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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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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照汉代华夷思想表示天下的概念图。根据时代及国家之转变,天下的概念亦会随住变化而定义不同,这是彻底实例之一。红色范围为“华夏”的领域,那里的君主乃至普通平民百性都跟随汉的礼仪法律。蓝色范围为及得上汉的之“外臣”和“朝贡国”的领域,“外臣”指的是臣属于汉的夷狄君主们。“外臣”的国家只遵从汉的礼仪和法律。而汉的德不波及外侧称为“化外之地”的领域。外臣、朝贡国、化外基本上都是“”的领域。“天下”之概念就以这样的同心圆建立。
天下
TianXiaWeiGong.png
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注 1]
汉语名称
汉语 天下
越南语名称
越南语 thiên hạ
汉喃
壮语名称
壮语 Lajmbwn sawndip.png
lajmbwn
朝鲜语名称
谚文 천하
汉字 天下
日语名称
日本汉字 天下
假名 てんか てんげ てんが あめのした

天下,最初是中华民族汉族世界的专有概念,后来传播至东亚地区,深深影响东亚周边的历史文化。“天下”的字面意思为“普天之下”,没有地理空间的限制,但也有不同的用法,用来形容某一种地理概念。天下这一概念伴随一定的秩序原理,为某个地域人民国家世界观。就算对世界观不明确的地域民众,他们的“天下”的概念亦会根据一定的秩序形成。

概念[编辑]

中国[编辑]

中国的天下概念,指被中国皇朝的皇帝主宰,在一定普遍的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为天下中心的中国王朝直接支配之地域,被称为“”、“”、“中夏”、“中华”、“中国”等,与周围的“四方”、“夷”等的地域作区别。不过,若这些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她们就被认可和接纳。(参见中国中心主义中国皇帝

六韬》的〈文师第一〉有关周文王姜太公的对答,其中姜太公回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中国的天下观念,建立在“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的理论上,作为提供政权正当性的论述。这个论述指出这个共主的权力来自神权,所以承受天命,叫做天子;天子所在之处为天下中央之国(称中国),他除了治理自己的国(中国)之外,某些权力也一并延伸到天下其他的国去。按照这个说法,中原天下有多个“国”,各有君主;惟遇到某些事务时,方交由共主天子处理。

费正清提出天朝外交论,认为“中国”和其他“国”的关系属于“国际”关系,建立在位阶差异上,并以朝贡贸易具体实现之。高明士认为中国是“天朝”,而其他国是“国”。两者的地位不同,自然是从属的关系,而非国与国的关系。甘怀真则指出“中国”兼具受天命的“中国”和列国之一的“国”的身份。中国的国君同时负责天子的工作,也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和其他国互动。天下列国之中,其中一国“受天命”,而能借由掌握祭祀权或“册封”他国来达成象征性“治天下”的理论需求;中国不支配天下体系中的其他国。

日本[编辑]

日本的天下的概念,最早在古坟时代出现。当时,统治者一方面对中国皇朝称臣,一方面在国内又自称大王。不过,根据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中,统治者在公元5世纪后期左右对国内自称“治天下大王”。所以认为在那个时期之前,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与中国世界不同的独特天下”概念发生的证据。根据《隋书》,7世纪初的大业3年(607年)时,日本倭国国王(原文“俀国王”)给隋炀帝的亲笔信中自称为“日出处天子”的事看来,日本能做为东方海洋之中心,与中国处于世界不同的天下概念继续存在着。

7世纪中,随住律令制的引进,将中国式的天下概念一同被引入,伴随律令制以“天下公民”的形式进化。到后来发展成王朝国家平安时代的“天下”概念一时衰微。但镰仓幕府的成立,像是“开创天下”一样,随着武士门第的崛起和社会发展,“天下”与“日本”渐渐成为同义词了。(参见天皇律令制天下统一

朝鲜[编辑]

