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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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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Frank
安妮·弗兰克
AnneFrankSchoolPhoto.jpg
安妮,摄于1940年
原文名称 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
出生 1929年6月12日
 德国法兰克福
逝世 1945年3月9日(15岁)
 德国伯根-贝尔森集中营
职业 儿童作家
国籍 德国(1929~1941)
无国籍(1941~1945)
代表作 安妮日记
父母 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
伊迪丝·荷尔伦特(Edith Holländer)
亲属 玛戈·弗兰克(Margot Frank,姐姐,1926~1945)
受影响于 施丝·范·马斯费尔特英语Cissy van Marxveldt[1]

签名

安内莉斯·玛丽·“安妮”·弗兰克 (德语: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德语音标:[anɛliz maʁi anə fʁɑnk] ,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9日),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犹太人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享年15岁,1999年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以她命名为“5535 Annefrank”。她在2004年票选最伟大的荷兰人当中,排名第八,次于第七伟大的荷兰民族英雄兼海上战神德·鲁伊特

安妮用荷兰文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写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亲历二战的日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记被梅普·吉斯发现并保存下来,二战之后的1952年英译本改名为《安妮日记》,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有多国语言的翻译版本,多次改编为戏剧及电影。

早期生活[编辑]

2004年在西教堂拍下的相片,图中右下方的是安妮所种的树,而背后橙色屋顶浅色墙壁就是那秘密建筑的地方。
弗兰克一家于1934年至1942年所居住的公寓大楼,位于梅尔韦德广场英语Merwedeplein

安妮·弗兰克于1929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她是奥托·弗兰克(1889-1980)与艾迪特·弗兰克英语Edith Frank-Holländer1900-1945)的次女,也是幼女,其家庭成员还包括姐姐玛戈·弗兰克英语Margot Frank(1926-1945)[2]。安妮出生时名为安内莉斯·玛丽(Annelies 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昵称“安妮”(Anne)来称呼她,有时其父也会叫她“小安妮”(Annelein)。

弗兰克一家信奉犹太教的分支 — 犹太教改革派,此分支只遵守部分原犹太教条,而忽略及摒弃了大量原犹太教传统[3]。他们住在一个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杂居的同化社区中,跟其他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样,安妮经常接触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犹太裔人。安妮的母亲艾迪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而父亲奥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仕于德国政府,并曾获授勋。奥托热衷于追求知识,也经常鼓励安妮两姊妹多阅读[4]。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1933年开始)生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其周边地区,一家人过着较为平静的生活,当年纳粹主义德国取得控制权。安妮生为德国国民,但因为1941年纳粹德国通过反犹的《纽伦堡法案》政策而令她失去公民身份。

1933年3月13日,法兰克福进行了市议会选举,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胜出。反犹太主义此后迅速兴起,弗兰克一家开始担心如继续留在德国恐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同年接近年尾时,艾迪特带着安妮与玛戈到居于亚琛的外婆罗莎·霍德兰英语Rosa Holländer的家中居住,而奥托则继续留在法兰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的邀请。奥托决定搬到那里开设公司并打理生意,及为家人安排新住所[5]。弗兰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期间离开德国的300,000犹太人之一[6]

安妮位于亚琛的外婆屋前的“绊脚石”。

奥托的公司名为奥佩克塔英语Opekta Works的公司,负责批发由各种水果提炼出来的果胶。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尔韦德广场英语Merwedeplein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特带着孩子来到阿姆斯特丹,搬到新居所,而且也重新为两个女孩安排了学校—姐姐玛戈入读了一所公立学校,而安妮则入读了一所蒙特梭利教育学校。姊妹俩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戈比较精于算术,而安妮在阅读和写作上比较优异。安妮的朋友汉内莉·戈斯拉尔英语Hanneli Goslar忆述,安妮在做功课时经常会用手盖着答案,以不让其他同学抄袭,也不会跟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写作内容,但是这些作业后来没有保留下来。同时,玛戈和安妮在个性上也有着鲜明的差别,玛戈举止彬彬有礼、保守和勤奋好学[7],而安妮则敢言的、有活力和外向[8]

1938年,奥托开设第二间公司,名为Pectacon,是草药、腌渍盐、混合香料,用于生产香肠的香料批发商[9][10],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举家搬来的赫尔曼·范·佩尔斯英语Hermann van Pels受聘为公司的香料顾问,一个犹太人屠夫,与他的家人逃出欧斯纳布鲁克[10],他们合伙成立了Pectacon公司。1939年安妮的外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跟弗兰克一家同住,直至1942年1月逝世[11]

1940年5月,德国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纳粹政府开始严格实施限制性和歧视性法律来迫害犹太人,荷兰的新统治者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也在荷兰执行反犹法律。接着政府对犹太人实行强制登记及隔离,尽管弗兰克姊妹在学校里表现优秀及得到很多朋友,但基于新规定下,犹太儿童只可到犹太学校上课,她们被编到犹太学校读书,在那里安妮跟雅克利娜·范·马尔森英语Jacqueline van Maarsen成了好朋友[12]

