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窟基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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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基地案
日期 1952年12月29日
地點 臺北縣石碇鄉
目標 保密局判斷臺北縣石碇鄉有中共武裝基地而前往尋找。
結果 35名槍決,1名當場射殺
傷亡
死亡 36人
被捕 400多人

鹿窟基地案,又稱鹿窟事件,事件發生於1952年(民國41年)12月29日,由於在「臺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案所補書記溫萬今日記中,發現他曾在1952年4至6月於共產黨武裝基地受訓,保密局認為此基地應在臺北縣石碇鄉一帶,故與臺北衛戍司令部合作,前往搜捕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臺北衛戊司令部司令張柏亭估計,由石碇至汐止間的鹿窟山區,以每五十公尺一人計算,大約需要一團的兵力。最後會議決定,再增加一個加强營協助,故以一團加上一加強營的兵力前往鹿窟山區尋找共產地下基地。死者36人,其中一人於現場因襲擊谷正文被當場槍殺,最終35人死刑,其他村民與遁入鹿窟的共產黨員或無辜被牽連者多為徒刑,而破獲鹿窟亦讓保密局確認追捕不到的呂赫若早於鹿窟因蛇咬而身亡。[1][2][3]

事件始末[编辑]

鹿窟事件發生在1952年12月底,起因是在1952年11月25日所破獲「臺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案案件的支部書記日記中發現其曾受兩個月的武裝訓練並詳細記載當地情報,保密局在循線調查,確認基地實際位置後起事(28日晚上就定位封鎖,抓捕則發生在29日,故有發生28或29日的說法)。跟據陳英泰先生回憶錄中指出,鹿窟案的偵查始自電器工人支部案案件的支部書記溫萬金,係由陳本江帶領,陳本江於1949年到臺北縣石碇鄉的鹿窟,組織該地區的鄉民,並召集反國民黨的知識份子,成立名稱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衞隊」的反政府基地,基地負責人為陳本江及其弟陳通和

關於基地蔡德本憶及當時就讀台大英語系的同學陳水木將皮夾交給他轉交給李水井,由於當時加入共產黨係單線聯絡方式,陳水木當時與李水井有隸屬關係,由於李水井與蔡德本住同寢室,陳水木又與蔡德本為台大英語系同學,兩人可能都以為蔡德本已被吸收入黨,陳水木因而將武裝基地(係指鹿窟)的重要資料讓蔡德本帶給李水井,情境猶如諜對諜。[4][5]

石碇鄉瑞芳鎮汐止市等地約有四百名農民與礦工被捕。按張炎憲統計當年資料,35人死刑槍決,自首無罪與不起訴者12人,98人有期徒刑,另19名被谷正文直接帶去感訓,其餘則皆未移送,但山地村受此打擊,短期間少了百餘人,算是毀滅性的打擊。

一部分的未成年人,由於鹿窟案的特別性(幾乎可說是被拐騙入黨),谷正文決定將他們送至保密局感訓,主張安排至保密局監視對象當下人或者為保密局跑腿,以各種形式協助保密局的諜報作業(但有數人自述僅被留在谷正文身邊打雜當傭人),感訓者的感訓時間則是5到6年不等。

至於村民被拐騙加入,以當年亦未成年的李石城為例,李自述當時有人組「人民武裝保衛隊」,遠房表哥一邀,他就加入了『青少年先鋒隊」,雖未進行破壞工作,但在當時已構成「參加匪偽組織、意圖顛覆政府」,被判10年。

研究觀點[编辑]

隱匿觀點[编辑]

根據林傳凱於2007年開始對於白色恐怖受害者訪談紀錄,許多在1990年代聲稱冤假錯案的受難者,近年陸續坦露出其參加地下黨的事實、宣示、發展乃至群眾工作,許多過去被掩蓋真相,逐漸被發掘出來,當時表示不清楚不知道的無辜受害者,開始講述其加入共產黨的過程與心路歷程,對於當時宣稱不認識的人,也開始講述其認識與介紹加入共產黨的過程。[6]

其中,如鹿窟事件中的受難者李石城,就出現下列說法:[6]