朝鲜,因为长时期以中国皇朝为天下的中心,其历史上极少使用“天下”的概念。但在更古老的时代,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古代朝鲜半岛王朝,特别在高丽的时代,是以朝鲜为独立的天下中心概念。不过,高丽后期程朱理学的流入,从名分立场来说,对朝鲜为中心的天下概念加以批判;另一方面,程朱理学产生了“小中华”“小华”等的小中华思想

不过,随着明亡,在中国流行而朝鲜视为异端阳明学下之小中华主义,认为清朝对中国支配是“中国已经屈服于夷狄的支配”,仅剩余独立自主的朝鲜传承中华正统的概念大兴,更加哺育出朝鲜才是正统中华思想的主流。于是,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概念和把中华传承者的朝鲜作为“天下”中心的概念并存。

越南[编辑]

越南的天下概念及民族意识始于13世纪元朝的入侵而发展。击败元朝的陈朝赋予越南王朝天下概念,成为南越国的正式继任者,从那时起,中国领域的岭南地方到越南北部地域设定为固有的天下概念。然而,到18世纪末后黎朝末期,把南越为越南王朝的正统史观被施加批判,到阮朝的时代,国号也成了“大南”,“越”字被消掉,直到当时欧洲人的设定形成今时今日越南之领域天下。越南的“天下”主要被中越关系影响,在越南一边的“天下”完全变貌了。

蒙古的宇宙三界说,世界由天上世界、地上世界、地下世界组成。由撑犂支配的天上世界,派遣代理者“英雄”(撑犂之子)到地上世界,带来秩序。地上世界分成两方:服从英雄秩序的世界和敌对的世界。英雄的支配慢慢扩大,将其他地方纳入秩序的世界。突厥民族亦有同样构造的世界观。

蒙古及亚洲的游牧民族[编辑]

蒙古作为代表的北亚中亚游牧民族中,有与中国王朝的“天”类似概念“撑犂”(长生天)存在。信奉撑犂之概念的游牧民族,范围从今天的堪察加半岛远至马摩拉海

撑犂有时为天之主宰,为命运之神的一种。今时今日,对撑犂的祭祀依然在萨满教中存在。不过,亚洲游牧人民的萨满教信奉“宇宙三界”的独特世界观,撑犂不过是其中一位人格化的神祇。萨满教认为,撑犂会派遣撑犂的代理者到地上,成为英雄救世主,这个英雄对象,被称为“撑犂之子”。匈奴单于,到后来的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帝国,都被称为“撑犂之子”。

他们根据这个观念,独占地上资源,撑犂的代理者成为唯一的效忠对象。一般认为,亚洲的游牧民族基于一定原理秩序,类似“天下”概念的地上世界观产生。然而,这概念只有“撑犂之子”的臣属和敌对的人二元构造,与华夷秩序一样的阶级性的思想相对地薄弱。

历史沿革[编辑]

震旦(中国)[编辑]

商朝时代,以“天下”为世界观的概念没未成立。“天下”概念的萌芽被认为始于周朝之“天”的人格化概念。“四方”、“万邦”的用语就是源自天下概念。所谓“四方”,是在王朝成立的对象领域,周王在中国的中心统治,而周边的异民族包围华夏的土地。所谓“万邦”,是代表“人民”和“疆土”的关系,异民族的人民包含华夏的人民,华夏疆土中也包含着异民族的土地。周王根据天命,“接受”和“认可”这个“万邦”。

周朝的后期(春秋时代战国时代)时,周朝的封建诸侯向外发展,对国内和周边地区作政治支配和同化。同时,异民族亦被周封建,成为了诸侯大国。以许多的封建诸侯国共同的文化圈经济圈形成,把黄河流域作中心的“中国”概念也扩大。《左传》《国语》等历史书,开始使用“天下”一词。

周朝、秦朝支配的地域及政治被一元化合并,作为与现实政治世界对应的地理概念“天下”,也明确发展。秦之统一是“天下之统一”,中国所谓的“统一天下”,也就是中国的扩大。汉朝建立,这个“中国等于天下”的概念被现实的册封关系影响变貌,册封下,将周边诸民族包含在内的“天下”概念形成了。所谓册封,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缔结为君臣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周边国家的统治者统治下的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