1941年4月,奥托·弗兰克采取了行动防止Pectacon作为犹太人企业被政府没收,他将股份转移给约翰内斯·克莱曼英语Johannes Kleiman,并辞去董事职务,公司被清盘及所有资产转移到吉斯和他的公司。1941年夏天,安妮姐妹俩因此不得不转入犹太人学校就读,在此期间安妮开始写日记。1941年12月,弗兰克的母公司奥佩克塔英语Opekta Works也出现类似情况,业务没有明显变化地维持着,弗兰克赚取最低的收入,但已足够养活一家人[13]

日记中的生活情况[编辑]

躲藏前[编辑]

纳粹统治时期的“犹太星”。

1942年6月12日,当安妮正庆祝13岁生日时,她收到一份前几天在商店橱窗前曾向父亲展示过的记事本作为生日礼物。这是一本四边是红白格子封面的记事本,封面附有一个小锁[14]。奥托希望安妮会用它作为日记使用[15],她高兴得几乎立即开始使用[16]。开始时,她在日记中记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园生活、邻居,甚至与一些男孩嬉戏的情况。虽然她的早期日记所记录的生活和世俗方面的事,但她还讨论了在德国占领下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表面上难以察觉的。在1942年6月20日的日记中,她列出了荷兰犹太人生活中的限制,和记录年初她对外祖母离世的悲伤[17][18]。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演员,因为她很爱看电影,但荷兰犹太人从1941年8月1日以后是被禁止进入电影院的[19]。在之后的日记中,安妮也透露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急速升级,而且也记录了一些详细资料,比如日记中有当局强迫犹太人在公众场合佩戴“犹太星”的内容,她也列举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风行的针对犹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

1942年7月,纳粹党不断迫害犹太人家庭,安妮的姐姐玛戈·弗兰克英语Margot Frank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英语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爸爸奥托·弗兰克与妈妈艾迪特·弗兰克英语Edith Frank决定全家迁到他公司的办公大楼中的三楼与四楼,以书柜挡住出入口以避开耳目,开始过着隐蔽的生活。他们同时与范·佩尔斯一家及一位牙医弗里茨·菲菲英语Fritz Pfeffer一起匿藏,后来那里一起匿藏的多达8个人。此后安妮得知其父奥托在与自己公司的员工“沟通”后,已决定把她和母亲与姐姐藏到办公大楼的楼上和背后里去,那是位于王子运河旁,沿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街道,那里有可以信任的员工可以协助他们。妈妈与姐姐其实早就得知了此事,而征召通告只是使他们迁到那里提前了几个星期[20],一家人于是搬到那个他们称为“后宅荷兰语Achterhuis”的地方[21]

安妮·弗兰克的笔迹,意思是:“我希望可以永远保持着这张相片中的样子,这样我便可有机会到好莱坞了。”
——撰于1942年10月10日

躲藏生活[编辑]

安妮的阿姆斯特丹的旧居,于战后重新放置的书架,用作遮蔽后宅的出入口。

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后宅”暂避,他们故意把房子弄得很凌乱,试图营造他们已经离开的景象。奥托留下了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但他们遗下安妮饲养的猫Moortje。因为犹太人不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于是他们从家门口走了几公里,每人都穿了几层的衣服,原因是害怕被人见到他们拿着行李[22]。大楼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记中叫“后宅”,那是一个在大楼后侧有三层楼高的空间,可以从地面进入。第一层有两个小房间,以及一个浴室兼洗手间;楼上是一个很大的开放式房间,旁边有一个小房间,小房间可以通往阁楼。通往后宅的门被一个书架挡著作掩饰,不容易被发现。主建筑在西教堂的一个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无异[23]

梅普·吉斯贝普·福斯阔尔英语Elisabeth (Bep) Voskuijl维克托·库格勒英语Victor Kugler约翰内斯·克莱曼英语Johannes Kleiman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道这里有人隐藏的员工。梅普的丈夫简·吉斯英语Jan Gies、贝普的父亲约翰·福斯阔尔英语Johan Voskuijl也都是协助他们藏身的人。他们6人是屋内的人和外界的唯一联系,经常告诉他们战争的情况和政局的发展。他们负责保证屋内众人的安全,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 这是一个日益艰难的任务。安妮写下了他们在最危险的时期如何鼓舞众的们士气。大家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庇护犹太人可能会令他们落得死刑的下场[24]

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畔,托皮卡旧公司大楼的正面,摄于2002年。

1942年7月13日,范·佩尔斯一家也加入他们,这家人包括:赫尔曼·范·佩尔斯英语Hermann van Pels与太太奥古斯特·范·佩尔斯英语Augustevan Pels及其16岁的儿子彼得·范·佩尔斯英语Peter van Pels。11月时范·佩尔斯一家的朋友,牙医弗里茨·普菲菲英语Fritz Pfeffer也加入躲藏进来。安妮写下了很高兴跟新朋友交谈。但被迫生活在后宅这么狭小局限的居住环境中,很快便引起冲突。与牙医共用房间后,安妮发现对他的侵入实在无法忍受[25];她又跟佩尔斯太太英语Augustevan Pels起冲突,因她认为佩尔斯太太愚蠢;她又指佩尔斯先生英语Hermann van Pels与牙医为人自私,特别在食物消耗方面[26]

