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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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為香港歷史系列之一
歷史年表 · 大事記
史前时期
秦朝至元朝历史
香港1197年
(曾分別屬番禺縣寶安縣東莞縣(東官縣)廣州府
港葡時期
(1514年至1521年)
明朝历史
香港1521年
(屬廣東省寶安縣,後易名新安縣
清初历史
香港1683年
(屬廣東省新安縣
香港1787年
(屬廣東省新安縣
港英時期
香港割讓
開埠初期歷史
(1842年至1898年)
20世紀初歷史
(1898年至1941年)
香港保衛戰
香港日佔時期
香港重光
六七暴動
香港過渡時期史
香港主權移交
香港特別行政區史
沙士
七一遊行
雨伞革命
教育史 · 規劃史
經濟史 · 軍事史
警察史 · 航空史
巴士史 · 鐵路史
法定古蹟 · 歷史建築
一級 · 二級 · 三級
另見:
中国历史 · 英國歷史

其他香港系列

文化 - 經濟
地理 - 政治 - 教育
Flag of Hong Kong.svg 香港主題

香港歷史始於超過公元前3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居住於華南地區沿岸島嶼原住民,其後被秦朝納入中國版圖後,踏入信史的開端。在往後的千多年間,香港就已經是中國南方的一個捕魚產鹽之處。其後大英帝國在香港建立殖民地而成為自由港,香港早期以經營鴉片貿易為主,隨後發展為東南亞中國貿易中轉站[註 1]。1949年中共建政起至改革開放前,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全部停止,香港逐漸由貿易港口轉型成製造業城市,再次在東南亞排華後不停吸收華人資本,與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一同成為以世界各地華人資本為主的國際金融中心

在香港建立英國殖民地之前,未有「香港」此行政區域的概念,惟「香港」已經不僅再是一個小漁港,它屬於廣東沿海的一部份,跟華南航海史和海防有密切的關係。而「香港」這名稱,最早是出現在明朝的《粵大記》上,位置為今日的鴨脷洲

目录

香港史前時期(前39000年-前221年)[编辑]

分流石圓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跡之一

舊石器時代[编辑]

考古发现,香港地区的人類活動可以追溯至39,000至35,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西貢黃地峒一帶發掘出多件當時的石器[1]

新石器時代[编辑]

公元前4千年新石器時代的文物發掘,表明本地文化與中國北方包括龍山文化石器時代文化是有分別的。在大嶼山赤鱲角南丫島已發掘出陶器、石製和青銅的捕魚工具和兵器,風格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大灣文化相似。[2]屯門掃管笏西貢沙下均出土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的遺物與遺蹟,而馬灣東灣仔北之考古亦發現有二十座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器時代早期墓葬

青銅器時代[编辑]

前2千年前1千年,香港一帶初期受東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響,後期中原商代青銅文化傳入。至前1千年前,香港一帶屬於古越文化的地盤,籠罩於戰爭氣氛中。此時期香港沿海地區出現不少水晶飾物的製作工場,交換珠江三角洲腹地生產的硬陶[3] 現時八處石刻已在東龍島滘西洲蒲台島黃竹坑長洲、大嶼山的石壁香港島大浪灣西貢龍蝦灣被發現。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認為與生活在相當於商朝時期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氣和祈求風平浪靜有關。[4][5]

1930年代的考古發現,被認為與前6世紀前3世紀戰國時代時香港鄰近廣東地區的文化有關聯。[6]

香港秦至元朝時期(前221年-1368年)[编辑]

建於東漢時期、位於深水埗李鄭屋漢墓,現時為博物館

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征服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帶正式納入其領土,屬番禺縣管轄。由前203年開始,香港一帶由南越國所管轄,直至前111年西漢滅南越,香港一帶才再由中原王朝管治。其後的東漢東吳西晉東晉初年,香港一帶一直仍屬番禺縣。東晉咸和六年(331年)起,該地區屬寶安縣管轄。東晉末年,地方民變首領盧循劉裕率兵征討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嶼山定居。其後香港地區歷南朝隋朝政權的管治。

唐代,隨著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香港地區開始有較明顯的發展。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香港境內設立屯門軍鎮[註 2],派員二千駐守來保護海上貿易。當時軍隊屯駐在今天的屯門,該區因而得名。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區改屬東莞縣管轄。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大氏族[註 3]原居民開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大步(今大埔)一帶盛產珍珠南漢劉氏遂於大寶六年(963年)設官辦珠場,稱為媚川都。宋太祖趙匡胤南漢後明令禁止官方採珠,但於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朝廷恢復採珠,直至南宋後期。至元朝曾復採官珠,但受到士紳反對,不久又再次停辦。

宋王臺石碑,原碑已於香港日佔時期日軍毀滅,現時的石碑是1960年重修

香港海岸線漫長,故香港多處皆適宜興建鹽場。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朝廷於現時九龍灣一帶設立官富場,並派鹽官駐守,負責產鹽及統籌各小型鹽場。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5月29日,朝廷明令取締大奚山(今大嶼山)的私鹽,引起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鹽民起義