南北朝时代,中国内部同时出现多个皇帝,天下的政治陷于分裂。不过,唐朝时代的中华帝国皇帝唐太宗被各个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称为“天可汗[1]之时代也来临了。怛罗斯战役中,中华帝国与西方比得上对等实力的伊斯兰帝国阿拔斯王朝有军事矛盾和贸易等谈判。不过,唐朝与以前的秦汉帝国不同,在那时天下概念里,已无像匈奴一样的对等国家存在。

清朝时代的华夷思想“天下”图。与上列的汉朝时代“天下”图相比,现实的政治世界变得多元化,但同心圆之构造依然不变。所谓“贸易国”,与中华帝国互相的政治关系不多,只是纯粹系结交易关系的国家。“朝贡国”是认可清朝宗主权的国家,定期向中央朝贡。和汉代有差异,清代的“朝贡国”本身必须受到清的册封,成为臣属。“藩属”,是由理藩院管辖的异民族支配领域。“土司”、“土官”,是官方委任地方官担任少数民族的领导人,来间接统治异民族的职位。被“土司”、“土官”统治下异民族习俗被当地人民承认,同时,汉族的流入之同化政策“改土归流”亦在进行。在汉代的华夷秩序中表示,“朝贡国”、“藩部”、“土司”、“土官”等领域,大致上相当于“外臣”。“中央”和“地方”是所谓“中国”的领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洲,到明朝为止的华夷思想中都说不上为中国的一部分,在清朝,满洲再也不属藩属,而被直辖统治,所以被纳为“地方”。清朝的君主在藩属游牧人民中采用与中国皇帝对等的“可汗”称号,得到承认,放是清帝君临整个“天下”了。

然而到了宋朝的时代,北方出现辽朝金朝西夏等强大的王朝,宋朝被压迫之下,与北方的帝国们系结了虚拟性的血缘关系(譬如像宋称兄,辽称弟一样的外交关系)。同时期的高丽等属国,都采取臣属于两王朝的形式,天下完全二分。有空前绝后的支配领域之蒙古帝国·元朝再次统一了中国。不过,在元朝的统治中,政治上分为南人(原本南宋的人民,江南的人士)和汉人(原本金朝的人民,华北的人士)也被区别。[2]此后,明朝以靠近秦汉帝国的理念形式统合“中国”,“天下”之概念大致上和以前的概念同义,不过多了向世界扩张的想法。

明朝末期,发生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儒教思想也发生变化。明末清初,王夫之认为《大学》推崇的“平天下”不过是叙述治国,天下的次元并不通用,因此批评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明朝的灭亡和原为夷狄的清朝支配中国之现实下,华夷两方的反转也大大地影响了“天下”概念。同时代的顾炎武就叙述,“亡国”不代表“亡天下”,朝代的更替是“亡国”,被夷狄所征服是“亡天下”,作为夷狄的清朝成为皇帝,中华文明的天下已亡。这样,中华文明的天下就成为了夷狄的天下。

被视为由夷狄皇帝主宰的华夷秩序理念,与册封朝贡国来维持外国关系的“天下”概念,于1793年,在英国外交使节乔治·马戛尔尼被派遣到中国的时候开始变化。乔治·马戛尔尼期盼按照欧洲外交的主权平等主义与清朝缔结贸易条约。不过,清朝的乾隆帝表示中国“地大物博”,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不久进入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败北的清朝与英国等国缔结了单边的不平等条约。不过,清朝单方面向民众表示,这是皇帝恩赐各国。于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在欧洲各国威胁下,依然打算捉住“天下”的概念。

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法国不满清朝不变革其外交姿势,于是一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在那个条约内,列明英法是“自主国家”,赋予与中国有同等地位。这个结果,清朝不可能继续按照以前的华夷秩序与欧洲各国进行外交,于是重新设置总理衙门进行对欧洲外交事务。

