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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贝尔·利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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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贝尔·利奥泰
Hubert Lyautey
利奥泰元帅，摄于1925年
出生(1854-11-17)1854年11月17日
法国南锡
逝世1934年7月27日(1934-07-27)（79岁）
法国托雷
军种法国陆军
服役年份1873年—1925年
军衔师级将军
其他工作

路易·于贝尔·贡扎尔夫·利奥泰（法语：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1854年11月17日—1934年7月27日），法国陆军将领，曾被授勋法国元帅。他活跃于殖民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属摩洛哥总督与战争部长。

加列尼于1875年自圣西尔军校毕业，曾在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等殖民地作战，支持与当地精英合作，不试图同化当地土著的“保护国”制度。1903年至1910年间，他在阿尔及利亚服役，负责绥靖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边境地区。1912年3月《非斯条约》签订后，他成为法国在摩洛哥保护国的首任驻地总督。1913年，他被授予荣誉集团军大十字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利奥泰先留在北非镇压叛乱，于1916年担任战争部长，后于次年3月辞职。之后，他继续担任摩洛哥总督，直至1925年辞职。1921年，他被授勋法国元帅。1934年7月27日，他在托雷去世，葬于摩洛哥拉巴特，后因摩洛哥独立被迁至巴黎荣军院。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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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于贝尔-贡扎尔夫·利奥泰于1854年11月17日出生在法兰西帝国南锡的公务员家庭，父亲莱昂·加列尼（Léon Lyautey）是路桥总监，祖父于贝尔曾参与拿破仑战争，是将军与第二帝国时期的参议员。其母亲洛朗斯·德·维尔莫特（Laurence de Villemotte）则出身诺曼底贵族家庭，利奥泰受其影响，承袭天主教信仰、爱国主义与君主主义，并深信菁英阶层在道德与政治上肩负着举足轻重的使命[1][2][3]。他年少时在第戎的中学，并深为勒内·笛卡儿的《方法论》所吸引[4]。1873年，他进入圣西尔军校就读。1876年初，他进入军事训练学校受训，并于1877年12月晋升为骑兵少尉。他自圣西尔毕业后，于1878年前往阿尔及利亚度假两个月，此行使他对马格里布地区与伊斯兰产生深刻印象[1]。他随后在骑兵部队服役[5]，并将军事生涯主要投入于殖民地。1880年，他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参与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利奥泰逐渐倾向于支持殖民地自治与“保护国”制度，而非将其并入法国本土的“同化政策”。他当时认为法国若想在殖民事务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尊重当地现存的文明与文化，并与当地精英阶层合作[3]。1884年，他被召回法国，对此颇感失望[6]。

军事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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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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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利奥泰被派往法属印度支那，在约瑟夫·加列尼麾下服役。他协助镇压中国边境一带的黑旗军游击活动，并在北圻建立殖民行政体系，出任印度支那总督府的军事办公室主任。1897年，他离开印度支那时，已晋升为中校，并获授荣誉集团军勋章[7]。

他在印度支那时述：

我在这里如鱼得水，因为能操纵事物与人心便是权力，这才是我心之所向[8]。

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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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至1902年间，利奥泰在马达加斯加服役，再次隶属于加列尼麾下。他在马达加斯加北部与西部实施绥靖行动，治理人口约二十万的地区，着手兴建新的省会安卡佐贝（英语：Ankazobe），并修筑一条横贯全岛的新道路。他同时鼓励种植稻米、咖啡、烟草、谷物与棉花，并设立学校。1900年，他出任马达加斯加南部总督，该地区面积约为法国本土的三分之一，人口约一百万；其麾下共有80名军官与4,000名士兵[6]。同年，他晋升上校。他在在马达加斯加期间，曾写信给父亲说道：“我就是路易十四，而这正合我意”。不过他同时认为，自己并非渴望权力本身[8]。1902年，他返回法国指挥第14骠骑兵团；翌年因其在在马达加斯加所展现的军事能力与成就，晋升为旅级将军[5][3]。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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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法国征服摩洛哥
A portrait of General Lyautey in military uniform, seated at a small table
利奥泰于1908年