南宋末年,兩位小皇帝宋端宗趙昰和宋帝昺趙昺被元朝軍隊逼迫逃到香港,據說曾在九龍土瓜灣一塊大石頭上休息,人稱該處為宋王臺,沿着西方走到屏山後,有某位人姓曹協助宗帝昺和宋帝昰走難(其因而失足跳潭而逝,這地方名為曹公潭),後經荃灣循海路西渡前往虎門。後來他們返回大嶼山時趙昰病逝,宋帝昺在梅窩登基。因元軍追趕,遂逃到今日廣東新會崖門

香港明朝時期(1368年-1644年)[编辑]

霧中的佛堂門,昔日為海關要地

明代的香港地區在商貿上已漸漸蓬勃起來,人口亦有所增長,更成為海防要地;當時,明代在這裡設防,主要是為了防禦南中國海一帶的海盗日本來的「倭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侵略者。明朝中葉,廣東沿海有三路巡海備倭官軍。其中的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諸海澳」[7]佛堂門在香港地區,該地區顯然屬於中路的防禦範圍。萬曆年間的《廣東沿海圖》中已標有香港以及赤柱黃泥涌尖沙咀等地名。[8]

此外,香港在明朝時盛產及出口香木。這種香木屬於莞香,又名女兒香,當年在廣東南直隶浙江等地備受歡迎。據說,「香港」的名稱的由來就是因為香木的盛產和出口,因此有“香港”(運送香料港口)之名。而明朝是香港種產香業的全盛時期。從香港的瀝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嶼山沙螺灣等地生產的香樹製品皆用木箱裝好,會經陸路運至尖沙頭(今尖沙咀)的碼頭,用小艇送到石排灣(今香港仔),再用俗稱「大眼雞」的艚船運至廣州,遁陸路經南雄,越大庾嶺,過贛江九江府,沿長江送往送往銷售[9]

香港在中西外交關係史上也佔一席位。佛朗機(今葡萄牙)船長費爾南·佩雷茲·德·安德拉德1516年率船隊前往中國,並於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與明朝廣東地方官員接洽,是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觸。事實上,早於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兵抵達並攻佔屯門,控制香港地區的屯門后海灣達七年,並於當地立石柱,刻葡萄牙國徽於其上,以示佔領。明軍於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開戰,史稱屯門海戰,戰役持續40天,葡軍陷入苦戰,最終狼狽返回馬六甲翌年4月,葡軍再派出由六艘軍艦組成的艦隊企圖重新佔領屯門,8月兩軍在大奚山茜草灣附近對峙。此戰從茜草灣海面一直打到哨州[註 4]海面,最後明軍大獲全勝。

香港清朝時期(1644年-1841年)[编辑]

清朝國旗(1644年至1841年)

清朝的香港屬新安縣管轄。清廷為防沿海居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遂於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遷海,沿海居民須向內陸遷徙50里,使居民家園盡失。加上實施海禁,香港本區受到嚴重影響。遷海後漁鹽業廢置、田園荒蕪,沿海居民深受遷海之苦,廣東巡撫王來任廣東總督周有德請求復界。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終允復界,本區居民陸續遷回。因此新界五族[註 3]於上水設立報德祠[註 5]恭奉兩公該祠及鄧族於錦田設立周王二公祠內設周王二公書院並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謝。

清朝中葉,隨著清朝與外國有更多接觸,接近當時貿易中心廣州的香港也成為各國商船的停留點之一,當中以瀑布灣最為著名。而朝廷亦加強對香港一對的軍事防衛,例如設立官涌炮台等。1839年6月20日,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 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此事因而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為香港割讓和香港英國發展成為大城市埋下伏筆。同年11月,中英隨即爆發穿鼻之戰,英方戰敗後逃回尖沙咀,林則徐便下令軍隊駐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還擊,結果成功將英軍驅逐出尖沙咀,史稱官涌之戰

英治香港初期(1841年-1941年)[编辑]

英國國旗(1841年至1941年代香港旗)
香港旗(1870年至1876年)
香港旗(1876年至1910年)
香港旗(1910年至1941年)

香港開埠(1841年)[编辑]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不久,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戰轉向主和,派欽差大臣琦善廣州與英軍談判。1841年1月琦善義律在清廷與英國政府不知情下草擬《穿鼻草約》,並於1月20日由義律發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中,宣稱他和琦善之間「達成了初步協議」[註 6],包括「把香港島和海港割讓給英國」,並於1月26日於香港島北岸的水坑口登陸。但由於清廷及英國政經界分別認為有辱國體及獲利太少,故雙方不承認《穿鼻草約》的存在,但英國軍隊並沒有撤出香港島。直至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大英帝国打敗,並於翌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連同鄰近的鴨脷洲才正式割讓給英國。此後,香港從一個荒蕪、地瘠山多且天然資源缺乏的小漁村,逐漸發展成一個轉口港,為日後香港成為國際大城市打下基礎。

1860年清廷再敗於英法聯軍,簽下《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讓給英國。當時在九龍半島上的新邊界只用矮矮的鐵絲網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中英北京條約

1873年,香港人的職業以漁民水手農夫屠夫舖東差役等為主。[10]

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條約,租借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的兩百多個離島,但九龍寨城除外,租期99年。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讓,形成了今日香港的邊界。

