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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
又名名稱
日期1997年7月1日,​26年前​(1997-07-01
地点 英屬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英国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
参与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结果
本條目為香港歷史系列之一
開埠初期
(1842年至1898年)
20世紀初歷史
(1898年至1941年)

其他香港系列

文化 - 經濟
地理 - 政治 - 教育
香港主題

香港回歸(英語:Handover of Hong Kong,又稱香港主權移交[註 1]九七回歸,詳見「#名稱」段)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国务院英國貝理雅內閣為了履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於1997年7月1日0時0分結束英屬香港並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3][4][5][6]。此為1843年大清割讓香港以來,經歷英治香港、二戰日治香港,香港最後一次更換宗主國。

香港特區的新法律稱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該法主要思想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名稱[编辑]

二次大戰結束至1990年代,國共雙方均有提出「中國收回香港」的表述[7][8][9][10][11][12]粵語中國收返香港[13][註 2];英語:to recover Hong Kong[14][15][16]),此表述的動作主體為中國,是直到1990年代中期為止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最主流的表述。[17]至於「香港回歸」(英語:Hong Kong reunification[註 3]),此表述的動作主體為香港,在1983至84年中英談判時,僅有少數親中派政治人物、法律學者和報章使用[18],最晚於1997年年初普及成為主流用語[13]。不過英語界則至今較常用「香港交接」(英語:Handover of Hong Kong)。

學界尤其國際法學者多用「香港主权移交」術語[17](英語: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不過自1980年代中英談判以來,中國談判團對《南京條約》條文重新解讀,主張大清雖然因為香港割讓而「沒有行使主權」,但不認為香港主權因此而移交到英國手上,既然英國沒有獲得主權,邏輯上就無法把主權移交回中國[19][20][21][22][23]。英國在談判桌上嚴斥中方的重新解讀,最終在《中英聯合聲明》的雙方措辭均迴避「是否有移交主权」,中方聲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英語: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而英方聲明「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英語:Restore Hong Ko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4][25]

割讓背景[编辑]

租借香港新界予英國的條約由李鴻章簽字。本圖攝於1900年1月15日,兩廣總督李鴻章船經香港與香港總督卜力合影。[26]

1842年至1898年,大清先後三次割讓新安縣城城外50公里的香港島、九龍半島及租借新界予英國,合稱割讓香港。香港自古是中原邊陲棄土,當初連英國人也埋怨香港「荒蕪、不衛生、無價值」,後來才發掘到它是優良港口。[27]

去殖民地化的嘗試:1946-71年[编辑]

1946、1966、1970年的嘗試[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流行去殖民地化(又稱「解殖」),英屬香港在1946年、1966年、1970年三次順應潮流去殖民地化,均被逆历史潮流、反进步、反動的原因而制止了。非殖民地化的步驟一般是設立代議民主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再轉為責任政府,最終放權給當地人自治。[28]但由於中共对香港有「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大局部署(詳見本條目「1949年解放香港」段),不乐见香港人民以自己参与的方式去终结他們家園遭受的英國殖民统治,并阻止会真正动搖殖民体制的运动发生,因为去殖运动所释放出来的政治力量不是中共所乐见,中共要的香港是在殖民状态下回归祖国。[29][30]由此,香港的代議民主改革屢被阻撓,拖至1992年末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才不顧中方一再反對推行新九組政制改革。[31][32]

1946年香港總督楊慕琦在二戰後提出《楊慕琦計劃》,大幅放權予香港華人精英階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英國是第一個西方大國與它建交,以營造良好的中英投資環境,而國僑辦主任廖承志總理周恩来屢次警告英國,不准在香港去殖民地化。[33][34][35][36]楊慕琦計劃》遂被腰斬。

1966年11月23日,狄堅信MBE(William Vivian Dickinson)發表報告,[37]建議拆解市政局,改為成立以代議民主佔多數的「區級自治議會」,處理社區的教育、福利、廉租屋事務;但英國政府在1971年8月[38]再次以香港的代議民主改革會挑動中共政府神經而否決。[39][40]