一段时间后,在第一次打发害羞和尴尬的彼得·范·佩尔斯英语Peter van Pels后,安妮认定与他有一种很投契的亲密关系,过了一段日子后,二人坠入了爱河。她从他身上得到初吻,但她对彼得的迷恋开始消退,原因是她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是否真诚的,或只是他们一同被困着才产生感觉[27]

安妮与后宅中每个帮忙的人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系,奥托后来回忆说,她预料到他们每天的探访会带来不耐烦的热情。他认为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伊丽莎白·福斯阔尔英语Bep Voskuijl,“那年轻的打字员...她们俩经常站在角落里窃窃私语[28]”。

年轻的作家[编辑]

在安妮的作品中,她检查与自己家人的关系,与他们在性格上强烈的差异。她认为跟她情绪最相近的是她的父亲,奥托后来表示:“我待安妮较玛戈好,因为玛戈很多时都黏着她的妈妈。当中的原因可能是玛戈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她不像安妮般那么受情绪牵动,所以她不需要如安妮般很多的支持。[29]

安妮两姊妹在匿藏之前已建立了更亲厚的关系,虽然安妮有时会向玛戈表示妒忌,尤其是当有家庭成员指安妮没有玛戈般温柔和宁静的本性。当安妮日渐趋向成熟,两姊妹越能彼此信任。安妮于1944年1月12日写道:“玛戈比以前好多了...这几天她几乎没有那么狡猾,和她成为了真正的朋友了。她不再认为我是小宝宝般不懂算术。[30]

在日记早期可以看出安妮对父母感情的差异,她常透露出对母亲的不满,也经常表示她很困难与母亲建立关系,及对她的矛盾心理。1942年11月7日,她形容母亲对自己的“轻视”,和自己无力“面对她的淡漠、她的讽刺与硬心肠”,得出结论前,她表示“对于我,她不是一个母亲[31]。”后来,安妮修改她的日记,她为自己的恶劣态度感到羞愧,她写道:“安妮,你提及的人真的是你讨厌的吗?噢,安妮,你怎能这样?[32]”。她清醒明白到他们的分歧是源于误解,这是她的错,并看到自己为母亲增添不必要的痛苦,她意识到这一点,安妮开始对她的妈妈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与尊重[33]

安妮曾经就读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学校。

安妮姊妹二人都希望尽快重返校园,并继续他们于躲藏期间的学业。玛戈以朋友伊丽莎白·福斯阔尔之名义修读速记函授课程,并获得高分。而安妮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学习上,和经常撰写和编辑她的日记,她除了叙述事件的发生,她还写了她的感受、信念和抱负,和有些不能跟任何人讨论的事。随着安妮的年纪日渐趋向成熟,和她写作的信心逐渐增强,写作的主题更抽象,例如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她是如何对人性作出定义等[34][35]

安妮于她在1944年4月5日(星期三)的日记中立志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她写了:

她一直都定期地写,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

被捕[编辑]

Taken from outside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barracks, the photo shows a barbed wirefence, and beyond it a grassy area with a small timber hut
现时军营的重建部分,是1944年8月至9月,安妮与姐姐被送到的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英语Westerbork transit camp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秩序警察德语Ordnungspolizei从告密者得到线报,德国荷兰警察闯入冲进“后宅”,后宅中所有匿藏的人都被逮捕送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英语Westerbork transit camp,而安妮姊妹最后被转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至于告密者的身份至今未明[37][38]。在帝国保安部党卫队高级队长德语Oberscharführer卡尔·西尔贝鲍尔英语Karl Silberbauer的带领下,包括最少三名警员参与行动。弗兰克一家、范·佩尔斯一家、和牙医弗里茨·普菲菲都被货车送到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总部通宵问话。翌日他们被转移到看守所,那是一个极度挤拥的监狱。8月7日,他们8人被运送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那是一个转运营,当时已有超过十万犹太人,那些人主要是来自荷兰德国,于该处转到其他营地。因为他们被发现匿藏,被视为罪犯,于是要被送到集中营做苦工[39][40]

维克托·库格勒英语Victor Kugler约翰内斯·克莱曼英语Johannes Kleiman荷兰阿默斯福特被捕和监禁于囚禁刑事政权犯人的营地 - 阿默斯福特营英语Kamp Amersfoort。约翰内斯在七个星期后获释,但维克托则在不同的工作营德语Durchgangslager中做苦工直至战争结束[41]

梅普·吉斯伊丽莎白·福斯阔尔英语Bep Voskuijl被警察提出质疑及受到威胁,但没有被带走及拘留。她们二人随后返回“后宅”,并发现了安妮的日记页被散落一地,于是她们将它拾回,连同一些家庭相簿一同保存,吉斯打算于战后把它们归还到安妮手上。

1944年8月7日,梅普曾面对卡尔·西尔贝鲍尔英语Karl Silberbauer,希望利用金钱介入以促成释放众人的协议,但遭到了拒绝[42]