早期的訪談,我們都不敢說,也不必說,所以通通說不知道。實際上,哪有可能不知道,從1948年這些人就陸續上山,到1952年底,軍隊上來掠人。別說不知道,大家通通知道。平心而論,像我們大崎頭被捕的人,都知道地下組織的存在,多少有關係,只是參與上主動與被動,積極與消極之別而已。

--李石城 林傳凱訪談,「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

另一位當事者陳皆得:[6]

以前我們講,根本不知道什麼共產黨,就是半夜有陌生人來,要你蓋手印,說你蓋了就可以分土地,我們就傻傻蓋下去。聽起來,我們很傻,實際上,傻的是聽我們說的人喲!作田的,對土地真計較,為了田租常計較半天,那可能相信『蓋手印就分田地』這種好康的事。當時訪談,大家都有顧忌,外面當鹿窟的人傻,我們就裝傻給你看,怎麼談,一切還是為了平反。

--陳皆得 林傳凱訪談,「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

顯然,因為政治氣氛的改變,以及社會對白色恐怖的時空背景大家已有相當認知,因此許多當事人更願意留下珍貴的資料與事實,還原當時情況。

冤案觀點[编辑]

張炎憲認為鹿窟村案中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他說,「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黨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3]

一些獨派研究認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本案中部份被指稱為涉案之關係人,實際乃遭栽贓入罪的猜測,實亦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於「鹿窟武裝基地」搜出的是大小五星旗6面、五星臂章10條、人民武裝保衛隊隊旗2面、軍用地圖計47幅、駁殼槍1枝、收報機1具、土造手榴彈165枚、土造地雷7個、炸藥2包、雷管1束、手銬1付、反動書籍及匪文件55冊;而依照判決書所稱,土造手榴彈和地雷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的,故有輿論認為將其稱為「武裝基地」所當有的水準有不當之處。

近代台史學者針對「鹿窟事件」的研究結果,常以當年官方判斷錯誤為出發點。指出當年鹿窟事件中,被官方判定、宣告為共產黨人者,由於當地對共產黨的認識之匱乏無知,是一個大大的冤案。而以當時主導搜查的谷正文口述中,則有這樣的一段:「這裡的共產黨成員參與地下组織的證據,在我參與肅諜工作以來,真可謂空前绝後的完整。他們個個不但白紙黑字地寫明加入共產黨,還全數捺了指印爲憑,只不過這些文件最後都被楊上級給燒毁。」它段亦有說當地民眾與帶頭者其實都並不瞭解共產黨就加入了,這部份與台史學者針對的點符合,但當年國府選擇招募人加入組織者死刑,被招募而加入者則一律施以徒刑,並未無知者即無罪。

1998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主編)為第一本有關此事件的完整調查。2000年12月29日,台北縣政府臺北縣石碇鄉光明寺附近興建鹿窟事件紀念公園,而光明寺就是當年用來囚禁村民的地點。

其他觀點[编辑]

中共文史工作者認為:228事件後,省工委黨員從1947年的七十餘人發展到1950年最高峰兩千餘人(谷正文語)以來,由於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於1950年三月二次被捕,供出所有黨員名單。1952年12月29日,军警包围台北县鹿窟山区,並大肆围捕,前后四个月逮捕200多人。[7]

相關作品[编辑]

電影[编辑]

文學[编辑]

  • 葉石濤:〈鹿窟哀歌〉(1989),收錄於《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

參考文獻[编辑]

書目
  • 張炎憲:《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台北縣板橋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
  • 張炎憲:《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台北縣板橋市: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0年。
  • 陳皆得:《陳皆得及其家族受難記》
  • 李石城:《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台中市:白象文化,2015年。
引用
  1. ^ 谷正文口述《剿滅中共在臺武裝基地潛匪始末》. 
  2. ^ 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檔案》. 
  3. ^ 3.0 3.1 張炎憲:《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 
  4. ^ 蔡德本. 《蕃薯仔哀歌》. 草根. 2008-03-01. 
  5. ^ 藍博洲. 李井水檔案《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份)》.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0. 
  6. ^ 6.0 6.1 6.2 林傳凱. 《歷史臺灣第八期:大眾史學專題》「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 臺灣: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01-06-29. ISBN 9788017131115. 
  7. ^ 匿名:〈1950,叛徒蔡孝乾与台湾地下党〉,《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

相關條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