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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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
Wang Jingwei.png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jing (Peace, Anti-Communism, National Construction).svg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汪兆铭政权-南京国民政府)
任期
1940年3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陈公博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5日
前任 孙科
继任 蒋中正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个人资料
出生 1883年5月6日(1883-05-06)
 大清广东三水县
逝世 1944年11月10日(61岁)
Merchant flag of Japan (1870).svg 日本名古屋
安葬地点 梅花山 (南京)(后被炸毁)
国籍  大清(1883-1911)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1912-1921)
 中华民国(1921-1940)
中华民国(汪兆铭政权)
(1940-1944)
政党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配偶 陈璧君
亲属 父亲汪琡
母校 日本法政大学
职业 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兆铭政权)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表字季新别号精卫(亦为其笔名),历史多沿用其号,称其“汪精卫”,中国近代政治人物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县),生于广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末秀才、公费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青年时曾经参与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1910年,因为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下狱问死。后在肃亲王善耆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翌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获释。早年担任孙文秘书文胆,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及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以在政坛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著称。直到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仍然是蒋中正主要政敌之一。同时也是诗人文学家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汪兆铭主张“和平救国”,与大日本帝国合作组建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汪兆铭政权

家庭背景[编辑]

  • 曾祖父汪炌(1756-1832),嘉庆、道光年间幕游皖、湘、赣、粤各省,先后做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为山阴汪氏游幕广东之始。
  • 祖父汪云(1786-1844)汪炌长子,道光二年(1822)乡试举人,1835年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并执教于妙高书院。
  • 父亲汪琡,(1824-1897)汪云第四子,字玉叔,号省斋。先后在茂名、陆丰等地为幕僚。

生平[编辑]

幼年[编辑]

汪兆铭年幼时,每天为父亲汪琡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培养出演讲口才。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考取秀才

留学[编辑]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铭,1910年于狱中

1904年和胡汉民等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公费留学生。

年轻时的汪精卫

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加入参与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文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卫”为笔名。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毕业。

汪精卫

1907年,开始随孙文游走越南马来亚南洋各地;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富赡文采,成为孙文秘书,亦是其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归国行刺[编辑]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等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3月31日,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桥(银锭桥或者后来被拆的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时被人发现,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由于肃亲王善耆在审理中,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编辑]

汪兆铭获释后,面见袁世凯,促其推动清帝退位,并参加南北议和。 在清朝覆灭、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汪兆铭曾发誓不当北洋政府的官员议员,1912年9月汪兆铭和陈璧君结婚,后赴法国留学。

二次革命[编辑]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文急召回国。返国讨并参与护法。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其间拒绝了袁世凯对他回国任高级顾问的邀请。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护法运动”。 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汪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

1925年2月,孙文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由孙文口授,汪兆铭笔录。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兆铭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兆铭左倾。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介石成功迫使国际共产党让步替换了和汪精卫亲密反对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Kissarka, ,1893年12月13日-1938年8月1日)、等人的职务,3月22日在汪公馆开政治会议,汪精卫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 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汪兆铭以治疗糖尿病,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1] 由蒋出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并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开始国民革命军北伐

因蒋逐渐与中国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精卫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故1927年2月汪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斯大林会面。3月10日,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缺席,但仍获选为国民政府主席。4月1日乘船抵达上海;4月5日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6日返回武汉,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中正的清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蒋中正与西山会议派反共国民党元老,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兆铭发表讲话,痛斥蒋中正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中正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

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派人送《五月紧急指示》给中共中央,要其“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也给汪兆铭看过。本来想拉拢他,然则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逐开始提防中共。7月13日,中共公开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兆铭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8月1日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8月8日,汪兆铭的武汉政府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蒋中正下野,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汪兆铭亦于9月初亲抵南京,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即所谓的“宁汉合流”。

1927年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宁方取胜,汪兆铭下野。10月,汪兆铭到广东活动,反对蒋介石政府。11月,蒋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铭北上。11月17日,发生广州张黄事变。11月,汪兆铭在广东成立政府。[2]:1412月,国民政府发出讨伐广东令。[2]:14

1927年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纷电促蒋再起。[2]:15汪受到新桂系攻击。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叶挺叶剑英广州起义。12月16日,汪辞赴法国。

1929年到1930年间,蒋取得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亦称蒋冯战争)胜利。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兆铭回国主政。11月汪兆铭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

阎锡山与汪精卫在北京,1930年9月9日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及其派系主导,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

下野[编辑]