被递解出境与逝世[编辑]

安妮与玛戈位于伯根-贝尔森集中营旧址的纪念碑,伴随着的是人们悼念的鲜花和相片。

1944年9月3日,众人被驱逐出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从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被运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安妮两姊妹于火车上遇到她们在1941年于犹太学苑相识的花儿‧埃弗斯-爱登英语Bloeme Evers-Emden[43]。到达集中营时,火车上的男人和妇孺被强行分开,奥托就此与家人分开。

经过三日的路程后,1,019人当中的549人(包括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被直接送到毒气室杀害。由于当时安妮已经15岁零3个月,所以侥幸保住性命,是被运送到该处最年轻的人之一。安妮很快就意识到很多人在到达后被人用毒气杀害,但她不知道后宅中的人有否在此遴选中生还。跟其他没被送进毒气室的女性一样,安妮和玛戈要脱光全身衣物进行消毒,剃光头,并于手臂纹上纳粹集中营识别码。他们依年龄和性别被分开囚禁,安妮和玛戈与花儿,也经常跟她们的妈妈见面[44],但因为集中营中男女完全被隔离,安妮自此再没见过父亲,所以当时安妮相信50多岁不是很强健的父亲已在他们分开后不久已经死亡[45]

集中营的生活是,白天她们被逼做奴隶式的苦工,弗兰克姊妹被迫拖运岩石和挖草皮;晚上她们都塞进十分寒冷的营房中。后来有人作证说安妮每当看见有小孩被送到毒气室,都会变得僻静和流泪;有些人说她很多时候也展现出坚强和勇气。她合群和有自信的本质使她、姐姐与母亲得到额外的面包配给。

由于集中营卫生太过恶劣,导致各种疾病蔓延猖獗,弗兰克姊妹的皮肤也受疥癣严重感染,二人被送到医疗室治疗,那里是持续黑暗的环境,有很多老鼠出没。那时候她们的妈妈伊迪斯·弗兰克不进食,把每一口的食物留下给两个女儿,并凿穿医疗室底部的墙,把食物传送过去[46]

1944年10月,弗兰克家的妇孺被选定加入波兰上西里西亚劳动营,花儿‧埃弗斯-爱登也被选定,但安妮被禁止去那里,因为她受到疥癣感染,而她的母亲和姐姐选择与她留下,于是花儿就没有跟她们在一起[47]

1944年10月28日,被选择的女性开始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超过8,000名女性,包括安妮、玛戈及奥古斯特·范·佩尔斯英语Auguste van Pels被转送到该集中营;安妮姊妹的母亲伊迪斯则留在原地,后来更死于饥饿[48]

由于大量的人被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集中营开始用营帐容纳新入住的人,安妮和玛戈就是其中两个。随着人口增加使死亡率不断上升,期间安妮和玛戈跟两个朋友汉内莉·戈斯拉尔英语Hanneli Goslar娜内特·布利茨英语Nanette Blitz得到隔着围栏作短暂的重逢,后者二人被关在营中的另一方。后来二人都活到了战后,娜内特形容当时的安妮为:“秃头,瘦弱,又在颤抖。”汉内莉指当时佩尔斯太太跟安妮与玛戈在一起,并照顾玛戈,因为她当时病得很严重。她们二人都没见到玛戈,因为她虚弱得不能下床,“虽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却更担心玛戈,因为她的病更严重,而且已经不能走动,常常在帆布床中躺着”。她们见面时,安妮说认为自己父母已经死亡,因此她也不想生存下去[48]。汉内莉后来估计她们的见面是在1945年1月底至2月初[49]

1945年3月,斑疹伤寒在营中散播,17,000人因此死亡[50]。后来有目击者指玛戈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她因为休克,从帆布床掉下来就死了,几日后安妮也死去了。几个星期后,英军于1945年4月15日解放这个集中营,但确切日期并没有纪录[51],但相信安妮的死亡时间是介乎2月底和3月中。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她们俩都同时在1945年3月9日在那里死于斑疹伤寒,当时距离该集中营被英军解放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其他隐居的成员,除了安妮的爸爸奥托外,全都死于集中营。

战争结束后,据估计有107,000犹太人从1942年至1944年被驱逐出荷兰,但只有5,000人能够生存。据估计,约有30,000犹太人当时仍留在荷兰,得到荷兰地下组织的帮助,当中约有2/3的人在战争中幸存[52]。解放后,营地被全力烧毁,以防止疾病蔓延,而玛戈和安妮被埋葬于万人冢,但确实下落不明。

奥托·弗兰克奥斯威辛集中营拘留期间幸存下来,战后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得到梅普·吉斯及丈夫扬·吉斯的庇护,并试图寻回他的家人。虽然他知道他的妻子伊迪斯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死去,但他仍希望两个女儿仍然活着。几个星期后,他得知玛戈与安妮也死了,他尝试去确定跟安妮有关朋友英语People associated with Anne Frank的命运,并得知当中很多人都被杀。于安妮的日记经常提及的苏珊·莱德曼英语Susanne Sanne Ledermann,已跟她的父母一同被送到毒气室杀害,而苏珊的姐姐芭芭拉,跟玛戈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则生还了[53]。而安妮俩姊妹在学校认识的朋友,有几个生还了。至于奥托与伊迪斯的延伸家庭,他们在1930年代已逃离德国,分别定居在瑞士英国美国

