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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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Ta Kung Pao
类型日报
版式大报
持有者英敛之(1902年-1916年)
王郅隆等人(1916年-1925年)
新记公司(1925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今)
  • 北京版(1966年以前):国务院
  • 香港版: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香港中联办全资附属机构)
创刊日1902年6月17日,​121年前​(1902-06-17
政治立场建制派
语言繁体中文简体中文
总部 香港亚太总部:香港仔田湾海旁道7号兴伟中心3楼
中国总部: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14旁1门
网站www.takungpao.com
www.takungpao.com.hk

大公报》(英语:Ta Kung Pao)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1902年创刊于天津法租界,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是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与南开大学天津碱厂被称为“天津三宝”。1926年至1949年是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该报在该时期以奉行“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1949年后,在中共港澳工委(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大公报》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并成为其机关报[1],其立场被指亲中和有特殊的政治背景[2],实际不再奉行“四不主义”,现隶属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打政治经济新闻。

目前,《大公报》与《文汇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并称为香港“四大报”[3][4],其报导手法受到民众及学者质疑[5][6][7][8]。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2016年的民调,《大公报》的公信力评分为4.21,在收费报章中排名倒数第一。2019年11月的民调,《大公报》再次敬陪末座,公信力评分是3.30,成为全香港公信力评分得分最低的传媒[9][10][11]。而2020年由香港报业公会主办的“香港最佳新闻奖”中,《大公报》共夺得13个奖项,是该届全港获奖最多的报章[12]

报刊历史[编辑]

早期[编辑]

中华民国元年双十节当天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为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的英敛之英千里之父、英若诚之祖父),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经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6年9月,英敛之将报馆售予股东之一的王郅隆王郅隆皖系安福系在工商界代表人物。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13]。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报》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

新记大公报[编辑]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14]

1926年9月正日,《大公报》复刊号由张季鸾执笔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类刊物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1935年至1937年,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大公报》出版部还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题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并七次再版。抗战初期,出版了范长江报道中共陕北根据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该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抗战时期[编辑]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和重庆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和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0年10月,黄桥事件爆发,紧接着发生新四军事件,《大公报》猛烈抨击新四军袭击抗日军队的行径,支持国军对新四军的军事处置。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英语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国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第四条规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为社庆日,纪念创办人吴达铨、胡政之、张季鸾三先生”。

1944年5月下旬,《大公报》派孔昭恺参加了国统区组织的一个由二十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记者团在延安逗留了30天,了解一些当时延安各方面的情况。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团”一行。毛泽东曾举杯对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看。” 之后,重庆《大公报》连续九天刊载了孔昭恺撰写的《西北纪行》。

国共内战及1949年后的大陆时期[编辑]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指控中共用人体盾牌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中共代表杨刚1948年9月从哈佛大学回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后住到王芸生上海家中做工作。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于1949年2月7日改为《进步日报》,杨刚任副总编辑兼党组书记。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杨刚从天津南下主持上海《大公报》工作。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琹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1950年4月4日渝版正式取得报纸杂志登记证继续出版,1951年12月12日正式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管理委员会主任任白戈兼,副主任王文彬;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大公报》重庆版经理王文彬任《重庆日报》经理。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办了103天后停刊。之后原北京《大公报》部分工作人员参与创办了《财贸战线》报(即现在的《经济日报》)。

1949年后的香港时期[编辑]

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直接控制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大公报》的立场明显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因此被认为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也常发布有关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报导。《大公报》也会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相关展览活动,例如:“和平正义的伟大事业—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览”等。《大公报》和《香港商报》或《文汇报》的网站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解禁”的香港报刊及相关网站。

由于该报拥有被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往往站在中共立场,政治色彩浓厚。根据2009年针对香港市民对传媒可信度的调查显示,《文汇报》及《大公报》可信度分数排行最低[4]。2015年,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李国章曾表示“自己不读《文汇报》或《大公报》,相信香港大部分人也不读《文汇报》或《大公报》”,又指两报写得越多,港人越反对[15]

2016年2月,《大公报》和《文汇报》合并归入“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保持各自出报之同时亦“将统筹采编和技术力量,力图在融媒体方面获得发展”。[16]