1903年，利奥泰被派往奥兰以南地区，先后指挥当地一个分区，之后又接掌整个奥兰区。其正式任务是保护一条新建铁路，防止来自摩洛哥方面的袭击[9]。1903年初，阿尔及利亚的法军指挥官多半自行其是地向摩洛哥境内推进。同年稍后，利奥泰向西进军并占领贝沙尔，此举明显违反法摩两国于1840年代签订的条约。次年，他又进一步深入摩洛哥，公然违抗战争部长的命令，并威胁若巴黎不予支持便辞职。法国外交部长因担心与英国在摩洛哥的势力发生冲突，于是对利奥泰的行动发表措辞含糊的否认声明。最终，法国同意让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分别在埃及、摩洛哥北部与利比亚拥有行动自由，以此安抚三国。此后，仅剩德国反对法国向摩洛哥扩张，并后来发展为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0]。1903年，利奥泰结识伊莎贝尔·埃伯哈特（英语：Isabelle Eberhardt），并聘请她执行情报任务。1904年埃伯哈特去世后，她的墓碑亦由利奥泰选定[11]。1907年初，法国医生埃米尔·莫尚（英语：Émile Mauchamp）在马拉喀什遇害，可能与他试图为法国在当地扩张铺路有关。其后利奥泰出兵占领位于摩洛哥东部、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乌季达[12]。其随后晋升师级将军，并自1907年8月4日起出任法属摩洛哥的军事总督。他占领乌季达后，又前往拉巴特向摩洛哥苏丹施压，并卷入苏丹与其兄弟之间的权力斗争，当时德国与法国在这场争端中分别支持不同一方[9]。

1909年10月14日，利奥泰在巴黎与伊纳·福托尔（英语：Inès de Bourgoing）（婚前姓德·布尔古安）结婚。她是前皇后欧仁妮的教女，也是法国红十字会主席，并刚刚在摩洛哥建立红十字会组织。两人没有子女，但福托尔与前夫育有二子[13]。1910年，利奥泰返回法国；1911年1月，他在雷恩指挥一个军[5][9]。1912年，利奥泰再度被派往摩洛哥，并解救当时遭约两万名摩洛哥人围困的非斯。非斯条约签订后，摩洛哥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利奥泰自1912年4月28日至1925年8月25日出任法属摩洛哥驻扎总督。1912年底，苏丹穆莱·哈菲德退位，由较为顺从的弟弟继位；不过摩洛哥直到1934年才被法军完全平定[14]。

1912年10月31日，利奥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第14席院士[15]。

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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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7日，利奥泰收到外交部次长阿贝尔·费里（英语：Abel Ferry）从巴黎发来的电报[16]。据称，他当时对部下说道：“他们完全疯了。欧洲人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内战。这是他们做过最愚蠢的事情[17]。”不过，利奥泰与许多职业军人一样，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无好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战争爆发表示欢迎，认为“政客终于闭嘴了”[18]。同日，法国战争部长阿道夫·梅西米（英语：Adolphe Messimy）命令利奥泰准备放弃摩洛哥除主要城市与港口之外的地区，并将所有有经验的部队调往法国本土。梅西米后来表示，那只是一道“形式上的”命令[19]。

战争爆发时，利奥泰指挥约7万名士兵，这些部队全部属于非洲军或殖民军的一部分。依照法国法律，本土征兵在一般情况下不得派往海外服役。起初，利奥泰先将两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师派往西线，随后又派出另外两个师，以及驻摩洛哥的两个阿尔及利亚旅和一个由5,000名摩洛哥人组成的旅。共有70多个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营在西线作战；此外，一个摩洛哥斯帕希骑兵团与七个阿尔及利亚斯帕希骑兵团在西线下马作战。其他部队则在马其顿战线中作战，或在黎凡特地区以骑兵身份作战[20]。

1914年，法军在赫尼夫拉附近的一次远征中损失33名军官、580名士兵以及两个营的武器。虽然这是战争期间摩洛哥唯一一次重大军事事件，但利奥泰仍担心德国在当地宣传可能引发圣战，而当时外籍兵团中仍有不少德国人。为此，法国从本土南部派出四个地方防卫团，与动员起来的欧洲殖民者一同驻防[21]。至1915年年中，利奥泰已向西线派出42个营，作为补充，他则获得一些中年预备役士兵（在摩洛哥人眼中反而被视为经验丰富的战士）、塞内加尔步兵营与摩洛哥步兵营，以及摩洛哥不正规部队古米耶。利奥泰在摩洛哥手中仍握有20万兵力，必须同时控制中阿特拉斯与里夫地区，并镇压多起叛乱，包括赫尼夫拉的扎扬人起义、塔扎地区的阿卜杜勒·马利克叛乱以及南方的阿尔希巴叛乱，而后者甚至得到德国潜艇的支援。利奥泰认为，凡尔登战役与摩洛哥局势其实是同一场战争的不同战场[22]。