1970年香港大學生發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对香港华人地位的提升、中文教育的促进、香港学生运动的勃兴,都有深远影响。然而香港左派对中文运动持否定的立场,並极尽冷嘲热讽的能事,這是源於這一個去殖民地化舉措影響了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大局部署(詳見本條目「1949年解放香港」段)。[29][30]

1971年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把香港除名[编辑]

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國。1972年11月8日,第27屆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見的提案,規定香港澳門不屬於殖民地範疇,港澳問題屬於中國主權問題,聯合國無權干涉,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英國、葡萄牙交涉談判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並剔除出《殖民宣言》名單[41][42]。這排除了其他國家(包括聯合國)參與解決香港問題(如國際共管)之可能[43][44]

中國在1972年公開否定香港殖民地性質,但中國大陸人民瞭解詳情者不多,所以在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解釋:「通常意義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國統治、管轄而喪失了主權的國家。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適用於香港。」[41]



中國收回香港的早期嘗試[编辑]

1943年二戰[编辑]

1945年8月30日英屬香港總督接受日本投降,同時升英國和中華民國國旗。圖中的和平紀念碑成為香港悼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香港和二戰香港保衛戰的死難者的場地。

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期間,大日本帝國在1937年佔領了英國的租界,包括天津租界上海租界等。1941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6小時後突襲香港。美國總統小羅斯福為了團結盟軍,勸喻英國在戰後不要從日本手上回收租界,因此,1943年1月《中英平等新約》英國放棄在中華民國的治外法權及多個租界,中方代表顧維鈞欲連帶收回日治香港,未果。[45][46][47]重慶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談判期間的取態,引起學者研究。[48]。1943年11月開羅會議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再次主張日治香港在戰後應發展為中華民國自由港,後擱置。[49]

日治香港尾聲,英國為重新經營香港已作周全準備,包括從英屬印度調來大批糧草,以解救陷入飢荒的香港並籠絡民心;而身在廣西的国民革命军司令官張發奎(下轄孫立人新编第一军石覺第十三军)以及中共东江纵队本身已缺糧,假如他們奪取香港,或會釀成軍隊和民間搶糧的危局。[50]最終蔣介石以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身分授派英屬香港總督接受日本投降,[51][49]英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史稱香港重光[52]

1949年「解放香港」?[编辑]

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不久,194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會見西方記者,哈默問:“在香港前途問題上中共態度如何?”毛澤東回答:「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53]

至1949年,解放軍已「解放廣東」,但沒「解放香港」。中共高層多次訓示下屬要對英屬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得挑對的時間解放。[53]所謂充份利用,包括1950年代北京參與韓戰時依賴英屬香港輸送物資,以繞過聯合國禁運[53]這種利用延續之韓戰之後,源於中共認為英屬香港是它從西方收集情報和交朋友的好去處。[54]1960年代中蘇交惡蘇聯共產黨美國共產黨屢次指責中國共產黨拖延收回香港,“中共以社會主義國家自居,卻為了經濟利益一己之私,縱容香港同胞受殖民主義剝削。只有虛偽的社會主義國家容許殖民地存在”。[55][53]

1967年文革[编辑]

香港左派煽動六七暴動香港警察李觀生遭暴徒搶槍射殺,同情「反英」的群眾大減

香港工委香港左派陣營對於未被中共中央批准於1949年對港英政府奪權而極度失望,1967年5月他們乘着中國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在英屬香港煽動以「反英(國)」為目標的六七暴動,嚴重撕烈香港社會。其「反英」口號意外引起了去殖民地化思潮萌芽(詳見本條目下段「去殖民地化的嘗試」)。由於去殖民地化的通常結果是放權給本地人自治,[28]這打亂了中共「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部署,[56]外交部長周恩來在審閱香港工委的鬥爭方案時,就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57]國僑辦主任廖承志港澳工作會議斥罵香港左派是否要脅迫中共中央在1967年時機未成熟之際收回香港。[58][59][60]