在荷兰制片人维利·林德韦尔英语Willy Lindwer于1988年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安妮弗兰克的最后七个月》中,他访问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生还者有关弗兰克家中女性的回忆[54]

安妮日记[编辑]

日记出版经过[编辑]

1947年《安妮日记》的初版。封面书名意为“密室”(英文直译:“The Secret Annex”)
1995年发行的“最终版”日记英译本,选用了安妮于1941年在犹太人学校读书时的一张相片作为封面。

1945年7月,奥托·弗兰克收到由国际红十字会确实安妮两姊妹已死的信息,梅普·吉斯把一直想还给安妮她的日记和收集到散落的日记页,当时只有还给奥托。看过日记后的奥托表示,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安妮竟会如此准确和详细的在日记记录躲藏时的生活状况[55]。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形容阅读这本日记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原因是当中所描述的事件勾起他曾经听过女儿们朗读的一些更有趣情节的回忆,他首次看到女儿更多私有的一面,而该部分的日记内容,是她并未跟任何人讨论过。他表示:“对于我来说,我没办法明白她的想法与感受的深度...她自己一直保存着这些感觉,从没透露[56]。”他感动于安妮曾于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想成为作家的意愿,奥托开始考虑把日记公开出版。

最初,安妮的日记都是表达她自己的想法,她多次强调不容许任何人看她的日记。她坦率地描述她的生活、家庭与同伴,以及他们的处境,同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想出版小说的抱负。1944年3月,她听到荷兰流亡政府成员赫里特·博尔克斯泰因英语Gerrit Bolkestein的电台广播,说他会于战后建立一个公共纪录,是有关于德国占领下对荷兰人民压迫的纪录[57],他还提出会把信件和日记出版的决定,于是安妮决定到时候会交出她的日记。她开始为自己的日记进行编辑和修正,删去部分的段落及重写其他的部分,为了出版而检视内容。她原来的日记本已经用完,于是利用其他笔记本和活页纸作补充。她替全屋的家庭成员和助手创作了假名,赫尔曼·范·佩尔斯英语Hermann van Pels写成Hermann van Daan、奥古斯特·范·佩尔斯英语Auguste van Pels写成Petronella van Daan、彼得·范·佩尔斯英语Peter van Pels是Peter van Daan,而牙医弗里茨·普菲菲英语Fritz Pfeffer则是Albert Düssell。这经过编辑的版本,安妮于每个条目中加入“吉蒂”,这是西西·范·马斯费尔特英语Cissy van Marxveldt的小说《Joop ter Heul英语Joop ter Heul》里的一个虚构的角色。

奥托称安妮原本的日记为“版本A”,而安妮修改了的日记称作“版本B”,版本A成为了最初的发行版本。他删去某些段落,特别是写关于她父母的事,出版了《安妮日记》的初版。他去掉了若干篇章,其中大多数是用不敬的词语批评她的父母(尤其是她的妈妈),和一些成长期间有关性欲的篇章。奥托把家人于日记中的假名恢复为真实姓名,但其他人则保留沿用假名作代替。

他把日记交给历史学家安妮·罗迈因英语Anne Romein-Verschoor,但她尝试出版日记却不成功,于是她把日记交给其同样是历史学家的丈夫扬·罗迈因。他于1946年4月3日在言论报上发表一篇有关这日记的文章,名为《一个小孩的声音(Kinderstem)》。他写道:“一个小孩子结结巴巴地道出心声,体现了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主义,连同更多纽伦堡审判的证据放在一起[58][59]。”他的文章终引起出版商的注意,终于在荷兰于1947年出版,名为《秘室》[60][61],并于1950年再版。

《秘室》经过几间出版商拒绝后,于1950年首次在德国法国出版,而在1952年首次在英国美国出版,名为《安妮·弗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并得到积极评价。日记在法国、德国、美国都大受欢迎,但英国却例外的未能吸引读者,1953年便已停印。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成功发行,并受到关注及好评如潮,首版销量已逾100,000本。在日本,安妮·弗兰克成为了战争中受苦的年轻人代表人物[62][63]

一出根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于1955年10月5日在纽约首次公演,由阿尔伯特·哈克特英语Albert Hackett弗朗西斯·古德里奇英语Frances Goodrich主演,后来赢得了普利策戏剧奖。期后在1959年,根据日记而拍成的电影《安妮日记》,赢得商业上关键性的成功。传记作家梅丽莎·米勒英语Melissa Müller指电影戏剧化了安妮的故事,“大大的浪漫化,感情用事及普及化了安妮的故事[64]”。

由于多年来日记的受欢迎程度也与日俱增,使尤其是在美国的很多学校,它被列入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安妮因此被新一代读者所认识。