利奥泰没有采纳集中兵力防守少数大城市的建议，而是冒险将部队分散部署在全国各地。最终，他的策略取得成功，因为这种部署在心理上压制了可能叛乱的部族首领[16]。至1915年7月，利奥泰仍掌握约7.1万名士兵。他始终坚信法国会赢得战争，同时仍照常举办贸易博览会并推进道路与铁路建设[21]。

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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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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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泰的个人思想最初带有君主主义与保守主义色彩，之后逐渐转向强调社会责任。他曾发表题为〈普遍兵役制度下军官的社会职能〉的文章。不过在实际政策上，他的殖民统治方式与世俗共和派的约瑟夫·加列尼相当相似[5]。利奥泰对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始终抱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军队在重建法国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8]。

利奥泰采纳并仿效加列尼“逐步扩展”的统治策略：先在局势已经平定的地区建立稳固控制，随后推动社会与经济建设，例如设立市场、学校与医疗机构，以削弱抵抗并促使原先的反抗者与殖民政府合作。这一方法被称为“油渍政策”（tache d'huile），意指控制区如油渍般逐步向外扩散，最终覆盖整个地区。利奥泰的相关论述后来对现代反叛乱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戴维·加吕拉便曾加以吸收与发展[23]。此外，他还推行所谓“种族政策”（politique des races），即分别与各部族打交道，以避免任何单一部族在殖民体系中取得过大的影响力[24]。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利奥泰是一位相当能干的殖民行政官。他的治理方式后来被概括为“利奥泰体制”。这一体制强调利用既有的地方治理机构，并主张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利奥泰主张在当地社会中寻找具有民族意识、但同时希望保持地方自治的群体，然后扶植其成为殖民体系中的政治领袖[25]。他试图在直接的军事力量与其他统治手段之间取得平衡，并向摩洛哥人描绘在法国殖民统治下更为繁荣的未来。例如，他曾邀请法国年轻且才华出众的城市规划师亨利·普罗斯特（英语：Henri Prost），为摩洛哥主要城市制定全面的城市改建计划[26][27]。

1912年以后，利奥泰在摩洛哥公开表现出对苏丹的尊重，并告诫部下不要把摩洛哥人当作被征服的民族对待[9][5]。他反对在摩洛哥推行基督教传教活动，也反对法国移民大规模定居当地[28]。利奥泰还赞同印度支那总督拉内桑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与文官一同统治，而不是对抗文官[28]。”

战争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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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利奥泰曾短暂出任法国战争部长三个月。其任期恰逢讷韦尔攻势失败与法军哗变，使他的任职过程始终笼罩在危机之中。1916年12月10日，利奥泰收到一封电报，邀请他出任战争部长，他对此显得颇为意外。他接受任命时，要求获得可向西线法军总司令讷韦尔以及萨洛尼卡集团军总司令萨拉伊下达命令的权力。此前的总司令霞飞在任时享有远比战争部长更大的自主权，并且同时指挥萨洛尼卡战场。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并未详细说明撤换霞飞的原因，只表示利奥泰将成为五人战争委员会的一员，负责监督军需生产、运输与补给，因此权力将大于历任战争部长。利奥泰回答道：“我将回应你的召唤。”就任后，他花费大量时间巡视部队并熟悉西线战况[29][30]。利奥泰在法国政治左翼中极不受欢迎。1916年12月白里安改组内阁时，时任公共教育与艺术部长保罗·潘勒韦拒绝留任，因为不愿与利奥泰共事；此外，他对以讷韦尔取代霞飞而非由贝当接任也存有疑虑。潘勒韦后来在1917年大部分时间担任战争部长，并在当年年底短暂出任总理[31]。

利奥泰上任后很快发现局势已成定局。讷韦尔早在代理战争部长拉卡兹（英语：Marie-Jean-Lucien Lacaze）海军上将任内便被任命为总司令，而他本人其实并不属意讷韦尔。此外，军需生产事务也从战争部划出，成立由阿尔贝·托马（英语：Albert Thomas (minister)）领导的独立部门，并由实业家路易·卢舍尔（英语：Louis Loucheur）担任国务次长协助管理。利奥泰原本希望依赖霞飞、福煦与卡施泰尔诺等将领，但霞飞很快辞去顾问职务，福煦此前已被解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职务，卡施泰尔诺则被派往俄国执行任务，而利奥泰也未被允许恢复陆军总参谋长一职[32]。