由于张学良东北军挺蒋中正而造成反蒋阵营失败,1931年1月1日,汪兆铭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蒋中正软禁胡汉民。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2]:22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2]:225月27日,胡汉民派在粤成立“军政府”。[2]:22又和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粤、桂、胡、汪联合反叛。[2]:22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粤、宁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中正下野,汪兆铭在野。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度坚决,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中正人马,遂委请蒋中正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张学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开致电张,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3]:356汪、张互讦,结果汪宣布辞职,10月前往欧洲。[4]:113

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中正请汪回国主持抗日战争。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中正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此后汪兆铭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引发当世对汪兆铭与何应钦等认为这是个卖国协定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铭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兆铭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的强力挽留下复职。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遇刺,被军人、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被救后前往欧洲疗养。后来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又遭暗杀。

蒋在西安事变之后加强抗日而减缓内战,声望大增,并受到苏共中共支持。1937年1月,汪兆铭回国,但并未担任职务。

抗战时期[编辑]

汪兆铭于南京国民政府前,匾额刻有“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1941年汪兆铭接待一些德国纳粹党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中正。

此后的汪兆铭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中正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根据汪兆铭的助手周佛海说,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5]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声明:

(1)东亚的永久和平;
(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
(3)联合防共;
(4)经济合作;
(5)创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兆铭向国民政府申请护照,借道云南前往越南。汪主张与日军媾和,自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6]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和一个新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

(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
(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
(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12月29日汪兆铭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电报(29日电报代码为“艳”字),是为“艳电”,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1939年1月4日)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并未支持汪兆铭,和平运动失败。

参加大东亚会议时的汪精卫(左三)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自嘲》,汪兆铭
1944年于病榻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兆铭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3月,汪兆铭和他身边的重要干部,在河内多次遭到刺杀,日本派人将汪营救,5月8日汪抵上海。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组建日本[7]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兆铭政权,取消华北王克敏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3月26日,汪出任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蒋介石严正驳斥,明令通缉。

1943年汪兆铭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兆铭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身后[编辑]

死因[编辑]

汪兆铭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0年前汪兆铭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不过张学良之调查则指出,当时所使用之子弹为钢弹而非铅弹。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误信中医才造成汪兆铭病死。另一说则是汪兆铭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兆铭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8];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9]

墓地[编辑]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21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打开棺木时,见汪兆铭的尸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汪尸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顶放置一座汪兆铭跪像[10],因被游客吐痰便溺污秽不堪,于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绍兴市市区挖出一个汪兆铭跪像[11],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身后评价[编辑]

汪兆铭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排满主义为己志[12]。在革命屡败、同志人心动摇之际,一直担任参谋工作的汪兆铭却自告奋勇投入第一线,自杀式的行刺摄政王载沣,失败后一度问死。身为革命元勋却又在革命成功后,主动远离权力核心携陈璧君赴法读书。后因革命需要数度回国主持大局,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官方定位为汉奸。

孙文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动用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中共党人,汪兆铭却坚持孙中山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宁汉分裂。《五月指示》后,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两天后,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又一天后,将国民党内共产党党员停职,矛盾升温。八月南昌起义后,汪兆铭完全转变态度,决定清共。

中日战争期间,汪兆铭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兆铭政权”。中国胜利后,国民政府与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在政治、教育各方面加以批判,被中国人普遍视为汉奸。时至今日,汪兆铭就等于汉奸的印象尚深植人心。另一方面,在汪兆铭投奔日本的事实背后,其动机与实际努力是否和卖国求荣的汉奸一致,仍待后世检讨。

正面评价[编辑]

汪兆铭在辛亥革命之初,作为革命元勋,能够比较坚定奉行孙文意旨,坚持推翻满清政府。并且能以文学辅佐孙文,此为诸家所公认者。

汪兆铭为朱执信先生撰并书的墓表,位于广州先烈东路

在文学方面,汪精卫颇能文墨,是南社成员,在晚清至民国的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有重要影响,作品在南京政权时代结集为《双照楼诗词稿》出版。其作品也会于中国大陆大学文学史教材中出现。[13]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政府和法国维希政府相似,“当他们认为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14]

抗日名将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15]

抗日名将张发奎曾经负责接收广东地区,他说: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政府的抱怨或抨击,也没有广州民众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无论广州抑或上海,这些伪府政要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鼓吹所谓的“和平”,其叛国理由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汪精卫组织伪府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充当了傀儡。然而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仅仅是傀儡,也要为老百姓争回一点权益。我没有见到伪府在广东压迫民众的任何证据。[16]

