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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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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
蒋中正官方照,半身画像置中
蒋中正官方标准像
 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
任期
1950年3月1日-1975年4月5日
行政院院长
前任 李宗仁(代理)
继任 严家淦
任期
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
孙科
前任 首任
自己国民政府主席
继任 李宗仁(代理)
中华民国第2、4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3年6月1日-1948年5月20日
行政院院长 自己
宋子文
张群
前任 林森
继任 末任
自己总统
任期
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5日
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
自己
前任 谭延闿
继任 林森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总裁
任期
1938年4月1日-1975年4月5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职位废除,改为主席
其他主要职务
中华民国第2、5、7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任期
1939年12月11日-1945年6月25日
前任 宋子文
继任 张群
任期
1935年12月16日-1938年1月1日
前任 汪兆铭
继任 孔祥熙
任期
1930年11月24日-1931年12月15日
前任 谭延闿
继任 孙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任期
1931年12月15日-1946年5月31日
前任 首任
继任 职位废除
 中华民国第11任外交部部长
任期
1941年12月27日-1942年10月30日
前任 郭泰祺
继任 宋子文
中华民国四川省政府第5任主席
任期
1939年9月-1940年11月
前任 王缵绪
继任 张群
个人资料
性别
介石
蒋公
出生 蒋周泰
(1887-10-31)1887年10月31日
 大清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玉泰盐铺(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
逝世 1975年4月5日(1975-04-05)(87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士林区士林官邸
死因 突发性心脏病
墓地  中华民国桃园市大溪区慈湖陵寝(未下葬)
国籍  中华民国
政党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其他政党 中华革命党
国民党
中国同盟会
配偶 毛福梅(1901年-1927年结婚)
宋美龄(1927年-1975年结婚)
伴侣 姚冶诚(1911年—1927年)
陈洁如(1921年—1927年)
儿女 蒋经国
蒋纬国
父母 蒋肇聪、母 王采玉
亲属 曾祖父 蒋祈增,祖父 蒋斯千
学历 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
母校 日本士官学校预备学校东京振武学校,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
职业 政治家军事家
知名于 首先反抗清王朝,接着是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最后是同中国共产党军队斗争,蒋结束主宰中国[1]:265-266
宗教信仰 汉传佛教(1887年-1930年)
中国基督教新教(1930年-1975年)
获奖 醒狮勋刀
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采玉大勋章
一等宝鼎勋章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大十字级
签名
军事背景
服役 中华民国国军
服役时间 1911年-1975年
军衔 General Special Class rank insignia (ROC).svg 特级上将
参战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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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2]:1,后改名中正介石[注 1],浙江奉化[3]:1461中国政治人物军事家[4]:472。蒋任中华民国自行宪起的第一至第五任总统,并连续当选中国国民党总裁[1]:277。此外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5]:456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及二次大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等职。是继孙中山后,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蒋早年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校,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30年10月受基督教新教洗礼[6]:187。他参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参与创建黄埔军校,逐步成为中国国民党核心人物;孙逝世后组织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名义上统一全中国。蒋领导军民抗击日本,最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成为五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战后主持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实行宪政,并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在国共内战中,中共解放军占领中国大陆,蒋和中华民国政府军民撤退台澎金马。在台期间,蒋继续连任总统并实行中国国民党一党执政,且一直主张反攻大陆反共复国直至1975年去世。

蒋参与领导及经历20世纪东亚地区数项历史事件,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以及冷战中的两岸国共对抗,影响中国近代史东亚历克史发展。

名号和称呼[编辑]

性质 名字 解释
谱名 周泰 族谱记载之名字[7]:15
幼名 瑞元 祖父玉表公(蒋斯千)名之[2]:1
学名 志清 1902年到宁波上学时所取[7]:15,至少在1913年二次革命时,尚以此名为正名[8]
名讳 中正 (威妥玛拼音:Chung-cheng) 1917年至1918年间所取[7]:15。典故《易经》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9]:34。蒋在台湾地区正式名称为“蒋中正”或简称“中正”(威妥玛拼音:Chung-cheng)[7]:15。蒋逝世后,在台湾戒时期,多用挪抬尊敬写法“先总统 蒋公”称呼[7]:15
表字 介石 1912年留学日本时于自创杂志《军声》中使用之笔名,后成为字,其名另意为“其介如石”[7]:15。在中国大陆,一般称为“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先生[7]:15
军校昵称 校长,国民革命军之父 黄埔军校创校校长,黄埔子弟与中华民国国军皆视为“国民革命军之父[10]
英文绰号 Gimo,Generalissimo,花生米 1935年,任命为中华民国特级上将[7]:56。特别是以欧洲美国为主之英语国家外国人,均习惯昵称蒋为Gimo,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即大元帅Generalissimo)之英文简称[7]:268史迪威打从早年驻华就不喜欢蒋,在日记及其他美国人面前称呼蒋作“花生米”[11]:222
党内昵称 总裁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唯一永久总裁,自蒋过世后,改设中国国民党主席[12]
化名 石田雄介 1914年7月冒充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职员,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任务的化名[13][14]
英文通称 Chiang Kai-Shek (缩写CKS)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出现“蒋介石”三字的粤语拼音[15]:163,是纪录片中英文称呼[16]
英文误译 常凯申 源自上文Chiang Kai-Shek。参见“常凯申”误译事件
知名官衔 委员长(尊称委座 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座”)尔后成为蒋之代名词[7]:268

家庭背景[编辑]

