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这本书是由两篇文章组成，上篇谈〈问题〉，下篇谈〈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全书分成五个章节。

全书内容简介

此书主要讨论的两个重要概念便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韦伯在第二章先针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讨论。引述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字，资本主义精神指的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增加资本本身为目的，累积个人资本的责任。并且将积累的资本用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个人消费。资本主义精神同时带有资产阶级文化的色彩，描述个人只要能够在经济制度下以合法管道赚钱，就是擅长于某种天职的表现。韦伯认为，所谓“天职”（calling）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伦理，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而来，德文原字为Beruf。“天职”描述人们不是要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义方式来追求上帝的应许，反而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工作责任和义务。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理性计算的特征，以严格、小心谨慎且有远见的计算为基础，进以谋求经济上的成功。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征和韦伯自己描述的传统主义经济特征不同，不是仅追求糊口的农民谋生举动，也不是如同业公会（guild，行会）师傅或冒险家般，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活动来获利。

韦伯谈的“新教伦理”，其实是一种新教经济伦理，他以从喀尔文教派发端的英国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职业观为代表，他选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证道词和著述做为证据，一方面强调消费的节制，二方面则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而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正是因为节制消费，以及强调劳动的观念，使得资产阶级的资本逐渐积累，由此，渐渐发展成一种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资产阶级累积自己的财富，在合理的范围自由使用金钱，这些行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这些资产阶级也不需要担心世俗中的财富分配不平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是来自于上帝意志的安排。

那么，“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引述韦伯的一段话：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页176）

从上述这段话来看，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对韦伯来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宗教根源，从新教中的禁欲主义、职业劳动观念，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中理性经济劳动的特征。不过，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资本主义已渐渐不需要宗教观念的支持，失去了原先宗教和伦理上的意涵。

相关概念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收录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附录中（页310-347）。此文可视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补充，透过对于教派的讨论，探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经由“新教教派”产生连结，在教派成员中被彰显和保存下来。韦伯认为“教派”是由一群宗教和道德合格者所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存在着志同道合的伦理观，具备有正直和禁欲主义等的伦理观念。因而，成为教派成员，就证明了个人在道德上，特别是商业道德上的合格性。教派是一种联合体，提供了教派成员进入资产阶级的媒介，有助于扩散和保持资产阶级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教派成员是透过证明成员身份和品行的“证书”制度，经由“投票”而加入该教派。加入教派不只能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一员；同时也能被所属教派成员所认可，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当教派成员在经济表现上取得成功时，既证明了个人的价值和获得来自上帝的恩宠，同时也能够彰显所属教派的成功，提高该教派的声望。

选择性的亲近

在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选择性的亲近” 是一个会被提及的概念。因为有些人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不能只被简单诠释为因果关系，而应该是“选择性的亲近”（德文Wahlverwandtschaft，英译为elective affinity，亦可中译为“选择性亲和性”）的关系。“选择性的亲近”原是化学术语，指的是“在置换、分解、化合等化学反应过程中，元素间彼此的结合程度”。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809年的一本小说《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也以此术语为名，描述男女之间分分合合，在某段时间分离、但在另一段时间中又可能相互吸引的关系。社会学者翟本瑞认为韦伯是根据其方法学上的诉求，有意地使用“选择性的亲近”这个概念，同时保有客观性因果关系和主观性意义诠释的双重可能，一方面指出了客观的因果关系，二方面又保留了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基于某种价值或意义所进行诠释的可能性。

中文翻译版本

目前汉语世界主要通行的译本有二。台湾重要的经济学家张汉裕，根据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英译本以及梶山力、大冢久雄的日译本，于1960年翻译出版《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晚近，中国学者于晓等人根据帕森斯的英译本进行翻译，并由台湾的左岸出版社出版。虽然张汉裕的译本年代较为久远，且仅翻译正文而未及注释，然而该译本仍然受到高度重视。

相关论战与评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著作，曾经引起几波论战。

1900年左右的首波论战

根据Chalcraft和Harrington的整理，在1907至1910间，有两位学者─Karl Fischer和Felix Rachfahl以写作文章的方式，针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与韦伯进行论战。这两名学者均来自历史学领域，Karl Fischer是德国历史学者，Felix Rachfahl则是荷兰和德国史学者。他们两位的认识论立场和韦伯不同，因此提出了一些事实上和认识论上的批评，Karl Fischer、Felix Rachfahl和韦伯三人的论战可简单表示成下表：

他人评论	韦伯回应
Karl Fischer's Review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1907	Weber's First Reply to Fischer, 1907
Karl Fischer's Reply to Weber, 1908	Weber's Second Reply to Fischer, 1908
Felix Rachfahl's Review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1909	Weber's First Reply to Rachfahl, 1910
Felix Rachfahl's Reply to Weber, 1910	Weber's Second Reply to Rachfahl, 1910

Ethan Crowell亦指出，除了上述三位学者之外，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学者维尔纳·松巴特亦在其1913年的作品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对韦伯的观点提出批评。松巴特做为一个探讨宗教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学者，他不认为新教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拥有如韦伯宣称般的强烈连结。