利奥泰听力不佳，而且谈话时往往占据主导。他作为战争部长与内阁成员，倾向透过英国驻法大使馆直接与英国政府联系，这令英国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英语：Sir William Robertson, 1st Baronet）颇为不满。1917年1月5日至6日前往罗马会议的列车上，利奥泰站在地图前向英国代表团讲解巴勒斯坦战役。罗伯逊以直率闻名，他听完后问劳合·乔治：“他讲完了吗？”随即回去睡觉[30]。罗伯逊还对劳合·乔治说：“那家伙撑不了多久。”他在1917年1月12日写信给国王顾问克莱夫·威格拉姆时表示：

利奥泰这种人就像那种在印度殖民地待了一辈子的英国官员，一生只谈殖民地的事情。他话很多，但对这场战争几乎毫无理解，我怀疑他不会在现在的位置上待太久[33]。

1917年2月27日，利奥泰出席加来会议（英语：Calais Conference (1917)）。劳合·乔治在会议上试图让驻法英军接受讷韦尔的统一指挥，结果与英国将领发生激烈争论。利奥泰声称自己直到登上前往加来的列车时才看到相关计划[34]。当他阅读讷韦尔的作战方案后，嘲讽地称那是“格罗尔斯坦女大公（英语：La Grande-Duchesse de Gérolstein）式的计划”（该剧为讽刺军队的喜歌剧）。利奥泰一度考虑罢免讷韦尔，但最终因共和派对军人涉足政治的传统敌意而作罢。[35][36]。利奥泰曾与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贝当讨论自己对讷韦尔的疑虑，而后者最终也取代讷韦尔成为总司令[37]。

利奥泰甚至拒绝在法国众议院的闭门会议上讨论军事航空问题，在随后的公开会议上更表示，即使在闭门会议中讨论此类问题也会危及国家安全。1917年3月15日，他在众议院发言时遭到议员喧哗打断，随即辞去战争部长职务。几位重要政治人物也拒绝接任战争部长，结果白里安的第六届政府（1916年12月12日至1917年3月20日）在四天后倒台[38][39][40]。

战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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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泰的肖像画，菲利普·德·拉斯洛（英语：Philip de László）于1929年绘

利奥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坚持继续征服整个摩洛哥，即使当时法国在与同盟国的战争中亟需大部分资源亦然。他在1914年至1921年的塞安战争（英语：Zaian War）期间，始终统率法军部队。1920年代初，他促成设立高等摩洛哥研究院与谢里夫科学研究所[41]。1925年，他辞去摩洛哥总督，原因是巴黎方面任命菲利普·贝当率领十万兵力镇压里夫山区的叛乱，使他感到被轻视[9]。由于巴黎政界的反对，他辞职时并未获得任何官方表彰；护送他返国的，仅有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驱逐舰[5]。利奥泰曾担任三个法国童军组织的名誉会长[42]。

巴黎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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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泰曾任1931年巴黎殖民博览会（英语：Paris Colonial Exposition）专员。该博览会旨在于法国本土鼓励公众支持帝国事业。访客指南的序言中收录了利奥泰的指示：“在这次博览会中，你们不仅应当看到过去的教训，也应看到当下的启示，更重要的是未来的指引。离开展览时，你们应下定决心，为大法兰西完成更加卓越、更加宏大、更加广泛而多样的事业。”巴黎地铁为配合展览，特别修建了一条通往万塞讷森林的延长线。尽管博览会耗费法国政府与巴黎市共计3亿1,800万法郎，但最终仍获利3,300万法郎。比利时、丹麦、荷兰、意大利、葡萄牙与美国也为其海外领地设置展区。然而尽管利奥泰多次请求，英国仍以1924年已举办过大英帝国博览会、费用过高为由未设置展区[43]。

位于万塞讷森林的镀金门宫曾是1931年殖民博览会的展馆之一，利奥泰的书房如今仍保留于其门厅之中[44]。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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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泰晚年时与法国日益兴起的法西斯运动有所联系。他钦佩意大利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并与极右翼组织火十字团保持关系。1934年，他曾威胁要率领青年爱国者（英语：Jeunesses Patriotes）推翻政府[45]。同年，他还为一个未经授权出版的《我的奋斗》法文版撰写批判性导言，试图借此提醒法国民众警惕希特勒。利奥泰原本希望自己能成为拯救国家的领袖，但其在法国政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均相当有限，这使他深感失望[46]。

1934年7月27日，利奥泰在托雷去世。他的骨灰最初被送回摩洛哥，安置于拉巴特的谢拉陵墓中供人瞻仰。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其遗骸被送回法国，并于1961年安葬于荣军院[47][9]。

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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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泰曾被形容为“或许是法国最卓越、或最恶名昭彰的同性恋者”[48]。其仇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被引述说道：

这是一个令人钦佩而勇敢的人，他的胆量（balls）总是大得惊人；只可惜，那些胆量（balls）并不总是他自己的[49]

