年間,非香港出生的青少年一直比在港出生的青少年更認同自己為中國人[18]

香港文化[编辑]

香港文化中西合集,當中的電視、電視劇、流行曲、電影在70-80年代間紅極一時,甚至影響了荷里活電影的製作[9]:214[11]。而在價值觀上又形成了中西混雜的情況,重視像家庭、教育般的中國傳統價值之餘,又重視法治、自由等現代西方價值,形成了一種獨特文化[9]:215[59]。香港香港居民對於這種文化普遍感到自豪[9]:215,進一步加強對香港人的認同[18]。此外無綫電視在1967年11月19日啟播後,全港市民便出現了集體看電視的共同經歷,這種共同經歷同樣有助於建構香港人認同[36]:196-197

部分流行文化亦包含了貶中拔港的元素在內,例如《網中人》中的中國大陸新移民「程燦」,劇中刻意把其塑造成一位帶土氣的角色。「貶中拔港」亦是香港人認同的其中一個塑造因子[4]

經濟[编辑]

在20世紀50-80年代,由於大量人口由中國大陸逃來香港,帶來資金和人力、香港因國際環境被迫轉型、港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工人的生活需求不大,使得香港的經濟篷勃發展[8]:77[10]:356-357——與1968年相比,香港於1973年的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了1.73倍[9]:214;香港的人均所得也在1950-1979年間增長了19倍以上[8]:78。市民的物質生活在期間從「溫飽有餘向富裕生活轉變」[10]:424,並刺激了香港的文化發展[9]:214。中國大陸在實施改革開放後,到訪中國大陸的香港居民增加,並親身體會當時中國大陸的落後[12]:101,令當時的人感到自己是「特殊以至與眾不同的華人」[9]:216

香港回歸初期經濟不景氣,同時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篷勃亦使得香港居民對「香港人」的認同感變低,轉向認同自己為中國人[19]。不過隨後則因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對香港構成物價和租金上升、生活空間也變得需更迎合大陸人需要而被迫改變,符合市民需要的商店卻因此撤出,而使得香港居民更具排斥大陸的意識[5][22]

政府政策[编辑]

麥理浩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加強了香港居民以香港為家的意識,包括十年建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興建新市鎮、九年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等等[17][31][35],而港英政府對中國大陸移民的管制加強及承認居滿香港7年者為永久性居民,同使香港居民對之後的移民不再有較寛容的態度,而視之為侵害自身利益及搶奪資源的他者,誘使人更認同香港人這一身份[36]:208-210。回鄉證制度同樣加強了香港居民對香港人的認同,因內地在實施初期把使用回鄉證的香港居民視為「外人」,對其實施嚴格管控,令香港居民因此對內地產生疏離感,挑戰了香港居民對中國人的認同[36]:247-249

政治取向[编辑]

王家英及尹寶珊於2007年指出,認同擁護個人自由人權比擁護中國國家利益重要者較偏向認同自己為香港人,反之認同後者較重要或兩者同樣重要者更偏向認同自己為中國人[18]。而在對香港政府的信任方面,回歸初期兩者相差不大,到了2014年時差距卻擴大至49%[18]

中國大陸與香港矛盾[编辑]

中聯辦前的香港英治時期旗幟及「中國人滾回中國」標語

香港社會在回歸以後愈偏向認同後物質主義價值[60],開始重視保育等非物質價值[61],使得部分香港居民開始不再以經濟發展為唯一和首要的目標,故「當政府的經濟發展是以中港融合為前設時,隨之而來的認同衝突也就火速擴散」[62]

隨著在2003年實施的港澳個人遊(俗稱自由行)及2012年實施的港深两地融合等政策,加上2008年過後中國政府對港政策邁向強硬[11],中國大陸與香港經濟、社會、文化之間矛盾越來越明顯,甚至引起衝突。包含「雙非」嬰兒潮、水貨客在內等涉及中港利益衝突和文化衝突的現象,使得中港矛盾升溫,令香港居民出現反大陸的對抗意識,並衍生出本土意識,擁護「香港人」這一身份[63],把中國大陸的政權和民眾視作侵害自身利益的「他者」[5]

中國負面事件[编辑]

中國在安全及人權上等負面問題發生時,往往會使香港居民對中國感到抗拒。2008年時,四川地震後所揭發的一系列醜聞、毒奶粉事件、中國政府打壓劉曉波,2010年揭露的地溝油問題,2011年艾未未失蹤等事件亦令香港居民對中國的印象轉差,隨之帶同對「中國人」身份認同下跌[64][44]

優越感[编辑]

集體回憶及共同經歷[编辑]

參考資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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