蒋自称是后梁明州评事蒋宗霸宋代光禄大夫蒋浚明后人[17]:2。曾祖父蒋祈增,字怀盛;祖父蒋斯千,字玉表;父亲蒋肇聪斋号肃庵,或字肃菴;母亲王采玉[2]:1。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八岁时去世[3]:1461。据《蒋介石传》作者严如平在浙江奉化实地考察并查阅有关史料,蒋家世清楚,曾有传说蒋父是河南许昌县衙师爷,蒋母先前嫁给许昌郑氏,蒋是出生在许昌之郑三发子云云,不确[3]:1461[18]。蒋由母亲王采玉抚育成人,对母亲颇为孝顺[3]:1461。1921年6月14日,蒋母亲王太夫人去世,蒋回家奔丧,孙中山派陈果夫作为个人代表参加葬礼,还亲笔题“蒋母之墓”四个字[5]:460

夫人及儿子[编辑]

蒋原有妻妾,1901年在家乡同毛福梅结婚,1910年生蒋经国[3]:1467。1921年毛福梅出为王采玉义女[6]:187。1912年,蒋在上海纳姚冶诚[3]:1467。1921年12月5日,蒋与陈洁如之婚礼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楼里之大东旅社举行,张静江是证婚人[1]:168。1927年8月,陈洁如被哄退,离开上海前往美国[1]:168

1927年,蒋赴日本向宋太夫人面见求婚之际,9月28、29、30日,在上海《申报》,连续三天刊登“蒋中正启事”申明单身[19]。12月1日,蒋与宋美龄结婚[1]:276,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之离婚声明:“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1]:29。结婚典礼先按基督教方式在宋宅进行,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余日章证婚,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由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证婚[20]

早年出身[编辑]

少年习文[编辑]

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87年10月31日)时,蒋生于浙江奉化武岭溪口镇玉泰盐铺楼上[7]:70。蒋五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蒋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10余年,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3]:1461。通过报刊和其他信息之影响,蒋打算到外面世界去追寻出路[21]:9

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新知识[3]:1461。青年和中年时期,蒋也读过一些近代书刊[21]:24。凤麓学堂与龙津学堂是奉化两所新办学校,学堂开设英文、算学等新课,但教学重心仍在经史子集等旧学[22]。曾经在龙津中学堂担任过蒋之英文教师董显光回忆,蒋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是他每天抢着上海送到报纸的那种热切期待的表情”[23]:34[21]:9。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寙败,民族危机严重,又因蒋丧父后家庭社会地位低微,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3]:1461

投笔从戎[编辑]

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之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影响[3]:1461-1462。蒋没有像当时许多人那样选择理工及教育等和社会发展有关之科目,而是选择这条和传统中国文化人并不相契之道路[21]:10-11。蒋试图就读军校,因为日清协议,他不是清政府官方保送,到日本后,因非公费留学不能入军校[5]:458。同年冬返回中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3]:1462

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随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3]:1462。1910年蒋与孙中山在日本会面[7]:120。蒋1910年11月从振武学校毕业时,其总成绩在62名毕业生中,排名第55,倒数第八,不能算是优秀[24]:53-84。1910年冬振武学校结业后[3]:1462,和张群编入高田炮兵第十三师团士官候补生[5]:458,受到严格军事训练[3]:1462。蒋分配至日军野战炮兵第19联队实习,倒是表现相当不错[24]:53-84。振武学堂是1903年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创立之日本国立军人养成学校,是为了预计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军户山学校就读之清国留学生,而特别设置之预备教育学校[25]:246。所学课程以军事科目和日本语为主;高度军事化教育,造成蒋强烈军事化思维[21]:13。后来晋升上等兵[7]:79。1911年6月,晋升炮兵一等兵;8月,晋升炮兵伍长;若非因辛亥革命回国,12月蒋已确定晋升军曹[24]:53-84。蒋为将自己学历作实,以捐会费为名,派其副官陈铭阁到北京米市胡同南兵马司,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同学会总会负责人刘宗纪,要他将蒋说成是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并捐款5万大洋[26]

参与革命[编辑]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蒋和张群等即由长崎乘趁日轮回中国,10月30日抵上海;11月3日陈其美夺取上海,并为攻占南京聚集力量[5]:458。蒋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3]:1462。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3]:1462。蒋隶属第二师,师长黄郛,旅长是张宗昌[5]:458。时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3]:1462。蒋被认为是党内有数之军事人才[21]:14

1912年1月14日,因派系之争,陈其美命蒋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病房[27]:1164。另有资料记载是蒋亲手枪杀陶[3]:1462。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因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5]:459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8月各地讨袁军先后失败,蒋于10月在上海加入正在筹建之中华革命党,11月亡命日本[3]:1462

1914年春奉命回中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3]:1462,蒋奉孙令主持上海讨伐袁世凯军事,自兼第一路司令,负攻取上海西部欴责;袁遂下令严缉蒋,并收买党人王金发加以暗图,蒋觉察走避,应陈电邀赴日本;后奉孙命赴哈尔滨视察东北形势,居月余,上书孙述欧战趋势及倒袁计划[28]:32。蒋在东北策划讨袁工作,但因日本势力控制东北,难有进展,于秋间返回日本[7]:105

1915年9月,陈其美滞留上海,设总机关于法租界,由蒋担任军事职务;10月,蒋奉孙命回上海,拟定“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供陈其美参考;11月10日,陈其美派同志王明山等刺杀袁氏死党郑汝成;制造局守军同志不能及时响应;陈其美偕蒋退回机关部,及法国巡捕房侦探前来搜捕,自露台越屋走避;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遭刺客刺杀于法租界渔里机关部,蒋闻死载尸归其私寓,经纪丧事,复为文以哭之[28]:32-33