1986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英语Dutch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发表了所谓的日记的“评论版”。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的版本,包括已修订和未修订的版本。它还断言对日记认证的讨论,以及对这个家庭和日记本身的附加历史资料[65][66]

1999年,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前主席和美国大屠杀纪念教育基金会的主席科内利斯·绍克英语Cornelis Suijk宣布他拥有《安妮日记》里被奥托·弗兰克于书籍出版前移除的5页日记,绍克称该5页日记是奥托于1980年临终前不久交给他的,那些日记是安妮对父母紧张的婚姻关系的批判性言论,和安妮对母亲的亲情缺失[67][68]。随后当绍克为美国大屠杀纪念教育基金会筹款时,要求出售该5页日记时引起一些争议,手稿的拥有人 — 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英语Dutch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要求绍克交出手稿。

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与及科学部同意捐出US$300,000元给绍克的基金。

2001年,手稿辗转回到他们的手上。此后,该5页手稿被纳入各新版本的日记中。

对安妮与《安妮日记》的正面评价[编辑]

位于阿姆斯特丹西教堂外的安妮·弗兰克纪念石像
纪念安妮·弗兰克的涂鸦墙

这本日记一直被称赞它的文学价值。谈到安妮的写作风格,美国剧作家梅耶·莱文英语Meyer Levin形容它是“一部结构良好的小说,保持着的张力[69]”,并对她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他于日记出版后不久,与奥托·弗兰克合作把日记内容改编为舞台剧[70]。莱文对安妮弗兰克的痴迷,在他的自传《痴迷》当中也曾经提到。诗人约翰·贝里曼英语John Berryman也形容这日记是一种独特的描绘,不只是描绘青春期的心态,而且是“在一个确切的和自信的风格,来形容一个小孩转变成人的过程,诚实得实在令人震惊。[71]

美国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日记的美国第一版的序言中形容为“这是我读过所有战争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文章之中,最具智慧及最动人的评注之一[72]。”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的一次演说中提到安妮·弗兰克:“在历史当中确有人,为着所有受过极大痛苦和损失的人,为了他们的尊严而发声,没有声音能比安妮·弗兰克的更令人信服。[73]

同年,苏联作家伊莉亚·爱伦堡也为她写道:“一把代表着600万犹太人的声音 — 不是一位圣人或诗人,而是一个普通小女孩的声音。[74]

由于日记中安妮的写作和人道主义思想不断成长,她被讨论视为代表着纳粹大屠杀和当时受迫害的代表人物。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于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义奖》时的演说中,她读出《安妮日记》中的一段,并说她“唤醒我们冷漠的愚蠢,它并需要用我们的年轻付上代价。(希拉里指的是萨拉热窝索马里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战争和屠杀事件)[75]

同年,纳尔逊·曼德拉约翰内斯堡接受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所颁授的人权奖后发表演说,他说在狱中读过安妮的日记,“并从中获得更多的鼓励”,他把自己在南非的种族隔离,与安妮的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这两种哲学之间画一条平行线,“因为这些信念都是明显地完全错误的,古往今来,好像是挑战安妮弗兰克的人,他们注定要失败的。”[76]

同样于1994年,捷克的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回应如何面对前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时,说:“安妮弗兰克遗留下来的东西至今仍活在眼前,并且对我们仍具重要意义。”借此表示他的理念[73]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指安妮弗兰克之所以被广泛认定为于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死伤者代表人物,是因为“ 一个安妮弗兰克,比起无数如她一样受害人的面孔仍留在阴影中,所以更能感动我们。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阴影之下[73]。”

奥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英语Melissa Müller在安妮弗兰克传记的后记中,梅普·吉斯也表示有相似的想法,虽然她试图消除越来越多对“安妮弗兰克是代表着大屠杀当中那600万名受害者”的误解,梅莉莎·穆勒英语Melissa Müller写道:“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自己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发生了600万次以上,安妮不能,也不应该,为许多被纳粹政府夺去其生活的人作代表...但她的命运有助我们明白大屠杀对全世界来说影响如此广泛和深远的损失。[77]

安妮的父亲奥托以作为他女儿的遗产托管人来度过余生,他说:“这是一个奇怪的角色。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承继著名父母的荣誉与继承遗志的负担,而我的例子却相反。”他也回忆到出版商向他解释为何日记会如此畅销的评论,“他说这日记包括很多生活领域,每个读者都能从中亲自找到感动自己的位置,得到共鸣。[78]

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当他说到那日记大大提高了读者对大屠杀有更广泛的注意和认识,比纽伦堡审判更甚,因为“人们都认识这个女孩子,这是沿于大屠杀的影响,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像我的也像你的,所有你能够从中明白这一点。[79]

1999年6月,《时代杂志》发表了一期特别版,题目是“时代100大人物: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安妮弗兰克获选为“英雄偶像”。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对安妮的贡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书中的激情使所有人把安妮的地位上升到高于大屠杀、犹太教、少女时期,甚至是善良,更成为了现世代具代表性的人物 — 个人道德思想受到各式各样机械式的破坏影响,坚持要求得到生存的权利,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希冀。”他指出,虽然敬佩安妮的勇气和务实的态度,她的自我分析能力与写作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罗森布拉特写道“她能长存不朽的原因,主要地是因为她高水准的文学作品,她是一位格外优秀的作家,不论任何年纪,她的作品都是她对当时残酷现实的一个诚实处理的直接结果。[80]