開埠初期(1841年-1900年)[编辑]

1890年代的域多利城

英國於1841年正式殖民香港島後,即宣佈香港為自由港,是為「香港開埠」。英國的商人,包括鴉片商販,逐漸將香港建立成與東方自由貿易的樞紐。美國的鴉片商販及銀行家亦有到香港參與跟中國華南即廣東福建臺灣一帶的貿易,而華中一帶的貿易則主要經上海進行。

1851年太平天國起,不少華南商人遷往香港逃避戰亂。香港人口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萬多人。清政府最初只實施廣州一口有限通商,自五口通商以後,香港成為列強與中國的主要轉口港,廣州的廣東以及福建[註 7]商人和來自廣東以及福建各地的商人亦移居香港。東南亞為世界各列強的殖民地,而經濟則被福建人控制,福建人經香港轉運貨物到五口通商城市,列強、滿清及五口通商的商家則收取當地的營商費用,英國人和福建人則賺取巨額的轉運利潤。廣州原為英國企業駐華的中心,但香港開埠後,英國人的公司(以鴉片為主)都改以香港為中心,亦由香港運到五口通商城市。除了貨物的轉運外,香港亦成為華南中國人移居海外的中轉站。從1851年至1900年期間,超過200萬廣東及福建人經香港移居海外,當中主要是四邑人以及廣府人華工身份(香港稱賣豬仔)興建鐵路或偷渡到發達國家如歐美以得到比在多中國很多的工資,福建人大多到東南亞經商,當地的企業絕大多數屬於福建人,而且控制了當地的經濟,福建人從營商取得大量財富,而且一直希望推翻滿清政府以建立一個資本主義民主的中國,大力出錢以供楊衢雲革命,有志得到資本的不少和香港的福建人通婚,如孫中山陳粹芬,因為福建人很多只願經商,不願替別人工作,亦有需要請華人監控當地工人,而且優先請了與福建人關係較密切的廣東人(包括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當時東南亞歐美殖民地,人均GDP雖低於歐美,但亦遠高於清朝末代,當管理層的薪金亦遠比美國修鐵路華工高。因為當時美國排華嚴重,而且當地華工有黑社會操控,所以潮州人、客家人大多只在東南亞工作。而歐美亦有福建人的企業,但亦少於中國和東南亞,廣東人經商地主要在香港以及廣州。

1890年代华南發生鼠疫1894年春,在廣州傳出超過10萬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環太平山街一帶的中國人集中聚居的地區亦爆發爆發鼠疫,每天的死亡人數最多達100人。結果當年之內共有2,552人死於瘟疫,為數約10萬名的華人離開香港,貿易額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後30年之內,鼠疫仍偶爾在香港出現,1898年1900年期間,便再有1,290人死於鼠疫。

1901年-1941年[编辑]

1915年香港地圖
1920年代九廣鐵路尖沙咀站

踏入20世紀初,香港發展成為與南中國貿易的轉口港香港人口穩步增加,市區面積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萬人,至1914年已增至50萬人。隨著城市發展,香港一路增設各種現代市政建設,例如電車火車煤氣電力電報等等設施逐漸在香港出現。而於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學,為香港培養技術人材。

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並以「軍政府」名義宣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清帝退位清朝滅亡。然而,中國局勢一直動蕩不安,使不少人逃難來香港。而民國政府對廢除包括香港割讓不平等條約顯得有心無力,更因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藉《凡爾賽條約》收回德國控制的山東,使排外情緒更為高漲,並蔓延到香港,成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1925年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之一。

1931年起,隨著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香港更開始面對日本的威脅,使英軍考慮加強對香港的防衛。而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銀本位貨幣制度受到衝擊,都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除了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更代表日軍的威脅更接近一步。

香港日佔時期(1941年-1945年)[编辑]

香港的良好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佔領而中斷。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展開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廣州及鄰近地區,之後南下至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

日軍偷襲珍珠港當天,即1941年香港當地時間12月8日早上,由酒井隆指揮從深圳進攻香港。負責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國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義勇軍。日軍不單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且在開戰的首天便取得制空權。英軍印軍撤退到醉酒灣防線,然後撤出九龍半島。英軍和渡海後的日軍繼續激戰。最終英軍失去唯一的水庫。因此,港督楊慕琦於同年12月25日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設於九龍半島酒店三樓的日軍投降,香港人稱這一日為黑色聖誕節。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佔領時期。

日軍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直至磯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總督。日軍佔領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游擊隊,在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

日佔時期,香港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經濟上,日軍強迫香港市民以港幣及法幣(國民政府貨幣)兌換日本軍票,戰後所有的軍票都不獲承認而變成廢紙。戰時與中國大陆的貿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經濟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语及強迫使用日语,香港的街道地區名称亦被改成日文。由於食品及其他物資嚴重不足,加上日軍在香港實行疏散政策,鼓勵或強迫市民離開香港,戰後香港的居民人數大減至60萬左右。

英治香港後期(1945年-1997年)[编辑]