有人推测，利奥泰可能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同性恋角色夏吕斯男爵的原型[48]。

关于利奥泰为同性恋者的证据，多属间接材料[50]。然而在当时，这几乎被视为公开的秘密[49][51]。有些历史学者甚至认为，利奥泰对此并未刻意掩饰[52][53]。罗伯特·奥尔德里奇（Robert Aldrich）写道，他喜欢炎热气候，也喜欢“年轻军官的男性陪伴”[8]。据说利奥泰的妻子曾对丈夫麾下的年轻军官们说：“我很高兴通知诸位，昨晚我让你们全都戴上了绿帽。”这句话暗示那些军官皆是她丈夫的情人，而她前一晚则与利奥泰同床[49]。

利奥泰的同性恋倾向——或者至少是所谓“同性爱的感性”[53]，亦或被称为“希腊式美德”[49]，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在摩洛哥的经历有所关联。不过，他对男性的性偏好并非因在摩洛哥逗留而产生。事实上，在他被任命为当地指挥官之前，就有人因其同性恋倾向反对这项任命[52]。

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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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 少尉 中尉 上尉 少校
1873年10月22日[54] 1875年9月25日[55] 1876年1月1日 1882年9月22日 1893年3月22日[56]
中校 上校 旅级将军 师级将军 法国元帅
1897年9月7日 1900年 1903年10月9日[57] 1907年7月30日[58] 1921年2月19日[59]

坟墓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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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利奥泰的坟墓
荣军院中利奥泰的棺椁

利奥泰于1925年辞去摩洛哥总督后，开始规划自己的身后安葬事宜。他希望葬于摩洛哥拉巴特，并于1933年请画家约瑟夫·德·拉诺齐埃（英语：Joseph de La Nézière）为其坟墓绘制草图，设计为传统穆斯林式的圆顶建筑（英语：Qubba）陵寝。1934年7月27日，利奥泰在法国托雷去世，并于同年8月3日在南锡举行国葬。其后，法国当局决定将他的安葬地设于保护国官邸（英语：French Protectorate Residence, Rabat）的庭园内，而非如舍拉（英语：Chellah）或哈桑塔附近等更具象征性的地点，以免触动摩洛哥穆斯林的敏感情绪。即便如此，为摩洛哥的基督徒殖民统治者建立坟墓仍引发争议，并遭到穆罕默德·哈桑·瓦扎尼（英语：Mohamed Belhassan Wazzani）等民族主义者与穆斯林领袖的批评。穆罕默德五世顾虑到民意，拒绝出席1935年10月31日在总督府园区举行的安葬仪式，仅出席同日稍早在拉巴特市中心的仪式。该坟墓建筑由建筑师勒内·卡努依据拉诺齐埃的草图设计[60]。

摩洛哥独立后，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达成协议，为避免围绕这座仍具争议的坟墓再生事端，决定将利奥泰的遗骸迁回法国。1961年4月22日，其遗骸被隆重移出坟墓，经卡萨布兰卡运回法国[61]，此后陵墓一直空置[60]。利奥泰最终葬于巴黎荣军院，1961年5月10日先安置于荣军院圣路易教堂的总督墓穴，1963年再移葬至荣军院穹顶教堂。其遗骸置于一具装饰华丽的棺椁中，该棺椁由近半个世纪前总督府建筑师阿尔贝·拉普拉德设计，并由著名装饰风艺术金属艺术家雷蒙德·叙布（英语：Raymond Subes）制作[62]。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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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Aldrich（1996年），第63、135页
  8. ^ 8.0 8.1 8.2 8.3 Aldrich（1996年），第137页
  9. ^ 9.0 9.1 9.2 9.3 9.4 9.5 Aldrich（1996年），第136页
  10. ^ Aldrich（1996年），第32-33页
  11. ^ Aldrich（1996年），第158页
  12. ^ Aldrich（1996年），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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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Doughty（2005年），第331-332页
  35. ^ 左翼对军事将领涉入政治的敌意，很大程度源于布朗热将军事件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的记忆。利奥泰的前任加列尼也曾遭到类似的指控，尽管他实际上只是试图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
  36. ^ Clayton（2003年），第125页
  37. ^ Greenhalgh（2014年），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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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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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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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urois, André. Marshal Lyautey. Paris, Plon, 1931. Translated 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in London and New York in 1931.
  • Munholland, Kim. "Rival Approaches to Morocco: Delcasse, Lyautey, and the Algerian-Moroccan Border, 1903-1905."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5.3 (1968): 32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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