对《安妮日记》的负面评价与诉讼[编辑]

《安妮日记》于1950年代中后期成为家传户晓的书籍后,针对日记的各种指控陆续发表,而最早的批评源自瑞典挪威。在源自瑞典的指控中,指控是来自1957年丹麦作家兼评论家哈拉尔德·尼尔森英语Harald Nielsen于瑞典的纳粹杂志《自由词》中发表,他写了关于丹麦的犹太作家布兰迪斯反犹太人文章[81]。在这些批评中,有人质疑日记的作者是美国剧作家梅耶·莱文英语Meyer Levin,而不是安妮·弗兰克[82]

1958年,西蒙·维森塔尔维也纳出席《安妮日记》舞台剧时被一群抗议人士挑战,该群抗议人士断言安妮·弗兰克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并要求他找出当年拘捕安妮的警察以证明安妮是确实曾经存在。后来他开始寻找,在1963年终于找到卡尔·西尔贝鲍尔英语Karl Silberbauer,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西尔贝鲍尔爽快地承认当时自己的工作角色,并在被捕人士的相片中认出安妮是其中之一,他提供了事件的整个历程,还记得在拘捕过程中,曾翻转一个装满纸张的公事包,那些纸张撒落一地。他对事件版本的陈述后来得到包括奥托·弗兰克在内的目击证人来予以证实[83]。这事件也平息了人们对安妮·弗兰克存在与否的质疑[83]

除此以外,有反对者继续表达他们的观点,指这日记不可能是出自一个小孩子的笔下,被认为是亲犹太人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亦被控骗子[84]

1959年,奥托于德国吕贝克控告一名教师洛塔尔·斯蒂劳英语Lothar Stielau,他是前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他在校报上形容《安妮日记》为伪造品。同时他诉讼延伸到控告海因里希·布德贝格英语Heinrich Buddeberg,指他写了一封信到吕贝克的一份报章,支持洛塔尔·斯蒂劳英语Lothar Stielau的行动。法庭审查了日记中1960年的手稿,信件的笔迹与日记的认证笔迹是互相匹配的,并确定日记为安妮·弗兰克的真迹。法庭判决后,斯蒂劳撤回其言论,而奥托也没有再继续追究[82]

1976年,奥托·弗兰克控告法兰克福海因茨·罗特英语Heinz Roth,指他印制指日记是伪造品的小册子,法官裁定,如罗特再犯,发表进一步声明的话,罗特将会被罚款500,000马克及被监禁6个月。其后罗特对法庭的裁判提出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翌年他的上诉被驳回[82]

同年,奥托也对恩斯特·罗默英语Ernst Römer展开诉讼,指他印制一本名为《安妮日记,一个谎言的畅销书》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叫艾德加·盖斯英语Edgar Geiss的男子于庭上派发此小册子,结果他也一同被起诉。法庭最后被判罗默罚款1,500马克[82] ,盖斯则被判监禁6个月。盖斯在上诉后获得减刑,奥托不满刑期而再度上诉,但由于超逾了当地诽谤罪的法定时限而要终结[85]

1980年,在奥托·弗兰克去世,终年91岁。死后,安妮的日记手稿,包括书信与分散的活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交予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英语Dutch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86],他们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司法科学鉴定。司法部对比已知的案例,鉴定了那些笔迹,证实笔迹吻合;而且日记的纸张,浆糊与墨水迹与当时的年代吻合。最后安妮的日记正式被认为是真确的,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了《安妮日记 (评论版)》。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区法院确认了这本日记的真实性[65]

1991年,大屠杀否定派学者罗拔·福尔臣英语Robert Faurisson西格弗里德·韦贝克英语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为《安妮日记:一个批判性方法》的小册子,他们声称那是奥托·弗兰克撰写的日记,是基于《安妮日记》中的一些矛盾而写的,包括匿藏在后宅的可能性,和那些散文风格和手写的文章不似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等问题[87]

1993年12月,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安妮弗兰克之家,和位于瑞士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就著《安妮日记:一个批判性方法》动用民事诉讼,以禁止该小册子在荷兰作进一步印发。

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就著申索人的要求,不准任何进一步剥夺日记的真实性与未经请求的分发出版物的发行,违者将会就著每个侵权行为被罚款$25,000荷兰盾(约$11,350欧元)[88]

安妮与日记的精神与物质遗产[编辑]

人们在位于阿姆斯特丹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门外入口排队等候。

1957年5月3日,一群包括奥托·弗兰克在内的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以拯救有被拆卸危险的前奥佩克塔英语Opekta Works公司大楼 (后宅),改建为《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