因为欧洲各国按照主权平等主义形成了近代外交体制,采取对等国外交的形式,令到一向以华夷秩序作准的中华帝国外交体制慢慢崩溃。现实中,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朝鲜从此脱离册封关系,基于册封朝贡的清朝外交秩序告终。“天下”的概念也受到影响,以前的华夷秩序全变貌了。19世纪末期,清朝驻英国大使薛福成将区别中华和夷狄的“华夷隔绝之天下”思想,改变成中华和外国维持对等关系的“中外连属之天下”思想。[3]民国后,天下的观念被废弃,大国的观念则取而代之。

与东北亚朝鲜历史有关联的高句丽也有“天下”的概念。高句丽对朝鲜半岛其他国家自号中华,将周边诸民族看待为夷狄。但同时存在对天和的独自的信仰形式。吉林出土的高句丽广开土王广开土王碑中,高句丽用自己的年号永乐”来记载,因此认为百济和新罗也有其各自的“天下”概念。在中国思想的影响下,周朝的封建国箕子朝鲜神话形成,儒教的教导亦落地生根。

日本[编辑]

如前所述,日本的“天下”概念起源追溯到古坟时代。5世纪时,认为是后期制作而成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中有“治天下□□□□□大王”字眼,依□□□□□部分“ワカタケル”读音推段,应该是指雄略天皇。雄略天皇发送到中国的国书中自称“倭王武”。可是,他对国内则自称治天下大王,即表明他统治与中国不同的倭国独特天下之大王。这证明当时已经出现“倭国是与中国世界不同的独特天下”的观念。以后的倭王们也世世代代继承治天下大王的称号。以此事为背景,7世纪初,倭国王给隋炀帝的亲笔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之事便可理解。

此后,8世纪初律令制被引入的时候,中国的天下概念一同引进。在那个时代,天下的意义一般被认为是律令国家支配的范围,范围适合今天日本列岛中的本州四国九州等。不过,那时天下概念也包含虾夷等不被直接支配的异民族。与中国王朝的天下思想一样,日本将“天下”中心设定在律令国家中心,以天皇为主宰的秩序波及之范围,周围则是与“夷”对应的异民族,充满小中华主义性色彩。“天下”概念随住律令国家的崩溃,日本朝住王朝国家·中世纪国家的发展下慢慢薄弱。

统一日本“天下”的丰臣秀吉,他期盼控制被“唐(中国明朝)”、“南蛮(欧洲各国)”统治之“天下”,于是向朝鲜出兵,壬辰卫国战争爆发。

九条兼实日记玉叶》中,描述源赖朝创立幕府时,称为“开创天下”。这天下概念承自上述律令制的天下概念,开创出新的国家、法律、秩序。可是就算源赖朝有成为王者的意识,但这时期的天下概念至今还没克服天皇对王朝的支配,对天下的主宰者天皇被寄予期待的事例还多。根据义堂周信的日记《空华日用工夫集》,足利义满跟义堂周信的讨论中,屡次将自己政治对象“天下”、“天下人”作为话题。室町时代,人们慢慢意识将军是天下的主宰的思想。但,足利义满也研究“日本国王等于治天”的思想为自己定位,在那时的“天下人”概念,至今还是过渡期。(参见治天之君承久之乱建武新政,《神皇正统记》)

支撑天下概念的室町幕府势力渐弱,于是社会出现以下犯上的乱像。不久,有实力的地方诸侯据地称雄,像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他们认为自己控制之地域就是天下。接着,作为新秩序的统一者“天下人”概念登场,天下人意思是“天下一统”(这个用语出自日本南北朝时代)。这样,现实的“天下”地理概念明确化,大致上为今天的日本列岛的领域。(参见战国 (日本)

近代,江户时代江户幕府将概念定位为“天下人等于将军”、“天下的朝廷等于幕府法”,与原来“地方性的朝廷等于藩法”概念形成二元式社会,成立了幕藩体制国家。对外关系,继续采用华夷秩序,发布锁国政策,以此政策固定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天下”概念。

朝鲜[编辑]