香港左派策動六七暴動期間,矇騙中央說「香港群眾迫切要求解放」,然而香港300萬人口大多是1950年代逃港潮而來的,大多清楚大躍進三年大飢荒等等在「解放區」發生的經濟災難,「香港群眾迫切要求解放」乃是香港左派脫離群眾的論調。[56]受香港左派誤導,1967年連北京紅衛兵大呼大嚷要「解放香港」,[61]在解放軍也不時聽到要「對香港動武」。[62]

1984年中國收回香港的談判[编辑]

談判緣起[编辑]

香港市民在1979年前鮮有考慮香港前途問題,但香港政府卻不然。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1997年6月30日屆滿,而1970年代香港籌劃多項基建,投資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香港政府知道租契必須清晰才能籌集資金。[63]。1966-7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令中國政局動蘯,英屬香港政府一直等待時機交涉。[64]:150。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向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65]

「沒有三腳櫈」:排除香港參與[编辑]

中方代表團堅持香港無權加入為「第三者」參與香港前途談判[66]1984年6月23日鄧小平接見香港最高行政諮詢機關香港行政局局員鍾士元鄧蓮如時,鄧小平公開指「只有兩腳櫈」(指中英兩國)、「沒有三腳櫈」、「歡迎你們以個人的身分到北京來」,由此「三腳櫈」的比喻流傳。[67][68][66]香港行政局局員甚為不快,鍾士元以包辦婚姻比喻,指當天鄧小平說「無論如何都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所謂三腳櫈不存在,只有兩腳櫈,香港不應插嘴。當時我暗想,那不是等於盲婚嗎?男女雙方父母討論婚姻事宜,香港就無權參與,但又不敢說出來反駁」,[67]同為香港行政局局員的李鵬飛在2001年指「說中英兩國是兩腳櫈......好像港人前途與港人無關似的」。[67]據中方團長周南等人的回憶錄,中方假定香港政界若參與談判,將一邊倒支持英方立場形成「以華制華」;而鄧小平亦指控香港行政局局員挟持「香港民意」之名,實則只反映一己之見。[69]:58-61[66][70]又由於中方代表團沒邀請香港同胞加入,香港同胞只能加入英國代表團成員,1983年7月中方曾以「不在英國代表團名單」為由拒絕了香港新聞處處長曹廣榮大陸簽證[71][66]

香港市民的取態[编辑]

1982年3月的電話民意調查《1982 Future of HK Poll》訪問982受訪者對香港前途的希望結果(preferred outcome)和預計將發生結果(probable outcome),以希望而言,1982年3月的香港人70%希望香港維持現狀,15%希望成為「託管地」,希望中國收回香港有4%;以預計將發生以言,1982年3月的香港人43%認為香港將維持現狀,33%認為香港將成為「託管地」,6%認為中國將能收回香港。[72]此民意調查長期不為人知,至2014年在香港大學圖書館被發掘,[73]引起一波分析和引用的熱潮,其中最有名為2017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高考」)歷史科考卷的題目[74]

1980年代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的程翔在2018年著書指「大部分人以『心裏不願,嘴裏不講』的態度來面對『回歸』,有能力的都移民作為政治保險;即使基於民族主義而支持『回歸』的大學生,也提出有條件的回歸——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75]

由於傳出談判判裂,1983年9月香港經濟恐慌,中方揣測是為英國幕後操縱「經濟牌」。[76]。9月16日至9月24日,港元曾在一個星期內下跌20%,由7.9港元兌1美元跌至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77]:243。同一時期,物價一度飛漲,市面出現搶購糧食等情況[78]恆生指數亦告大幅下跌150點,跌至780點,導致1981年香港股災[79]:49-51。促使香港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實施聯繫匯率制度,以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鈎,來維繫港元穩定[80]。,觸發1982年9月恆隆銀行擠提事件、1983年9月香港搶米風潮[81],局勢趨穩定始於1983年10月香港政府推出香港聯繫匯率制度,但仍出現香港移民潮[82]。1984年末,無線電視的《八四年香港大事回顧》指「對於香港人來講,無論是否同意中英對於香港的安排,八四年總算能給他們一個明確答案」。[83][84]

談判期間爭辯「主權換治權」[编辑]