1916年2月14日,蒋率党人杨虎等袭取江阴要塞,五日后因内部叛变,同行者皆退出[28]:34。6月初孙中山任命蒋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难著成效;及袁氏暴毙,居正去北京,由许崇智代其职,呈请解散,蒋乃赴北京观察政局,同年秋复回上海[28]:34。蒋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3]:1462

护法运动[编辑]

1918年2月,海军总长程璧光桂系所刺杀,孙益无所恃,乃电召蒋赴广东以为助,3月11日蒋奉派赴汕头,出任援闽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28]:38。蒋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攻取大埔永泰 [3]:1462

1920年,孙命蒋、朱执信等赴福建漳州,促陈炯明等回师广州;10月5日,蒋抵汕头总部策定作战计划[28]:39。1920年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部分资助粤军及其他革命事业[3]:1462。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5]:459

政坛崛起[编辑]

作为一个对时事相当敏感之人物,蒋对当时波及全国之新文化浪潮有所了解[21]:24

1922年1月,蒋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之建议未被孙采纳,于4月返上海[3]:1463。6月16日,陈炯明 发动武装,孙避往永丰舰,6月18日电蒋“盼速来”[29]:152。6月29日,蒋抵广东;自是,蒋每日跟从孙中山,指挥海军沿省河进攻叛军,直到8月9日闻北伐军回师失利消息,蒋始侍孙离粤赴上海,8月14日抵沪[28]:40。蒋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赞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蒋由此博得孙很大信任和重用,大大提高政治声誉;10月,孙编组“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为第二军参谋长,蒋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不久便离开福建回到上海[3]:1463。当时孙派蒋到福建去,和安福系军阀建立联系;在他们帮助下,孙于1923年回到广州[30]:45。在上海,同乡虞洽卿指点蒋:拜青帮头号老大黄金荣为师[31]:114

一次国共合作[编辑]

1923年2月17日,孙特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7]:112。8月,蒋奉孙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三月余:蒋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之研究与进歩,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对于苏联没有同意蒋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向北京进攻之军事计划很失望,对于苏联之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联没有放弃其“侵略”之野心,因而认为苏联对中国之援助是别有用心;蒋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苏联之行加深蒋对苏联之认识和疑虑[3]:1463。蒋在苏联考察几个月,正值列宁病重,看到斯大林托洛茨基内斗,对苏联政治中“排斥异己”风气盛行充满失望[32]。孙在11月22日信中鼓励蒋说:“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其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30]:45

黄埔军校[编辑]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蒋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7]:138。2月6日,蒋设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于广州南堤[28]:51。一个月后,蒋辞职,开始发放遣散费;4月,孙批复蒋“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7]:138。4月9日,蒋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讲话,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办法”[33]:12,获得苏联顾问之好感和信任[3]:1464。4月21日,蒋返回广州[7]:139。同年夏,蒋到校视事,5月3日[28]:51。蒋在军校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3]:1464。蒋把军校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之一支武装,于当年10月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广州商团武装事变[3]:1464

中山舰[编辑]

1925年2月,蒋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3]:1464。6月,蒋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 [3]:1464。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信任和支持之蒋与汪精卫、许崇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3]:1464。8月24日,蒋当上广州卫戍司令[5]:462。蒋先支持汪精卫将胡汉民驱送出国,继而又将握有军权之许崇智迫离广州,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成为军事实力首要人物[3]:1464。蒋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3]: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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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蒋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3]:1464。2月8日,蒋辞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2月9日再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汪精卫既不批准,亦不挽留[28]:64。此时蒋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某些举措将削弱自己军权,甚或被放逐苏联,乃于3月20日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国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和纠察队枪支,制造“中山舰事件[3]:1464

中年经历[编辑]

一次北伐[编辑]

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命令之妥协方针,蒋在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之“整理党务案”[3]:1464。国民革命军北伐,蒋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制定各个破敌方针[4]:472

在北伐军7月11日攻克长沙后半个月,蒋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3]:1465。北伐军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后,于9月6日攻占汉口汉阳吴佩孚部死守武昌 ;蒋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3]:1465

1927年,蒋拒不出席3月在武汉举行之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3]:1465,全会选出蒋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34]:380。蒋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3]:1465。3月,蒋在上海,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等人商讨“反共问题”,得到李宗仁等人支持;蒋下令取消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之《查办共产党案》[3]:1465-1466

宁汉分裂与四一二事件[编辑]

1927年,蒋离开上海赴南京,4月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之密令;4月12日蒋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而此时正逢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然而苏联代表鲍罗廷以及中共中央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力量在后”为理由意图反对北伐;4月18日,蒋联合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对峙[3]:1466。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州迁移南京,宁汉分裂[28]:69。四一二事件使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事件原因复杂,其中包括蒋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32],同时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间不断渗透国民党内部使部分右派党员及将领不满,并且无端于地方发起暴动、迫害其所谓的资产阶级并掠夺其拥有合法财产等因素[35]

一次下野[编辑]