高丽时代中,佛教道教、萨满教共存,但是朝鲜的独自天下概念檀君朝鲜神话亦出现。唐太宗责备新罗在国内使用独自的年号后,新罗改变国策,以唐朝为正朔,得到唐朝好感。而高丽前期则交替使用中国王朝的年号和高丽独自的年号。高丽王国内自称“”,死后赠与庙号,王的命令称为“”、“”等,当时的宫廷颂歌有“海东天子”、“南蛮北狄自来朝”字眼,金石文雕刻“皇帝诏曰”。[4]天子的特权的祀天也在进行,是首都开城称呼为“皇都”。根据中国的华夷思想,中国王朝皇帝以外的外国君主绝对不容许使用这些称号。

高丽时代的中国“天下”概念,在宋辽、宋金对立形势中维持着,南朝宋和北朝辽、金等帝国皆使用中国“天下”概念形式。可是,高丽理念上倾向南朝的,唯有地理上偏向北朝,所以采纳两朝年号,却将南朝年号放在前头,宋朝称赞高丽为忠实的“小中华”。以后,高丽废除朕的自称、庙号、制、诏的用语,高丽国王自称“不穀”(“谷”指行善之意,所谓不穀是谦恭的自称)。这个时候程朱理学的流入,名分论更繁盛。

朝鲜王朝时代,明朝因册封把国号封为“朝鲜”,与“周朝—箕子朝鲜”关系同样看待“明朝—朝鲜王朝”关系的中华性“天下”概念,朝鲜世宗时代,女真、日本、对马壹岐松浦琉球等国皆来朝贡,说明以中国为主和以朝鲜为主的“天下”概念并存,同时亦有祀天仪式。明朝阳明学说流行。不过,朝鲜将之思想视为儒教的异端。清朝时期朝鲜接受册封,有识之士将明朝的崇祯年号和清朝年号一同使用。朝鲜认为中国被清朝这个夷狄王朝统治,于是意识朝鲜才是中华的主流。

越南[编辑]

越南李朝的开国君主李太祖李公蕴,他采取中国唐朝和宋朝的中央政治制度模式。为日后陈朝之天下概念立下基础。

如前所述,越南的“天下”概念在13世纪随着蒙古军被击退,国威发扬后被确认。陈朝的《大越史记》中,将秦汉时代视为越南最初的正统王朝年,这个“天下”概念的对象地域就是位处广东和越南北部的南越国[5]。作为这个“天下”概念的实例,1428年,大越从明朝独立的时候,代表这个时代的文人的阮廌描述“自赵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明显地,越南的“天下”和中国的“天下”并列。在这样的“天下”概念下,以前的佛教、道教的神明,和越南的神明同被尊重,对外战争胜利后,每每对越南的神明加封。这个事例中,皇帝在越南的“天下”概念中与越南神明思想融合,表现著从民族的信仰支撑“天下”概念。

15世纪末左右,“天下”概念开始发生若干的变化。本在越南的正史中的南越国渐渐被除名,而基于口传的越南神话中之泾阳王姜禄续(炎帝神农氏后裔)、貉龙君崇缆(传说中越南人的始祖)等被纳入正史。以及为越南作一体考虑,将中国领土内的岭南地方为“天下”概念之思想衰退,18世纪末,南越国在越南正史中正式除名。

以后,越南北南二分,南方由后黎朝郑主统治,北方由莫朝阮朝统治。这时候的“天下”是指黎朝的皇帝统治下地区为中心的世界。19世纪阮朝成立,对中国报称国号为“越南”[6]。但是自称国号为“大南”,与中华世界作区别的越南天下领域得到肯定。

蒙古及亚洲的游牧民族[编辑]

成吉思汗,被誉为“撑犂之子”。

亚洲的游牧民族中类似天下概念的历史,可追溯到匈奴时代。相当于“天”的概念“撑犂”出现。中国方面的史料形容匈奴的君主单于“天降单于”、“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撑犂的概念,是代表天界的主宰,为人格化的天神。这与中国的“天”概念非常类似,学者屡次指出两者有关联性,但哪方才是起源依然在讨论中。维吾尔族回纥系游牧民族和蒙古系游牧民族也有相同“撑犂”概念。蒙古的宇宙创造神话上,人格化的天神“撑犂”派遣了“撑犂之子”到地上世界。