英國國旗(1945年至1997年)
港英旗(1945年至1959年)
港英旗(1959年至1997年)
香港盾徽(1959年至1997年)
1950年代的香港

戰後發展[编辑]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戰勝利以後,中華民國政府一度在聯合國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礙於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國民政府又沒取得美國支持,無力向英國政府取回香港。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英國承認位于大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蘇聯以後第一個承認新政權的欧美國家。

暴動[编辑]

國共兩黨的衝突後來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日,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人士(右派工會)策動大規模搗亂多家香港親共人士左派)機構,其間有人四出搶掠,事件導致300人死傷,史稱「雙十暴動」,港督葛量洪派遣軍警搜捕暴徒才告平息。台湾当局的情報人員從此被禁止進入香港。

1960年代,在毛泽东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1967年,香港於一場勞資糾紛而演化成暴動。由於受到言論煽動及誤解了民族主義,大批運揮動毛語錄及叫喊口號之暴徒遊行往港督府[11]。一個灼熱、令人煩惱之炎夏隨着1967年5月初來臨;集體示威逐漸減少,取而代之是恐怖主義及放炸彈活動[11]。巴士及電車司機如繼續上班保持香港正常運作,即受到恐嚇,甚至襲擊;暴徒在左派學校之課室內製造炸彈,然後在街上隨處放置,更成立鬥爭委員會,策劃與政府展開鬥爭[11]。街頭被親共人士放滿寫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製炸彈,使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經濟一片蕭條。但不久便發現沒有鬥爭首領願意往中國參加造成死傷無數之全國性鬥爭運動;而支持動亂之富商,即所謂「紅色肥貓」,則將子女送往他們極鄙之英美美兩國讀大學[11]

深圳方面的紅衛兵亦多次意圖越過中港邊界,包括爆發沙頭角槍戰。事件中中国民兵從邊境開火[11]。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堅持目前不打算收回香港,這事件方逐漸平息。

暴動過後,香港殖民地政府意識到要改善民生,緩和社會矛盾。總督麥理浩在任內推行多項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價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階層逐漸由山邊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環境。另外,麥理浩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打擊政府內嚴重的貪污問題。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大學生資助計劃、廉價和優質醫療等,使香港步入現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經濟迅速增長,香港與台灣、新加坡和韓國四個地方並称「亞洲四小龍」。

經濟轉型及亞洲四小龍[编辑]

1970年代的香港

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大陸之統治遭瓦解,因為在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後,數以萬計的人從大陸逃難到香港香港人口1947年的180萬,增加至1951年的220萬。此後的三十年,香港爆發逃港潮,大批大陸居民偷渡到香港,香港人口以每十年一百萬增長。新移民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及帶來技術和資金,亦有不少外國公司把辦事處從中國大陸各大城市搬到香港。華人資本家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但1950-1980年代,東南亞排華,他們紛紛將資金轉移至香港以及新加坡,兩地經濟同時急速起飛,由於香港當時不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又沒有大飢荒,又處於經濟起飛時期,所以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事實上比中國大陸高出許多,由1950年代香港只有英國的23%人均GDP急速上升到1987年追平英國的人均GDP,同時使香港金融業起飛。1950年爆發的韓戰使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禁運,香港原先依賴的轉口港貿易不能再維持。這些都為香港經濟轉型為工業為迅速發展創造條件,使香港搖身一變成為製造業中心,初時以紡織業為主,其後擴展至成衣、電子製品、鐘錶及印刷等。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的經濟改革開放,加上本地工資上升,香港的製造業逐漸北移。香港逐步轉變為以商業及旅遊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壽命、識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項社會經濟指標皆擁有驕人成績,足證香港在20世紀最後40年所獲得的成就,现主权已经确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特别行政区。

前途問題[编辑]

1946年,香港總督楊慕琦提出楊慕琦計劃,以推動政制發展。計劃中香港會建立市議會,並縮減立法局中官守議員人數。惟後來計劃失敗,往後十多年再沒有政治改革措施。

1958年,中共時任總理周恩來以反對「讓香港成為一個像新加坡一樣自治的地區」威脅英國,「中共將視任何(讓香港)走向自治地位的行動為「非常不友好的行動」,中共希望香港現有的殖民地位繼續,不發生任何變化。」。在60年代,中共官員進一步稱,「如果英國允許香港自治,中共將不會猶豫入侵香港、九龍和新界。」[12]

殖民地政府於1970年代初調整政策方針,逐步吸納華人進入決策機制,減少危害英國殖民香港的可能性。1973年由於受石油危機的影響,香港經歷了一次經濟大衰退,但自1974年開始高速增長達20多年。1970年代中香港地鐵開始動工,廉政公署成立,九年免費教育開始實行,香港公共房屋計劃進一步擴展,如十年建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13],皆為香港未來的「經濟奇蹟」奠定基礎。

1970年代初期,由於新界土地契約問題,使殖民地政府要考慮香港前途問題。英國政府曾多次要求中國當局延續新界租約。1980年代初,英國提出分拆香港主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仍保留管治權,均被中共拒絕。[13]

過渡期[编辑]

1980年代的香港
1990年代的香港

1980年代初,新界租約將於十多年後屆滿,最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但英國人仍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但遭當時的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只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把香港島和九龍割讓的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承諾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權利。鄧小平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故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辦法,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即所謂「高度自治」。