根据Ethan Crowell的整理，上述这几位学者针对韦伯的批评主要可归为两点。第一点是方法学的问题，批评韦伯仅呈现支持其理论的证据。第二点是批评韦伯的论理范围过于狭窄，喀尔文教派的经济伦理不全然等同于所有新教教派的经济伦理，因此，虽然韦伯的论点有其可信之处，但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此可举三个例子来说明。首先是“理念型”（ideal type）的定义问题，如“天职”一词为路德在德文中找寻一个常用字汇来翻译来自拉丁文的名词，此名词的含意不见得有韦伯设想的丰富神圣意涵。其次是针对喀尔文教派的片面诠释，也就是韦伯将喀尔文教派视为是禁欲主义的唯一来源，过度放大了喀尔文教派的重要性。第三则是韦伯举证存在着模糊性和不科学性，因为他仅援引Baxter和Franklin的证道词或著作做为此书的研究材料，举证较单面。

针对上述的批评，韦伯撰文加以回应，重申其论点，并补充原先不足之处。韦伯不认为上述的批评有攻击到他的核心论理，但他承认在书籍原版中内容的确有些模糊、代厘清之处，于是韦伯在此书1920年改版的版本中，针对内容进行补充和修订。

韦伯逝世之后的论战

根据Larry Ray的整理，在韦伯逝世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依旧引起研究资本主义领域学者的关注。当时就有几位历史学界的学者，相继在其著作中，针对韦伯的这个作品进行评论。举例来说，R. Robertson持有和韦伯不同的论点，他在其1933年的著作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中，为喀尔文主义所辩护，他不认为喀尔文教派与资本主义思想有关。商人阶级是由其自身崛起，不受到宗教力量的影响，商人阶级的精神是属于世俗根源的，并不是有其神圣根源。

Larry Ray亦指出，英国史学家陶尼的想法和R. Robertson不同，他认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关，但其方向性和韦伯不同。陶尼也在其1963年的著作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提出一些历史证据，针对韦伯的论点提出一些批评。陶尼的观点和韦伯相反，他认为新教经济伦理很可能是受到资本主义精神影响之后的产物。再者，又因为资本主义早在15世纪时就发迹于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斯等地，在天主教仍盛行的15世纪时期，资本主义精神可能不是受到如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影响所致。同时，陶尼也认为在探讨影响资本主义精神之因素时，必须纳入如政治思潮等的相关因素。

但并非所有后续的评论皆是批评，也有正面的支持和回应。如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恩斯特·特勒尔奇就支持赞同的观点，并提供相关的历史资料来支持韦伯的论点，这些资料有被韦伯本人所采用。

韦伯在台湾的影响：台湾学界相关研究

东海大学社会系的高承恕教授及其众多门生，曾经于1980年代引领起台湾学术界的韦伯研究风潮。仅高承恕一位教授，就曾经指导过九篇以韦伯作为主题的博硕士论文，内容涵盖方法论、政治、城市史、资本主义、宗教、音乐等各面向。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出身的张维安、陈介玄、翟本瑞，并出版专书《韦伯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社会的实体与方法：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而与韦伯相关的期刊论文更是不可胜数。

社会学者林铮以台湾学术界继受韦伯的现象作为主题，完成博士论文《从韦伯继受到韦伯自己的解读：以台湾为例(1980-2005)以及《儒教与道教》中经济－宗教关系的问题》。该论文探讨，“为何是韦伯──而不是其他思想人杰──自八〇年代开端起在社会学界里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呢？”林铮认为，台湾1980年代的“韦伯热”与迅速成长的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然后以韦伯为名的中国民族主义，却又有助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台湾学界广为阅读的重要经典著作。社会学者顾忠华所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简要地概述韦伯的论点，大致体现了台湾学界对这本经典的基本理解：

“……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其所呈现的特征反而处处和某一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也共同构成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譬如说以“职业”为生活的重心、讲求理性计算、注重个人的成就表现等。……这一套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酝酿出来的生活秩序，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而已，它还有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异议，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开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

“从理念／利益相互辩证的角度来解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可以发现韦伯至少分成三个层次讨论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一个层次是探讨理念和理念之间的关系，……加尔文教派为了彻底地“首尾一贯”，发展出“预选说”的教义，也使信徒的“世界图像”脱离了被动服从传统权威的羁绊，……韦伯在第二个层次观察加尔文教派信徒，如何以“入世制欲主义”来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追求成功的动力使得他们必须精打细算，不放费任何时间和精力，并讲求目的和手段间的理性连结，进而推动了西方“全方位”的理性化。……除了这两层关系外，韦伯还考虑到理念或利益和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亲近性，所谓的“资本主义”，韦伯便是把它理解成横贯现代经济、政治、法律、科学等各领域的总体性制度安排，在这种现代制度形成过程中，前面的两层关系受到了权衡和考量，理念的制度化和利益的制度化互相配合，让西方的现代国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

虽然韦伯热业已过去，但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至今依旧为各社会系指定必读经典，也持续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近几年的作品为例，张旺山以〈真相就是真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百年〉一文，力求厘清对于韦伯论点的误解之处。而顾忠华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韦伯学说的当代意义〉，则主张韦伯强调“经济伦理”与“精神”作为资本主义构成要素的论点，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经济是否真正全面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运作体系，并厘清所谓“中国崛起”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