市场定位[编辑]

《大公报》网站自言以2008年1月数据,日均来访人数近15万人,在全球阅览量中,中国内地占75%、香港占5%、美国占5%、其它占10%[17]。2006年,《大公报》在向广东省零售发行“商旅版”,售价人民币3元。该版主要报道香港本土新闻为主,不报道香港以外新闻。[18]

网上平台方面,该报于1995年设立大公网,为中国最早创建的网络媒体之一。据国际专业网站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大公网目均点击率达1,000万次以上,据大公网自介,其主要受众为关注香港与中国内地的政商学文等社会各界精英群体,读者遍及中国内地、港澳、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澳洲、韩国、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大公网的全球受众中,中国内地以外的访问者数量占全网总量的一半以上。[19]香港报业公会2014年的60周年会刊指出,大公网全球排名稳居中国新闻类网站前十,日均浏览量达1,000万次以上,日均访客数逾100万,官方搜狐微博有242万人关注,新浪微博则有52万。[20]

报刊编排[编辑]

《大公报》报头的“大公报”隶书红字,据传出自末著名思想家严复手笔,下方为威妥玛拼音“Ta Kung Pao”,表格最下方印着日期,星期,第XXXXX号,售价,出版版数,天气,大公网和大公报pdf版二维码。其后为大公报爆料热线。首页间中为广告页,但通常为头条新闻。《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B版。

  • A 版分为要闻、港闻、中国、国际、经济、体育、评论。
  • B 版分为经济、大公园、小公园、文化、副刊。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版,经济、大公园、小公园会在A版里面。

奖项[编辑]

年份 颁发单位/典礼 奖项 参考
1941年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密苏里荣誉奖章(The Missouri Honor Medal) [21][22]
2017年 香港报业公会最佳新闻奖2017 报道组:最佳经济新闻报道 冠军、亚军
写作组:最佳经济新闻写作(中文组)季军、优异;最佳标题(中文组)亚军
设计组:最佳新闻版面设计(单版组)优异;最佳新闻版面设计(系列组)冠军
[23]
2017年 第17届消费者委员会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 文字(新闻/特写/评论)铜奖
可持续消费奖:(文字组别);(影像组别)铜奖
[24]
2017年 花旗集团杰出财经新闻奖2017 亚军 [25]
2018年 香港报业公会最佳新闻奖2018 报道组:最佳科学新闻报道 季军;最佳文化艺术新闻报道 亚军、优异
写作组:最佳经济新闻写作(中文组)亚军、优异
图片组:最佳图片(特写组)优异
设计组:最佳新闻版面设计(单版组)冠军、亚军;最佳新闻版面设计(系列组)亚军、季军
[26]
2018年 花旗集团杰出财经新闻奖2018 亚军 [27]
2019年 香港报业公会最佳新闻奖2019 报道组:最佳独家新闻 冠军;最佳新闻报道 冠军;最佳经济新闻报道 冠军、季军;最佳文化艺术新闻报道 亚军
写作组:最佳经济新闻写作 (中文组) 冠军、季军;最佳标题 (中文组) 季军、优异
设计组:最佳新闻版面设计 (系列组) 季军、优异
[28]
2019年 第19届消费者委员会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 文字(新闻/特写/评论)铜奖
组别:文字(调查报道)银奖
[29]
2020年 香港报业公会最佳新闻奖2020 报道组:最佳独家新闻 亚军;最佳新闻报道 优异;最佳文化艺术新闻报道 季军、优异、优异;最佳科学新闻报道 优异
写作组:最佳经济新闻写作(中文组) 冠军、优异、优异;最佳新闻写作(中文组) 季军
图片组:最佳图片(特写组) 季军;最佳图片(新闻组) 优异;设计组:最佳新闻版面设计(单版组) 亚军
[30]
2020年 第20届消费者委员会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 文字组别(调查报道)金奖
文字组别(新闻/特写/评论)金奖、优异
[31]
2021年 第21届消费者委员会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 文字组别(新闻/特写/评论)银奖 [32]