1984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分別作為中英雙方代表,在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等見證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份聲明,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上述協定中,中國政府會「一國兩制」政策,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行,並保證香港在除外交及國防外的各方面都擁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謂「五十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對中共統治沒信心的香港人紛紛移民歐美,帶起第一浪香港移民潮

1984年1997年之間,香港銳化成為全亞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內,但是,巨大的財富卻未能掩蓋香港人對未來政權更替、未來自由及民主的憂慮。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香港絕大部分人反對鎮壓,除了逾百萬人大遊行外,更曾罷工罷市罷課一天,其後更引發新一浪香港移民潮。為穩固民心,當時港督衛奕信提出香港機場核心計劃

1990年4月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隨即由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簽署主席令發布,象徵主權移交後的小憲法得到落實。1992年7月,彭定康獲委派為最後一位香港總督。由於六四事件後,民主進程一直備受港人關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後,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會增加直選的議席,但北京當局認為彭定康的改革違反《基本法》,香港政府跟北京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

香港特區時期(1997年至今)[编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1997年至今)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1997年至今)
2000年代的香港
2000年代的香港
2010年代的香港

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编辑]

1997年7月1日,英國把香港的主權治權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接納英國殖民管治時期的立法局,改為成立臨時立法會取代。下級議會即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區議會都作相類的安排。董建華成為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陳方安生曾蔭權分別順利過渡為政務司司長(前稱布政司)和財政司司長(前稱財政司)。大部分政府高官也順利過渡到新政府。

主權移交後改變的地方 主權移交後不變的地方
  • 維持獨立的司法系統,繼續使用普通法,有別於大陸地區歐陸法,維持主權移交前的大多數法律,例如無死刑、無一孩政策、無兵役法、禁吃等。
  • 繼續巡邏、維持香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界(雖海界有小改動)。
  • 英文與中文仍並列為法定語文[15],英文地位仍然凌駕中文,詳見香港語文
  • 維持以繁體字及粵語作為最常用書面及口頭上中文,有別於大陸地區以簡體字及普通話為主。
  • 維持有別於大陸地區的交通及道路系統,如行車方向沿用右側駕駛及左上右落,有別於大陸地區的左側駕駛及右上左落車輛登記號碼仍維持主權移交前的格式(如AB 1234),有別於大陸地區的格式(如粵A 12AB3)。
  • 維持關稅獨立,跟世界各地有自由自主的貿易關係。
  • 維持使用英式BS1363標準的G型電源插頭與插座,有別於大陸地區的A、C、I型混用。
  • 維持獨立的金融及銀行系統,繼續以港元作唯一法定貨幣,有別於大陸地區使用人民幣
  • 維持獨立的電訊系統,繼續以852作國際電話區碼,有別於大陸地區的86,由香港致電往大陸地區,仍作為國際電話(反之亦然);互聯網較大陸地區自由,無「防火長城」屏閉網站。
  • 維持獨立的出入境政策及出入境自由大陸居民仍必須獲得簽證才可到訪香港。香港居民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可於多國(包括除美國以外的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享有免簽證待遇,出入較大陸居民容易及方便。
  • 維持比中國大陸地區有更多的政治自由

董建華政府[编辑]

亞洲金融危機[编辑]

回归第二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特区政府用全新策略,沒有大幅加息,只大量動用外儲的美元承接港元沽盤,再將港元購入香港藍籌股作為長線投資,最後成攻穩定港元滙率以及恆生指數,另關於本次事件的詳細描述,可參考亞洲金融風暴頁面。

八萬五政策[编辑]

香港1990年代中,香港樓價一直上升,董建華上任後,於199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希望壓抑樓價升幅。建議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希望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年半縮短至3年。但此政策導致樓市供求失去平衡,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使香港樓價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業在其後5年多的時間內貶值七成,令很多中產階級成為負資產。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華在接受電視專訪時,才指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八萬五」政策已等同「不存在」。[16]

數碼港[编辑]

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建議發展資訊科技,作為未來香港經濟發展方向,1999年3月3日,董建華發表施政報告,表明將興建數碼港,並由特區政府與商人李嘉誠次子李澤楷擁有的盈科數碼動力 (現電訊盈科) 合作發展。香港政府豁免數碼港地價78億港元,並投資10億港元於鋼綫灣興建基建,其餘建築費用則由盈科數碼動力負責。由於項目未經公開招標,合作條件亦被認為對政府不利,惹來各方批評。

人大釋法[编辑]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會應港府要求首度解釋《基本法》,規定出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人士沒有居港權,使有權來香港的人數減至20萬,變相推翻同年1月香港終審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大陸出生子女居港權的判決,令人憂慮中國實踐「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當時一批大律師(包括其後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長黃仁龍[17]佩戴黑紗,從終審法院遊行到政府總部,抗議人大釋法[18]

高官問責制[编辑]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2001年12月在無對手之下成功連任,並於第二屆任期 (2002年7月1日) 開始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將所有司長和局長職級由公務員體系升遷的政務主任職位改為由行政長官任命,以合約方式聘任,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並須為過失負政治責任。原有的公務員局長改稱常任秘書長,執行問責局長的政策。將政策局的數目由十六個合併至十一個,並不再分為決策局和資源局,統稱為決策局。這項改動導致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提早辭職[19][20]