1927年6月20日至6月21日,蒋、胡汉民、吴敬恒等与冯玉祥会于徐州,协议统一指挥,完成北伐,6月22日由冯致电汪精卫,指责武汉之恐怖政策[28]:70。7月,被北伐军击溃之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铁路上反攻,7月24日攻陷徐州;8月6日蒋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之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持蒋之地位;蒋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回家乡住一个多月后,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广泛接触[3]:1466-1467。9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蒋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34]:381。10月,宋太夫人原不同意蒋宋婚事,其时蒋表示已与妻妾离异,并表示要遵守基督教义,宋母方予允准[3]:1467。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3]:1467

二次北伐[编辑]

1928年1月3日,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34]:382。蒋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对奉系军阀北伐[3]:1467。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36]:228。蒋集中优势兵力,专门攻击奉鲁军薄弱环节山东地区;而在河北、山西一带则采取守势,只投放有限兵力,比张作霖之战略步署略高一筹[37]:391

统一及训政[编辑]

1928年7月6日,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在北京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报告祭”;8月9日,蒋派方本仁到奉天,劝张学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5]:470。10月10日,蒋就国民政府主席职[2]:16-17。12月29日,张通电“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蒋即电覆,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诸兄匡扶党国,表示精神,无任佩慰!……愿与诸公共策之。”[5]:470

中原大战[编辑]

1929年1月,蒋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对各派军事首领委以高官,但夺掉他们兵权[3]:1467。蒋用重兵进攻、分化瓦解等办法战胜对手[3]:1467

1930年5月爆发“中原大战”,在蒋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兼施下,阎、冯军在陇海铁路、津浦铁路相继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8月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和邹鲁、谢持西山会议派联合倒蒋,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无疾而终[3]:1467-1468

二次下野[编辑]

面对中国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以及社会舆论强烈要求民主、法治,蒋在中国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胡汉民反对;蒋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5月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3]:1468。6月,蒋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34]:574。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3]:1468。蒋迫于各方压力,于12月15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蒋主军、汪主政[3]:1468

安内攘外[编辑]

1930年7月23日,蒋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28]:91。蒋还建立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中统”和黄埔系“军统”,专事破坏中国共产党,并防范中国国民党内反蒋派系;他于9月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之书籍[3]:1469。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五次向中共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经过四年鏖战,迫使红军退出江西、福建、湖北、河南、安徽等根据地长征[3]:1468

蒋一面在各根据地反复“清剿”,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红军长征,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逐步掌握云南、贵州、四川三省[3]:1468。1932年3月18日,蒋就任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36]:277。9月1日,军政部航空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亲自兼任校长[38]

黄金十年[编辑]

1934年2月,蒋发起“新生活运动”,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号召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推动,但收效甚微[3]:1469。5月,蒋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34]:471。1935年11月1日,王亚樵集团剌客、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呜于南京中央党部礼堂举行之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剌蒋不成,汪精卫遇剌重伤[31]:102-104。12月30日,国民政府令蒋等47员分别给予云麾勋章[39]:66。但是经济之微弱增长远远赶不上日益庞大之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支[3]:1469

抗战建国[编辑]

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爆炸案尹奉吉当场炸死河端贞次白川义则重伤而死,植田谦吉重光葵炸断腿,野村吉三郎炸瞎眼,蒋一改态度,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置韩国人特别班等,积极支援韩国独立运动[40]。在国统区大批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士,查禁书籍;派宋子文去美国签订五千万美元之棉麦贷款协定,实际上是谋取剿共之经济支援[5]:475。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先后同意签订淞沪、塘沽、何梅等一系列协定;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之“福建事变[3]:1468。蒋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3]:1469。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4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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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编辑]

1936年春,蒋调集中央军5个师入山西,准备打击经过长征实际逃亡进入西北之共军,同时也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有限度抵抗[36]:493。蒋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张、杨“剿共”受挫,受抗日运动推动和中国共产党表面抗日统一战线影响,主张联共抗日[3]:1470。1936年冬,蒋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遭拒,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扣押;后在中共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努力下,达成改组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3]:1470。蒋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27]:1587。12月25日,蒋由张陪同离开西安,到南京后扣押张,随即软禁;继又迫杨辞职、出国,分化瓦解叛变之东北军、西北军,调往河南、安徽[3]:1470

二次国共合作[编辑]

迫于军民要求抗日,蒋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多次谈判国共合作事宜[3]:1470-1471。2月18日,蒋呈请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辞去本兼各职;全会决议:一、陕变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二、恳切慰留蒋[42]:5368。3月4日,蒋以禁烟总会总监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切实推行禁政,务期如限肃清烟毒[42]:5378。3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蒋辞国民政府委员职[42]:5390。7月4日,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学员训练开始[42]:5461。7月芦沟桥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战争;蒋筹划之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乃决定“不屈服、不扩大”,应付时局;在军事上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同时调集九个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此时,蒋还企望芦沟桥事件能就地和平解决,以牺牲局部换取全局之苟安,连续接见英、美、法、德国驻华使节,希望列国出面调停;蒋对宋哲元在北平于日方谈判也“极度容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遣部队增援,延误战机,使日军入关轻易击溃第二十九军,而于7月29、30日占领平津地区;蒋急于取得各党各派势力合作和支持,在庐山、南京同周恩来等多次会谈,同意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3]:1471。8月12日,蒋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得到各地各派军事首领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支持和拥护,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3]:1472。8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为陆、海、空三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空三军对日作战;蒋以中日尚未宣战,不宜组织大本营,只扩充军事委员会编制,设第一至第六6个部及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另有管理部[42]:5559

