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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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
Goldenyuan 10wan.jpg
金圆券10万元券
使用地区
使用地  中华民国大陆地区
发行历史
始发时间 1948年8月19日
之前货币 法币
废止时间 1949年7月3日
发行面额
纸币
- 常用: 500圆、1000圆、10000圆、50000圆、100000圆、500000圆、1000000圆
- 少用: 1角、2角、5角、10圆、20圆、50圆、100圆、5000000圆
发行制造
中央银行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
货币估值
通胀率 1,566,101.6%
- 数据来源: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1949年数据
此信息框显示的是该货币被废止前的最后状态。

金圆券中国在1948年8月至1949年间的法定货币,流通范围为除台湾省外的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区域。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1]:4439。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1]:4439。由于发行准备不足以及未严格实行发行限额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闻名。金圆券发行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规定每金圆的含金量为0.22217克,但不能兑现[1]:4439。以金圆券1圆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并用以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1]:4439。特别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所受的经济损失极巨,令中华民国政府失去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亦是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失败迅速的原因之一。

金圆券由人民政府陆续用人民币作价收回[1]:4439。金圆券发行失败后,中华民国政府随即发行银圆券,但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人民政府在1949年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2]

发行背景[编辑]

发行金圆券的目的是取代原本恶性通货膨胀法币。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到了战后,国民政府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巨额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是变本加厉,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

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14亿元[3]:394。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5兆,至7月增至10兆以上[4]:159。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性增加的情况下,如此巨大的发行量导致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初更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资源回收,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蒋中正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局面,若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于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蒋中正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民间外汇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5]。1948年7月29日,蒋中正在莫干山松月庐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6]:352。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蒋中正只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发行经过[编辑]

1948年8月19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翁文灏于当天下午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通过币制改革方案。根据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在各地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7]:56。蒋发表谈话,呼吁同胞奉行法令,拥护新币制,以福国利民[7]:56。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

  1. 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2. 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4]:159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限期1948年12月20日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在此限期前法币及东北流通券按照上列折合率流通行使,台湾省币及新疆币的处理办法由行政院另定。过去所订法币及东北流通券的公私债权债务均按照上述兑换率的清偿。
  3.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纯金1市两合金圆券200圆[1]:4439)、白银(纯银1市两合金圆券3圆[1]:4439)、银币(每枚合金圆券2圆[1]:4439)、外汇美钞每元合金圆券4圆[1]:4439)。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据此制定、颁布、实施了《人民所有金、银和外币处理办法》。
  4. 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包括法人)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5. 全国物价及劳务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同时蒋中正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当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8月23日就职,11月6日去职),正督导员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

金圆券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中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1948年11月16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收兑成绩:黄金166.3万两,白银(即银锭)893.7万元,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

根据《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登记管理办法》,人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社团)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均应在12月1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它指定银行申报登记。上海银行公会商定按照各行实力凑足1000万美元。蒋中正在1948年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斥责上海这些商业银行领头人物不遵守法令将全部外汇资产(估计有3亿美元)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想凑集1000万美元以敷衍了事,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只知自己,不知民生,藐视法令,罔知大义,限他们本周三之前将所有外汇向中央银行登记,并派蒋经国去上海督办。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刊登报导统计,以战前的生活指数为比较,8月上半月的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服装价格上涨652万倍,当天报纸用花边新闻的方式圈出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而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亦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8]。而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亦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崩溃[编辑]

随着内战失利,金圆券以极快速度崩溃,事件变化几乎以天为单位。到了末期,市场上物价甚至有一日涨价数次现象,货币几乎成废纸,反而以物易物才能换取物资。

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黄金白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至1949年6月发行增至130万亿元;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二十四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现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