负面评价[编辑]

汪兆铭被大部分中国人视为叛国者[17]以及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汉奸”[18]。对于从一位“反清志士”,“革命精神领袖”,再到“叛国者”的形象转变,中国史学家季羡林先生曾评价汪称其“晚节不保”[19]

汪兆铭政权承认了满洲国,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助日军接收各国在中国的租界,扩大日本的间接统治范围。1943年7月收回上海法国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租界,10月宣布废除已经无足轻重的《中日基本条约》等。同时,日本也将其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归还”给完全处在自己控制下的汪伪政权,以期迷惑民众和舆论。

汪兆铭政权积极配合日本在华侵略活动。对此著名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斥其为“汪逆”,并在第56章时,评论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他)比敌人还更可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于1946年炸毁位于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卫遗体重新火化并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战后政府及民众对其憎恶可见一斑[20]

汪兆铭多次游说日本政府,但是汪兆铭政权没有得到多大自主权,也毫无权力影响日军在华军事行动,如此一来汪兆铭提倡的政治结构毫无号召力。即便在汪政府主持下的东南半壁,亦有日军于1942年之浙赣战役中发动细菌战,散播霍乱、伤寒、腺鼠疫及痢疾病原体,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其和平建国运动终未实现。

妻子辩护[编辑]

汪兆铭为烈士王昌题之墓碑,位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在汪兆铭死后,其妻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责任与行为辩护:

“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

反而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

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21]

汪精卫与蒋介石[编辑]

部分史料与说法指出,汪精卫出走河内,与日本人和谈,此事是由蒋介石策划(戴笠与汪精卫政权之间的紧密连系,也被当成这个说法的重要旁证之一[22])。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汪精卫的幕僚胡兰成,以及冯玉祥

家庭[编辑]

汪兆铭与陈璧君夫妇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23]

注脚[编辑]

  1. ^ 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陈布雷等编著:《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1日
  3. ^ 罗敏:〈蒋介石的政治空间战略观念研究——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刊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香港:天地图书,2014年1月
  4. ^ 王克文:〈是历史还是神话?〉,《明报月刊》,香港明报报业有限公司,1998年4月号
  5. ^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593页
  6. ^ 陈布雷等,《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38页
  7. ^ 当时板垣征四郎任在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本国内米内光政为内阁首相
  8. ^ 高伐林p82
  9. ^ 高伐林p85
  10. ^ 南京梅花山发现汪兆铭跪像 曾面朝孙中山灵堂网易,2005-03-17
  11. ^ 150公斤TNT炸墓劈棺:大汉奸汪精卫的末日结局
  12. ^ 汪精卫投日算不算“曲线救国”
  13. ^ 陈洪、张峰屹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九编第一章,ISBN:9787301194010
  14. ^ John Hunter Boyle .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 :商务印书馆 , 1978
  15. ^ 李宗仁评汪精卫:虽当汉奸却没做积破坏抗战的勾当 凤凰网历史
  16. ^ 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318页
  17. ^ 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
  18. ^ 20世纪的汉奸们:汪精卫前后有多少卖国贼
  19. ^ 季羡林:汪精卫晚节不保 尚未盖棺 即可论定
  20. ^ 150公斤TNT炸墓劈棺:大汉奸汪精卫的末日结局
  21. ^ 《本期社会要闻之二“荡气回肠”的新式婚恋——陈璧君初识汪精卫》载于张研:《1908帝国往事》,重庆出版集团出版
  22. ^ 两岸史话-汪精卫是汉奸还是英雄. 旺报. 2013年4月21日 [2013年5月16日] (中文(台湾)‎). 
  23. ^ 国家文化资料库
  24. ^ 24.0 24.1 24.2 24.3 24.4 汪精卫女儿女婿细述往事:一生与刺杀结缘,中山网,2009-12月-08

参考文献[编辑]

  • 《真实的汪精卫》,林思云
  • 《汪精卫集团投敌-汪伪政权资料选编》,黄美真 张云
  • 《历史尘埃——袁世凯、汪精卫、林彪后人访谈录》,高伐林著,明镜出版社ISBN 9781932138382

延伸阅读[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官衔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首任
前任:
胡汉民
(陆海军大元帅(代理))
国民政府主席
第一任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继任:
谭延闿
前任:
孙科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第四任
1932年1月29日 - 1935年12月15日
继任:
蒋中正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兆铭政权创立者 “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第一任
1940年3月20日 - 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陈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