1937年9月,蒋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会战,迅速调集73个师约40余万兵力(占当时全国可调动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阵地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期间蒋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战争,期待布卢姆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但英、美等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派志愿空军助战[3]:1472。政府既收编中共,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28]:121。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之韩复榘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将韩处决[3]:1473

对外和战[编辑]

日本在淞沪会战后,展开诱降活动;1937年11月5日,蒋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听取他转述日本提出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七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11月12日日军直指南京,蒋调集共15个师约10余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3]:1472-1473。11月20日,蒋宣布迁都重庆,是为陪都[7]:40

193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兼行政院长蒋辞职照准[42]:5725。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开幕典礼[42]:5789;4月1日在武昌举行第四次会议,决议: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二、选举蒋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三、成立国民参政会;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42]:5795-5796

1938年3月至4月上旬,蒋曾亲赴徐州督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筹划作战,台儿庄战役大捷,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嗣后日军增调兵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铁路西进,直扑中原要地郑州,蒋下令于6月9日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洪水泛滥将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告稳定,但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黄河决堤后,日军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3]:1473-1474。日军5月19日攻陷徐州[28]:114。蒋重新部署武汉防务,以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区作战为主,配置129个师及骑兵、炮兵等共约100万兵力,以及海军、空军,层层进行阵地战,尽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前后达4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迫使日军前后投入40万人以上,消耗军力重大[3]:1474。6月26日,马当要塞失陷[42]:5855。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于10月3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3]:1474。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日本政府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总方针[42]:5970

内部对立[编辑]

此后,日本加强“政治谋略”攻势,方针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蒋对于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之行径,表示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3]:1474。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政权[28]:127

1939年1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七次大会,确定蒋兼任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42]:6151。蒋任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34]:547。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令:蒋请辞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派张群兼理[42]:6414

对日正式宣战[编辑]

1941年12月8日晨1时,日军开始对美国檀香山珍珠港偷袭,同日炸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于是英国、加拿大、澳洲、荷兰、美国等对日宣战,美国并宣布对德意两国进入战争状态;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布告对日宣战,并声明对德、意立于战争状态[28]:128-129。12月27日,蒋兼理外交部部长[34]:521

1942年1月3日,美国宣布蒋为同盟军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陆空军最高统帅[5]:486。蒋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3]:1476。2月4日,蒋偕宋美龄,与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及前英大使卡尔(己离华驻苏)由重庆飞往印度访问,当晚抵腊戍,2月5日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腊戍飞抵印度之加尔各答[42]:6729。2月8日,蒋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加尔各答乘火车赴新德里,2月9日抵新德里;2月10日蒋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及印度军总司令哈特莱就印度政治、军事、如何团结印度民众共同对抗侵略问题交换意见,旋又会见前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谈印度问题;2月11日蒋会见尼赫鲁及现任印度国大党主席阿柴德,听取其陈述印度国民对太平洋战争之态度,并劝以宜用政治方法完成其志愿;2月12日蒋在新德里会见尼泊尔国王子巴哈度,伊奉其父卓达王之命前来致敬,并贡献卓达王亲猎之虎皮一张,又以印币五万卢比为救护中国战时难胞之用,蒋欣然接受,又逢尼赫鲁拜访讨论如何使英国给予印度国民以实权等问题;2月13日,蒋视察印度、阿富汗边境之开伯尔山隘要塞,并出席阿富里提等族之欢迎会;2月14日,蒋赴拉合尔,即返新德里接阅甘地函,与印度政府商定两国互派常驻代表;2月16日,蒋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新德里赴加尔各答;2月17日再次会见尼赫鲁并交谈,指出印度革命党利用今日世界大战之机会参加民主战线作战对印度将会有利,同日会见印度回教同盟领袖真纳,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定3月8日为“中国日”感戴蒋访问印度并表示敬佩中国军民;2月18日,蒋偕宋美龄在加尔各答白拉尔公园与甘地会晤,谈话5小时,蒋“希望印度国民大会改变主张,作参战的决定”,并谓“我相信印度参战,对本身有益而无损,且与推倒英国在印度统治权之目的并行不悖,殊途而同归。”[42]:6732-6740

蒋派员交涉,与美国、英国先后签订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之新约[3]:1476。美国、英国于1942年10月9日声明愿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1943年5月20日中美及中英新约分别在华盛顿、重庆互换批准本,并自即日起生效[28]:133-134

开罗会议[编辑]

约瑟夫·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与中国全面抗战之战略观念不同,遂公开反抗蒋之命令[28]:131。蒋对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想要获得指挥中国军队全权之要求予以拒绝,并迫使罗斯福改派魏德迈接替史迪威[3]:1476。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换杜聿明军长不获中国政府同意,乃不经预告,于二日后将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队轰炸机,全部调埃及助英军作战;其后史氏曾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两架运输机转交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500架飞机之作战计划,反对美军1000桶飞机汽油之借用;史氏甚至要求担任中国三军统帅,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为中国朝野所不满[28]:131。1945年1月28日,蒋、赫尔利、魏德迈应美国互通广播公司之请,于是晚10时在重庆播讲《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蒋宣布命名该路为“史迪威公路”,以纪念史迪威将军打通该路之努力[42]:7646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选任蒋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选举蒋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28]:133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和罗斯福、丘吉尔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会议加强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国际地位,并决定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之基本方案,蒋得到美国支持,取得外交成功;对于美国政府派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蒋坚持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实现“军事统一”[3]:1476。1945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罗卓英对记者谈话称:“此次蒋委员长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预定发动十万青年,分两批征集。现时仅两月,而全国从军青年已超过十二万人”[42]:7626