2020年9月22日,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亚洲品牌大会,公布《亚洲品牌500强》,《大公报》获选为《亚洲品牌500强》之一,排名第352位。[33][34]

争议[编辑]

日期 事件 概述
1952年3月(香港版) 被指负面报道东头棚户区火灾、煽动他人示威 1952年,在东头棚户区发生火灾后,大公报被指负面报道该起火灾事件。抗议者对香港政府感到不满,引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广州市人民政府开始筹款支持抗议者,并决定于1952年3月1日派遣一个救济代表团前往香港。在香港政府的反对下,这次行动被取消,针对香港警察的抗议活动在同一天开始。《文汇报》和其他支持中国政府的出版物经常发表报道,强调香港政府对穷人的忽视。 3月5日,《新晚》、《文汇报》和《大公报》转载了中共中央报纸《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但为了避免违反香港的《煽动叛乱条例》,删除了“屠杀同胞”的说法。然而,香港政府指责大公报对该火灾事件进行负面报道,煽动叛乱。大公报的老板费一鸣和出版商李宗英分别被港英政府判处九个月零六个月的监禁,并罚款几千港元。大公报香港版因此被勒令停刊六个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随后发表声明,要求香港有关政府部门停止对涉事人员的起诉。几天后,英国政府要求香港当局撤销法院对《大公报》所有者和出版商的判决,该报在停刊12天后被允许再次出版。
2010年12月2日 繁简字转换错误 《大公报》在一篇〈一年一度工展会维园举行 营业额可望倍增〉的新闻中,内文提及“位元堂响应厂商会的‘一元产品大优惠’,在展期首星期推出一元即食翅,每日售一百五十份,希望带旺摊位堕胎,吸引更多市民购物。”使一些网民以为位元堂发明可作堕胎之用的即食翅,并在工展会中促销。有网民解释指,以上文字的原意是“希望带旺摊位人流”,由于简体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产”(堕胎),报社将简体字自动转为繁体字时便出现错误转换[35]
2011年2月6日 繁简字转换错误 《大公报》再度犯下“堕胎”的错误,发布一篇题为〈商场新春堕胎生意较去年同期录得增一成〉的文章,文中更出现多次“堕胎”字眼而再次成为热话,更于翌日上报[36]
2011年11月 抨击中立人士或非建制派 前《香港电台》广播节目主持吴志森的言论及政治立场引起部分左派人士不满,例如早前的“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毒奶受害者代表赵连海”等,他均在节目中批评中共,被指立场“反共”。吴志森称突然遭撤换节目主持,并指出过去一年内,他受到香港亲中共报纸《大公报》、《文汇报》、《商报》的文章批判攻击达70篇,文章多次要求香港电台中止他当节目主持人。[37]
2012年1月 抨击中立人士或非建制派 《大公报》一直经常抨击香港泛民主派反共人士,以反对派称呼泛民主派,当中有不少是不使用真实姓名的署名文章。一些学者和中立人士亦多次遭受批评,例如2012年1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表“香港人”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即使负责该民调的锺庭耀已多次解释自己的用意,但也成为《大公报》的抨击对象,《明报》指出,包括《大公报》在内的亲中共报章在两个月内发表了多达40篇抨击锺庭耀的文章,《华尔街日报》亦以“文革式的语言”(Cultural Revolution rhetoric)来形容事件,指“左报”旨在普选前先“阉割”(neuter)香港的反对派。[38]在事件中,声援锺庭耀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成名中文大学导师蔡子强,亦被《大公报》为“抗中乱港之实的真政客、假学者”。成名回应指,《大公报》做的是文革式的方法,目的就是要噤声。[39][40]
2013年4月18日 误报有关习近平的假新闻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被大陆媒体广为转载。后大公报发布声明称此报道为虚假新闻及向读者致歉。[41]
2016年 与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发生争执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大公报》“特别政治组”记者跟踪及追访本土民主前线参选人梁天琦[42]8月14日晚上,梁天琦于港铁太古站与《大公报》记者发生争执,[43]其后又连续两天以头版报道梁天琦的背景,亦到其中国大陆出生地翻查祖屋及先辈资料。[44][45]