非典型性肺炎(SARS)[编辑]

於2002年在中國大陸廣東順德首發非典型性肺炎,並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2003年首兩季,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肆虐,香港自3月起出現社區感染個案,導致醫療體系和經濟遭嚴重打擊,期間有近二千人感染,共299人死亡(包括6名醫護人員)。政府於4月1日封鎖淘大花園E座,4月起,全港所有學校停課,至5月中旬止。香港市面變得一片蕭條,外地訪港旅客數字大跌,經濟損失無法估計,失業率升上至8.3%的歷史新高。及至6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始將香港從「發生本地傳染地區」的名單中剔除。由於政府處理抗疫時多處失當及反應緩慢,引致市民強烈不滿。2004年7月,立法會沙士調查委員會公布調查報告,時任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被批評「向公眾傳達的訊息混亂不清,使公眾以為他在試圖淡化疫情的嚴重性」[21],兩天後楊永強宣佈「為體現政治問責」宣佈呈辭[22]

失業率[编辑]

失業率上升至8.7%的歷史新高。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编辑]

同年年中,香港政府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關於國家安全問題立法時,在極強反對聲音中依然因為選舉制度問題將近而通過,成為香港市民對政府不滿的導火線,並日益關心本土政治。

CEPA[编辑]

2003年香港與中國大陸簽署CEPA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開放和經貿合作,但分薄了香港的投資額,令本地工業北移及萎縮,長遠對香港有所影響如失業率上升等,香港的競爭能力可能有所削弱。

2003年七一大遊行[编辑]

2003年7月1日,香港發生最大規模的遊行,由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籌辦,目的主要是為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23]董建華施政惡劣。約有50萬人參與。(佔香港人口1/14)

自由行[编辑]

2003年中央政府推行港澳個人遊(俗稱自由行)計劃並在2009年再推行一簽多行。實施將近12年副作用越趨明顯。中國大陸家長借簽證便利來港產子,「雙非」搶床位、搶學位,加劇兩地矛盾。香港因兩地物價差異及貨品質素具保證,被深圳人視為巨型超市,原本是住宅區的北區、屯門、元朗,變成中國大陸客掃貨勝地。零售業蜂擁進駐搶舖搶高租金,街坊小店換成藥房及金舖,侵蝕居民生活。一簽多行更被濫用成一天多行,衍生螞蟻搬家式的水貨產業(香港境內水貨客問題)。

通貨膨脹問題[编辑]

2004年7至8月,香港開始出現輕微的通貨膨脹,正式走出持續68個月的通縮時期。

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人大釋法[编辑]

2004年4月9日,人大常委會再次解釋《香港基本法》附件,否決香港市民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12月,董建華率領二司十一局官員(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門面見中央領導人胡錦濤,遭胡錦濤公開訓斥「查找不足」。2004年4月26日,200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否決,並解釋,到2017年及以後先後實行特首和立法會普選(雙普選)

任內辭職[编辑]

董建華委任為第一任香港行政長官於2002年2月28日在無有效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成為第二任行政長官,但任內政府施政惡劣,包括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風波[24]、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推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任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沙士」事件中的失職[25],激起民怨令七一大遊行發生,董建華以「健康問題」為由於2005年3月10日任內辭職。

曾蔭權政府[编辑]

作為補選中唯一補選候選人,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於2005年6月21日獲得任命出任行政長官。2005年,香港政府推出《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被泛民主派批評為「原地踏步」,議案最終因為票數不逾2/3而未有通過,故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2008年立法會選舉辦法維持不變。

200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香港運動員高禮澤李靜在男子雙打乒乓球項目中奪得銀牌,為香港取得歷來第二面奧運會獎牌。

填海計劃[编辑]

2006年及2007年,因為中環及灣仔填海計劃舊中環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被香港政府宣佈臨時拆卸,保育組織發起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保留皇后碼頭事件,包括舉行論壇、靜坐和絕食,事件後來演變成警民衝突。兩次事件也提高了香港市民對保育文物、公共空間城市規劃的意識。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過決議,決定香港可以於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於2020年普選立法會

兩鐵合併[编辑]

2007年12月2日,香港地鐵九廣鐵路公司合併,合併後更名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此外,港鐵在2008年9月起拆除美孚站南昌站九龍塘站的轉線閘機。

人大通過2017普選[编辑]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以全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普選問題的決定》,決定香港可以於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另外可以於2020年普選立法會。

港珠澳大橋問題[编辑]

2008年2月28日:三地政府已就融資問題達成共識興建港珠澳大橋,預計於2017年竣工,設計壽命為120年。預計90億4,650萬元,但工程被發現多項問題,如環評報告未有比較大橋興建前後空氣污染程度的變化,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等被迫延遲動工。費用至今上升約三倍,至250億4,720萬元,未來亦有可能上升。

金融海嘯[编辑]

香港經濟於2008年下半年開始穩定,因為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而失控地急轉直下,結束了香港自2003年7月開始5年來的經濟復甦,股市、樓市暴挫,裁員及結業的情況此起彼落。

施政爭議[编辑]