日期 事件
1948年9月份 原本规定中央银行收兑人民持有金银的期限是1948年9月底,从10月份起是延期收兑还是停止收兑,这是对金圆券信誉乃至命运的严峻考验。
结果是国民政府决定收兑金银延期1个月到10月底,这无异于宣告金圆券信誉破产。
9月30日至
10月7日
全国各地掀起抢购现象,南京上海等地粮食尤感奇缺[4]:160。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结果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买卖,想尽方法保货物,等机会,正常市场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并拒收纸币。此时金圆券已发行到12亿元。
10月8日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整治投机倒卖遇上阻力。查封的扬子公司为孔祥熙之子、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所有,宋美龄催促蒋中正开脱此事,蒋于10月8日北平飞赴上海。蒋经国在压力面前妥协后研拟辞职。
10月31日 行政院公布施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规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物价管制最终失败。
11月3日 翁内阁总辞下台。
11月6日 蒋经国辞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
11月10日 蒋介石面谕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把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应即密运台、穗等地分存”实际把250万两黄金运台湾
11月11日 金圆券发行已达所承诺20亿之极限,于是工商停顿,社会经济陷于混乱[4]:160。同日,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法定含金量由原来的0.22217公分(克)减为4.4434公毫(公毫为百分之一),减低了4/5,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元兑20金圆券;对金圆券发行总额已经不做规定,第十二条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实际上无限额发行;财政部长王云五辞职。
11月26日 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蒋提名孙科继任,并征得立法院之同意[4]:160
11月30日 币值猛跌,物价暴涨,金圆券发行猛增至33.94亿元。
12月30日 金圆券发行累计增至83.2亿元。
1949年1月 金圆券发行累计增至208.22亿元。
2月 金圆券发行累计增至506.44亿元。
2月2日至22日 解放军宣布金圆券是伪币必须销毁,解放区接受20日内以10元换人民币一元,军公教和贫农、工厂工人优惠3元换一元[9]
3月 金圆券发行累计增至1960.6亿元。
4月 金圆券发行累计增至51612.4亿元。
5月 金圆券发行累计猛增14倍至679458亿元,一石大米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
5月27日 上海被解放军攻占,原定上海发行的500万面额钞未发行,印刷厂已经被占。
6月 金圆券发行累计猛增2倍至1303046亿元,市场一日涨数价,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变。解放区宣布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
7月3日 行政院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但中共解放区人民政府以战局考量,宣布广州、重庆的银元券日后不予收兑,加剧国府统治区社会动荡恐慌。


金圆券并无现金准备,发行又毫无限制,结果使其全然失败[1]:4439。金圆券的失败实际上在最初就是注定的。因为法币退出流通时发行总额为663兆元,以300万元法币合金圆券1元,法币总发行量仅为2亿元金圆券。而金圆券一开始就定为发行20亿元,这相当于一下子制造了相当于最末期法币十倍的通货膨胀。

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势逆转。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共产党自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新疆等地区亦继续发行,但其价值皆已接近废纸,例如新疆银行就曾发行过单张六十亿元的高额纸钞[10]

钞券面额[编辑]

在1946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就尝试性的委托英国托马斯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了1角(10 cents)、2角2种小面额金圆券, 1948年8月发行了5角、10元、20元、50元和100元5种钞券。其中5角币券与10元券由中华民国中央印制厂印制,而20元至100元券则由中央印制厂中华书局属下的印钞处授命发行每种面额钞券各2种制版,另外中华民国政府曾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过几种金圆券,不过发行数量极少,流通范围也只限在上海。1949年元月发行了100元中央印制厂版本的红色制版钞券以及500元券,2月逐渐开始印制和发行1000元券,1949年3月先发行5000元券,后又发行1万元券,4月发行5万元券和10万元券,5月再发行50万元券和100万元券。5月底印制了500万元券,但随即上海解放军占领,没有来得及发行。

影响[编辑]

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中华民国政府无视于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字以印钞票支付造成急剧通胀。政府不能自控通货发行,仅仅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

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小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中华民国政府虽然通过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1948年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已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中华民国政府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滥发货币是造成整个国民政府政权迅速在大陆崩溃的原因之一。

金圆券与台湾[编辑]

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总资产1亿2千万美元,划拨4,300万元,将台湾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元,使台湾进一步被卷入中国大陆恶化的经济情势中。而当时金圆券一元兑换台币1,835元亦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汇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11]。1949年6月,台湾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壹新台币=四万旧台币)[7]:60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辞海编辑委员会 (编). 《辞海》(1989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2. ^ 10万元的大饼. 
  3. ^ 蒋介石. 〈蒋介石对徐蚌会战的说法〉. 《大决战》(上):惊涛. 香港: 中原出版社. 1991. 
  4. ^ 4.0 4.1 4.2 4.3 4.4 李守孔. 《中国现代史》. 台北: 三民书局. 1973. ISBN 9571406635. 
  5. ^ 李立侠(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发行处处长,参与这次方案拟定):〈金圆券发行前的一段回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49期,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6. ^ 李勇,张仲田 (编). 《蒋介石年谱》.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7. ^ 7.0 7.1 7.2 陈布雷等编著. 《蒋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06-01. 
  8. ^ 蒋经国上海“打虎”最后为何草草收场?. 世纪. [2017-04-20]. 
  9. ^ 1949年2月2日.北平军管会一号命令:废止伪金圆券
  10. ^ 新疆银行六十亿元纸钞
  11. ^ 薛化元. 《台湾历史辞典》- 八画 - 金圆券. 国家文化数据库. [永久失效链接]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