2019年1月 到台湾跟拍与误指自由时报记者为蔡英文密使 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罗致政上午召开记者会指出,香港青年团体学生动源3名成员洪英棠锺翰林洪心弦等人到台湾参访,结果遭到大公报和文汇报记者跟监偷拍,罗致政表示,大公报刊出1月16日的头版,其中讲到“在‘总统府’旁‘国史馆’与一名神秘男子会面长达一个半小时。该男子在会面后手持一批‘独书’,施施然步行到对面的‘总统府’办公室,驱公务车扬长而去。”事实上该报指出的神秘男子是台湾自由时报主跑总统府新闻线资深记者苏永耀,大公报、文汇报宣称苏永耀停在记者停车区的私家轿车为公务车。罗致政表示,大公报“无视台湾法规,按程序申请采访,就公然在台湾进行跟监,提出不实指控,混淆视听,引发国安疑虑”。对此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谴责大公报所报出的该报导为假新闻,他表示来台旅客在总统府周遭被亲中共港媒不法跟监,人身安全跟权利可能受到危害,总统府非常重视,并已要求国安局等相关单位,针对此事进行调查。[46][47]
2019年2月13日 被指诬告戴耀廷煽动港独 大公报刊登一篇评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的评论文章,文中指他上星期五出席旺角骚乱三周年集会,并在台上“为港独份子打气,并且向他们下指导棋”,认为他煽动香港独立已经犯下刑责。戴耀廷在个人脸书发文指:“事实是我根本没有出席那次集会”,他批评该篇评论文章的水平“实在太低”,连最基本的事实也搞错[48]
2019年4月 失实报导本土新闻宴会 本土新闻》指摘《大公报》有关本土新闻五周年宴会的新闻报导失实,例如《大公报》于新闻报导中,声称有“出席晚宴的包括最年长旺暴被告七十五岁的陈和祥”。《本土新闻》指出陈和祥因旺角警民冲突而正身处监狱,所以当晩并不可能参与晚宴。对于《大公报》新闻报导失实,《本土新闻》则表示强烈谴责[49]
2019年7月9日 发布71受伤警员“失血五升”假新闻 《大公报》7月9日发布题为“被暴徒刺伤遭‘黄医护’粗暴对待”的报道,当中提及于7月1日示威中被刺伤的警员“失血五升,差不多是人三分一的血液量。”。不过,一般成年人全身只有4至5升血量[50],受伤警员不可能流失5升血液。有关假新闻被传真社旗下Facebook专页FactWire Fact Check于8月1日反驳。[51]
2019年7月29日 指认纽约时报记者为乱港的“洋指挥” 《大公报》拍摄了“洋指挥”在“社交软件向暴徒通报警方的最新动态”,并认定是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证据。[52]而事实上,被拍摄者是《纽约时报》技术经理Kevin Roche,当时他正在与另一名记者Ezra Cheung通信。[53][54]Ezra Cheung发推特称《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家亲北京报纸的指控是“可笑的”。[55]
2019年7月 《大公报》招牌僭建 有市民向屋宇署举报《大公报》于湾仔国华大楼外的红色大字招牌涉嫌僭建。经屋宇署调查后,确认有关招牌不符合建筑图则,属违规建筑物。屋宇署要求《大公报》须于60日内完成清拆工程[56]
2019年8月4日 被指冒充澳门记者及使用假名 香港大学学生会校园电视报导,有人在示威场地拾获曾经在2016年连日跟踪梁天琦及与其打斗的《大公报》记者卢永贤的记者证,发现他以《澳门论坛日报》的记者证覆盖其《大公报》的记者证。由于《澳门论坛日报》的记者证上的名称为Lo Ho-Yin,而卢永贤的英文名字为Lo Wing-yin,故“《澳门论坛日报》记者证”上写着的疑似并非卢永贤的真实姓名。8月5日,《澳门论坛日报》在脸书专页发出声明,澄清他们从未发出过类似的工作证,又表示与该名人士没有任何工作关系[57][58]香港记者协会后来就事件到湾仔警察总部报警[59]
2019年8月 公开美外交官未成年子女资料 香港《大公报》报道美国驻港领事馆外交官黄之锋罗冠聪会面的消息,涉事美国外交官及其丈夫的资料,及其两名未成年儿子的姓名等。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记者会上,直斥做法非官方抗议的行为,是暴徒恶棍政权所为,又表示与其他国家不同人士会面,是外交官的职能,其工作亦包括与反对派领袖会面,不仅限香港或中国,其他国家外交官也会这样做。[60][61][62]经济学人一篇以《为何中国官员臆断香港动荡背后有美国?》为题的文章指出,香港大公报把美国驻港外交官与黄之峰见面,指是向他们面授机宜进行反政府活动,还形容该外交官“身份神秘,是低调的煽动专家”,但查实她的职责就是跟香港各界联络沟通,而当时她与香港民主活跃分子光天化日下在一家酒店大堂见面,或许只有两个可能,一就是美国特务的职业水准下滑,二就是大公报的“神秘”定义过于宽松。[63]