而香港政府又在此一段時期多番出現施政爭議,例如 副局長風波[26]及處理滯留泰國的香港人事件等等[27],令到民怨日深,行政長官曾蔭權民望大幅下滑[28]

甲型H1N1流感[编辑]

2009年4月中,甲型H1N1流感病毒進逼亞洲南韓泰國都出現疑似病例。曾蔭權領導的港府以「從嚴」方式處理。其後,香港確診首宗病例,曾蔭權親自率領抗疫督導委員會,史無前例宣布把墨西哥患者入住的灣仔維景酒店封鎖,同時追蹤與患者同一班的機乘客及緊密接觸者。此一做法雖成功雖暫時切斷初步傳播,但亦因隔離手段嚇怕部份遊客而打擊本已水深火熱中的旅遊業。其後政府發現粗暴的隔離手段無法阻止社區爆發,逐漸把防疫重心轉為減少傷亡數字及避免醫療體系因超出負荷而崩潰兩方面。

高鐵爭議[编辑]

2009年末至2010年初,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撥款在立法會審議,期間引起爭議,發生一系統的社會運動,包括反高鐵運動撐高鐵運動五區苦行,最終更爆發警民衝突

政制改革[编辑]

2010年,香港政府再次就政制改革諮詢香港市民,期間5名地區直選立法會議員發起五區總辭,以他們辭職後舉行的補選作為「公投」。政府發表《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最終由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在建制派和民主黨的支持下,在立法會以2/3票數通過,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增加至1,200名,而2012年立法會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即超級區議員)則各增加設備5席。2011年,為了堵塞五區總辭的漏洞,香港政府提出遞補機制,然而沒有進行諮詢,成為了當年七一遊行的一大訴求之一,其後香港政府宣佈押後立法,並且進行諮詢。

馬尼拉人質事件[编辑]

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輛載有20名香港遊客的旅遊巴士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被一名當地前任警務高級督察挾持,最終釀成8死7傷的慘劇,香港政府稱事件為馬尼拉人質事件。事件造成菲律賓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關係一度緊張。香港政府在事件發生的開端時就隨即成立了緊急應變小組嘗試解決事件,於事發當日下午,聯絡菲律賓的總統、派出專機與醫療支援隊前往災場善後,並且於事後派遣政務司司長親身前往接機及慰問倖存者、安排香港警察樂隊舉行迎接殉難儀式、安排專家作出應變與調查、對香港傳媒實行每天隔時段消息公布。此外,8月24日至26日連續3日香港區旗下半旗致哀,8月26日,全香港哀悼,早上8時正升旗禮及下半旗後默哀3分鐘,獲得全港各界的響應。香港政府對事件的迅速反應和處理手法,使到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評分及滿意度和信任度一度上升。經過3年多的時間,菲方在2014年4月對港方作正式聲明和賠償,聲明說菲方對人質事件「致以最悲痛的歉意」[29]

梁振英政府[编辑]

中港矛盾[编辑]
2012年9月的光復上水行動中,示威者高舉「放任自由行,香港快陸沉」、「水客肆虐,北區淪陷」等標語。
2015年2月的光復屯門行動中,示威者向城巴B3X線巴士上的大陸人豎中指
2015年2月的光復沙田行動中,示威者向六福珠寶店舖內的大陸人展示「缺德、自大」標語。

水貨客從香港利用各種途徑運送貨物到大陸(尤其指向通往深圳邊境),引致對香港各區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種滋擾及社會問題[30]。 1980年代,大陸開寬大部分香港人進入大陸的限制,攜帶個人商品回到大陸變得普遍。之後,便有香港人攜帶港貨至大陸。 2000年代之後,大陸政府以「拯救香港經濟」為名在2003年開放「自由行」,每次訪港逗留的時間為7天。2005年開始,人民幣美元港元大幅升值,進口商品比在中國價格低,來港消費成為熱潮,加上大陸海關規定個人攜帶5000元以下商品入境免徵税,走私的人利用螞蟻搬家的方式一點一點地帶貨。2009年4月開放一簽多行(一次簽註一年不限次數進出香港),向大陸居民正式開放,大量水貨客出現。於2012年至2013年,屯門和上水出現香港警務處簡體字告示,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大陸的簡體字。加上嚴重的水貨客問題更引發民間組織光復上水光復屯門光復沙田光復元朗遊覽完上水去屯門等等抗議活動,及促成由入境事務處領導的風沙行動以及由香港警務處領導的力鋒行動等等。

香港獨立運動[编辑]
中聯辦前的港英旗及「中國人滾回中國」標語

港獨是推翻中共香港的統治,謀求在香港成立新政府,建立主權独立的國家的社會運動[31][32]楊慕琦馬文輝聯合國香港協會香港民主自治黨等自二次大戰後即已開始透過不同途徑推動香港的自決自治[33][34][35][36][37][38]

根據2007年港大民意研究,受訪者中有獨立傾向者約佔25%,不認同獨立者約佔64.7%,另外33%香港人認為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持續執政則會增加香港獨立的傾向。[39]此外,香港與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及歷史背景上的差異而引致中港矛盾[40],也是近年部份年輕香港人傾向香港獨立的理由,佔39.1%。[39]

種票風波[编辑]