1982年9月24日記者會上,戴卓爾夫人重申割讓香港的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假若有國家不尊重國際條約則難以談判。[85]。1983年7月中英第一輪會談,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英國放棄對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主權,以租借方式繼續管治香港,中方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86]1984年4月的第12輪談判,英方大幅讓步,4月20日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香港宣佈1997年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經22輪談判,1984年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69]:390

談判後提出的其他方案[编辑]

蘇格蘭接受香港移民[编辑]

1989年6月八九學潮前後,史密夫學院發表報告,建議英國政府在蘇格蘭西岸建立「新香港」,接收300多萬英籍港人;基礎建設費約5億英鎊,另外工商業設施費用大約2億5千萬英鎊。報告就選址也考慮過其他地方,包括澳洲、非洲、墨西哥西岸,甚至在威爾士等,最後他們認定蘇格蘭最好。[87][88]贊成者和反者均有之,該西岸小島發言人表示歡迎,蘇格蘭國民黨則反對。[89][90]2020年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香港國安法落實後,該提案再次被蘇格蘭政界舊事重提。[91]

香港商界花100億租香港10年[编辑]

立法局議員兼香港總商會主席蘇海文(Helmut Sohmen)向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提議,用100億港元租金,1997年向中國續租10年。事後許家屯被上級狠批而免職。[92]

談判後至1997年的過渡期[编辑]

起草《基本法》[编辑]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寫進憲制性法律,[93]:4,希望此為澳門回歸[94]台灣問題的模板。[95]1985年4月,第六屆全國人大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人士。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首稿公布。其中關於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細節尚未定稿,1988年11月,委員兼作家金庸揣摸北京意思提出《雙查方案》,直接拒絕前三屆選舉雙普選,並提出於第三屆任內(2007-2012)舉行一次全民公投,以決定第四屆行政長官是否普選,以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由於《雙查方案》直接拒絕前三屆選舉雙普選,香港興論狠批他極端保守,被各界聲討。1989年6月八九學潮後,全國人大嫌《雙查方案》還不夠保守,把全民公投決定是否雙普選的內容刪除了,並於1990年4月通過《基本法》草案第二稿[93]:4。後來2010年代香港政界後悔,指《雙查方案》比起1997年後歷次香港政制改革而言已相對進取,1988年時當初不應阻撓。[96][97]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稱:

「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五十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

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69]:215-222

1989年香港的中國人認同暴漲[编辑]

2008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哀悼當年汶川地震遇難學生同胞八九學運學生同胞。極多香港學生、青年參與。[98]

1989年5月八九學潮令香港人催生了由「英屬香港人」到「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認同轉變(詳見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八九民運時,香港人全情投入參與,(5月27日)百萬人上街聲援;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洗禮,原來出生和成長於英治殖民地的香港人,……在情感上與中國大陸重新連接起來」,「對不少親身經歷過八九民運的50和60世代(即當年20至40歲的香港人)來說,這種‘香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是深印在腦海之中的時代烙印,並主導了八九年至今的民主運動論述 ── 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港兩地人民共享‘民主中國’的理想(建設民主中國);香港人對建設民主中國有特殊責任,民主中國也是實現民主香港的策略。」[99]由此香港人與失勢的中國改革派合流,香港「充分感到國內華人彼此有着共同的政治命運,而這個政治命運又被看成是不明朗」。[100]此後每年香港均舉辦維園燭光晚會

移民潮[编辑]

1950-70年代在逃港潮逃來香港的人恐懼被秋後算帳,計劃再次移民。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感到悲觀,1990至1994年出現了開埠以來最大規模香港移民潮,五年共有約30萬人移民外地[101]:21加拿大温哥華、澳洲美國是當時不少港人移民的熱門之選。在移民潮高峰,非州島國佛得角也刊登廣告宣傳投資移民[102][103]

居英權計劃[编辑]

1990年,英國政府宣佈給予50,000個家庭英國居留權,主要給予從事敏感職位的公務員等,包括警隊政治部、駐中国大陆記者等[104][105]。中方對居英權計劃表示不滿。

拆卸大清外飛地:九龍寨城[编辑]