2019年9月9日 被指歧视失明人士 2019年9月7日,一名失明的律师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睇直播”(看直播)知悉示威者进行罢买行动,希望运用法律知识帮助示威者,亦希望能够减少警民冲突。2019年9月9日,《大公报》发表题为“烂苹果视频当人双目失明”的专栏文章,揶揄该名律师如何看直播,并表示“真系信佢半成,都双目失明”(真是相信她半成,都双目失明),又质疑该名律师假装失明[64]。该名律师于2019年9月15日在《大公报》的办事处外张贴及宣读抗议声明,指责《大公报》捏造新闻,应作反省,她表示所指的看直播,其实是依靠耳机去听,该文章刊登后,在盲人圈子广传,认为是歧视中伤,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会长庄陈有表示盲人生活在以视觉为主流的社会,与健全人士同样是用主流语言沟通,例如“睇戏”(看戏)、“睇书”(看书)等,指《大公报》专栏作者的推理令人啼笑皆非[65][66]
2019年11月6日 Facebook专页预报何君尧遇袭事件 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屯门摆设街站时遇袭,左胸被刀刺伤,何君尧事后称伤口约两厘米,疑犯当场被捕。《大公报》旗下的Facebook专页《大公报-大公网》发贴一段何君尧在病床受访的短片,不过贴文上载日期竟为前一天晚上。[67]

该事件一出,纷纷引起大众质疑此事是港府自导自演,栽赃嫁祸香港抗议者。大公网6日晚在其网站发文,坚决否认5日晚提前发帖,并声称该报6日上午11时43分收到何君尧的影片,“11时54分发布帖文”,但其后其脸书账户疑似遭入侵,帖文发布时间“被篡改成5日晚7时54分”。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保侨认为,大公网社交网站管理员可能误用“Backdate post(追溯帖子)”功能。[67]