日本投降[编辑]

1945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7]:3712。8月11日,美国务卿比尔纳斯代表中、美、英、苏经瑞士答复日本,同意其要求,至8月14日日本天皇遂颁布无条件投降之《敕书》,8月15日国民政府接获日本投降电文[28]:146。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帮助下,蒋把长期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之国军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收资产[3]:1477

第二次国共内战[编辑]

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已在筹划内战,以消灭中共及其领导在抗战八年间私自组建而壮大之武装力量;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两天,蒋调动10个师军队进攻新四军,7月又指令胡宗南调动9个师进犯陕甘宁边区[3]:1476。1947年1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蒋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42]:8272。2月底,蒋下令驱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之谈判代表,最后关死和谈大门[5]:495。3月1日,蒋主持举行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蒋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42]:8298;中央政治大学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政治大学,蒋兼任校长[42]:8300。蒋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余万人进犯陕北,3月19日占领延安[3]:1478,但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43]:358。6月25日,即发布《平字第一九〇六号训令》,通缉毛泽东[5]:496。8月15日,蒋为党团统一组织发表《告党团同志书》,称党团组织合并统一,造成戡乱建国之动力,更是当前急切之图[42]:8397。10月10日,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号令[5]:496。蒋1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建立中原防御体系,分别组设东北、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国防部汉口指挥部等,加紧调兵遣将,四出巡视督战,力图挽回颓势[3]:1478

双十协定[编辑]

1945年8月,蒋连电约毛泽东来到重庆会谈,毛在重庆一个多月,始回延安;8月14日,蒋给毛发出第一封邀电:“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5]:490经过43天断续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会谈纪要》,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3]:1477。9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声称:“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的信号”[5]:489。蒋盘算如何“消灭中共”,他秘密下令80万国军沿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平绥铁路沿线进攻解放区[3]:1477。在国际国内和平舆论压力下,蒋被迫于1945年12月31日,同意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5]:493。虽因人民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反应强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下,蒋于1946年1月10日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但是他密令所部趁停战命令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随后又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连续向关外增兵[3]:1477。2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44]:2。蒋在10月11日国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发布召开国民大会之命令;蒋凭借美国政府支持和援助,拥有强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月至12月半年间占领解放区大小城镇105座,但却损失兵力70余万人[3]:1477-1478。没有捕捉到解放军主力,占领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修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解放军攻克击毁,益发加重负担与消耗,而兵力耗损甚巨[44]:5

1946年5月5日,蒋率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中山陵举行还都大典,与会者万余人[42]:8047。6月10日在上海成立海军军官学校,蒋亲兼校长,1947年12月1日全国各军事学校改制,蒋辞兼职,任名誉校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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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编辑]

1946年9月30日,台湾致敬团代表邱念台等10余人谒见蒋,敬献“国族干城”锦旗一面,另献金5,000万元慰劳阵亡将士之家族[42]:8164。10月21日,蒋偕宋美龄由南京飞抵台湾,国民政府总务局长陈希曾、军务局长俞济时、秘书沈昌焕随行,行前向马歇尔保证,如果南京谈判需要他,只要马通知发出4小时后,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回南京[42]:8187。1947年2月28日,由于台湾烟公卖局之查缉私烟,谢雪红等人公开攻击政府机关,杀害殴辱人民,一时社会秩序顿形混乱,至3月12日国军登陆[28]:159。3月18日上午8时,蒋经国抵达基隆,第一次踏上台湾土地,由要塞司令史宏熹陪同视察[42]:8315。1950年4月5日,根据蒋指示,行政院决定将二二八事件人犯迅速予以保释[46]

总统选举[编辑]

1947年7月4日,在第六次国务会议上又通过蒋提议之《厉行全国总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案》[5]:496。蒋于7月5日发布《剿共戡乱令》[44]:9。7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团统一组织原则》,决定:一、现任省、市、县支区分团部干事监察,一律改任为省、市、县党部执监委员;二、扩增后之省、市党部执行委员,由中央指定五至九人,组织党团统一委员会,负党团统一组织任务;三、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一人,由中央指定之[42]:8387

1948年4月4日,蒋以总裁身份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提名,中央委员们纷纷发言,一致拥护蒋为总统候选人;蒋表明:第一届总统不一定由本党内选出,应该选党外的人;党外的人具有下列条件可当选:忠于宪法,努力推行宪政;有民主精神;有民族国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刻认识[31]:66-67。4月1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举行选举总统会,蒋以2,43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5月20日,蒋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宣誓就职大典,由国民大会主席吴敬恒监誓[28]:157。蒋获得不受宪法限制之“紧急处置的权力”[3]: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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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下野[编辑]

军费开支庞大使财政经济濒临崩溃,财政赤字在1947年达到总支出百分之九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蒋督饬国军、警察、宪兵、特务强化统治与镇压,国统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3]:1478。1948年1月,蒋采取重点防御战略,将战区分为20个绥靖区,设司令长官令,掌握军政大权,组训民众,以充实兵源,同时集中兵力于主点、主线之上[44]:9。8月上旬,蒋召开南京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之战略,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之坚固阵地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兵团机动作战,以攻为守;为此,裁并绥靖区,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并在大后方加紧编组训练二线兵团;蒋在会上打气说:“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亳不气馁,我不忍放弃这剿匪责任。所以,我不能不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定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5]:497-498。蒋于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等;还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强令限制物价;黑市猖獗,不到三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3]:1478-1479。8月15日,李宗仁离开北平飞往南京前,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恢复“和谈”;12月24日,白崇禧首致电政府停止作战,主张邀请美、苏,联合调停冲突,同时程潜竟通电要求蒋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再度通电主和,张轸亦于同日要蒋下野[28]:165。12月31日,蒋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竟日,研究下野文告,四易其稿[42]:8764。美国政府对蒋失去信心,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中国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下野[3]:1479。蒋在考虑下野时,也与少数亲信讨论法律问题,如何保留总统职位[47]。蒋准备撤出大陆,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277余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3]: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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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居台湾[编辑]