蒙古帝国时代历代外交文件中,常常要求地上的人接受蒙古大汗的支配。他们相信“只要走到的土地”“从日出日落的地方”皆为蒙古帝国支配之地的事被表明,“撑犂”之天下概念没有地理的限制。最近的研究所说,蒙古帝国的国号本身就意思“蒙古人的集合体”,不包含地理的概念。这与有一定秩序原理的地理限制之中华“天下”概念有出入。

游牧民族世界观的开放性质,以元朝统治之下制造的地理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很好地展示。“混一”这词为蒙古帝国时代的用语,指的是把已知欧亚大陆非洲浑成一体的世界观。这与区别中国性的华夷世界观不同,非常开通。在伊朗伊儿汗国编辑的《集史》中,是综合全世界的历史资料重新编写,意图编作为世界性的历史书。不过,历史书的重点还在蒙古帝国中心,与同时代的中国历代皇朝正史和欧洲方面的历史书有很大差异。

参考文献[编辑]

  • 沟口雄三等编《中国思想文化事典》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 林屋辰三郎著《日本の歴史12 天下一統》中央公论社,1966年
  • 玉悬博之著《日本中世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98年
  • 水林彪等编《新 体系日本史2 法社会史》山川出版社,2001年
  • 藤原利一郎著《ヴェトナム諸王朝の変遷》(《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 中世6》岩波书店,1971年,所収)
  • 山内弘一著《世界史リブレット67 朝鮮から見た華夷思想》山川出版社,2003年
  • 杉山正明著《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大学出版会,2004年
  • 滨下武志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书店,1997年
  • 赵善轩著《天朝外交易或平等外交》,“二十一世纪”,2005年
  • 高明士著《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
  • 吴展良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

注译[编辑]

脚注
  1. ^ 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篇,参见大同 (思想)
引用
  1. ^ 唐朝时,游牧民族一般称君主为“可汗”。可是在匈奴时代,“可汗”称号还未存在,一般称君主为“单于”。“可汗”称号起源于鲜卑族,但是,北魏汉化后,鲜卑族的北魏皇帝已经弃用此称号。唐朝皇帝有鲜卑血统,所以用此称号可以理解。
  2. ^ 元朝有自己的“天下”概念,与奉行华夷秩序的中国“天下”概念有差异。详后细述。
  3. ^ 区分华夷秩序的东亚外交体制,“册封体制”或称“朝贡体制”,何时崩溃消失的讨论还在进行。以“西方冲击”(Western Impact)为根据的说法,是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推行,令到这个体制崩溃。可是,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华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影响,提倡“朝贡体系论”,主要从经济史的侧面角度,认为东亚地区独自的交易系统不会被“西方冲击”,就算之后欧洲性的交易系统加入,也能维持现状。他批评以西洋经济体系入侵亚洲经济体系过程为观点理解东亚近代史,倒不如用了解西洋各国参与东亚经济体系的过程理解东亚。并且指出,中国方面到20世纪初,以“灭满兴汉”代表的汉族民族主义的再次勃兴,仍然固守华夷秩序。至少到这个时期,中国方面的还末意识到朝贡体制根本的变化。(参见册封朝贡羁縻政策
  4. ^ 《高达寺元宗大师惠真塔》金石文中,“皇帝陛下”指高丽光宗王昭
  5. ^ 陈朝皇太子成人的话,皇帝会让位成为太上皇,太上皇辅佐皇帝执行政务,与日本的院政类似。原因是当执政的太上皇被中国皇朝责备乃至攻击,也不会损害越南天下概念之主宰者,皇帝的尊严。
  6. ^ 阮朝从最初向清朝寻求“南越”为国号。不过,清朝最后给予阮朝“越南”国号。也有谓“南越”国号暗示阮朝有对两广领土的野心。

参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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