2020年8月14日 记者跟踪立法会议员许智峯事件 立法会议员许智峯于社交网站平台表示,自己连续多日被一辆车牌为WW5399的私家车跟踪,该车辆载有大量摄影器材,被发现后试图驶离现场,期间撞到许智峯,许智峯报警处理。警员到场后只是在涉案车辆旁边敲窗了解事件,其后拉起人链护送车辆离开。许智峯要求警方向交代车上两名记者隶属哪间报馆,并将两人拘捕,但遭警方拒绝,其后有消息指两名涉案人士为《大公报》记者,有网民表示其中一人是2016年在太古站内与梁天琦争执打架的姓卢男记者。警方在事件中没有要求涉嫌撞伤人的司机下车接受调查,并护送涉事车辆离开,被质疑有别于正常处理交通意外的程序。《大公报》其后发表声明批评许智峯包围采访车,影响新闻自由,许智峯亦发表声明回应,指《大公报》的声明将恶意跟踪称为正常采访,将受害人变被告,认为是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的行为,要求《大公报》撤回声明及道歉,并循法律途径追究[68][69][70]
2020年8月23日 指朱耀明牧师安排港人逃亡 广东海警局截获一艘涉嫌非法越境的快艇,拘捕12人,当中包括被指违反《港区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及多名涉及反修例案件的人,2020年8月29日,《大公报》发表题为“调查报道\幕后黑手黄春生帮逾200暴徒潜逃台湾”的报道,指台湾牧师黄春生是幕后黑手,同时指称黄春生与朱耀明相熟,并暗示朱耀明参与安排偷渡计划[71],朱耀明于同日发表声明,指整篇报导当中,涉及他的内容完全失实,并指责《大公报》暗示他参与安排偷渡计划是居心叵测[72],黄春生对于《大公报》的指控感到愤怒,怒斥:“红媒作文比赛啊!乱写。”,他表示自己主要做人道援助工作,透过心理咨商师、精神科医师来援助患上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症候群的人,并表示自己不认识朱耀明[73]
2021年1月26日 报道王继祖为港独份子 年仅11岁的“天水围社区关注组”主席王继祖,在2021年1月24日跟进天秀路公园进行“大妈舞”聚集投诉。期间一名白衣老翁情绪激动,辱骂、头撞及殴打袭击王继祖,之后报警求助。[74]2021年1月26日,《大公报》发表题为“调查报道\“11岁主席”堕落“黄途””的报道,指该名主席被黄媒洗脑、受黄之锋扶持及受黄丝吹捧,更假借老师及社工身份,进入王继祖家中访问其家人,并披露其家庭资料(俗称“起底”)。关注组主席后来得悉后,抨击该报“看图作故”,不经批准将个人资料登报,质疑该报不专重隐私。[75]
2021年2月27日 被指文革式批斗政府官员刘利群 《大公报》于2021年2月27日以头版报导指刚升任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的刘利群不符合爱国者标准,其言论被形容为“文革2.0”[76]叶刘淑仪其后于社交平台撰文,以“请停止‘文革式’批斗新任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刘利群”为题,提出多项观点作出反驳[77]


2021年4月27日 《大公报》记者虐打12岁亲女被捕 一名报称任职《大公报》记者的男子,于2021年4月27日晚上11时许在家中因刚升中的女儿洗澡后不愿收拾衣服,徒手及用拖鞋打女儿约1分钟,令她身体多处受伤,因而被捕并被控一项“对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袭击”罪。同年8月5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获准以1000元,自签守行为12个月,期间不得干犯任何与暴力相关的控罪。[78]
2021年5月3日 被指诬蔑法轮功 《大公报》自2021年4月20日起连日刊登题为“法轮功揭秘”的专题报道针对法轮功,指控法轮功违反《港区国安法》,法轮功佛学会会长梁珍朗与数名学员于2021年5月3日前往《大公报》总部外示威及朗读声明,指法轮功为香港合法社团,《基本法》保障法轮功合法地位和信仰自由,对《大公报》编辑部不懂香港法律感痛心,并表示会保留诉讼权利,同时指控《大公报》违背事实、煽动仇恨,梁珍朗更表示被《大公报》记者长时间跟踪,影响其正常工作和生活[79]

部分记者与评论员[编辑]

  • 张季鸾(《大公报》掌门之一,长期担纲总主笔,1941年去世)
  • 王芸生(《大公报》后期总编,后留在大陆,文革中遭迫害,1980年去世)
  • 徐铸成(《大公报》记者,编辑,后担任《文汇报》总主笔,1991年去世)
  • 蒋荫恩
  • 陆诒
  • 萧乾(长驻欧洲的中国记者)
  • 范长江(著名通讯记者,后与《大公报》分道扬镳,文革中自杀)
  • 杨刚(《大公报》驻美特派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杀)
  • 彭子冈(大公报左派记者,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
  • 徐盈
  • 曹谷冰(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
  • 朱启平(报道日本受降仪式,其通讯《落日》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
  • 高汾(抗战胜利后进入《大公报》,与丈夫高集一同成为民国著名夫妻报人,后被划为右派)
  • 陈纪滢(抗战期间曾主编过《大公报》有影响的《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之一。后定居台北,多发表回忆录)
  • 孔昭恺
  • 姜国元 (笔名安裕)80年代曾被派驻到英国及美国,于华盛顿采访白宫政治新闻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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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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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