九龍寨城大清外飛地,香港政府沒有司法管轄權[106]:16-17。九龍寨城成了充斥“黃、賭、毒”的「三不管地帶」[107])。1987年,兩國共同決定拆毀寨城、遷徙居民。

拆卸國民黨眷村:調景嶺[编辑]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後,香港政府將部份未及遷台的國民革命軍退役老兵及家眷安置於新界東南地理位置偏僻的調景嶺。當時調景嶺沒有陸路交通可達,自成一局,成為寮屋區。故此,調景嶺具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居民長期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每年10月10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等,香港政府並沒有干預,但隨著香港和澳門兩地主權即將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政府發展將軍澳新市鎮,調景嶺寮屋區在1996年拆卸,並於1999年開始興建地鐵(今港鐵將軍澳綫連接東九龍油塘港島北角。所有居民在政府補償下遷徙至其他地區,當中大部份人都遷進了將軍澳的厚德邨

興建新機場爭執[编辑]

1989年,香港總督衛奕信宣佈香港機場核心計劃,興建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等基建,耗資超過1200億港元[108]。由於此計劃耗資龐大,被中國政府質疑英方打算在主權移交前耗盡儲備,談判時引來雙方極度不快。

1992年彭定康政制改革[编辑]

由於中共不樂見英屬香港去殖民地化(詳見本條目「去殖民地化的嘗試」段),香港的代議民主改革屢被阻撓,拖至1992年末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才不顧中方一再反對推行新九組政制改革。中方最終不承認新九組產生的香港立法局,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93]:11

駐軍方案[编辑]

2017年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披露了1992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把解放軍接防進香港的方案遞給已經退休的前軍委主席鄧小平看。鄧小平指軍隊的香港接受方案只有和平接受方案,亦應有武力接收方案。[109]

主要政策[编辑]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93]:4,希望此為澳門回歸[110]台灣問題的模板。[111]

重要官員[编辑]

英方成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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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成員[编辑]

根據曾參與談判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憶述,談判中所有重要的決定,實際上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親自定案[112]

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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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過程[编辑]

港督府告別儀式[编辑]

英方告別儀式[编辑]

英方告別儀式舉行地點——添馬艦

交接儀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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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及外交移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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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编辑]

去殖民地化、二次回歸[编辑]

1997年後,香港去殖民化,各種與英國政府和英國文化的象徵陸續被消失。而由於中共批評香港去殖民化不徹底,2010年代興起二次回歸之說,指的是從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着手令香港「人心回歸」。

紀念[编辑]

紀念活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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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事物[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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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賀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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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外地位(1997年-)[编辑]

國際組織[编辑]

在體育方面,香港仍可獨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非外交組織例如國際足聯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等,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負責,亦擁有獨立的香港足球代表隊。由於主權移交後香港脫離英聯邦的行列,在1997年之後便沒有參加英聯邦運動會

美國[编辑]

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根據此法案,1997年後美國政府將繼續把香港視作一個在政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與中國大陸完全不同的地區,並在對外政策上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113]

中華民國[编辑]

1949年后,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灣后,依照一個中國原則,承认香港居民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可取得中华民国华侨身份。1994年之前,港澳侨生赴台讀書即可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其後政策取消[114]。在1997年3月18日,中華民國立法院制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62條,同年4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公布[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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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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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 美國在台協會文獻篇: 美國國務卿瑪德蘭.歐布萊特一九九七佛萊斯特講座:美國在東亞的原則與目標美國海軍官校馬里蘭州安納波里斯市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五日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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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首次版本,立法院法律系統.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02). 
  116. ^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沿革,中華民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2-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3). 

注释[编辑]

  1. ^ 1.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不承认“香港主权移交”为“香港回归”的表述用词[2]
  2. ^ 「返」本字讀faan2(粵拼),因為在此不規則變調為第一聲,故常訛寫為「翻」或「番」(faan1),即「收翻/收番香港」
  3. ^ 可參見1997年7月1日臨時立法會通過《香港回歸條例》的英文官方譯名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Ordinance

来源[编辑]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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