2011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出現種票風波,例如美孚出現「1屋7姓13票」[41]等,曾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翌年2012年,三名候選人梁振英何俊仁唐英年參選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最終梁振英以689票勝出當選第四屆行政長官,並於2012年7月1日就職。

國民教育[编辑]

2012年9月8日,政府計劃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過由於在政府資助出版的課程參考書《中共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形容中共為「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等只稱頌中國共產黨的內容,並且完全不中立和誇張作大,以及《課程指引》中載有「國情範疇學習」,被社會質疑課程是洗腦教育,從而引起一連串大規模反對設立國民教育科的運動,例如設置街站、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要求港中政府撤回該科目。同年10月9日,特首梁振英宣布在其任期內擱置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但拒絕撤回科目。[42]

香港免費電視牌照爭議[编辑]

2013年發生的免費電視牌照爭議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和批評,王維基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激起市民反彈,有評論指一連串事件令政府的公信度急跌,引發管治危機[43][44]

一國兩制白皮書[编辑]

2014年6月10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發表逾23,000字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香港市民對白皮書普遍態度負面,擔心「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會被「大陸化」。逐步發展出的香港獨立傾向被視為一個警鐘,中共須考慮影響未來大陸內部的動亂風險[45]

雨傘革命[编辑]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编辑]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170票「全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俗稱“八三一決定”),決定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按照上屆選委會的組成方法,組成「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2至3名候選人,每名候選人須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經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後的人選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若不獲通過,將會依照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亦即「原地踏步」。同時亦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不作修改。此《決定》招致泛民主派、學生組織以至爭取民主人士極度不滿。

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编辑]

2014年9月23日,學聯發動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浪潮,1.3萬學生繫上黃絲帶,高呼「命運自主」[46]

雨傘革命(2014年9月26日-2014年12月15日) [编辑]

2014年9月26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同日,雨傘革命開始,是在香港為爭取「真普選」而發起的一系列公民抗命。市民佔據多個主要幹道靜坐及示威,佔領地點包括金鐘添馬艦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尖沙咀,並提出包括撤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確定之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框架和候選人提名方案、爭取行政長官選舉的公民提名權及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等訴求。事態最終演變為雨傘革命雨傘革命歷時79日,直至2014年12月15日結束,雨傘革命的訴求最終並未獲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同意。

注释[编辑]

  1. ^ 当时中國與列強貿易的主要中轉站在上海
  2. ^ 屯門軍鎮隸属安南都護府,轄管地域包括今東莞香港深圳沿岸一帶,指揮部位於今深圳南頭城
  3. ^ 3.0 3.1 新界五大氏族元朗鄧氏、上水廖氏及侯氏,粉嶺文氏及彭氏。
  4. ^ 哨州位置約在大嶼山以西,萬山群島以東。
  5. ^ 報德祠於1955年因石湖墟大火後重建。
  6. ^ 雖然義律在1月20日發出《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但義律和琦善關於香港島的交涉仍在繼續進行及舉行兩次會談。一次在1841年1月27日,地點是珠江口內的獅子洋(位於廣州番禺區蓮花山及東莞沙田鎮兩旁),另一次在2月10日,地點是蛇頭灣(位於東莞市虎門鎮北面),但兩次會談皆無結果。
  7. ^ 廣州十三行閩商八行、旅粵福建商會,伍秉鑑為首等閩商。

參考文獻[编辑]

引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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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香港法定古蹟:西貢龍蝦灣石刻
  5. ^ 民政事務總署:香港自遊樂在18區
  6. ^ 香港海防博物館:香港古代戰爭與武器
  7. ^ 論中國人向南海海域發展的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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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3.0 13.1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E7.B0.A1.E6.98.8E.E9.A6.99.E6.B8.AF.E5.8F.B22009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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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楊永強下台. 蘋果日報 (香港). 2004年7月8日 [2010-08-08]. 
  23. ^ 《基本法》第2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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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0708/4160630 楊永強下台| 蘋果日報
  26. ^ 議員質疑蘇錦樑雙重效忠 副局長遭圍攻促棄加籍
  27. ^ 泰國動盪封機場 港旅客滯留無包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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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13000學生罷課抗議中央落閘|蘋果日報

来源[编辑]

  •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1445-4
  • 劉潤和:《新界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1593-0
  • 高添強:《香港今昔(新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2456-5
  • 元邦建:《香港史略》,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 962-300-007-3
  •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台灣商務印書館,ISBN 962-231-860-6
  • 蕭國健:《寶安歷史研究論集》,顯朝書室
  • 蕭國健、林天蔚:《香港前代史論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岫廬文庫
  • 《香港年報1997》,香港政府新聞處
  • 《香港年報2005》,香港政府新聞處
  • 靳文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安縣志》
  • 王崇熙: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新安縣志》
  • 謝永光:《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香港商務印書館,ISBN 962-07-5190-6
  • 高添強:《香港日佔時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1254-0
  • 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 1979-1997》,三聯書店有限公司,ISBN 962-04-1436-5
  • Iu, K. C. 1983,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cense Tree” (Aquilaria sinensi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247-249, http://sunzi.lib.hku.hk/hkjo/view/44/44015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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