蒋为预作恢复之准备,曾于1949年1月10日,命蒋经国赴上海转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政府库存黄金外汇密运台湾;1月21日,蒋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宣布引退,旋即发布引退谋和文告,下午蒋乘专机离开南京飞杭州,蒋经国等随行;1月22日,蒋转返抵奉化溪口故里[28]:166-167

1月2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紧急宣传通报》说:“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领导本党。”[5]:498-499。蒋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力谋与中共和平谈判,派出代表团赴北平;但是蒋认为“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之国共“隔江分治”之和谈方案他也不首肯,坚持“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以致国共谈判破裂[3]:1480

4月20日解放军渡江直指南京,蒋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3]:1480。决议如下: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战;联合全国自由人士共同奋斗;由何应钦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实行全面动员[28]:170。4月25日,蒋拜别母坟,然后走上凤凰山,对故乡最后一次眺望[48]:186。蒋父子离开溪口,乘车到下陈,至宁海团堧村,由象山乘竹筏驶至汽艇上太康号赴上海[1]:192。蒋乘军舰于4月26日抵吴淞口,召集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御[3]:1480。4月26日,蒋驻节复兴岛;4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28]:170-171。但在解放军凌厉攻势下,企图利用坚固工事挣扎之20万国军毫无斗志[3]:1480

5月7日,蒋乘静江轮由上海启程至舟山,预作上海撤退国军停顿之安排;蒋旋即经澎湖飞台北[28]:173-174。6月24日,蒋扺达台北,入驻草山第一宾馆[49]:137。7月10日,蒋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邀请,飞马尼拉访问,与季里诺会议于碧瑶,至7月12日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东亚各国成立“亚洲反共联盟”,以抵抗并消除共党势力之威胁[28]:174。7月蒋至广州,组设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军作最后抵抗;蒋先后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企图负隅顽抗,各路军队无不兵败如山倒[3]:1480。7月20日,中国国民党宣布要在台北成立总裁办公室,黄少谷任秘书长,下设党政组,主任谷正纲;外交组,主任王世杰;财政组,主任俞鸿钧;军事组,主任王东原;秘书处,主任张其钧[50]:206

蒋鉴于局势之严重,于8月23日飞往广州,与李宗仁、阎锡山等筹划战守事宜;8月24日飞重庆主持西南军政人员会议;9月12日飞成都布置防务;9月22日飞昆明与驻军将领会商西南局势,而大势已无法挽回[28]:174

11月14日,蒋自台北飞到重庆[48]:267。11月29日,主持军事会议,指示重庆外围作战计划,入夜林园行邸已闻枪声,兵工厂爆炸,始至白市驿机场;翌日晨飞抵成都,重庆于同日下午陷落[28]:176。12月6日,蒋约见邱昌渭刘士毅,要两人随政府先赴西昌[51]:238。是晩,蒋认为西昌决不能作国府驻在地[52]。12月7日,蒋指示阎锡山作好当晚离开成都之准备[53]。蒋立即决定国府迁移台北,指示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54]:160。是晚,行政院举行会议,通过国府迁设台北,随即发布“总统令”:“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55]:532-533四川军人刘文辉邓锡侯等,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密谋,欲扣留蒋[28]:176。蒋12月10日从成都败退到台北后,声称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3]:1480

晚年生活[编辑]

在中晚年,除特殊情况外,蒋基本上不饮酒,不吸烟,励行规则刻板之生活[21]:184。蒋还专门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来具体负责向中国大陆骚扰浸透[56]:194。生活几近吝啬,吃过之苹果也要一一清点;一件衣服通常穿5、6年,且平时不穿高级衣料,除个别出访场合外,拒穿西装;与此同时,他在台湾修建30多座行馆,有些从未去住过[21]:192

复行视事[编辑]

1949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鉴于中国西南地区战况艰危,决议先设法促请李宗仁回四川视事,否则即请蒋复职[28]:178。蒋想办法使李宗仁回到台湾辞职,可是李宗仁也用各种办法来搪塞,一直滞留国外[31]:74。2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在台北宾馆召开,对复职事做最后讨论;蒋在会中说,过去一年来,他健康表面上看似一如往昔,但记忆力已大不如前[54]:207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中央非常委员,均应邀出席,一致要求蒋复职;蒋为顺应舆情,乃于3月1日在台北复行视事[28]: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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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革新[编辑]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蒋凭台湾之战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国支持和庇护[3]:1481。蒋于1952年青年节发表文告,号召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10月31日正式成立,由蒋兼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委员[28]:182。1953年1月,政府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余由政府用征收补偿方法交佃农承租耕种[28]:184。1954年12月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3]:1481

内政外交[编辑]

蒋在台湾总结在大陆垮台之教训,与副总统陈诚推行减租、公地放领和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放给佃农等政策,竭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财政经济;同时大力“改造”中国国民党,加强统治[3]:1481