《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于1960年5月3日开幕并对外开放,那里由奥佩克塔公司的仓库和办公室及后宅组成,所有的家俱都被移走,让访客能够在各个房间中自由走动。后宅内前住客的一些个人物品仍被保留,如安妮在墙上贴上的影星照片,奥托在墙纸上标记着女儿的身高,还有一幅记录着盟军前进路线的地图,这些东西利用帕斯佩有机玻璃保护。在彼得·范·佩尔斯英语Peter van Pels曾经居住过的房间中,有一条通往旁边大厦邻居的通道,也被基金会收购列入博物馆。那些其他建筑物被用作收藏《安妮日记》,以及作为大屠杀的编年史,和更多当代在世界各地的种族不宽容现象。

《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2005年全年创纪录的接待了965,000名游客。博物馆于互联网上提供它们的资讯和提供展览,并在2005年前往有欧洲亚洲北美南美等32个国家举行国际巡回展览[89]

多琳·克恩(Doreen Kern)所作的真人大小的安妮·弗兰克半身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1963年,奥托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艾尔芙丽德·德盖林格·马科维茨英语Elfriede 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一个以瑞士巴塞尔为总部基地的慈善组织,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基金会筹募经费使博物馆“看来好一点”。奥托去世后,他的意愿是把《安妮日记》的全数捐给基金会,但附带条款是要求每年需要把版权收入中的80,000个瑞士法郎拨归他的继承人。任何高于这个数目的收入,将会由基金会保留给管理人进行一些他认为值得的项目。它亦为每年度的国际义人组织提供资金作医疗用途。基金会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对种族岐视暴力,他们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予美国华盛顿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作公开展览。该年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概述了基金会在全球层面上所作出的努力,他们在德国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国美国项目上的支持[90]

1997年,安妮·弗兰克教育中心英语Anne Frank Educational Centre法兰克福多恩布什附近的地方开幕,那里是弗兰克一家人直至1934年所居住的地方。那中心是“年轻人和成年人可以在那里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和讨论它对今天的相关性。”[91]

1999年,《时代杂志》把安妮弗兰克列入“本世纪最重要的人”,是钞他们的20世纪英雄与偶像的名单,他表示:“一本藏于阁楼的秘密日记,她冒着纳粹分子的威胁,并借出一颗震撼心灵的声音,为了人类尊严而作出争取[80]。”菲腊·罗斯称她为弗朗茨·卡夫卡遗失的小女儿[92]

荷兰梅尔韦德广场,是弗兰克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间曾经居住的地方,直至2000年仍是私人所有。成为电视纪录片公开关注的焦点后,该座大厦在严重失修的状态下被荷兰的一家建筑公司收购,该建筑公司根据弗兰克一家的照片和书信中对家俱和环境的描述,成功将弗兰克的家回复到1930年代的旧貌。安妮弗兰克的故居终于在2005年开幕。

2007年6月,《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的特蕾莎·达席尔瓦英语Teresien da Silva和安妮的表弟本哈德 “老弟”·斯平加恩英语Bernhard "Buddy" Elias,他们都为故居还原作出了贡献,捐赠了约25,000件物品予《安妮之家博物馆》,当中包括弗兰克一家在德国与荷兰拍下的照片,以及奥托·弗兰克1945年将前妻与女儿于纳粹集中营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亲的信件[93]。每年,如因任何原因而不能在自己国家中自由写作的人,都能有机会获得该处一年的租约,用作栖身和写作,每名被选的作家都有一年期限于屋内居留或工作。

2007年11月,安妮·弗兰克之树英语Anne Frank tree,是安妮亲手种下的树,由于树的主干受到一种真菌感染,被安排砍掉移除,以防止它倒塌在周边的建筑物上。荷兰的经济学家阿诺德·赫尔杰谈及该树,他说:“这不是任何其他的树,安妮弗兰克之树是与对犹太人的迫害紧密联系在一起[94]。”安妮·弗兰克之树基金会英语Tree Foundation,由一群树木的保育人士组成,开始时于民事的案件中,阻止砍伐欧洲七叶树属的马栗树,并成功获得国际媒体的关注。荷兰法庭下令城中官员及保育人士寻求替代方案及解决方案[95]。与讼各方建起一个钢架,预期能把树的寿命延长达15年[94],然而大树在3年后的2010年8月23日,被大风吹至倒塌下来[96]

多年来,出现了一些安妮·弗兰克的电影,她的生命和著作启发了多元化群体中的艺术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的灵感去制作大量对安妮·弗兰克文化描述的文学作品、流行音乐、电视和其他媒体,当中包括了亚当·达瑞斯英语Adam Darius的“安妮弗兰克芭蕾舞蹈团[97]”,他们于1959年首次演出,与及合唱作品《安内莉斯英语Annelies》在2005年作首次演绎[98]。唯一已知安妮的连续镜头是来自1941年的一辑无声电影,那是安妮为新婚的隔壁邻居拍下的录像,为了有更好的位置拍摄新娘与新郎,她是倚著二楼窗前拍摄的。那对夫妇后来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将这段录像交给了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99]

2012年3月9日,《明镜周刊》公布杜莎夫人蜡像馆将推出一个与安妮弗兰克非常相似的蜡像[100];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以她的荣誉,被命名为“安妮弗兰克之星[101]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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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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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资料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