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
《延安日记》是苏联人写作的一本纪实书籍，作者是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当时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身份，进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该书记录了1942年5月到1945年11月期间，作者以自身主观角度记录了在延安的见闻、感想。弗拉基米洛夫死后，该日记经其子弗拉索夫(V. P. Vlasov)编撰后于1973年在苏联以《中国特区：1942－1945》（Особый район Китая. 1942—1945）为题名，由莫斯科文学通讯社出版。1975年美国纽约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英译本《弗拉基米洛夫日记》（The Vladimirov diaries）。[1]
1976年，台湾国联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由周新根据英文本翻译而成，名为《延安日记》。1980年，中国大陆北京现代史资料编刊社根据英译本由吕文镜、吴名祺、唐秀兰、石菊英等翻译，内部出版了中文版《延安日记》。2004年3月又由东方出版社作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出版，封面上注明“内部发行，仅供研究”（即内部书形式），英文版中的照片都没有收录。
该书记录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记录了延安整风、中共七大部分情况，披露了当时中共与苏共、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之间的交往情况，也披露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政治立场及在根据地种植鸦片贩卖以换取经费的情况，以及中共领导人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如何秘密保持直接联系。[2][3]
评论[编辑]
有评论认为《延安日记》是前苏联政治需要的产物，并非弗拉基米洛夫当年著述，其真实性和严肃性都值得怀疑。[4]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也承认《延安日记》是中苏交恶（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官方为了政治需要而撰写的。苏联方面根据弗拉基米洛夫从延安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以及苏联方面的其他情报编写了本书，部分内容涉嫌杜撰。[5][6]
有论者则认为《延安日记》中提到有关中共于延安种植鸦片的情况在其他文献也有提及过。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7]。另外晓剑所著《沧桑》一书也因涉及了延安时期共产党种植鸦片而被禁。[8]
还有论者认为《延安日记》中提到的中共与日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联系，由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负责。文革时曾山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此事在被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知道，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说是按照延安指示，造反派不信，由时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的孙宇亭经由汪东兴、谢富治批准，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证实了新四军与日军接触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孙宇亭后来因此被批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孙的领导严佑民1968年3月因此被关进秦城监狱。[9]
参考文献[编辑]
- ^ Petr Parfenovich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 Doubleday. 1975 [2021-09-28]. ISBN 978-0-385-00928-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2）.
- ^ 毛澤東在延安. 开放杂志. 2013-06-06 [2014-03-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18）.
- ^ 辛明. 毛澤東的「肖像畫」. 黄花岗杂志.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2）.
|issue=被忽略 (帮助) - ^ 高向远 ，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记》，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Vlasov, Yury. The Story of My Father. Far Eastern Affairs. 1991, (1): 189–207.
- ^ 迪特·海茵茨希. 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 新华出版社. : 29-36.
- ^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
- ^ "八大禁书" 2006-01-22，刊于香港明报
- ^ 丁东. “文革”中曾山档案风波. 文史参考. 2013年5月15日 [2014年3月1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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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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