蒋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的理念,拒绝中共提出之两党协商和平解放台湾之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抵制美国、日本等势力觊觎台湾[3]:1481。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蒋很多活动都以实现其既定之政治目标为出发点,因此,他之文化观念具有强烈政治性质;只有透过政治帷幕,深窥其文化意义,才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历史行程中出现之蒋现象,作出科学之评估[21]:5

1967年7月28日,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蒋任会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随即推行[57]:230。蒋紧密地连接政治与文化,使现代中国既产生一批文化附庸从属于政治权威体制,同时也锻炼出一支文化新军积极投身于反对黑暗政治现实政治;单纯之文化建设和纯粹之文化人,在现代中国难以立足生根,这是蒋将文化政治化之必然结果[21]:5

在外交方面,面对冷战世局,站在自由国家阵营,争取国际支持,保卫联合国席位,后因国际环境转变,外交处境日益困难,终致1971年10月25日失去联合国代表权[58];抵挡不住中共日益强大和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于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在2758号决议的结果出来前宣布退出联合国[3]:1481

逝世[编辑]

蒋自1972年起多病,于5月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将统治台湾实权交给儿子[3]:1481。1975年4月5日,蒋以突发性心脏病,于下午11时50分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1]:254。4月16日举行追思礼拜,各友邦纷派代表团前来致祭[2]:134。蒋灵柩暂厝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桃园县大溪慈湖宾馆正厅[1]:261

轶事[编辑]

蒋在日本振武学校就读三年,1910年第十一期毕业[59]:10。毕业后,蒋在高田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据师团长长冈外史日语長岡外史在回忆录中称,留学时期之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什么出人头地之表现[7]:88。令师团长吃惊是,蒋在1927年11月,首次下野到日本时,特意走访他,这使长冈对此颇感意外,而蒋临走时,特别写下“不负师教”四字[7]:88

蒋早年由陈其美的带领下,开始沈迷风尘,尔后也多次前往妓院寻欢作乐,蒋曾在日记中多次记录[7]:111。有一次蒋来不及等待整理就入房,结果看到床铺脏乱,最后“拂袖而去”[60]

1945年,蒋扩建丰镐房,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主人却不愿意腾出自己家的地盘[61]。由于周顺房主人是蒋当年的父执辈,蒋得知后也无可奈何,只好苦笑着说:“迁不迁,由他去罢!”[62]

1951年11月19日,蒋曾在草山阳明山庄讲《改造教育与变化气质》:“张横渠说:‘学者须先变化气质。’又说:‘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这就是说教育的要务,莫要于学者能变化气质……如要完成革命责任,必先要变化气质。”[63]

1954年,在《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建校三十周年纪念训词》中,蒋称自己的话为“训词”,多次自称为“领袖[64]

修宪后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此项规定[65]:144-145。蒋当年口口声声反对修宪,但他从未表示不要三连任,而国民党的策略是在临时条款上动手脚;将宪法四十七条的限定总统任期废掉,如此既能让蒋三连任,又能达到他“反对修宪”的堂皇主张[66]:192

1960年代,中共与苏联关系恶化,蒋开始跟苏联接触,共谋推翻中共政权:驻墨西哥大使陈志平和苏联驻墨西哥大使暗中谈判;苏联驻英国记者维克多也亲自到台湾接触蒋方[32]

1965年,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开始利用统一编号进行编管,蒋拥有“编号第一号”身份证,编号为Y10000001(Y是阳明山管理局的英文代号);但不知何故,户政单位在蒋介石身份证学历栏上,填上“日本士官学校[67]。根据史料比对,其实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预校东京振武学校,而非日本士官学校[4]:472

1970年代后“反攻大陆”无望,蒋积极建设台湾,发展科学和教育,奠定台湾经济起飞基础;后人则多认为是蒋经国功劳[32]

1971年11月,蒋因便秘,要求副官钱如标润滑肛门;钱如标用甘油球为蒋通便,不慎使蒋肛门流血,因此被关了好几年,直到蒋逝世,钱如标才获释[1]:260

1975年4月5日晚,全台湾雷电交加,而蒋中正也于当晚11点过世。

纪念[编辑]

蒋去世后,慈湖中正纪念堂中华民国三军仪队站岗,蒋的逝世日期放假一天(与民族扫墓节同一天,之前并不放假)[68]。当时政府规定行文必须挪抬称他为“蒋公”,以示对蒋崇敬之意[57]:486

另外为纪念蒋过去于二战后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的宽容政策,日本乃建立中正神社。以蒋中正为主神,是附属于爱知县额田郡幸田町贵岭宫的摄末社[69][70]

去蒋化[编辑]

台湾,随着1987年解除戒严后政治民主化,以及社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民间对蒋的评价逐渐由“神格化”回归正常化;许多人开始追究蒋在二二八事件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所应负的责任,进而民进党时期的陈水扁大力实行去蒋化,并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园区,2008年由时任总统马英九改回原名“中正纪念堂”[71]。但民间的抗议及恶意破坏行为从未中止[72]

著作[编辑]

蒋一生语论、文电甚多,散见于报刊及内部档案,中国国民党官方曾出版过他之言论集多种,1956年编印过《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1984年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三册,1985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40卷,都只是有选择收录他部分著述[3]:1481。蒋著有《西安半月记》、《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等[27]:1587

蒋介石日记[编辑]

《蒋介石日记》本为私人日记,目前暂存于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已开放供研究者参阅[73]:10

影视形象[编辑]

电影

注释[编辑]

  1. ^ 名、字典出《易经》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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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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